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倦的探索与创造——对当前现实主义新写作现象的看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主义论文,看法论文,现象论文,不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杨颖（以下简称杨）：秦晋同志，上次我们谈了报告文学的发展和现状（见1996年12月19日的《光明日报》），现在我想请您谈谈对当前的现实主义创作问题的看法，这也是近年文学界的热门话题。
秦晋（以下简称秦）：现实主义是个老话题，要一下讲清楚比较困难，因它涉及的内容很多，我们可以就评论界所谈到的问题交换一下意见。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它也是观察世界的方法和对待人生的态度。它不是固定的模式，而是发展的过程。对文学现象的评价，缘于对生活现象的评价
杨：引起评论界强烈关注的这批现实主义作品，主要有：《分享艰难》（刘醒龙）、《大厂》（谈歌）、《黄坡秋景》（张继）、《年前年后》（何申）、《大雪无乡》、（九月还乡）（关仁山）、《学习微笑》（李佩甫）、《天缺一角》（李贯通），以及长篇小说《人间正道》（周梅森）、《麻尼石》（井石）等等。它们的主要特点是：有着鲜活的生活画面、浓厚的时代风味、强烈的现实气息，真实而客观地呈现出当下中国社会基层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对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集中出现的带有这些共同特点的创作现象，评论家们有的称之为：“现实主义复归”，有的叫它“现实主义新浪潮”，有的又以“现实主义的重构”给它命名，张颐武叫它“社群文学”，雷达则认为用“现实主义冲击波”更为恰当。对这个称谓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秦：理论对于文学现象的概括是很必要的，但很难做到绝对准确。我比较欣赏“冲击波”的提法。因为新时期以来，现实主义在中国并没有丧失，所以谈不上什么回归。新时期之初文艺领域中拨乱反正就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冲击，“新写实”也是现实主义冲击，如今这种现实主义的新写作现象同样是一种冲击，是新的冲击。
杨：您的意思是说，这种新写作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现象，有其社会和文学发展的必然性？
秦：是的，这是评论界必须首先看到的问题。现实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创作方法，应当把它视为一种文化精神。它是作家观察世界的方式和对待人生的态度；它不是一种固定的模式，而是一个发展过程。当前出现的新写作现象，是在社会变化的需要下，作家所作出的一种选择，更是在新的形势之下，现实主义的自身完善和向前推进。也就是说它是整个现实主义发展的一个环节，属于正在发展中的现实主义现象。
杨：批评家对这种新写作现象，在认识和评价上不尽相同，甚至完全相反。比如，有的认为它是“以较先更全面、更冷静、也更求实的眼光，以不回避的正视姿态，来看待现实关系的复杂性和某种现实问题的尖锐性”，“把文学的真实领域发掘到了一个新的层面，扩充到了一个新广度”；而有的则认为这批作品“缺乏批判现实主义的主体意识”，“未从更广阔的视界中将这种时代、社会和人的本相从形而下的描写中提升到形而上的哲学层面”，是用“生存艰难的具体描述”取代“现实主义”；有的还认为这是一种“肤浅的现实主义”，“表现出一种庸俗的乐观，有意无意给现实涂抹上一层亮色”。
秦：对文学现象的评价，缘于对生活现象的评价。是先有生活后有文学，而不是先有文学后有生活。在人与社会的概念里，严格地讲，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独立的社会和一个可以自由地把自己去与这个社会相联结的独立的个人。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人，二者只有在相互的关系之中，才能被加以考虑。在一个经济转型、社会变革、充满矛盾和困惑的时期，人们对各种社会现象的看法自然会有所不同。不同的看法也会反映到文学中来，形成有差异的创作观念和评论方法。如果你认为今天的社会是在进步，而且是以一种急剧的速度向前发展，这个进步不仅是物质方面的；也是精神方面的。而社会上的各种问题都是伴随着进步出现的，而且也只能在进步的发展中获得解决，从这种现实观生发出来的创作观便是“分享艰难”。不同的现实观属于不同的理念规范和价值结构，缘于不同的内省经验。用一位西方不怎么知名的作家讲过的一段知名的话说，就是：“如果认定自己处在一个固定的世界中，我们就会抗拒改变；但若坚信这是一个流变的世界，我们就会与变动携手前进。”有人不是不懂得何为“分享艰难”吗？“分享艰难”就是在艰难之中“与变动携手前进”。
