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视域下的筮卦变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苏轼论文,筮卦变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4.99；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82(2012)06-0012-07
《周易》本系卜筮之书，在由六十四卦的符号系列与卦辞爻辞的文字系列互诠互显所构设的卜筮架构和语境下，潜藏着深度天人之学秘密，具有涵纳融摄一切的高度哲学性天人之学开放生成引发的无限空间。正是基于此，作为《易》有机组成部分的《易传》各篇，才会首次系统诠释开显易学的高度哲学性天人之学品格与底蕴。在《易传》所营造起的易学天人之学新语境下，象、数、理、占成了其四个基本要素。象与数是理的载体，占是《易》的解惑之用。除凭借《易》所开示的天人之学大道、精湛智慧提供人生价值向导、方略启迪、释疑解惑途辙之外，借助《易》占以解惑，往往是古人的选择之一。为此，伴随着理性与信仰、敬畏与自信互为消长、彼此冲荡、相益互补的生命境地，包括许多易学家在内，传统时代的人们，对《易》占倾注了莫大心力进行探究。这是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应当予以严肃正视并深入研究的文化现象与传统人生面相。生活在北宋时期的一代文豪、书画名家和重要政治家苏轼(1037-1101年)，既在父亲苏洵(1009-1066年)、弟弟苏辙(1039-1112年)努力的基础上，撰成荟萃苏氏父子三人心血与识见的系统诠释《周易》经传的《东坡易传》一书，而具备了易学家的资格，又不时关注《易》的筮占之用，在筮卦变占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这点，每每为人所忽视，本文即尝试就此略作一番粗浅的探讨。
苏轼思想开放性有余而价值凝聚性略显不足，他以儒为主，兼容并包儒释道，对各种方技术数也颇为热衷信从。例如其笔记体著作《东坡志林》生动记载：“欧阳文忠公尝语：‘少时有僧相我：耳白于面，名满天下；唇不着齿，无事得谤。其言颇验。’耳白于面，则众所共见，唇不着齿，余亦不敢问公，不知其何如也。”①又载：“至和二年(按，仁宗朝1055年)，成都人有费孝先者始来眉山，云：近游青城山，访老人村，坏其一竹床。孝先谢不敏，且欲偿其直。老人笑曰：‘子视其下字云：此床以某年月日某造，至某年月日为费孝先所坏。成坏自有数，子何以偿为！’孝先知其异，乃留师事之，老人受以《易》轨革卦影之术，前此未知有此学者。后五六年，孝先以致富。今死矣，然四方治其学者，所在而有，皆自托于孝先，真伪不可知也。聊复记之，使后人知卦影之所自也。”②后一条记载，简直与传世《梅花易数》序文所载仁宗庆历年间邵雍(1011-1077年)一日午睡以枕击鼠枕破露字事具有惊人相似之处。③其对筮卦变占的探究，集中体现于同书的《记筮卦》条中：
戊寅十月五日，以久不得子由书，忧不去心，以《周易》筮之，遇《涣》之三爻，初六变《中孚》，其繇曰：“用拯马壮，吉。”《中孚》之九二变为《益》，其繇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益》之初六变为《家人》，其繇曰：“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家人》之繇曰：“家人：利女贞。”《象》曰：“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也。”吾考此卦极精详，口以授过，又书而藏之。④
文中“《益》之初六”，“初六”显系“六三”之误。《家人》卦的《大象传》通行本作“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此处“恒”作“常”，当为避真宗赵恒之讳而改。“过”即有“小坡”之称的苏轼三子苏过(1072-1123年)。“繇”，通言占卜问筮之辞，此指揭示问占疑惑的卦爻之辞。戊寅年，乃哲宗元符元年(1098年)，苏轼因许久不见弟弟苏辙的书信，忧心挂怀，于是运用《周易》虔诚进行了一番筮占操作，筮遇《涣》卦(
)初、二、三各为六、九、六老阴、老阳之动爻。四、五、上则分别是八、七、七少阴、少阳之静爻。将对筮占所遇到的卦精心详审分析的情形亲自口授给自己的爱子，并将其记录下来留存，显示苏轼对此的高度重视。
众所周知，变占，由卦中出现动爻所引起。动爻阳变阴，阴变阳，引发本卦向之卦(变卦)的变迁。如何看待动爻与本卦、之卦的关系，如何看待动爻与卦爻辞象的关系，从而论决筮问事项的吉凶休咎，历来是针对筮卦断占时人们所关注的焦点。就此，《易》有所示开，后世则持续予以探讨。
