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国内汉民族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民论文,近二十年论文,国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C9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113(2000)02-0008-(06)
汉族是我国和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对他的研究，在国内却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历程，20世纪50年代，曾出现过对汉民族形成问题的热烈讨论，由于十年浩劫和认识上的偏差，使汉民族研究沉寂了三十年之久。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汉民族研究才重新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特别是近十余年，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世人所瞩目。
一、高质量汉民族专著的问世与学术活动的频繁
关于汉民族专著的问世。这个问题主要集中反映在我国著名的民族学、民族史和汉民族研究的专家徐杰舜教授对汉民族的研究。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汉民族研究还是一个很少有人问津的领域，但徐教授不仅坚持在这个冷清的园地里辛勤耕耘，而且还为汉民族研究的深入作了许多奠基性工作，并于1985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对汉民族研究的论文集《汉民族历史和文化新探》；1989年又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徐教授的《汉民族发展史》，从而结束了世界上没有一本全面、系统介绍汉民族专史的状况。《汉民族发展史》分为绪论、起源、形成、发展、特征和文化等编，对汉民族进行了全方位的审视。该书的出版，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影响。1995年8月，新华社、人民日报海外版、香港《大公报》等，相继以“中国第一部汉族史问世”的醒目标题，介绍了它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1998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徐教授主编的《汉族民间风俗》，该书80万言，集东西南北汉族风俗之大成，几乎涵括民俗领域的所有内容。分为百工百业风俗篇、衣食住行风俗篇、游乐百戏风俗篇、四时八节风俗篇、红白喜事风俗篇、生养益寿风俗篇、社会交际风俗篇、信仰禁忌风俗篇等八大部分。199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徐教授主编的《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作者运用人类学理论，首次对汉民族的历史、方言、族群和文化诸层面进行动态的人类学分析，并就人文地理区划提出独到的见解。该书131万余言，共分八编，主要有导论、华南、华东、华中、华北、东北、西北、西南等区域汉族的人类学分析，以及题识，主要参考文献、跋、后记和表目。该书的出版，不仅是汉民族研究的一座新里程碑，而且也是人类学本土化的示范之作。以上这些汉民族专著的相继问世，无论是从汉民族的专史或是汉民族的风俗，还是对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都证明了徐杰舜教授用了毕生的心血，为推动我国汉民族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一次又一次地作出了重大贡献。徐杰舜教授不愧为我国汉民族研究的开山巨匠。
关于学术活动的频繁召开。1987年6月，在徐杰舜教授倡议和努力下，首次汉民族研究学术讨论会在广西南宁召开，会议促进了国内汉民族研究的信息交流，会后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在1989年出版了袁少芳、徐杰舜主编的《汉民族研究》第一辑，从而揭开了汉民族研究新阶段的序幕。此后，1989年3月在广东汕头召开了国际汉民族学术讨论会（即第二次汉民族研究学术讨论会），从此把汉民族研究推向了世界，会后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国际汉民族研究》论文集。1992年11月在云南昆明举办的国际汉民族学术讨论会（即第三次汉民族学术讨论会），使汉民族的研究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加强。这次会议后，一些汉民族研究的学术机构也相继成立。1994年成立了中国民族学会汉民族研究分会，该会挂靠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参加学会的有很多民族学家，也有不少历史学家和民俗学家。1996年12月成立了广西民族学院汉民族研究中心，徐杰舜教授任主任。1996年11月在湖南长沙举办了第四届汉民族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这个会议就汉民族的发展形成和凝聚力等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1998年再次在广西南宁举办了国际汉民族研究会即全国第五次汉民族学会年会，这次会议围绕“二十一世纪汉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主题展开了深入研讨。总之，徐杰舜教授有关汉民族研究专著的相继问世和学术活动频繁的召开，造成了国内汉民族研究的声势，从而大大开拓了汉民族研究的领域，使目前的研究已不像50年代仅局限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而是向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发展。由于近十余年这方面成果很多，难以尽述，因此，本文仅就几个主要方面的研究情况概述之。
二、汉民族形成与发展研究