“分享艰难”是作家在文学与现实之间寻找到的一种连结方式。离开历史进程和现实生活，我们无法把握人的本性
杨：就像一部收集这些作家作品的小说集以《分享艰难》来命名一样，这批作品主要的创作思想特点，是不是也可以用“分享艰难”来概括？
秦：把它作为一种“艺术符号”是可以。它是作家在文学与现实之间寻找到的一种连结方式。关于这批作品的创作特点，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是这样概括的：“从‘零度感觉’到‘分享艰难’，说明现实主义创作从客观性开始向主观性转化。转化的特点是强调‘体验’。一是以作者自身的感受方式反映生活变化；二是对人物事件的判定趋于宽松，更强调现实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三是从对现象和过程的叙述中往往导致对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的探究。强调体验，是作家在大发展大变革、高速度快节奏的生活面前采取的一种适应性的表现方式。就作家与现实的关系而言，这既是退守又是深入，既然不能准确把握全局的脉络，便通过局部的不确定性来体验变化的状态。”这种“体验现实主义”对社会改革取一种更现实更平和的姿态和视角，既领受社会进步的成果，也分享进步过程中的艰难，可以说是转型期的社会特征在文学中的比较客观、比较真实同时又比较积极的反映。
杨：文学是人学。文学作品除了要表现现实的需要，描写生活现象以外，它需要作家有一种思想力：辨析原始的生活素材，透过现象抓住生活的本质；它还需要作家以一种精神的力量去穿透生活现象，触及人物的思想和灵魂，反映人的生存状态，展示人性本质的东西——按照有的批评家的话说，是“人性本质”、“人道主义”、“精神的阳光”、“悲剧精神”等等。可以说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许多批评家才认为这些作品只流于展示和表现，没有深化，只停留在讲故事的水平上。
秦：关注人的生活状态与关注人的精神状态，不应该割裂开来。现实主义中的“现实”，不仅是指客观世界的对象和人的关系，而且也指人们的内心生活和精神世界。文学不应把人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对立起来。这个道理很简单：离开历史进程和现实生活，我们无法把握人的本性。用马克思的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他批评费尔巴哈撇开历史的过程，假定出一种抽象的人类个体，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见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我们所承受下来的和正在发展中的生产力、生产方式、资金和社会结构、社会交往等等这一切，是被称为“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文人不喜欢讲经济，更厌恶市场，但别忘了，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是以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不是以“意识的意识、思维的思维”为基础，而人们的“内在本性”不得不与或者说无可争议地要与这个基础相适应。
杨：您是不是认为文学不应该离开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来讲“人性本质”和“精神阳光”之类的东西？
秦：是的。对现实主义文学艺术来讲，尤其是这样。所以新写作现象尽管不完美，有的甚至很粗糙，但它表现了文学的一种趋向，就是作家认识到他们不能回避他们每时每刻都面对着的这种生活现实。他们要想超越它，必须首先适应它；他们要想批判它，必须首先理解它。他们的艺术生命，只有扎根在现实的土地上，才会有活力和生机。
杨：“适应”从另一个角度讲，就是屈从，这似乎有悖于现实主义的品格。
