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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03)06-0026-09
文学研究会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影响最大、成立最早的文学社团之一，任何一种中国现代文学史专书无论是讲到新文学的正式运作还是论及文学社团的涌现，都首先从文学研究会着手。哪怕是在政治气氛不很正常的情况下，所有的现代文学史研究者都把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及其为人生的文学倡导，同陈独秀的《新青年》、鲁迅的《狂人日记》等小说创作并列起来，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三个伟大起点。作为文学研究会社团运作的当事人之一，沈雁冰认为，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意味着“普遍的全国的文学活动开始到来”(注：茅盾：《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上海良友图书有限公司1935年版。)。不过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文学研究会的研究却从来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文学研究会作为一个社团似乎很难被研究者列为自己的主攻对象，相关的研究成果也非常薄弱。有些研究者甚至根本不承认文学研究会的社团性质，认为创造社才是中国文学运动中“最有组织，最有声誉的一个”文学团体，明明文学研究会成立并活动于创造社之前，但30年代的评论家贺玉波则无视于这一状况，断言在创造社之前，“还不曾有过具体的文艺团体的组织”(注：贺玉波：《革命文学家郭沫若》，《致文学青年》，上海乐华图书公司1934年版。)。这番话表明，贺玉波即使看到了文学研究会的存在，也不承认它是个“具体的”文学社团。
文学研究会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拥有堪称崇高的历史地位，研究界却对这样一个文学社团似乎总是激不起研究的兴趣。这种历史地位与学术研究的严重错位，导致了人们对文学研究会既感到非常熟悉，又觉得了解甚少。说起文学研究会，哪怕是一个资深的现代文学教授也只能说出它的主要发起人，重要刊物，为人生文学观念的倡导，问题小说，血和泪的写作，如此等等，深一步探讨或追问的努力很少出现。造成这一尴尬情形的原因，一方面是现代文学界在社团研究方面缺少方法论的积累和研究的自信，另一方面则是文学研究会自身社团性特征的薄弱，让研究者难于进行把握。对于前一方面的原因，可以通过文学社团研究方法论的探讨加以弥补，对于后一方面，则也需要从文学研究会的总体历史状况进行分析。
一、文学研究会的中心话语
说文学研究会社团特征薄弱，至少不是从外在构架观察的结果。文学研究会从外在构架来说，是一个最具有社团特征的群体。它的社团性质在中国现代所有的文学社团中都可能是最突出，也是最典型的。——没有哪个社团有这么完备的成立文献和组织机构，文学研究会成立时发表有《文学研究会宣言》、《文学研究会简章》(即章程)。《小说月报》、《文学旬刊》改革或创刊时，也都分别发表了各自的宣言。文学研究会通过自订的简章，还规定了相当严密的组织程序，包括公布12个发起人，包括设立“书记干事、会计干事”之类的组织机制，包括“京外各地”设立分会的种种细则，并订立了一些工作计划，包括“组织读书会”、“设立通信图书馆”等(注：《文学研究会简章》，《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此外还试图建立各种专题研究机构。可见这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且有相当规模的文学社团。
文学研究会还拥有自己的机关刊物，当然不是《小说月报》，而是《文学旬刊》。该刊是在文学研究会成立四个月后附设在《时事新报》后的文学副刊，后改为《文学周报》独立出版，创刊时明确标示为“文学研究会会刊”。《小说月报》在许多人看来很像是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因为它在改革后的最初两期，又是刊载《文学研究会宣言》，又是发表《文学研究会简章》，还揭载《文学研究会读书会简章》和《文学研究会会务报告》等等，且有准备连续刊载下去的架势，同时又在显著位置刊用文学研究会发起人的文章或作品。这种机关刊物式的面貌其实是改革后的《小说月报》主持人沈雁冰的一种成功策划的结果，是改版以后的《小说月报》成功地借重文学研究会的力量与影响的体现。