关于汉民族形成与发展方面的研究。这个问题，在50年代曾经有过热烈的讨论，近十年来仍然是汉民族研究中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徐杰舜著《汉民族发展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认为：“汉民族的起源是多元的。有两个主源：炎黄和东夷（即华夏民族主要是以炎黄和东夷为基础形成的）；三个支源：苗蛮、戎狄和百越。从秦至西汉时期，随着华夏民族发展，转化成了汉民族。作者还将汉民族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即封建社会时期，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关于汉民族的确定，作者认为：夏民族、商民族、周民族、楚民族、越民族等形成华夏民族的时期大约是春秋时代。秦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加强了她的历史稳定性，到汉代才成为定型民族，并以汉的国家名称作为民族名称，到魏晋时，汉族这个名称才最后确立下来。徐教授这一论断，解决了学术界历年来的争端，为汉民族的形成定了性。李民、张国硕编著《夏商周三族源流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认为：夏商周三族的融合成为后来汉族的主体。王景义《论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学术交流》1998年第4期）认为：汉族是以华夏族为主体，大量吸收蛮、夷、戎、狄等部族结合而成的相对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华夏族之名源于传说时代的华胥氏族、夏后氏族。何光岳《汉人与汉族的形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认为：汉族是由炎帝、黄帝、太昊、少昊四大系融合而成华夏族，由华夏族各支所建立的夏、商、周、秦汉而形成汉族。覃东平《试述汉民族形成的过程、特点和条件》（《贵州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认为：汉民族是形成于秦，得名于汉。特点有：地域分布的广泛性、文化差异的巨大性、方言的广泛性、习俗差异性等。形成的条件是：首先是农耕文化，其次有一个长久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再次是汉文字的发展也为汉族的形成创造了条件。陈连开《汉民族形成发展的基本特点》（《民族论坛》1996年第4期）一文，也对汉民族形成的特点进行了详细论述。认为汉民族来源于夏或是多民族融合的产物的论文还有：沈长云《华夏民族的起源与形成过程》（《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史继忠《汉族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贵州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田继周《夏族的形成及更名汉族》（《民族研究》1990年第4期）、尤中《汉族形成和稳定后人口与发展》（《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周伟洲《周人、秦人、汉人和汉族》（《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徐杰舜《大禹与汉民族的起源》*
（《浙江学刊》1995年第4期）。论述汉民族形成或族称确定的论文还有：董广文《“礼”与汉族的形成和发展》（《云南学术探索》）1994年第4期）、陈江《秦汉长城的建筑与汉民族的形成》（《东南文化》1995年第1期）、尤中《秦、汉时期汉族的形成和发展》（《思想战线》1998年第9期）、徐杰舜《从秦人、汉人、唐人到汉族族称的确定》（《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张雄《略谈“汉人”族称的确认》（《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等。
三、汉民族迁徙与移民研究
关于汉民族的迁徙与移民研究，是近年汉民族研究中兴起的又一热点之一，出版和发表了很多研究成果。苍铭《云南汉族的来源》（《民族工作》1997年第10期）认为：云南的汉族都是从内地迁到云南的。历史上，汉族迁入云南主要是在汉晋、唐代、明清三个时期。前两个时期迁入云南的汉族，在少数民族的汪洋大海中被融合或“夷化”。云南现代汉族主要来源于明清时期。作者还在《清代汉族移民入滇原因考》（《清史研究》1998年第3期）中认为：清代因生计原因迁入云南的汉族为数不少。土地制度变革吸引内地汉族入迁；雍正“改土归流”摧毁了民族壁垒，吸引内地汉族大批入滇；云南矿冶兴旺吸引内地汉人入迁；内地人口压力导致大批汉人入迁等。谢国先《明代云南的汉族移民》（《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认为：汉族大量移入云南始于明代。移民中又以军人及家属占了绝大多数。明初移入云南的外省人口大致在三十万左右，此后或有谪戌，或有仕宦，或有捕逃，或有贸迁，但为数不多。陆韧《明代云南的驿堡铺哨与汉族移民》（《思想战线》1999年第6期）认为：在明代进入云南的大量汉族移民中，很大一部分沿交通道路分布，特别是在驿、堡、铺、哨世守定居，构成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的重要定居方式。论述云南汉族移民的论文还有：曹相《云南古代汉族移民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陆韧《唐宋至元代云南汉族的曲折发展》（《民族研究》1997年第5期），方国瑜《汉晋时期在云南的汉族移民》、《唐宋时期在云南的汉族移民》（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一辑》，云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徐杰舜《桂柳人的形成及人文特征——华南汉族族群研究之二》（《社会科学家》1998年第6期）认为：在明代，广西在历史转型中，以入桂卫所驻军为主体，操西南官话的汉族移民与明以前入桂的平话人讲完全不同的汉语方言，与平话界限分明，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不同于平话人的汉族新族群，这就是桂柳人的来源与形成。作者还在《客家人的形成及人文特征——华南汉族族群研究之三》（《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认为：客家人是华南汉族的主要族群之一，客家人的形成，始于宋元时代，形成于明代中叶。 一之《青海汉族的来源、变化和发展》（《青海民族研究》1996年1、2、3期）认为：汉族从公元前二世纪末叶即开始移居青海，以后成批迁入，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和劳作技术及先进文化，促进了社会的进步，成为这里古老的主要居民群体之一。杨豪《“广府