秦：这要看“适应”什么。如果你“适应”的是一种垂死落后的东西，那你就背离了现实主义精神；但如果一个作家无法“适应”生活中新的富有生命力的变化，无法理解新的生活过程和新的生活冲突，那他与现实主义就相去更远了。马克思主义不承认现象和本质的绝对对立，它主张从现象中去寻求本质，从与本质的有机关系中去把握现象。艺术家要探索生活的方向和速度，就必须去理解现象和过程的性质。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的前言中指出：“我必须研究产生这些社会现象的各种基础或一个一般的基础，寻出隐藏在一大群人物、热情和事件里面的意义。”卢卡契认为巴尔扎克不仅看出了过程不可抗拒的力量，而且看出这种不可抗拒性正是从这过程包含的进步因素中产生出来的。老巴尔扎克所看到的这种发展，虽则带有一切畸形化和使一切畸形化的特征，但比起被他时时处处在最可怕形式下进行解剖的那个封建和半封建状态来，它毕竟代表了人类发展的更高阶段（见《卢卡契文学论文集》）。所以，难怪马克思说：巴尔扎克是一位“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的作家（见《资本论》）。巴尔扎克正是违背了自己的情感好恶，“屈从”于历史变革的必然性，才深刻反映了社会生活与人的内在本质。正如著名的丹麦批评家勃兰兑斯所说：“巴尔扎克不仅仅是一个观察者，他更是一个透视家”，“他从不让自己为厌恶或热情所左右而背离真实的描写”（见《十九世纪文学主流》）。这恰恰是现实主义精神最伟大的地方，这也是这种创作方法得以成为一百多年来世界文学主潮的根本所在。
与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不同的，果戈理这位文学大师在晚年由于憎恨使艺术、道德和整个社会生活俯首听命的、有着“银行家面貌”的时代，以至用自己的著作对即将到来的革命予以抨击。所以，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果戈理怀着他所固有的高贵的愤怒反对丑恶的生活现象，但是没有能提高到先进的政治观点。我以为，这种先进的历史观和政治观，是现实主义文学艺术家创作观的核心。
道德向来是历史的产物。作家也许本来是准备选择义愤，但现实主义迫使他最后选择了生活
杨：有评论批评新写作现象缺乏起码的“道德义愤”，说在这些作品里，伦理被历史击溃了，不再与历史有对垒之力。在文学创作中的历史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好像是一个既古老又现实的话题。
秦：我在前面已经讲到了，从本质上讲，道德是依附于历史的。它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但它归根结底是历史的产物。“不管是人们的‘内在本性’，或者是人们对这种本性的‘意识’，即他们的‘理性’（当然包括他们的道德伦理观），向来都是历史的产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伦理被历史击溃的例子很多，比如三纲五常（作为道德规范，它反映的是它那个历史时代的关于财产权利的共识）。但用道德对垒历史，而且能在对垒中取胜的例子，好像还未曾有过。人类发展的事实是以生产力推进的历史，在不断改变着人们的关系、人们的意识（包括他们的道德观念）、人们的生活状态。是生产方式决定着人们的活动方式、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或者说生存方式，而不是相反。用马克思的话说：人是由于生产而发展了自己，改造了自己，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新的交际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见《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
杨：可是文学是一种艺术，除了社会内容和意义之外，它还有一种审美的需要。就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而言，它需要深入生活然后高出生活。这种“高出”，不仅需要作家有思想力，有“精神的阳光”，还需要以一种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对原始生活进行加工和提炼。也就是说，“高出”是一种典型化的过程。可是，这些新写作现象中的现实主义作品除少数几篇较好以外，大都缺乏这种加工和提炼：人物被淹没在事件之中，有的甚至形象模糊，缺乏性格刻画和心理描写。这类作品看得多了以后，不管是同一个作家的不同作品，还是不同作家的作品，给人的感觉是大同小异，这个作品中的人物、事件常常与那个作品中的人物事件混淆。语言呆板，结构雷同，模式化、有编造的痕迹、甚至细节重复，这些批评意见不能说没有道理。