《小说月报》从来就未能成为文学研究会的正式会刊。《文学研究会宣言》和《文学研究会简章》在此之前早已揭载于《晨报》(1920年12月13日)、《新青年》(1921年1月)和《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0年12月19日)等，并非由《小说月报》独家披露，因此它在刊载这些文件的意义上不过充当了媒体的角色，据此认定《小说月报》是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显然证据不足。当然它之于文学研究会并非只是一般的媒体角色，应该说它一度充任了文学研究会的准机关刊物的角色。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前就曾想出版自己的机关刊物，并与上海商务印书馆联系寻求合作的机会，商务印书馆高层只同意将《小说月报》改版与之合作，与文学研究会发起人另办一个新文学杂志的想法相去甚远。主持改革《小说月报》的沈雁冰则积极与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联络，争取他们对该刊的加盟。文学研究会核心层决定支持《小说月报》的改革，“答应为他们任撰著之事”，且暂时将《小说月报》当作自己所要创办的文学杂志的“代用者”，因为他们当时已决定暂时不出版自己的文学杂志。与此同时，文学研究会并未正式将《小说月报》视为自己的刊物，他们决定各个成员“以个人名义”为该刊写稿(注：《文学研究会会务报告(第一次)》，《小说月报》第12卷第2号。)，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表态。这一表态就足以用来否定所谓《小说月报》是文学研究会的“代用机关刊物”的说法。沈雁冰显然非常愿意人们这样认为，因为《小说月报》“稿件大部分为文学研究会会员所撰译，因而外间遂称《小说月报》为文学研究会的代用机关刊物”(注：《茅盾回忆录·革新<小说月报>的前后》，孙中田等编：《茅盾研究资料》(上)，第22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所谓“代用者”在文学研究会核心层看来只是文学杂志意义上的，绝不是机关刊物层次上的。一个拒绝以社团的名义提供稿件的杂志怎么可能被视为这个社团的“机关刊物”呢?即使是代用意义上的也说不通。
但无论如何，文学研究会一直都想拥有自己的机关刊物，即其简章中所提出的“刊行会报”，这一点是十分明确的。文学研究会还很快推出了《文学研究会丛书》，于1921年4月在《学灯》上刊载目录；此外还先后推出了《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文学研究会世界名著丛书》、《文学研究会通俗戏剧丛书》，以及《小说月报丛书》、《文学周报社丛书》等等系列出版计划。
文学研究会至少在创办时期，其中心活动地点在北京，上海只是它的另一个活动中心，因为它的主要出版物都在上海刊行。在广州、宁波等地建有分会。有人认为“成立后不久”的文学研究会以上海作为其“活动中心”，北京只是设立了分会(注：苏兴良：《文学研究会》，见贾植芳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上)，第50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其地位几与广州相当，这种观察显然是片面地从出版物着眼的。其实《文学研究会简章》明确规定：“本会会址设于北京”。
总之，一个文学团体所可能具有的，文学研究会都具有。因此它应算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最为典型的文学社团。
但是文学研究会作为一个社团的存在，毕竟没有像创造社那样引人注目，没能够激发人们关注和研究的热忱。一个关键的原因是，文学研究会尽管成立之初具有典型的、完备的文学社团特性，但它的价值取向，它的行为目标，以及它的发展趋向，与其说是在进行文学社团的营构，毋宁说是在进行整个新文学格局和倾向的设计；文学研究会的创作和理论主要不是通向特色与个性的建树，而是通向新文学时潮和文坛新道德的建构。这是一个从不安心于成为有限社团的文人群体，它的所有的活动几乎都在弱化作为一个文学社团的形象，而同时强化自己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工会”(著作工会)据守于文坛中心的姿态。这样的定位，这样的运作，必然导致其外延漫漶而无可捉摸，社
团特性淡化而湮滞以没。对于研究界来说，处在这种自我定位和历史运作中的文学研究
会，与其说是个社团，更像一个领导文学新潮流的主导流派，于是只要用诸如现实主义