人”、“福佬人”、“客家人”考略——广东汉族来源考》（《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1、2、4期，对广东汉族的来源进行了系统的考证和论述。陈支平《福州人、闽南人、兴化人——福建汉族民系研究》（《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2、3、4期），则通过对福建汉族民系的研究，来论述福建汉族的来源。辛士成《略论汉族入闽及向台湾和海外的迁徙》（《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也论述了汉族入闽，逐步成为福建主体民族的历史过程。胡林玉《海南岛汉族移民述略》（《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认为：自西汉中原汉族遗民或出于军事征伐，或为任官贬官，或因经商先后进入该岛。其后随着历史的推移而不断增多，形成今天占全岛人口85%比例的汉族遗民强大族群。古治康《论汉族移民在贵州开发中的作用》（《贵州民族研究》1994年第1期），则论述了汉族五次大规模集中迁移贵州的过程。王治来《历史上汉族人口向西北边疆的迁徒》（《西北史地》1997年第1期）一文，运用了大量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对历代汉族人口面向西北边疆迁徙进行介绍。王晓卫《十六国时期中原夷汉人口比例》（《历史教学》）1995年第7期）认为：十六国时期汉人大批向南方和辽东迁徙，中原汉人总数不会超过300万。赵庆伟《六朝时期岭北汉人迁入珠江三角洲浅析》（《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论述了岭北汉人迁徒的原因、特点与迁徙的高峰。此外，方慧《元明清时期进入西南地区外来人口》（《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陈华文《上海人形成略论》（《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张雄《试论荆楚地区汉民族的形成》（《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彭措《西北汉族秦州支系的形成及人文特征》（《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彭清深《西北汉族关中支系的形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张新艳《金统治下汉人的历史来源》（《黑龙江民族丛刊》1998年1、2、3期）、久玉林《西汉时期汉匈民族的人群流动与双向同化》（《复旦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苏建灵《明清时期汉族人口向壮族地区的迁移》（《广西民族研究》1991年1、2期）、李干芬《汉、瑶、苗民族南来广西的历史概况》（《广西民族研究》1991年1、2期）、武玉梅《先秦时期汉族先民在东北的活动与开发考探》（《社会科学辑刊》1992年第2期）、彭清深《河湟人的形成及人文特征》（《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等文均就汉民族的迁徒、移民和来源作了详细的论述。而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王育民《中国人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王跃生《中国人口的盛衰与对策》（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王渊民《历史视野中的人口与现代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等等有关研究中国人口史的专著中，也有专章或涉及了不少有关汉族迁徙或移民的内容。
四、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研究
关于这个问题，以下介绍进展较大的几个方面的研究情况。
1.汉族与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综合研究。覃东平《论述汉民族与兄弟民族的关系》（《贵州民族研究》1997年第3期），通过对汉族与兄弟民族之间吸引和融合的论述，来说明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主体。刘文锁《汉文化与古代新疆》（《西北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认为：从整体上讲，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汉文化，在历史时期（自西汉至清），是影响新疆政治、经济和发展的主要因素。李建新《新疆维汉关系的调查研究》（《西北民族研究》1996年第1期），则分析研究了新疆维吾尔族、汉族不同社会经济结构、人口迁移、双语现象、宗教信仰、个别事件等方面的差异。黄建华《清至民国时期的维汉经济交流》（《西北民族研究》1996年第1期），就清至民国时期维汉间的经济交流的内容及其特点作了深入的探讨。李干《宋元时期汉黎人民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关系》（《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从宋元王朝的“治黎”政策、汉黎人民间的经济联系、文化交往、宋元时期汉人大量进入黎境等四个方面论述了宋元时期汉黎人民的友好民族关系。黄万机《汉族文人与贵州文化开发》（《贵州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从教育与学术、文学与艺术、风物及其他等方面论述了汉族在贵州文化开发中所起的作用和所作的贡献。