《系辞下传》称：“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因动，因变化，才会有吉凶悔吝的情势发生。而作为《易》符号系统的六十四卦，在时的哲学的语境下，涵摄符示着各类与各个具体的时的境域；而构成卦的诸爻，则涵摄符示着相应时的境域笼罩统摄下的变化情势，由此也蕴示因变化而引发时的境域的变迁，昭示新的时的境域的生成。是故《系辞下传》说：“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又说：“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系辞上传》谓：“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变者也。”符号系统的卦爻涵摄符示这一切，文字系统的卦爻辞则诠显卦爻涵摄符示的一切。于是卦辞对应卦，诠显卦所涵摄符示的相对静的整体时的境域；爻辞对应各爻，诠显诸爻所涵摄符示的动变情势及其所引发的时的境域的变迁。作为纯阳、纯阴之卦的《乾》(
)与《坤》(
)，其“用九”、“用六”之辞，即清晰点醒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中一百九十二阳爻与一百九十二阴爻的爻辞，其所对应的，乃是动爻而非静爻，是对动爻所涵摄符示的相应动变情势及其所引发的时的境域变迁的诠显。就此，与苏轼同时代对《易》具有鲜明问题意识自觉而不盲从前人见解的一代文学史学思想大家欧阳修(1007-1073年)，曾有精到揭示：“《乾》曰‘用九’，《坤》曰‘用六’，何谓也？曰：释所以不用七、八也。《乾》爻七，九则变；《坤》爻八，六则变。《易》用变以为占，故以名其爻也。”⑤其后，南宋时期一代理学宗师与著名易学家朱熹(1130-1200年)深表赞同，并继而有了影响后世相当深远的经典性诠释：“‘用九’，言凡筮得阳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盖诸卦百九十二阳爻之通例也，以此卦纯阳而居首，故于此发之。”⑥“‘用六’，言凡得(一本‘得’前有‘筮’字)阴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亦通例也，以此卦纯阴而居首，故发之。”⑦《左传》、《国语》所载春秋时期筮占论事之例，正是如此看的。乾卦各爻异时分别为动爻，则自初爻起，在阳变阴、阴变阳的归趋下，依次会引发乾所涵摄符示的时的境域向姤(
)、同人(
)、履(
)、小畜(
)、大有(
)、夬(
)所涵摄符示的时的境域的变迁；六爻同时全为动爻时，则将引致坤()所涵摄符示的时的境域。而这正是乾卦各爻之辞以及最后的用九之辞所分别诠显的一切：
初九：潜龙，勿用。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上九：亢龙，有悔。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春秋时人，正是着眼爻动引发卦所涵摄符示的时的境域的变迁，来点醒爻辞所诠显的具体意蕴的。就乾卦上述的一切，《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所载蔡墨之言即云：“《周易》有之，在《乾》之《垢(姤)》曰：‘潜龙勿用。’其《同人》曰：见龙在田。’其《大有》曰：‘飞龙在天。’其《夬》曰：‘亢龙有悔。’其《坤》曰：‘见群龙无首，吉。’”⑧初九意同乾之姤，九二意同乾之同人，九三意同乾之履，九四意同乾之小畜，九五意同乾之大有，上九意同乾之夬，用九意同乾之坤。
苏轼是认同欧阳修的见解的。透过认同欧阳修的见解，他接上了春秋时人的识见，也以此契接了《周易》经传，并继而推出了自己的筮卦变占见解。
依苏轼之见，依据《系辞上传》所载“大衍筮法”进行分策极数的筮占操作：“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佑神矣。”操作即可接通、感通太极、天地、人、阴阳、五行、四时、万物，接通、感通大化流行的宇宙场域或曰人的整个生活的世界，而将与疑惑相关的信息收摄汇聚呈现于所得的六爻之卦上；大化流行的宇宙场域或曰人的整个生活的世界，就是一部无上超大型活生生瞬息万变的《易》书，上述的接通、感通，亦可谓接通、感通的就是这部大书；筮遇的六爻之卦，就是感通、接通的这部书中的特定卦，又是对通体对应、全面涵摄符示这部大书的《周易》经传的引动与接通，引动而接通了后者的特定卦。此所云感通、接通的特定卦与引动而接通的特定卦，二者呼应相通而一体，前者借后者而得以豁显。于是，筮遇的卦，对应诠显相对静的整体时的境域的卦辞及《大象传》，筮遇的动爻，对应诠显时的境域变迁的爻辞，疑惑之事的答案，即可借此寻得了。⑨筮遇的卦无动爻，则关注的焦点在卦辞、《大象传》；筮遇的卦有动爻，则关注的焦点在与动爻相应的爻辞，而后才是因动爻变动所生成的之卦(变卦)的卦辞及其《大象传》。苏轼正是顺着这一思路解析其所筮遇的包含三个动爻的涣卦的。涣卦各爻之辞分别是：
初六：用拯马壮，吉。
九二：涣奔其机，悔亡。
六三：涣其躬，无悔。