之类的文学概念以及诸如人道主义之类的文化概念对之进行一般性把握，也只能进行这
种一般性把握。
这就是说，文学研究会在运作中之所以会弱化乃至于消解自己的社团特性，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在建构、追求一种中心语态，即时时处处把自己设想为那个时代文学的中心，对于整个文坛以及文学的走向负有导向性的责任。这种以文坛中心语态出现的文人团体，至少还有《新青年》和左联，它们都有引领文学潮流、纵横整个文坛的中心姿态。不过无论是《新青年》社还是左联，他们的话语状态(也即语态)都还没有像文学研究会那样呈现出明显的中心化趋向，虽然它们也同样是立意于引领文学时潮，试图纵横整个文坛，不过它们当时尚处于由边缘向中心进发的态势之中，同文学研究会一开始便占据着新文学中心的地位颇有殊异。由于处在向文坛中心进发的过程之中，《新青年》社和左联在表述自己的批判和理论建树成果时，话语状态便充满着反抗性，有时带着相当的偏激性。这同处在新文坛中心位置的文学研究会那种以中正之气平和之心关怀文学关怀人生的话语状态在总体上有相当大的差异。《新青年》虽然在新文化运动中大有叱咤风云之势，是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开创者，作为一时代之翘楚，可它依然在边缘向中心进发的态势之中，甚至在他们的许多倡导中都带着身处边缘的语态特色。那时候旧文学和旧文化虽然已经面临严重的危机，但仍属于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依旧据守于时代文化的中心，主导着大多数中国人的思维和价值判断。新文化运动虽然生气蓬勃，但毕竟尚未进入中心，其话语表述不仅没有中心语态，而且明显地带着边缘性的焦虑。自编自导文学革命的“双簧戏”，就是这种焦虑的体现。用鲁迅的话说，他们的白话文的倡导，一时之间不但没有人赞同，似乎也没有人反对，从而感受到了身处边缘的寂寞。鲁迅最同情他们的寂寞，于是用自己的创作，为他们呐喊几声，聊以慰藉他们在寂寞中的探索，使他们不惮于前驱(注：《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左联也是如此，虽然20年代末30年代初是普遍左转的时代，但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仍然是国民党政治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只能作为一种反抗的力量活跃在社会文化的边缘。于是左翼文化和文学的主要作为便是对国民党文化的反抗，充满了斗争的火药味，所体现出来的不可能是中心语态。身处边缘的左联还无时不为占统治地位的中心权威所限制，所迫害，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包括成员被捕杀，各种刊物常常被迫停刊等。左联的顽强就在于顶住了来自统治中心的这种种限制和迫害，从未间断或减弱过向时代和社会中心进发的努力。
作为同样造成并领导当时文学新气象的一个社团，文学研究会的地位显然非常特殊，它与虽是强势话语却明显处在文坛和社会边缘的《新青年》社、左联不一样，从其诞生之日起，就稳居于当时文坛的中心位置；旧文学已经到了日薄西山的境况，白话文已经得到了文化界的普遍承认，甚至得到了官方教育管理机构的承认，新文学取得了进入社会文化中心的入场券并且确实开始进入了中心，代表新文学建设主体力量的文学研究会理所当然地获得了中心语态。文学研究会的宣言，确立了这种中心语态的定位。宣言明确表示要“结成一个文学中心的团体”，这个“中心”的团体的第一责任是“联络感情”，克服“中国向来有‘文人相轻’的风气”，联合各个派别的新文学家“时常聚会”，“交换意见”和“互相理解”。这样的宣言其实就是要消解新文学中的小团体，实现广泛的大联合，这正是中心语态的体现，也是文学研究会社团性消隐的开始。
从《文学研究会宣言》的第二条，也能体味出中心语态的特性。“我们发起本会，希望渐渐造成一个公共的图书馆研究室及出版部，助成个人及国民文学的进步。”这当然是中心地位的文学机构才可能考虑的全局性的问题，文学研究会作这样的表述，分明就已经将自己定位在社会文化中心的位置上，这番表述表明它从来就没有安于一个社团的本分，而是倾向于行使一个社会文化中心机构的职责。发起文学研究会的第三个理由是“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我们发起本会，希望不但成为普通的一个文学会，还是著作同业的联合的基本”。这正是文学研究会对自己定位的本旨，不是组成一个普通的文学社团，而是要以此为基础组成一个著作者的同业工会。这当然就不是一般的文学社团的定位，而是一个带有普泛意义的社会文化中心机构的定位。取这种定位的文学研究会与其说是一个文学社团，还不如说是一个文学的社会组织。