陆文熙、赵明《略述彝汉历史上的经济交往》（《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6期），通过对历史上凉山彝汉两族经济交往的研究，来证明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屠强《近代彝族商品交换与古代汉族商品交换比较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阐述了近代彝族社会商品交换和古代汉族商品交换的史实，对比研究了二者的相似性和相异性。综合论述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的论文还有：杨清平《试论三国两晋南北朝岭南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贵州民族研究》1997年第3期），马奎等《试述历史上侗汉人民的经济文化交往》（《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马往麟《浅析散居地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社会科学家》1998年第6期）、卢贵子《浅论历史上高山族和汉族的友好关系》（《黑龙江民族丛刊》1997年第4期）等文。
2.汉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影响的研究。余达忠《汉文化的辐射与侗族文化的变迁》（《贵州文史丛刊》1998年第2期）认为：侗族文化是一种具有严重依附性的文化类型，从它产生、形成、发展和文化变迁，都是汉族文化作为一种强权文化强制移入、渗透、滋扰、整合的结果。何坚韧《汉文化对锡伯文化的影响初探》（《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就汉文化对锡伯文化的影响及由此引起锡伯文化性质内涵等方面的“脱胎换骨”的原因进行了论述。刘志扬《清政府建立后汉文化对满族文化的影响》（《黑龙江民族丛刊》1992年第4期），从清军入关至乾隆期间汉文化对满族发展的影响，来探索该时期的满汉民族关系。赵壮天《开放与整合：明清汉文化在桂西壮族中的传播》（《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认为：明清时期汉文化在桂西壮族地区广泛传播，促进了壮族文化的转型，形成了壮族文化的特点，对壮族文化心理产生深刻影响，推动了壮族经济的发展。此外，莫金山《论文化的传播与广西区域文化》（《学术论坛》1994年第3期），王时阶《古代汉族入桂及其对广西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学术论坛》1995年第6期）两文，也就汉文化对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影响进行了论述。孙季萍《五胡十六国我国少数民族政权法律制度及其汉化进程》（《烟台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认为：五胡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的汉化，并非是其自身发展的需要，而是出于少数民族政权加强统治的需要。杨茂盛等《“五胡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的汉化是其自身发展的需要》（《民族研究》1997年第3期）则认为：“五胡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的汉化，既是其自身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其内部结构机制发展的结果。张文毅、董丽《契丹文化艺术风俗习惯的汉化》（《辽宁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论述了契丹在大学、儒学、历史学、文学艺术及风俗习惯诸方面接受、吸收汉文化的影响，从而创造了以汉文化为核心，又带有契丹民族特色与时代特色的辽文化。韩忠大等《汉文化对基诺族青少年心理的影响》（《云南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吴敬颜《历史上少数民族中的汉人成分》（《思想战线》1989年第3期）、吴明月《谈西汉时期汉人入居匈奴及其影响》（《内蒙古师大学报》1995年第4期）、刘援朝《汉族移民与白族大姓制度》（《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杨有赓《汉民族对开发清水江少数民族林区的影响与作用》（《贵州民族研究》1993年第2、3期）、尚衍斌《元代内迁畏兀儿的分布及其对汉文化的吸收*
》（《民族研究》1997年第1期）、杨荆楚《浅论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加强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团结合作》、（《民族研究》1997年第3期）等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汉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
3.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对比研究。张世珊《汉侗传统伦理文化的比较》（《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认为：无论汉族的儒学或是侗族的侗学，研究的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伦理思想，因而有诸文化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共同性有：两者都崇尚伦理，以德为本体，有最高的价值地位。有强烈的集体意识，崇尚和谐的价值取向。差异性有：两者道德观念分属不同经济结构基础之上的思想体系。不同的道德规范和标准。陈英《对比研究彝汉古文化的启示》、（《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对彝汉古文化作对比研究后认为：一、彝汉古籍同样记载着中国远古文明产生的三件大事，即文字的发明、天文历法的创制、八卦理论的出现。二、彝汉古籍记载古代华夷意识形态大多相同或相近。三、彝汉古籍关于古代科技发明的相同记载。鄢维新的《从“巴楚文化”看土家族文化与汉文化的关系》（《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第1期），通过对土家族文化与汉文化的关系等方面研究后认为：一、土家族的源文化（巴文化）对汉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二、土家族文化使得长江上中游地区的汉文化呈现出独特的地域特色。三、吸呐汉文化后的土家族文化较之祖源文化（巴文化）亦有明显的不同。丁玲《古代鄂西土家族和汉族文化支流的特点》（《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6期），则对汉族和土家族文化交流特点形成的原因进行了论述。金泰安等《汉、布依两族对饮酒认识的跨文化研究》（《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认为：汉、布依两族在饮酒认识上存在的差异，导致了两族各具特色的饮酒文化背景。