六四：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
九五：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
上九：涣其血去逖出，无咎。
上述各爻爻辞所诠显的，显然分别是涣()之中孚(
)、之观(
)、之巽(
)、之讼(
)、之蒙(
)、之坎(
)所示的时的境域变迁。依照人们断占的大致通例，据爻辞断占，则可分析涣卦初六、九二、六三的爻辞，因爻辞对应的是九、六所示的动爻。苏轼断占的思路却别出机杼，开启了新的致思路向与场域。
盖依他之见，遇事有惑问占时，依据“大衍筮法”分策极数，一卦六爻，无论是动爻还是静爻的获得，皆是有其初、二、三、四、五、上的顺序的。顺序意味着时的间隔。因此，当筮占所获得的卦有一个以上的动爻出现时，位序相对在先的动爻，当先于位序相对在后的动爻发生变动。于是位序在首的动爻，不妨称之为动爻一，先发生变动，引发出一个之卦，不妨称之为之卦一，昭示本卦所示之外的新的特定时的境域归趋，不妨称之为归趋一；然后在此基础上再由位序紧随其后的动爻，不妨称之为动爻二，本乎之卦一发生变动，引发出又一之卦，不妨称之为之卦二，昭示新的特定时的境域归趋，不妨称之为归趋二；然后在此新的基础上，再由位序紧随动爻二之后的动爻三，本乎之卦二发生变动，引发出之卦三，昭示又新的特定时的境域归趋，即归趋三；然后在此新的基础上，再由位序紧随动爻三之后的动爻四，本乎之卦三发生变动，引发出之卦四，昭示又新的特定时的境域归趋，即归趋四；以此类推，直至最后的第n个动爻，本乎之卦n-1发生变动，引发出之卦n，昭示最终的特定时的境域归趋。动爻的区间，借用数学的语言，显然属于闭区间[0，6]。这样，人们即可依据本卦动爻出现的先后，依序确定各之卦，然后根据本卦与诸之卦先后涵摄符示的时的境域及其变迁，来推断筮问事项的吉凶休咎了。这就是针对筮卦变占苏轼所做的基本思考。
基于这一思路，苏轼认为，筮遇涣卦的动爻有三，初爻为动爻一，首先发生变动，由阴变阳，引发之卦一中孚()，昭示本卦涣所示之外的新的时的境域归趋一，而由本卦涣初爻的爻辞“用拯马壮，吉”诠显之；然后作为动爻二的二爻，本乎之卦一中孚继之发生变动，由阳变阴，引发之卦二益(
)，昭示之卦一中孚所示之外的新的时的境域归趋二，而由之卦一中孚二爻的爻辞“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诠显之；然后作为动爻三的三爻，本乎之卦二益继之发生变动，由阴变阳，引发之卦三家人(
)，昭示之卦二益所示之外的新的时的境域归趋三，而由之卦二益三爻的爻辞“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诠显之。动爻只有三，家人所示是最终的时的境域归趋，故而又结合家人卦的卦辞“家人：利女贞”以及该卦的《大象传》“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所诠显的整体吉凶祸福情状以斟酌问占之事最后的情势归趋。这就是《记筮卦》所载苏轼断占的基本思路与过程。当然，他并未将断占的结论以及事后应验的情形记录下来。
不难看出，在苏轼这里，动爻有几个，之卦就有几个，因而由本卦向之卦的变迁，显然就是一个前后相继的过程，最后的之卦才是变迁的最终归趋。以此昭示时的境域变迁的前后相继性。这成为他断占的基本规则。
依此规则，如若筮占所遇涣卦有初、二、三、四、上五个动爻，则作为动爻四的四爻，本乎之卦三家人继之发生变动，由阴变阳，引发之卦四同人()，昭示之卦三家人所示之外的新的时的境域归趋四，而由之卦三家人四爻的爻辞“富家大吉”诠显之。然后作为动爻五的上爻，本乎之卦四同人继之发生变动，由阳变阴，引发之卦五革(
)，昭示之卦四同人所示之外的新的时的境域归趋五，而由之卦四同人上爻的爻辞“同人于郊，无悔”诠显之。动爻共计有五，革卦所示乃最终的时的境域归趋，故而还可结合革卦的卦辞“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以及该卦的《大象传》“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所诠显的整体吉凶祸福情状，以斟酌衡判筮问之事最终的情势归趋。当然，如若筮遇的涣卦全为动爻，则动爻五为五爻，之卦五为离(
)；动爻六为上爻，之卦六为丰(
)。断占时，动爻五，对应之卦四同人五爻的爻辞“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动爻六，对应之卦五离上爻的爻辞“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因为丰卦所示乃最终的时的境域归趋，故而还可结合该卦的卦辞“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以及该卦的《大象传》“雷电皆至，丰。君子以折狱致刑”所诠显的整体情状，以论决筮问事项最终的吉凶情势归趋。具体筮占中，除此之外的其他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动爻出现的筮占情形，类而推之可矣，不再赘言。
