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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增长要有较快的速度，但过高也不行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的文件中提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要把握好速度问题，速度低了不行，速度过高也不行。”首先是速度低了不行，这是因为：
第一，要尽快缩短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使我国尽快跻身于世界现代化强国之林，就必须加快经济增长速度。
第二，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本质，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快速发展经济。
第三，我国的经济发展，要与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快速增长相适应，不应落后于或长期落后于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
第四，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到下个世纪中叶，要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也需要经济快速增长。
所谓速度过低或过高，是一种相对概念，只能根据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具体条件加以把握。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从现有条件和制约因素考察，6%以下就是低速度，6%到8%是中速度（8%是中高速），9 %到11%是高速度，12%以上是超高速度。所谓“速度低了不行”，具体化为量的指标，可以认为，若长期低于8%，不行。 所谓“速度过高也不行”，可以认为，在现有条件下超越国力，达到12%以上，不行。根据我国的现有条件和历史经验与教训，不宜追求超高速的发展。从1953年到1995年的43年中，我国经济增长中的多次大起大落，都与脱离国情，超越国力，追求高速度有关。
经济发展中片面追求高速度，必然产生多方面的弊端：一是导致高投入、高消耗、高速度、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的恶性循环；二是造成普遍的资金、原材料、能源浪费和紧张；三是导致大起大落；四是劣化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大起”时期的投资需求膨胀和消费需求膨胀，会打乱产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和产品结构的优化过程，优化转为劣化；五是给企业首先是国有企业造成困难。经济发展中的时热时冷、大起大落，财政、货币政策的大松大紧，会恶化企业的经营环境，使一些企业运转不灵，陷入困境。经济过热时期膨胀起来的低水平的粗放型数量扩张，一进入调整、整顿时期，许多企业的产品不会积压、滞销。过热时期的高投入、高消耗，变成企业的高成本、高负担。于是资金短缺，负债率加重；六是会出现高通货膨胀率。应当说明，不超越国力的、条件允许的、正常的高经济增长率，并不一定会伴之以高通胀率，高经济增长率伴之以低通货膨胀率的事实，国内外都不乏例。但是，脱离国情、超越国力、不顾经济质量与效益的超高速度，必然会伴之以高通胀率。
我国应当认真接受追求过高经济增长速度而延缓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中曾尖锐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脱离国情，超越国力，急于求成，大起大落，是40年来最重要的教训，这种指导上的失误，严重挫伤群众积极性，往往造成巨大损失，是经济工作中的要害问题。……必须深刻记取这个教训”。
二、速度与效益的关系和两种经济增长方式
在速度和效益的关系上，可以是高效益的高速度，也可以是低效益的高速度，还可以是无效益和负效益的高速度。无效益和负效益的高速度，还不如有效益的低速度好。因为它不是成绩，而是祸害。
过去，我们偏重于速度，又偏重于工农业产值速度。因此，在论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行经济增长的横向对比时，往往用工农业产值与外国比较。比如，1950—1978年，我国工业年均增长13.4%，而美国仅为4.5%，西方国家增长最快的日本也低于我国，为11.9%； 1951—1978年，我国农业年均增长4%，而美国仅为1.9%，日本为2.1%。 以此证明我国经济发展超越西方发达国家。有必要指出：这样比较，固然有可比的一面，但又有不全面、不准确的一面。如果对比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那么，改革前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速度，要比日本1950—1973年的年均增长速度（9%以上）低得多， 比亚洲四小龙也低。国民经济不只是工农业两个部门，只比较两个部门特别是只比较其产值增长速度是不够的。而且，侧重于比较产值增长速度必然是投入和消耗越高，成本越高，产值越大，但效益越低。我们固然应重视比较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但更应重视比较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以认清我们落后的差距，以便心中有数，知己知彼，更好地发展我国的经济。
总结我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在新中国创建以来的四十多年中，第一，我国的经济发展偏重于铺新摊子、上新项目，搞外延的扩大再生产，走数量扩张型增长的道路。在新中国建国以后的一定阶段，这是必要的。问题是，长期以来一直延续走数量扩张型和粗放式增长道路，不重视和没有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因而在长时期中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不高。第二，脱离我国国情国力，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增长，这必然损害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健康发展。新中国建立以来经济发展中的周期波动乃至大起大落，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因素造成的。粗放经营，加上人为地追求高速度的消极后果，必然会扩大对经济质量与效益的损害。如果人为追求高速度是在领导偏好和唯意志论下的政治鼓动和政治压力中推进的，则往往会给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破坏性后果，如我国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二十多年“左”的错误所造成的情况那样。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中的“左”的一套受到抑制，但粗放型增长和片面追求高速度的经济增长方式并未根本改变。单是粗放型增长也还会形成一种质量和效益虽不高但能保持正常的经济秩序和均衡关系的运行状态，如果人为地追求粗放型增长速度，则连正常的经济秩序和均衡关系也会被扭曲和破坏。