4.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族影响的研究。以往我国学者大都从汉族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影响的角度，来研究两种文化的交流与碰合。而近年来有的学者则调换一个研究角度，来探讨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族的影响。张国庆《契丹族文化对汉族影响刍论》（《北方文物》1998年第3期）探讨了契丹的物质文化和社会文化对汉族的影响，认为契丹民族文化对汉族影响的特点有：相同的生存地理环境，是汉民族接受契丹文化的前提条件；汉族接纳契丹文化，是根据汉俗有所扬弃；汉族接受契丹文化的影响可分为主动接受型和被动接受型两种。李晓霞《论新疆汉族地方文化的形成及其特征》（《民族研究》1998年第3期）认为：几百年来，作为迁移民族的新疆汉族，广泛地吸收了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并对各地汉族风俗融会贯通，业已形成自己独特并具有新疆地方特色的文化。龙基成《湘黔桂边区汉族移民对侗文化的吸收》（《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则剖析了侗族社区里的汉族移民如何吸收、借鉴侗族文化的因子和结构，如何与侗文化的涵化运作。林干《古代北方民族的同化、汉化及汉人的北方民族化》（《内蒙古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认为：汉人被北方少数民族同化的原因有：因投奔北方民族地区而被同化；因被俘掠而被同化；因在北方民族地区居官，世代相传“因习其俗”而被同化。顾有识《试论历史上的壮汉互为同化》（《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3期），论述了历史上壮族和汉族互为同化，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密关系。刘浦江《说“汉人”——辽金时代民族融合的一个侧面》（《民族研究》1998年第6期）认为：辽金时代的所谓“汉人”，由于长期处于异民族的统治下，具有明显的胡化倾向，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和文化风貌，以致于使他们的民族归属难以被认同。
五、风俗习惯研究
近年来对汉民族风俗习惯的研究，颇为学界所关注，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
1.汉民族风俗习惯研究。严武《古代汉民族婚姻制度的起源和发展》（《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一文，就汉民族婚姻渊源的传说、婚姻习俗的形成、婚姻礼仪的确立、保障婚姻制度趋于稳定的法律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吴志《循化地区汉民族的婚礼丧葬习俗》（《青海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则对循化地区汉民族的婚姻丧葬风俗同其他地区不同的历史特点进行了探讨。徐杰舜《广西汉族经济风俗概略》（《民俗研究》1996年第4期），从广西汉族的农作、饲养、山林、狩猎、水利、手工业、交易、借贷等八个方面的风俗概述了广西汉族经济风俗的风姿、风貌和风韵。此外，作者还在《广西汉族生活风俗述略》（《广西地方志》1996年第2期），对广西汉族的生活风俗进行了介绍。牛敬忠《民国初年绥远地区汉族民俗概览》（《内蒙古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概述了民国初年绥远地区汉族的民俗事象及变革。李存福《青海汉族社、祖同祭习俗探仪》（《青海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论述了青海汉族社、祖同祭的特点，传承与演变。伊尔·赵荣璋《汉民族的色彩审美属性》（《民族艺术研究》1999年第1期）认为：汉民族的色彩审美属性证实，汉民族崇尚红色，敬重黄色，并对黑白色相具有自己特独的心理属性。黎辉亮《汉族人的取名与汉民族传统语言文化》（《海南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从名字与汉语言文字、名字与性别、名字与忌讳等等方面论述了汉族五花八门的取名方式。王守思《汉族传统寄拜习俗述论》（《民俗研究》1993年第1期）一文，就寄拜是汉族养育婴幼儿的一种传统习俗的原因进行了研究。蓝翔《汉族婚礼筷俗》（《民俗研究》1996年第1期），论述了黄土高原、江淅、鲁穗等地筷俗在汉族婚礼喜庆时所折射出来的时代和社会心态。农昆《论汉民族传统节日的形成与特征》（谢本书等主编《历史文化资源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则对汉民族传统节日的产生、形成和特征进行了探究。论述汉民族风俗习惯的论文还有：都兴宙《青海汉族的“社日”风俗及其他》（《青海民族研究》1998年第4期）、刘仲宇《汉族地区民俗中的宗教符号》）《上海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朱大渭《中古汉人由跪坐到垂脚高坐》（《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周大鸣《凤凰村婚姻的变迁》（《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9第2期）等文。