事实上，文学研究会也正是按照其成立宣言所表述的这种中心语态开展文学工作的。他们高举为人生的旗帜，将社会思考和人生探索视为文学的必具内容，沈雁冰还通过《小说月报》等文学刊物对新文学创作起导向性的作用，并通过文学批评对创作动向作适时和适当的调整，从而实践着作为想象中的新文坛盟主雄踞社会时代中心的种种设计和思考。这样的实践势必让文学研究会减弱了一个普通文学社团的色彩。
二、“为人生”：文学职业化意识的消解
文学研究会提出的最响亮同时也影响深远的一个命题便是“为人生”。这种命题虽然不是它的首创，而是它对于《新青年》特别是新潮社文化和文学传统积极继承的结果，但因为它的倡导最鲜明，最卖力，也最有内涵，在文学史上人们总习惯将此视为文学研究会文学及理论的主要特色。
确实，文学研究会文学多是在“为人生”旗帜下的创作结晶，包括问题文学、血和泪的文学、乡土文学在内的各种文学现象都突出地体现出这个社团“为人生”的努力或在人生意义上“有所为”的品质。不过现代文学界一直认为，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观念首先及主要地体现在《文学研究会宣言》之中，那是一种十分浅泛的误解。《文学研究会宣言》确实提到了人生问题，但主要不是为了表述人们惯常理解的“为人生”思想，而只是为了强调文学职业化问题。文学职业化问题的提出是新文学走上独立发展之路的开始，同时作为倡导者的文学研究会也因此消解了自身的社团特性，而呈现出同业工会的某种色彩。
将文学理解为一种工作，一种行业，提出要组织文学家的行业工会，这是文学研究会重新定位文学和文学家的结果。《新青年》时代甚至更前可以追溯到梁启超的文体革命时代，文学一直被当作治国之略或变世之器，文学家也就被理解成超乎于各种行业之上的精英分子和高尚职业者，类似于后来表述的国民灵魂的工程师。这样的理解一方面提高了文学和文学家的地位，另一方面也给文学和文学家下达了其实是他们力不能逮的任务和责任，使得文学长期被限定在政治工具的意义上，对文学的健康发展并不十分有利。
问题是文学虽然可以在政治框架中起一定的作用，但凭此即以为文学可以成为国家政事、社会生活的中心，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文学研究会一系列文学倡导的意义即在于，他们明智地减弱了文学之于社会政治的作用力，卸却了文学家沉重的社会政治负担，将文学从纷繁复杂的社会政治关系的纠结中析离出来，取得了一定意义上的文学独立。文学研究会的中心语态乃是建立在文学疏离了社会政治的基础之上，所表述的是文学的中心意识，这反而比那种高视阔步地向社会政治中心进发的意念更加切实。
周作人在所起草的宣言中说，“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注：《文学研究会宣言》，《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在后来的理解中，这段话中所说的“人生”似乎是普遍的社会人生，似乎强调的仍然是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和时代价值功能。文学研究会当然不会刻意否认这些已经为前驱者们所特别强调过的内容，不过它显然更乐意在立足于文学自身的意义上表述出富有自身特色的见解。于是这篇宣言并不想特别重复梁启超和《新青年》社对于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的观点，而将文学放在文学家的自我人生的价值意义上去把握。如果不加以误解，很容易便能从上述宣言中看出，文学研究会所要“为”的“人生”是指文学家自己的人生。宣言作者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当然是文学家自己的工作，简单的顺承关系表明后面接着的“人生”便是“工作”者主体的人生。其实宣言接着说得非常明白，“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指文学——引者识)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这句话是对“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的注解，要求文学家对待文学就像工人农民对待他们的工作一样；工人农民的劳动之于他们的人生非常之切要，文学家的文学创作之于他们的人生也同样重要。