为顺利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为尽快缩短我国与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需要实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转变增长方式，首先要转变传统的、习惯性的、片面追求高速度而时起时落的增长方式，然后才能由单纯数量扩张型即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质量效益型即集约型增长方式。我国经济增长的粗放型特征，表面上表现为偏重于铺新摊子，上新项目，追求数量扩张，其背后则是投资规模膨胀，投资结构不合理，投资效率与效益低下，经济增长严重依赖投资支撑等。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即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也就是要从单纯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也可以说，是从高投入、高消耗、高速度、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的增长方式，转向低投入、低消耗、高产出、高质量、高效益、高速度的增长方式。
不要把粗放型增长同外延型增长简单等同起来。外延型增长是指数量扩张，即上新的项目。但外延型增长可以是简单的数量扩张，没有质量效益的提高，即属于粗放型增长；也可以是采用先进技术和提高质量与效益的数量扩张，这种外延型增长便属于集约型增长。
三、积极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如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积累量、分工协作、科学技术、生产资料的效能和利用、劳动者的素质（包括教育、技能、熟练程度等）、经济结构、经营管理水平，等等。根据诸因素自身的特点，会从两个方面推动经济增长，一是单纯的数量增长，即多投入、多产出，比如，人力资源投入增加一倍，产出也增加一倍，这虽然可以增加经济总量，但由于劳动生产率不变，人均产量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没有提高；二是主要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增加经济总量。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因素也很多，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中，对提高劳动生产率会发生长远的、持续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需要国民经济快速增长。但以往更多地是重视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中的速度，而不强调或不很重视发展生产力和经济快速增长的核心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我们重视经济增长速度，必须首先重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我国劳动生产率的绝对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我国200万煤炭职工年产煤炭11 亿吨，而美国仅1.5万职工年产煤炭10亿吨。 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谷物量，我国只相当于美国的0.8%，加拿大的0.6%，日本的25%。应当认识到我国尽快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紧迫性。
在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越高，经济效益也越高。因此，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转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要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前提，有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我国经济增长中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相对较低，即经济增长主要靠生产要素的扩张。
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首先要重视科技进步。目前，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达60—80%左右，而我国只接近30%。国家与其将有限的资金主要用于铺新摊子、上新项目，不如将更多点资金用于已有企业的技术改造。企业自己也应少铺摊子、多搞技改。我国有些国有企业效益降低，困难增加，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技改投资不足甚至比重下降显然是重要原因之一。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质量与效益，需要提高职工的整体素质，而目前的素质偏低。据统计，全国1.2亿城镇企业职工中， 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70%。全国近7000 万技术工人中， 初级工约占80%，高级工仅为3%左右。重视科技与教育， 认真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实现科技教育与经济的紧密结合，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所在。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效益，还需要优化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企业结构与产品结构，优化结构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形成规模经济效益。我国不少行业，生产极度分散。如汽车生产， 整车厂有120多家，超过美国、西欧、日本厂家的总和，但年汽车生产能力1995年只达150万辆，年产超过一万辆的仅十几家， 多数年产只几千辆或几百辆。
实现科学管理，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是提高经济效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环节。离开有效的经营管理，前述各项提高经济效益的成果便难以落实。加强和改善企业管理，进行管理方式的改革，挖掘企业内部的潜力，是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目前不少国有企业管理滑坡，导致企业亏损面扩大。亏损企业中的80%左右源于管理不善。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需要有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转变相配合。我国自80年代初以来，中央文件中一再强调经济发展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但就是难以实现。原因固然是方面的，但与传统体制的障碍有关。首先，需要有投资体制改革。要从行政驱动机制转向经济约束机制包括市场约束机制，不但应杜绝首长条子工程、人情工程，也要改变行政驱动的盲目扩张性投资方式，要从上到下把投资的权力和责任统一起来，决策人要对投资的后果负责任。其次，还需要改变对各级领导干部政绩的考核标准，摒弃“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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