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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新时期，邓小平总结了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鲜经验，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他运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经济、政治、军事、科学、文化、教育、统战和党建等方面，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展开了多方面的论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
一、具体矛盾具体分析
毛泽东总结民主革命的经验时说：“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69页。）。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已充分证明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建国以后，党和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和毛泽东又提出了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可惜，这条道路未能坚持走下去。历史表明，只有正确认清中国的国情，才能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邓小平说：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1页。）。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掌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才能制定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是历史辩证法发展的必然逻辑。
邓小平在许多讲话中一再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他说：一定要“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据以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则的原则”（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6页。）。这就是说，对国情的认识必须坚持具体矛盾具体分析的辩证法，做到实事求是地看问题，做到客观地、全面地认识中国国情，既要看到自己的长处，又要看到自己的短处，既要看到有利条件，又要看到不利条件，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
党对我国当前的基本国情，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多方面进行了分析，作出了许多科学的论断，指明了它的基本特点。概括地说来，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我国是处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某些具体的经济和政治体制还存在着缺陷，需要改革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已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我们还未改变基础差、底子薄、水平低的落后面貌；我国幅员辽阔，自然资源丰富，地理环境优越，但对丰富资源尚未全局在胸，也未加以充分的利用；我国是十二亿人口（有八亿多在农村）的国家，我国人民勤劳勇敢，自强不息，有愚公移山的精神，有振兴中华的志气，但人口多，密度高，增长快，负担大；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但由于国内因素和国际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社会生活上还必然会进行各种破坏和捣乱；我国在政治思想领域中，已巩固地确立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封建主义思想、资本主义思想、殖民地奴化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以及轻视文化和轻视知识分子的思想，还相当广泛地存在等等。邓小平指出，其中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一个是人口多、耕地少。这种基本国情和特点，正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客观依据和前提条件。
邓小平在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和客观经济的发展规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指明了方向。他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虽然这条道路还将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但是它的主要点，已经可以从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得到基本的总结，可以作为我们行动的依据。这条道路的主要点，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中总结了10条。这10条的基本思想是：要改革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归纳起来其主要内容有：第一，必须准确地估量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特殊形态；第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第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和完善，必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第四，建设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和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第五，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等等。这些要点，既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我们党找出的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要点。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总结历史和现实的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战略方针。
历史表明，世界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是不尽相同的，不可能有一个适用于一切国家的固定不变的模式。各个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究竟采取什么形式，只能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具体国情来决定。正如列宁所说的：“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都不完全一样”。（注：《列宁全集》第23卷，第64—65页。）在我国，道路已经开辟，方向已经指明。过去，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从中国国情出发，找到了一条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从而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建国初期，我们从中国国情出发，找到了一条中国式的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夺取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重大胜利。现在，又逐步找到了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今后，我们仍然要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丰富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去夺取更大的胜利。
二、普遍和特殊的辩证法
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这一基本结论，是毛泽东一贯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它生动地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创造性相结合，深刻地反映了普遍与特殊的辩证法。
1956年，我国取得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胜利，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在党的八大之前，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系统地总结了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既反映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又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党的八大正确地分析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政治经济形势，明确提出了党的中心工作的战略转移。毛泽东当时也指出，中国建设不能机械照搬外国的经验，而要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这种情况出发，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可是，这些正确的思想和原则，并没有在实践中坚持贯彻下去。党的八大后不久，党在指导方针上产生了“左”的错误，背离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直至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都未能实现党的中心工作的重点转移。
邓小平根据对我国国情和特点的科学分析，鉴于以往的历史教训，反复强调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4页。）就是要从中国的特殊性、特殊规律出发。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即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阐明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步骤、目标和方针政策，既要吸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共同性的成功经验，又要反映从中国国情出发所创造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独特经验。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的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一系列问题的战略思想和方针政策，就是从中国的特点、特性和特殊规律出发制定出来的，充分体现了中国的特色。
邓小平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要摆脱一切老的和新的框框的束缚，寻求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能够快一点、稳一点的道路，要有秩序有步骤地前进，经过20年的时间，到本世纪末，使我国现代经济建设的发展达到小康水平，然后继续前进，逐步达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他指出，各方面的新情况都要研究，各方面的问题都要解决，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在管理方法上，要特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在管理制度上，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单位和个人先富裕起来，以带动其他地区、单位和个人向他们学习，促使整个国民经济波浪式向前发展。
因此，在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要真正做到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就必须正确处理以下多方面的矛盾关系。这就是：要正确处理发展速度与经济效益的关系，纠正过去一度片面追求发展速度、忽视效益的倾向；正确处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建立起合理的产业结构；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既要发展生产，又要改善人民生活；在坚持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前提下，正确处理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独资经济等多种经济形式的长期并存；在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关系的前提下，认真推行多种形式的责任制；正确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确认识经济建设与科学技术的关系，充分发挥科学和教育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正确处理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关系，通过国际交换，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等等。所有这些重大方针政策，都充分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特点、特殊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运用一般和特殊的辩证法，对一般建设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展开了多方面的探索。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建设的规律，还要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尤其要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规律。一切外国建设的经验，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对于我们都是重要的，应该而且可以吸收其有益的成份，有所借鉴，有所丰富，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但生搬硬套是注定要失败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因此，我们不能满足于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规律，还要进一步揭示一般规律在中国条件下的特殊表现，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时期、不同方面的特殊规律，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普遍和特殊的辩证法。