这种关于文学职业化的强调所寓含的重要理论价值和文学史意义一向不被人注意，也是文学研究会的文学特性难以被成功把握的重要原因。从梁启超的政治小说倡导以及对于文学与群治之关系的创造性阐释开始，文学者的身份，作家的地位和功能一直都处于被夸大的状态。《新青年》带着启蒙主义观念发展了梁启超的观点，包括鲁迅在内的文学革命家们总倾向于相信文学具有改变社会和再造人生的巨大作用，文学的行当高于其他几乎所有的行业。文学研究会一方面对这些观点保持默认的态度，另外更觉得文学是值得他们认真对待、充分重视的终身事业，不过与劳农所从事的工作并不相上下。文学研究会如此这般把文学定位到一种职业、一种行业，是最有可能使文学回归到自身的本色化观念。这样的观念促使文学研究会将建构著作工会式的机构视为自己的主要任务，而不是将自己的组织营构成一个带有文人圈子特色的社团。
文学的职业化观念和文学社团的工会式运作，如果得到贯彻，对现代文学的发展应该是很有益处的。在20世纪，文学长期处于不应该处的重要位置，在相当多的历史时期内文学都被社会和政治以极大的热情去加以关注，其结果往往妨碍文学的正常发展。世纪初年，启蒙者把文学的地位看得相当高，希求文学为社会、为政治、为改革、为改变国民的思维和灵魂作出关键性的贡献。紧接着许多文学革命的精英、革命文学家和英哲文学家们都在要求文学起到发动民众、教育民众、服务民众的作用。文学因此面临着被自己的任务所异化的尴尬，即在一定的环境下被它服务的对象所吞噬、改变。面对这种情形，后来的创造社以极端的态度来反抗，认定文学本质上是无用的。不过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这种极端的判断，一面又不得不承认文学在无用之中有大用存在，承认文学是唤醒灵魂的醍醐，招返迷羊的圣箓，甚至说这样的“大用”“说不尽，说不尽”(注：郭沫若：《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之态度》，《郭沫若文集》(普及版)，上海亚新书店1935年版。)。他们无法消解文学被垫高的地位。在革命文学倡导中，他们还以夸大的语态讲论文学的鼓动革命热忱、教育广大民众、激发反抗斗志的巨大功能。在文学功能性的认识上，此后的主流文坛基本上都延续了这样的思路，直到90年代，文学才开始回到文学的职业化、行业性中去，社会才开始实事求是地理性地认识文学并且给文学以比较准确的定位。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把作家的地位提得很高，把他们的职业神圣化，给他们以各种各样的光环，这固然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文学的繁荣。但背后潜藏着的一个话语便是要求文学家有高出一般人的政治觉悟和社会道德感。这种要求是否公平?普希金的诗曾经让我们陶醉和感动，可普希金的秘密日记被披露后，其生活的庸碌，灵魂的猥琐暴露无遗，遭到了很多读者的批评。他们为什么对此接受不了?就是因为原来对作家的定位要比我们普通人纯洁高尚。人为地夸大或抬高一种职业不会对这一职业有任何好处，如果认识到每一种职业都不过是一种职业，有助于人们树立相应的职业道德。如果把一种职业有意抬高，人们就不会用一种职业化的要求去要求那些从业者，而是会用另外一种道德感去要求他们。如果将文学理解为一种职业化的东西，就不会对作家提出圣人般的道德要求。这样要求一般通向两个可能的结果，一是盲目的感动，二是反过来指责他们，然后狠狠地批判他们，进而无情地抛弃他们。这也正是20世纪相当多的作家曾经重复遭遇过的两种不同命运。
文学研究会提出的文学职业化观念，一方面肯定自己的文艺职业和文学工作的重要性和独立性，另一方面试图消解人们给予这种职业的神圣的光环，有助于培养文学家的基本的道德感，树立比较安宁的文学职业化意识。把文学定位在一种职业框架中，有可能使作家的创作心态处于一种自由心态，因为他们可以不再负担那么多的使命，创作的灵魂就显得宽松自由。中国现代史上让作家获得如此自由心态的历史契机并不多，文学研究会的文学职业化理念给现代作家提供了这样一个可能的机会。不过它对新潮社的为人生传统乃至《新青年》的启蒙主义的直接继承，使得对于文学家以文学为自我人生的职业化观念从一开始就遭到了质疑；为了守望时代文学的中心乃至社会的中心，文学研究会在具体运作中却从未突出作家自己的“人生”，关注的主要还是普遍的社会人生。于是，文学研究会虽然提出了文学的职业化问题，虽然肯定了文学“工作”之于其从业者“人生”的意义，但它实际上没有能够从文学从业者的社会分层意义上提出令人信服的理论观念，即没有从文学家的自己人生出发思考文学问题。任何一种思想理念的运作，必须与一定的社会分层利益联在一起，才能获得实际的效用，否则只能停留在学理的层面。人类思想上有许多有价值的学说，就是因为在现实的社会分层意义上找不到对应，就永远只能以理论观念和思辨的形态存在；另一些理论不一定十分科学，但它在社会分层中能迅速找到自己的利益代表者，就能够被运用到具体的社会运作中去。文学研究会的组织理论，即《文学研究会宣言》所阐示的，虽然立足于文学家自身的人生，立足于文学的职业化，可在具体的落实中却依然关注的是劳工劳农，下层平民，这使得他们的文学职业化观念只能浮现在学理层面，进入不到历史的操作层面。这样的一种观念与历史运作分离的状态，从根本上消解了文学研究会的理论个性，进而消解了其作为文学社团的个性特征。