苏轼针对筮卦变占所做的上述思考探究，与春秋时人，与朱熹的思考探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虽赞同断占中动爻呼应爻辞以示变的基本见解，但对动爻在何卦中示变，究竟是在本卦中示变还是在之卦中示变，是在同一个之卦中示变还是在不同的之卦中示变，与春秋时人，与朱熹，其理解是有莫大差异的。
据《左传》、《国语》的记载，春秋时人断占，当筮遇的卦中有动爻时，无论动爻是一还是多，之卦只有一，此之卦的获得，就是所有动爻同时皆变。例如，《国语·晋语四》记载晋公子重耳欲借秦国之力获得晋国大位，亲自用《周易》占了一卦，筮遇“贞《屯》悔《豫》”。“贞”，就一别卦言，谓该卦的内卦，指内卦所示的自身常态情势；就本卦与之卦言，谓本卦，指本卦所示的正常情势。“悔”，就一别卦言，谓该别卦的外卦，指外卦所示的外在变化情势；就本卦与之卦言，谓之卦，指之卦所示的变化情势、变化归趋。朱熹所谓：“贞是事之始，悔是事之终。贞是事之主，悔是事之客。贞是在我底，悔是应人底。”⑩这里，“贞《屯》悔《豫》”之“贞”、“悔”，则是指涉本卦与之卦的内涵。本卦为屯(
)，包含初、四、五三个动爻，断占时，《国语》记载并没有令这三个动爻先后发生变动，依次得出之卦一比(
)、之卦二萃(
)、之卦三豫(
)，而是直接令其全部同时变动，得出一个之卦豫。(11)再如，《左传·襄公九年》记载与大夫叔孙侨如私通，合谋废子成公，兼并孟孙、季孙，乱谋未得逞而被迁入东宫前的穆姜，问占筮遇“《艮》之《随》”。本卦艮(
)包含初、三、四、五、上五个动爻，断占时，穆姜也并没有令这五个动爻先后发生变动，依次得出之卦一贲(
)、之卦二颐(
)、之卦三噬嗑(
)、之卦四无妄(
)、之卦五随(
)，而是直接令其全部同时变动，得出一个之卦随，并直接据随卦的卦辞“元亨利贞无咎”，结合自身的德性、为人以断。(12)
朱熹的识见是：
凡卦六爻皆不变，则占本卦彖辞，而以内卦为贞，外卦为悔。一爻变，则以本卦变爻辞占。二爻变，则以本卦二变爻辞占，仍以上爻为主。三爻变，则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辞，而以本卦为贞，之卦为悔。……四爻变，则以之卦二不变爻占，仍以下爻为主。五爻变，则以之卦不变爻占。六爻变，则乾、坤占二用，余卦占之卦彖辞。(13)
“彖辞”即卦辞。在朱熹的视域下，筮占遇到一个以上的动爻时，之卦也只有一个而不是多个。实际上，西汉以降，传世的京房八宫易学下的纳甲筮法，其断占通例，筮占遇到一个以上的动爻时，之卦也是只有一个而不是多个。所遇动爻全然同时皆变，动爻所变称变爻。本卦、之卦与动爻、变爻确立，然后确定本卦所属何宫何世，之卦随顺该宫，即此本卦、之卦各爻纳上干支五行，标明世爻应爻，确定“系爻”之“鬼”(后世易家称官鬼)、“制爻”之“财”(后世易家称妻财)、“义爻”之“天地”或“父母”、“宝爻”之“福德”(后世易家称子孙)、“专爻”之“同气”(后世易家称兄弟)诸后世所谓“六亲”之名目(14)，然后根据与筮问事项相关的六亲所属五行在筮占时日场域下的生旺墓绝、旺相休囚死、生克冲合诸般情形及其与时日五行的关系等，究明筮问事项的吉凶休咎。即苏轼筮遇的涣卦下三爻皆为动爻的情形，依据此所云纳甲筮法而断，则本卦为涣，之卦为家人。本卦涣属于离宫五世卦，世爻在五爻，应爻在二爻。本卦初爻为动爻，属义爻戊寅木天地父母，引发亦属义爻的变爻己卯木天地父母；二爻为动爻，属宝爻戊辰土福德子孙，也是应爻所在，引发亦属宝爻的变爻己丑土福德子孙；三爻为动爻，属专爻戊午火同气兄弟，引发属系爻的己亥水官鬼；四爻为静爻，属宝爻辛未土福德子孙；五爻为静爻，属专爻辛巳火同气兄弟而持世；上爻为静爻，属义爻辛卯木天地父母。动爻自然同处本卦涣之中，变爻也一并共处于同一个之卦家人之内。在朱熹生活的时代，《火珠林》即是论纳甲筮法的一部筮书。力言《易》本系卜筮之书的他，推崇无文字之《易》乃至“画前之《易》”，认定卦爻辞文字的出现障蔽了更多《易》的厚重底蕴，因此对不用卦爻辞断占的《火珠林》法给予了相当的肯定。《朱子语类》即载：“鲁可几曰：‘古之卜筮，恐不如今日所谓《火珠林》之类否？’曰：‘以某观之，恐亦自有这法。如《左氏》所载，则支干纳音配合之意似亦不废。如云得屯之比，既不用屯之辞，亦不用比之辞，却自别推一法，恐亦不废这理也。’”(15)所云“得屯之比”，见《左传·闵公元年》：“毕万筮仕于晋，遇《屯》之《比》。”(16)朱熹无论动爻有几个而之卦只有一个的见解，显然受了《左传》、《国语》及《火珠林》纳甲法的影响。
不难看出，苏轼动爻有几个，之卦即有几个的识见，昭示的显然是他对变动因素所引发的时的境域变迁过程性与复杂性的深刻体认。他将变动因素在何种场域下发生变动，并将引发怎样的时的境域变迁，置于过程的宏大视域下予以审视，这就令人们对于自己所置身于其中的生存场域或时的境域的复杂变动与迁化，产生更为深切通彻的观解，以此也启迪人们对于自己所置身于其中的大化流行的整体宇宙场域或曰人的整个生活的世界，其因相关因素变动所引致的繁复而非单纯的迁化过程，能够获得清醒了悟，从而推出有效回应举措，顺利推展自己理想的人生德业。