秦：当然，就艺术创作而言，它们还存在不少问题，但有些批评显然是把缺点夸大了，因而也就更加忽视了它的意义。它的意义就在于一种新的文学取向和文学视角，在于它对生活所采取的新的阐释方式，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活理解模式，在文学文本和历史语境的关系上作了一种新尝试。它摆脱了二值判断的思维陈规，强调状态的“磨合性”和“体验感”。就是说矛盾不是通过你死我活的斗争解决，而是用“磨合”的方式达到统一。许多作品都或多或少，不约而同地描写了生活中的那种“纠葛状态”，不是二元对立，单一矛盾，而是各种矛盾相互纠葛、彼此制约、错综复杂的状态。面对这种无可奈何的情景，人们只能采取比较宽容的“磨合方法”。从艺术论的角度看，这种“纠葛状态”和“磨合方法”不是作家的发明，而是作家的发现。
杨：您的意思是文学中的问题，是生活现实中问题的再现，可难道文学不应该比生活更高些、更深刻些么？
秦：艺术发现本身就高于一般地模仿、反映和再现。它恰恰是艺术家艺术感觉和思想深度的体现，是创作主体与客体相互渗透融合的产物和强烈追求自己对象的本质力量的显示。反映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和中国人，若离开“纠葛状态”，避开这种状态下的那种脱离了旧轨道又没有完全进入新轨道，旧观念不吃香、新观念又用不上，对前景抱有希望在现实面前又充满困惑，离开了这个特殊环境，离开了这个环境中人们的矛盾、人们的心态、人们解决矛盾的方式，不把人生问题放在它所处的具体社会环境里来解答，这种文学还能够深刻吗？
我们不妨举一个例子。在《人间正道》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平川市民郊县金龙煤炭集团的农民闹事，砸了变电站，省电力局长责问市长和市委主管政法的吴书记：平川地区还是不是共产党的天下，还有没有法制？县委书记程谓奇和县供电局刘局长奉命火速前往处理。这一事件涉及到的矛盾有：农民与地方政府，地方与电力部门，集体企业与国家企业，县、乡与省、地等等。一件小事能牵出一大堆问题来。电力部门惹不起，金龙集团是县里的“聚宝盆”，不能搞垮了。这一事件最后让程书记七说八说，作为“一般工作纠纷”解决了。程书记在自己被市委吴书记狠狠训了一通、并到市电力局登门道歉后，又把金龙集团董事长总裁兼村党支部书记田大道臭骂一通。除了责令赔偿毁坏的设备外，还罚田大道捐款给县城新建的儿童乐园买一只猴子，一只狗熊。然后，他还乘机向金龙集团提出商借50万元，以解决国营煤矿八千多人的吃饭问题。这确实带有讽刺性，不是我们的干部不懂得“道德义愤”，而是现实的矛盾与困难，使他们不得不采取一种更现实更实际更有利的方式，这也是生活本身做出的选择。作家也许本来是准备选择“义愤”，但现实主义迫使他最后选择了“生活”。当然不是说什么东西都可以容忍，但生活并不完全是丑恶的、赤裸裸的“交易市场”，它有着多少让人动情、使人欣慰、令人眷念的东西啊！它包含着一个民族在维系生存和繁衍的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全部情感方式、态度价值和文化习惯，而且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义愤”固然不可少，但除了“义愤”之外，文人还有很多事可以做。就这件事而言，你说，不这么办，怎么办？
杨：我不知道。我想批评家们可能也说不出来，生活往往是有着它自己的道理。
秦：现在的问题是不只一两个作家写了这种现象，而是相当一部分作家的作品中都反映出了这种生活认识。如果有足够多的作家和批评家感觉到了这种新的文学写作现象，那么，他们的感觉就变成了一个值得思考的文化事实。我们不能因为有些作品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便忽略了这个事实。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事实也许就是孤僻冷漠的文学现象的终止。
开放改革本身就是良知和责任的体现。知识分子不是超现实的群体。崇高的优点与现实的立场是不可分的
杨：我想，有些批评家的意见，是出于知识分子的一种责任感。面对当前转型期中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教育问题、道德伦理问题、理想信仰问题等等，他们感到忧虑和焦急，认为作为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员，尤其作为作家，应该比一般的老百姓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忧虑更深更广。他们希望作家对世人有个警醒，在对丑恶进行抨击的同时呼唤美好，呼唤理想。