三、内因和外因的辩证法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全部活动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得出的一个独创性的论断。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49页。）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又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思想，他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这就说明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革命和建设的基本方针，进一步发挥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基本点。实践表明，抛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就不可能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探索前进的道路，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去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这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本质含义。
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谈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时就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7页。）他一贯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078页。）搞革命是这样，搞建设也是这样。正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的：“建国以前和建国以后，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没有动摇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决心，没有在任何外来的压力面前屈服，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各族人民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50页。）邓小平在会见外国贵宾时说：“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6页。）“现在要发展经济，还要靠自力更生、量力而行这个原则”。（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7页。）因为，这样就可以振奋起整个国家奋发图强的精神，把人们团结起来，就比较容易克服面临的各种困难。他在谈到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时说：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当然必须依靠我们自己努力，必须发展我们自己的创造，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这就进一步阐明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极端重要性。
但是，我们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并不是说不要外援和拒绝学习外国的长处，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我们任何时候都需要争取外援，特别需要学习外国的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的东西。那种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以及任何大国主义的思想行为都是完全错误的。邓小平说：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这就深刻阐明了自力更生为主、学习外国为辅的辩证法。
在广泛的意义上来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也是我们一切对外交往中所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这一点在今天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是在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决不能把独立自主与开放政策对立起来。我们一方面，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把国内的事情办好，尤其要把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搞上去，增加国家的实力；另一方面，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时，在同各国发展贸易关系、利用外资、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进行科学和文化交流中，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泛滥。尤其要指出的是，实行开放政策，是从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决不拿原则做交易，政治上不受任何外国支配。邓小平说：“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50页。）在这里，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提到了国家的安危、人民的荣辱的高度，从而不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进一步深化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
由此可见，邓小平对自力更生为主、学习外国为辅的方针的深刻阐述，是内因与外因、根据与条件的辩证法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杰出运用，生动地说明和发挥了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的真理。
四、自由和必然的辩证法
当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开始进入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但是，那时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知道甚少。1960年6月，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说， 真理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注：转引自《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0页。）1962年1月，他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必须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他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第826页。）他还说，为了社会主义事业， 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他得出结论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第833页。）这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哲学总结， 也是对自由和必然这对哲学范畴的深化和发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坚持和发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党和邓小平认真总结了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强调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必须认识它的必然王国才能向自由王国飞跃。现在，我们对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必然王国已经逐步克服了一些盲目性，获得了一定的自由权和主动权。诸如，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认识，对主观能动性与建设社会主义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认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等等，都有所前进。针对由于“左”倾错误带来的国民经济发展严重失调的状况，党果断地研究并坚持实行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就是对我国经济状况进行深入调查研究，认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其目的在于消除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造成的影响，把整个国民经济纳入持久的、快速的、稳妥的发展轨道。
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总结说：“和八大的时候比较，现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贯彻执行我们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页。）在这里，他指明了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必然王国的认识逐步获得了自由，从而提示了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向胜利的内在根据。
在十二大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政治报告中，从思想、政治、经济、组织、文化、教育、军事、党建等方面，说明我党在三中全会以后，不但在指导思想上分清了是非，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拨乱反正的重大胜利。通过总结三十多年的丰富的实践经验，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已经从过去那种不完全、不准确的状况，发展到比较完全、比较准确了。我们现在的认识，比起八大召开的时候，的确深刻得多，正确得多了。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已经基本上实现了从不知到知、从不完全的不确切的知道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知道的过程，逐步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
在十三大的《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政治报告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经济发展战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它既是我们成功经验的总结，又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概括，也是治国安邦、振兴中华的建国大纲。
在十四大的《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政治报告中，完整地阐明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现在，党经过对过去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逐步清除了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制定出一系列符合我国当前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使我国经济渡过了最困难时期，走上了稳步发展的健康轨道。党确立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在本世纪末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到下个世纪中叶“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并正式提出：到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纲领。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尽管还有许多新的问题，还有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还需要我们继续探索。但是，十二大、十三大和十四大以及十五大所提出的经济纲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个纲领，既能使我们不致重复过去脱离实际、盲目冒进的错误，又可防止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需要克服的困难面前徘徊观望、踌躇不前，这是一个需要我们进行巨大努力才能实现的纲领，但也是可以实现的纲领。以这样的纲领来保障我们今后坚定不移地把党和国家的重心摆到经济建设方面，将使我们稳步地达到经济建设的宏伟目标，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的丰富和发展。
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邓小平提出了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具备的四个前提以及四项必要保证。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在思想政治上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具备的四个前提是：要有一条坚定不移的、贯彻始终的政治路线；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要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要有一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四项必要保证是：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整顿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包括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这是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大纲，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深刻发挥，是创造性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光辉范例，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毛泽东哲学思想谱写了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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