文学研究会的社团运作偏离了其宣言的作家本体和文学职业化的路数，把《新青年》社和新潮社有所倡导的劳工神圣等平民观念落实到文学中去，这就注定了它的时代中心的位置，从而减弱了自身的社团性特征。文学研究会作家后来确实很少像宣言中所强调的那样关注文学家自身的人生，他们对文学的倾心和热衷其实仍然与文学的职业以及他们自己的人生没有太大的关系；他们在通常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支使它们将对于平民大众普遍人生的观照理解为文学的现代特征或时代要求。沈雁冰在《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分的误认》一文中提出：西洋文学者“不知道‘文以载道’‘有为而作’，他们却发见了一件东西叫做‘个性’”，他们从个性出发，“次第又发见了社会，国家，和民众”(注：在孙中田、查国华编著的《茅盾著译年表》中，这篇文章的题目标为《文学与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见《茅盾研究资料》下册，第16页)，许多论者在转引此篇时往往以讹传讹以此为标题。其实，这是只看《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目录而未看正文的结果。此篇名正文题与目录有差异，为《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分的误认》，该期《小说月报》第9页的书眉也是如此，故应以此为准。)。他认为西洋文学进化的序列是：太古时代是个人的，中世纪是帝王贵阀的，现代则是民众的。作为文学研究会的主要人物之一，沈雁冰觉得现在缺乏的是民众的文学，必须奋力赶上去。其实中国的情形与他所理解的西洋文学发展序列可能并不一样，太古的文学也许是民众的，《诗经》中大量的国风就是明证，越是太古的时候，文学的表现越是代表当时人们普遍的认识水平和情感方式。到了现代文学恰好是走向个性化的时候。沈雁冰似乎将中国文学发展的序列倒置了。可也正因为倒置了，大家才认同他，因为那个时代需要民众化、平民化。
三、“新民”传统组构的文坛中心
文学研究会认为，文学者表现的人生是全人类的，文学表现的思想感情是属于广大民众的，文学者自身的人生应当服从于普遍的和普通的人生。这同周作人起草的《文学研究会宣言》中文学的职业化和文学者自我人生的观点拉开了很大距离。明确拉开这种距离的理论表述仍然在沈雁冰的文章中体现得最为突出。沈雁冰也认为文学家应该把文学等于人生，不过这种人生不是文学家自己的人生，而是普遍的人生：“文学家是来为人类服务，应该把自己忘了，只知有文学；而文学呢，即等于人生!”他认为把自己忘了的文学便是远离个性的文学，“文学家的大责任便是创造并确立中国的国民文学。”(注：《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分的误认》，《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这是把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向中心化的“国民文学”作变异处理的理论开端，也是文学研究会占据文坛中心，以社会文学和时代文学代言人身份自居的开始。
一旦确立以社会文学和时代文学代言人的身份，文学研究会的社团性必趋于退隐，它甚至会比《新青年》社、新潮社更具有雄踞文坛中心的架势。《新青年》、新潮社对于新文学的倡导包含着浓重的个人化倾向，陈独秀要开辟的“自主的而非奴隶的”新道德在他的理论阐述中始终得到贯彻，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也主张文学表达作家个我的思想和情感；新潮社甚至以极端的方式，去肯定个人的重要性，认为个人意志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方面。在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初，周作人显然仍带着这种以个人为本位的人的文学观念，不过进入到实际的社团操作之后，文学研究会牵引着新文学迅速往平民化、民众化的方向发展，显然并非对《新青年》、新潮社以个人为本位的文学传统的全面继承的结果，而是夸大了这两个社团中的平民主义倾向，强化了对这两个社团的“新民”传统的认同的结果。