秦：我想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不知你是否看过一个叫洪水的作者写的评论，他认为这些作品不是平庸的现实主义，而是对人和社会认识理解的深化，而这种深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新潮文学。他说：传统现实主义作家在反映生活矛盾时，总要论证社会诸多的不合理性，从而进行启蒙或批判，而现在的作家兴趣不在于论证社会的不完美，而在于关注不完美状态下的人生百态。在他们眼里，社会不够理想是一种常态，无须论证它是有害还是有利。新现实主义是把社会问题作为一种前提和背景，而不是作为作品的写作目的。他以《人到中年》和《学习微笑》为例，认为他们都是写艰难，但落脚点不同，而这种不同反映出的却是文学观念的变化。我觉得洪水是认真研究问题的，是从文学的发展中思考文学现象的。
杨：这是自然的。出现于九十年代中后期的现实主义新写作现象，与九十年代初出现的“新写实”不同，更不可能相同于八十年代的现实主义作品。它必然会吸收了近些年某些现代、后现代派创作的思维方法。虽然它存在这样那样的毛病，但它绝不可能是简单的回归。
秦：文学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文学评论不应该把文学现象简单化。至于说到知识分子的责任，说到文学应该呼唤美好的未来，当然是好事情。文学可以有写实的，也可以有理想主义甚至浪漫主义的。各种文学流派在对主观与客观、表现与反映、理性与直觉的理解和认识上，可以有各自的侧重，从而形成彼此竞争、多元共生的局面。这样，文学创作才会有活力，才可能在不断创新中推进发展，同时在普遍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精品。在此基础上，人们渴望的、一再呼唤的具有史诗品格的经典之作也才可能出现。所以，不管是哪一种文学和哪一个时代的文学，都必须面对它的现实，作家都必须解决他的创作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这是无一例外，无可回避的问题。知识分子不是超现实的群体。如果说良知和责任，那么，面对一个穷困落后、灾难深重的民族，最大的良知和责任就是从各种各样的桎梏束缚中，开出一条生路来。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良知和责任的体现。
杨：你的意思是说如果谈知识分子的责任感的话，那么他们的最大责任就是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如果要谈忧患意识，那么他们所忧虑的最主要的应该是关于改革本身。
秦：我只是想说，对于一个尚未完全解决温饱问题的民族来说，我们所面临的诸多任务之中，总有一个是最基本的、决定我们前途命运的、生命攸关的大任务。这就是小平同志讲的“发展才是硬道理”。不发展，我们就落后，就贫穷，就被人看不起，就没有发言权，就受人欺辱，就任人宰割，就火烧圆明园，就割让香港，就南京大屠杀……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所付出的代价还不够吗？穷过渡解决不了中国的前途问题，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正如海涅所写的：“我们这个时代的痛苦是再度新生的阵痛。”把这件事办好，振兴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这也是文学艺术家的使命。“硬道理”，就是用亡国亡民的血的代价所换来的一切道理之中的最根本的“道理”。所以，当我们在讲其它任何问题时，都决不能忽略这一点。诚然，作家艺术家所追求的应该比现实更高雅更深远一些，也正因此，他们对人生和社会应该有更深刻的洞察和理解。原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赫拉普钦科有一段话讲得很好：“社会的、人道主义的洞察力——这是才能卓越的大师所达到的崇高的优点和成果。这种优点和成果赋予了他的作品以真正的深度，给他的艺术概括带来了历史的重要性。在社会发展的转折时期，这种洞察力特别必要。它是跟艺术家的社会立场，跟他对于决定着人类将来的力量，对于阻碍进步的历史运动的力量所采取的态度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见《作家创作个性和文学的发展》）我想，这话讲得已经很清楚了：崇高的优点与现实的立场是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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