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之所以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因为改革自身的性质、特点、深度、广度均具有革命性。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邓小平同志改革思想的基本观点。早在改革开始前的1978年10月，他就极有远见地指出：四个现代化建设“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的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5页）随着改革的起步和深入发展，邓小平关于改革是革命的思想不断得到丰富的发展。1984年10月，他在同联邦德国总理科尔谈话时指出：“我已把改革当作一场革命。”1985年3月他首次正式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一重要的命题。
邓小平同志为什么要把改革看作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呢？我认为，这首先是由革命的性质和特点所决定的。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判断一种社会变革是不是革命，最主要的是看它能否解放生产力，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根据这个标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以下凡引自此书只注页码）旧中国在“三座大山”的统治下，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而在解放后短短的几年中，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第370页）邓小平同志说“过去我们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国后完成了土地改革，又进行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那是一个伟大的革命。”（第134）
但是，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介造良好条件的政策，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没有得到理想的改善，整个国家仍然没有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为了使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改革，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的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发展。“所以，改革解放生产力”（第370页），也是改革。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做革命性的变革”（第135页）。
当然，改革也有自身的特点。与第一次革命相比，第二次革命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革命的对象不同。第一次革命是革旧的社会制度的命，是否定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第二次革命是革旧体制的命，即否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活力的新体制。因此，改革不是改变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第二，革命的方式不同。第一次革命所要解决的矛盾是对抗矛盾，其基本方式是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不这样，就不能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第二次革命则不同，它所要解决的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解决矛盾的基本方式，是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进行改革，使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即使对改革中的不同意见，我们也不能搞强制，而要允许看。
改革之所以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还表现在改革深度和广度上。这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方面，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社会是个有机体，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它的基本的要素。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推动社会机体的运动和发展。在社会机体诸要素的关系中，生产力处于决定的地位，它决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性质及进一步发展的趋势，而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可以促进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就是要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进行调整和革新，使生产力得到解放，社会机体充满活力。因此，改革是深刻的、全面的，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体制到政治等其他各方面体制，从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到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无不处在改革之中，这是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是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创举。
改革从农村开始，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而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体制的重大问题。在改革中，八亿农民长期被旧体制压抑的积极性、创造性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农村经济向着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迅速发展，广大城乡人民得到显著实惠，带动了整个改革和建设事业。继承包制这一伟大创造之后，中国农民又创造了乡镇企业这一崭新的事物。它的异军突起，为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为农村致富的逐步实现现代化，为促进工业和整个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开辟了一条道路。这难道不是一种革命吗？
农村改革取得成功后转移到城市。为了适应改革从农村向城市发展的新形势，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其中谈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第373页）这一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根据邓小平同志谈话的精神和改革开放的实践，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1993年11月14日，十四届三中全会又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从而把经济领域中的革命变革推向前进。
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要求政治体制作出相应变革。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现代化的实现。因此，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以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历来十分重视政治体制改革。80年代中期邓小平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问题。他在一次谈话中曾指出：“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后来，他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作了具体说明，他说：“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以上引文见第179-180页）。总之，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现代化的成功才有希望。
改革还深入到人们的思想领域和习惯，要求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旧观念、旧习惯来个根本的转变，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场更为深刻的革命。因为思想观念是人的最深层次的东西，它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难以改变。但不改变旧思想、旧习惯，改革就难以成功，现代化建设就难以实现。必须认识到，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依赖于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依赖于人自身的素质。生产力是人征服自然的能力，而人作为生产力的主体，其文化心理、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等方面要素对生产力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第142页）而这些变化，又必将反过来作用于改革，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确定，改革的目标是逐步使中国实现现代化，而这种现代化的进程实质上是一种新文化的创造过程。从这一角度来看，更能体现改革的深度和意义。
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始于鸦片战争以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分别以文化的三个层次：器物、制度、观念入手，企图使中国逐步赶上西方列强，实现现代化。由于把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割裂开来，片面注重其中某一个方面，所以虽然取得了某些成果，但始终未能使中国摆脱贫穷和落后。而这些近代运动未能成功的最根本的原因，实因在中西文化碰撞和交流的过程中，未能形成一种既吸收西方文化长处、又保留传统文化精华、具有时代和民族特色的新型文化。这应是我们在检讨中国近代史时所得出的最根本的经验教训。有鉴于此，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最高目标，把文化作为一个整体，从经济、政治、法制、精神文明等各个方面全面进行改革，力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形成一套有当代中国特色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可以这么说，中国的改革能否成功，现代化能否实现，从根本上取决于这种文化的形成。因此，在社会面临大变革，在推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是一个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由此看来，改革作为一种新文化的形成过程，意义至为重大。
总之，改革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做过的事。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这场革命“不仅影响中国，而且影响世界”（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