由近代而来并处于不断变异中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始终隐现着“新民”传统。这一传统的确立当然与梁启超的“新民”说有直接的关系。梁启超从小说界革命着手粗糙地然而是坚韧不拔地实践着这样的“新民”说，可以说是开启了通过文学进行“新民”的先河。《新青年》和新潮社没有直接接续这种文学新民的传统，而主要启动了从文化批判和新文化新道德倡导的角度进行“新民”实践的文化新民程序。鲁迅在《新青年》群体中依然显得卓然不群，是因为他在重视文化新民的同时更注重并身体力行文学新民，他的一系列小说和其他文学创作无不通向对于“新民”说的响应和深刻思考，在他的同人都侧重于热衷文化新民的时代，他依然保持着独立地实践文学新民的热忱和毅力。
中国现代社会运作的深化，无非是将启蒙主义时期的文学新民和文化新民导向政治新民。由共产党参与的在孙中山开明思想指导下的大革命运动，与之相伴随的思想精神运作正是这样一种政治新民热潮。30年代共产党通过左翼文化运动进行轰轰烈烈同时又艰苦卓绝实践的，是在政治新民主导下的文学新民、文化新民三者并举的时代运作，各种各样的主义体现出来的时代主题不过就是“新民”主义。直到延安整风运动以后，文学新民的意识才退隐到幕后。当毛泽东等全面强调政治新民的主张以后，文学新民和文化新民被迅速搁置起来，因为共产党的强势政治决定了它的政治新民必须以一切民众为对象，特别是文学家和文化人，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再是“新民”的主体，而是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客体。他们不仅与工人农民和平民一样，需要接受政治教育，而且由于复杂的知识背景、思想背景乃至情感背景的作用，他们往往比知识单薄、思想纯朴、感情真挚的工农兵更难成为政治新民的理想对象，于是他们很自然地成了政治新民运作的主要对象，相比之下，工农兵倒在一定意义上成了对知识分子进行政治新民的参与主体。这便是农民的思想感情比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的认识逻辑。
至少在30年代以前，中国现代文化运作主要以文学新民为主导。这是时代中心的主旋律，是社会文化中心话语的体现。文学研究会在文学新民运作中作了切实的提倡，更作了切实的实践，这使得它牢牢地占据了当时文坛的中心位置。
文学研究会对于自处中心的情形有着非常的自觉。带着文坛中心意识，它显示着文学宗旨的不偏不倚，比较平和与公允。这同《新青年》、新潮社和左联等每每提出偏激化的文学观念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新青年》通过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扬言要推倒一切的旧文学，文学研究会则四平八稳地主张，研究西洋文学，也整理中国旧文学，以便创造中国新文学，这是非常稳妥中正的观点。新潮社在诸如《人生问题发端》等名文中所阐述的人生观都偏重于自我的强调，而文学研究会则迅速黯昧了周作人本来通过成立宣言重申的个人主义文学观，立即将视野扩大到并锁定在普泛的人生。都说胡适的整理国故论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一种保守论调，其实也未始不是一种平和观念，文学研究会正持有类似的观念：他们认识到“中国文学变迁之过程则有急待整理之必要”(注：《改革宣言》，《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由此可见文学研究会处于中心位置的回避偏激、讲求稳健和公正的态度。
文学研究会坐定文坛中心位置的基本姿态，还体现在他们不仅倡导文学新民，还同时对文学者的创作倾向进行不失时机的引导。无论文学研究会是否承认《小说月报》作为机关刊物的地位，该刊事实上充任的正是文学研究会主导媒体的角色。文学研究会通过《小说月报》摆出了领导全国文坛，掌管文坛中心的架势。首先从信息控制和发布方面发挥着其作为文坛中心的作用。《小说月报》刊有海外文坛信息，国内文坛消息之类，《文学旬刊》也刊有各种文学信息，以及各地分会活动的通讯等等，这不仅便于文学研究会作为一个社团的组织和联络工作，而且形成了纵横世界文坛、统领文界大局的气势。其次，通过对文学倾向和文学现象的批评，倡导和贯彻包括文学新民学说在内的价值理念，从而使自己进入文学中心的姿态落到实处。沈雁冰等认为，“必先有批评家然后有真文学家。”他们就是要利用批评发挥文坛中心的号召、指正和团结作用；他本人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各种文学时评，包括对刊物来稿和用稿情况的月报或季节总结式的文字，所起的正是这样的作用。