2.汉民族与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比较研究。杜继富《汉族、少数民族灶神信仰比较研究》（《民族研究》1997年第1期），从灶神信仰的文化背景、灶神形象、灶神职能、灶神祭祀等四个方面来比较汉族和少数民族灶神信仰的差异性，并分析了造成差异的原因。许瑞祥《维、汉若干民俗事象类比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对维吾尔族的古尔邦节和汉族的春节等等若干民俗相比较后认为：它们有许多相互交融之处。张国庆《古代东北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岁时节俗之异同》（《黑河学刊》1998年第4期）一文，比较了古代东北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岁时节俗的异同，并就构成这种异同的因素进行了探讨。刘援朝《临夏市汉民族婚姻行为的比较研究》（《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揭示了回汉民族在婚龄方面的差异，进而探讨影响汉回民族婚龄差异及择偶条件的变量因素。金正一《朝鲜族与汉族的人参风俗之比较》（《延边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一文，则比较了朝鲜族和汉族在人参风俗习惯方面的异同。
六、其它方面研究
徐杰舜《汉民族研究与中国文化》（《青海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认为：要深入研究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的研究得到新的发展，必须研究中国文化的主要创造者——汉民族。作者提出了加强汉民族研究的若干建议。严学 《汉族上层社会学术文化的主旋律》（《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认为：汉族上层社会文化的主旋律，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为轴心的中国传统的主体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史，如果不讨论几千年来形成的以儒学为轴心的传统，是难以想象的。周庆智《古代汉民族凝聚力与传统家族政治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认为：基于家族政治文化基础上的民族凝聚力，是汉族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基本特征之一。汉族社会是“家庭结构式”的社会。麻国庆《汉族传统社会结构与家族》（《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5期），则将汉人家族类型分为观念家族与实态家族、本土家族与移植家族。作者还在《汉族的家族与村落：人类学的对话与思考》（《思想战线》1998年第5期）中，对本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学者有关汉族社会的人类学研究进行了评述、对话和思考。蒋林《新疆汉族民间艺术》（《新疆艺术》1995年第2期）认为：新疆汉族民间艺术，可分类为建设装饰、雕刻与镂刻、家具与器物、编辑与印染、服饰与图案、杨柳青年画等。有关汉民族其它方面研究的论文还有：王葆苓《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晶——元散曲浅论》（《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方国瑜《汉晋至唐宋时期在云南传播的汉文学》（《方国瑜文集·第一辑》，云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李晓霞《新疆汉族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对其婚姻状况的影响分析》（《新疆社会经济》1996年第2期）、旷天伟《十六国时期汉人服兵役之研究》（《北朝研究》1996年第3期）、王成国《略论辽朝统治下的汉人》（《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5期）、杨荆楚《浅论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加强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团结合作》（《民族研究》1997年第3期）、张映庚《昆明汉族亲属称谓之探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林秀琴《谚语和汉民族价值观》（《求是学刊》1995年第4期）、马国荣《两汉时期新疆汉人的社会生活》（《新疆社科论坛》1997年第1期）、陈国权《蒙古族、汉族通婚后裔大学生体质特征的研究》（《人类学学报》1992年第2期）、朱芳武等《广西壮族与广东汉族颅骨特征的比较》（《人类学学报》1990年第2期）、车安宁《中国汉族人口姓名重复问题探析》（《兰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王和《汉民族“群体本位”文化内涵与作用》（《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1期）；杨旗《论秦汉南方民族汉文化教育》（《孝感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等文。
除了以上本文所述汉民族的论著外，关于客家的研究，也是近来来汉民族研究中专家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因别的同志已有专文综述，本文也就不再涉及。见丘菊贤《客家研究综述》（《嘉应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王洪友《中国大陆客家研究的现状与今后方向》（《浙江学刊》1995年第4期）两文。关于汉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由于近年出版和发表的论著甚多，而本文又受篇幅所限，也不得不割爱此文之外。
在本文结束之前，还需说明的是：第一，由于近年来本文所述汉民族研究的问题论著颇多，分布区域又广，自己虽尽拙力收罗，但仍不免挂一漏万，尚希专家学者予以补正。第二，由于自己学识水平所限，因此有些研究者的成果，没能全面反映出来，文中对论著的观点归纳概括也未必恰当，又请论者及读者谅之。
收稿日期：2000-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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