苏轼的见解，较之春秋时人，较之朱熹，具有别样深层的易学底蕴，值得我们予以深入探究体认，并给予超越筮术的易学易道层面的开掘深化升华。《左传·昭公二十二年》曾载，东周王朝某位史官以《周易》晋见陈厉公，并应厉公之请，为其子田完筮占了一番，遇观之否
，预言田完后世子孙将在姜氏之国赢得国柄，结果其后真实发生了田氏代齐事件。(17)当年司马迁撰写《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时，曾因之发出这样的感叹：“盖孔子晚而喜《易》。《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后；及完奔齐，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专齐国之政，非必事势之渐然也，盖若遵厌兆祥云。”(18)在理性与信仰的不同视域下，对于周太史的预言，对于司马迁的感叹，可以见仁见智，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术不是单纯的术，更不可不存丝毫敬畏地轻易武断斥之为迷信骗术；学术、道术相即互融一体而无隔，术中有学，术内含道；学体术用，由学达术，术彰学功；道本术末，由道通术，术显道用。从包括苏轼所开示一切在内的筮占之术中开掘出《易》之学、道之底蕴，予以现代哲学文化语境下的创造性转化、深化与升华，应是当今易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这也是本篇短文撰写的原因之所在。
注释：
①苏轼《东坡志林》卷三《技术·僧相欧阳公》，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63页。
②苏轼《东坡志林》卷三《技术·费孝先卦影》，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64-65页。
③《梅花易数·梅花易数序》，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页。
④苏轼《东坡志林》卷三《技术·记筮卦》，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64页。标点有改动。
⑤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84-185页。
⑥朱熹《朱子全书》第壹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2页。
⑦朱熹《朱子全书》第壹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3页。
⑧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794-795页。
⑨参苏轼《东坡易传》卷七《系辞传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28-130页。
⑩朱熹《朱子语类》卷六十六，《朱子全书》第拾陆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200页。
(11)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40-342页。
(12)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11页。
(13)朱熹《易学启蒙·考变占第四》，《朱子全书》第壹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58-259页。
(14)《京氏易传》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0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1983年，第466页。
(15)朱熹《朱子语类》卷六十六，《朱子全书》第拾陆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197页。
(16)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64页。
(17)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52-253页。
(18)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9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