在新文学的创作方面，文学研究会显得非常稳健。《小说月报》中特辟一栏目即为“创作”，所定位的水准比较一般；他们清楚地知道创作尚在试验期，不过他们相信今天的幼稚会变为明天的成熟，“相信椎轮为大辂之始”(注：《改革宣言》，《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这样的一种定位使得它们的创作从总体上来说趋于平实，于是诸如李渺世的《买死的》、利民的《三天劳工的自述》、王思玷的《偏枯》等缺乏生动的创造力的作品，都被他们当作值得欣赏的代表作加以推荐。与此同时，《文学旬刊》中作品的选择也偏于简滥。文学研究会的主持者似乎只要求文学有一些新民的意思，其他对于作品的质量则采取更大的包容。这也是一种中心的定位，能够容纳各种等第的作品。虽然他们照样鼓励探索性的东西，但由于考虑到文坛中心的稳健性，则在《小说月报》中将探索性的东西都不视为主体，而是放入特辟的“特载”栏目。
《小说月报》与文学研究会的关系比较复杂，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它们之间甚至还有些龃龉。比如《小说月报》曾在1921年4月，以“风雨之下”悬赏征文，郑振铎在《文学旬刊》中对此就提出异议，即撰《悬赏征文的疑问》一文，认为这样做不符合现代文学操作的规范：文学是人的思想感情的流露，现在立了题目，要求太具体，是对创作规律的侵犯。随之沈雁冰又发文辩解，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是非常和谐。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文学研究会在创会时，不是以文学创作为主的，是以研究、介绍文学为主，对中国文学进行整理。但《小说月报》的运作，特别是沈雁冰的运作，加大了创作的力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月报》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并且改变了文学研究会的面貌。文学研究会成为今天的样子与《小说月报》和沈雁冰的介入有很大的关系。
文学研究会这种文坛中心化的运作方式，使得我们的文学史在认定它的文学社团性质，特别是把它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时面临许多问题，中心的运作往往就是消解自己的特色。它所标榜和倡导的为人生其实并不是特色。郁达夫曾经有力地反问说：古来哪一种文学与人生没有关系的?实在是很有力的反驳。文学研究会的写实主义是否是特色?即便现实主义可以算作是一种风格论意义上的特色，可文学研究会内的相当多的作家相当多的创作其实并不是现实主义。冰心的《超人》、王统照的《微笑》等小说，现实主义精神是明显的，但是否运用了写实手法则很难肯定。因此，进入文学运作中的文学研究会体现出的是一个以文学中心自处的模式，兼容并包，没有什么鲜明的特色就是它的特色。这样的文学社团很难当作一般社团来加以把握。
在新文学之初，固然需要有特色的文学社团，但对于更多在幼稚中摸索的新文学家来说，更需要一种稳坐大帐指挥若定的中心力量的支撑，需要一种中流砥柱为发轫之初的文学的种种幼稚和探索的欲望作坚强后盾。文学研究会正好能够在这方面成为这样一种后盾，也立意于在这方面成为一种支撑。他们正是以大帐元帅般的气度设计着新文学的方方面面，包括对“人生究竟”的文学探讨，也包括“血和泪”文学的倡导，还包括对弱小民族文学的介绍，这些都体现了他们的文学新民观念，也是他们发挥新文学中心力量的几个重要途径。
文学研究会的文学新民观念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长久的影响并一直得到很高的评价，是因为他们占据着发轫时期的新文学的中心位置，并以这样的文学新民观奠定了新文学创作的价值基础。在这样的观念支配下，他们的许多运作都成了20世纪的绝响，例如后来很少有人像他们那样热忱介绍波兰等北欧文学和巴尔干文学。特别是他们以中心发言人身份对新文学乃至世界新潮文学发表及时的评论，对文学创作倾向作指导，出色地发挥了新文学中心枢纽的作用。由于文学研究会的中心地位过于突出，其主要成员对这种中心地位的追求也过于热心，作为最早也是最大的文学社团，其富于个性色彩的东西倒反而没有得到显现，社团色彩便处于不断的消退之中。从社团运作方面而言，倒是异军突起的创造社占尽了时代的风头。
由此来看，文学团体的存在和运作往往是相对于中心而存在的个性特色的体现，中心化的运作与社团运作似乎是一种相互抵消的悖论关系。像现在的中国作协时时处在民族文学的中心位置，就不能显示出社团的特色。文学社团需要鲜明的个性，并且经常自处于边缘。各个不同的文学社团，在不同的边缘发出富有个性的声音，付出富有特色的努力，并利用一切机会对文学中心话语进行排拒，才可能构成文学史复杂、丰富而令人魅惑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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