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转向及其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人类学论文,晚年论文,现实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马克思晚年的大量笔记中，被称为“人类学笔记”或“民族学笔记”的，主要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中收入的《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第一册，1879年莫斯科版）一书摘要》、《路易·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亨利·萨姆纳·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1875年伦敦版）一书摘要》、《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1870年伦敦版）一书摘要》和未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的《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一书摘要》（注：该书摘要中译文可参阅徐明译：《约·布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一书摘要》，《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7年第1期至第4期。）。这些笔记除1932年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达·彼·梁赞诺夫曾有所提及外，一直鲜为人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前苏联的一些刊物发表过这些文献，但未能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直到1972年美国学者劳伦斯·克拉德《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一书出版后，国外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才开始重视，并陆续发表了不少专著和专论。近十多年来，我国学者也开始重视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关心西方和前苏联东欧各国学者对这些笔记的研究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的出版，为我国学者研究马克思晚年思想提供了良好条件。1986年12月全国第一次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学术研讨会在福州的召开，推动了我国学者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研究。
一、马克思的人类学转向
马克思晚年转向人类学，是在他的《资本论》尚未完成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他从经济学走向人类学，却并不是在19世纪70的代的最后几年中突然完成，而是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
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马克思就已注意人类学、考古学方面的材料。1853年，马克思对东方社会所有制形式进行专门研究时，曾谈到了原始社会氏族组织的基本特征。他指出，诸如苏格兰氏族这样最早的欧洲社会形式与俄国公社和亚洲公社有着相同的特点，即“土地都是氏族的财产，在氏族内部，尽管有血缘关系，但是人们之间也有地位上的差别，正像所有古代亚洲的氏族公社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572页。）在这里，马克思已倾向于认为氏族公社制度是人类社会最早的所有制形式，并且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普遍的历史阶段。1853年1月至3月，马克思阅读了威克菲尔德、帕弗列、贝尔尼埃、肯别尔、威尔克斯、帕顿、普莱斯特等人的作品，并对加利阿尼、瓦克斯穆特、考尔福斯等人的著作作了许多摘录（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726—727页。）。同年4 月至5月，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内部结构和发展前途作了广泛的考察，阅读了麦克——库洛赫、克列姆、贝尔尼埃、萨尔梯柯夫等人的作品以及其他一些有关印度和中国的历史和经济方面的著作，并作了摘录。虽然马克思在这一时期所掌握到的有关史前社会和东方社会的知识、文献及材料，有的并不是直接来源于典型意义上的人类学著作，但它们仍可认为是马克思走向人类学的重要阶段。
19世纪60年代，欧洲史学界对史前社会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中，德国学者毛勒的《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城市制度和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论》一书，对马克思产生了较大影响。 马克思在1868年对该书作了详细的研读和摘录。但是，这一时期的文化人类学著作在史前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具体特点研究方面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并缺乏系统的阐述。因而这一时期关于原始社会组织的材料还不具备典型和普遍的意义。受此影响，马克思对史前社会的认识直到19世纪70年代初期仍欠深入。他仍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解为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在1872年《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所加的一个注释中，马克思再次陈述了他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所提出的观点：亚细亚的公社所有制作为原始的公有制形式，在后来发展中产生出它的解体的各种形式，如古代所有制形式或日耳曼所有制形式。这说明马克思在这一时期仍未能解决逻辑与历史之间的矛盾问题。
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后，西方人类学取得了某种程度的突破性发展。以美国学者摩尔根为代表的对史前社会的科学研究，为马克思研究史前社会开拓了新的思路。从1881年起，马克思陆续阅读并摘录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梅恩的《古代法制史讲演录》、拉伯克的《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菲尔的《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莫尼的《爪哇，或怎样管一个殖民地》，以及帕顿的《亚洲君主制原则》和克拉辛斯基《斯拉夫民族的宗教史纲》等许多著作。通过对这些著作的精心研读，马克思解决了困扰他已久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在逻辑上作为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和它在历史上表现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的矛盾。马克思晚年放弃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说明他已意识到这一概念在表述史前社会时具有局限性。当然，马克思晚年放弃使用这一概念，也与他对东方农村公社制度的研究有关。实际上，马克思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就已把东方农村公社制度的研究纳入到整个人类学研究之中，这可以从他在这一时期所阅读的著作书目中反映出来：1873年他阅读了尼·卡拉乔夫的《古代和当代俄国的劳动组合》及其他著述；1876年至1878年阅读乌蒂塞诺维奇的《南方斯拉夫人的家庭公社》、克雷马乔的《印度法和法国法比较》、马·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第一册；1881年重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没有收信人的信》；同年，他为自己开列了120 多种书目，但还没有完全包括他在工作中所用的一些文献资料；1882年马克思还阅读了华莱士的《俄国》等著作。
通过对人类学及东方社会的广泛研究，马克思晚年在理论上取得了两大突破：一是进一步修正和完善了他在19世纪50年代提出的社会形态理论，从而是为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特别是关于私有制从原始公有制社会发展而来）的观点提供了确凿的历史依据；二是修正了他在19世纪50年代提出的东方社会必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结论，阐述了东方社会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虽然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及其所体现的思想更多的只是提出问题，而没有标志着他已完全解决了东方社会的具体发展道路问题，但他所提出的问题无疑为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历史观理论的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
二、马克思晚年转向人类学的动因分析
对于马克思晚年放下尚未完成的《资本论》的创作出版而转向人类学的动因，许多学者曾作了颇为有益的探讨，但迄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学者认为其转向是他早年从事哲学人类学（或人本学）探索的继续或回复，即他从哲学人类学进入到实证经验人类学是同一主题的发展，证明他毕生关注的是人类学问题（注：北美“辩证的人类学”学派力图把马克思晚年对人类学研究的意义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来认识。美国学者劳伦斯·克拉德在《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序言中用人本主义的固有方式来理解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他在《作为民族学家的马克思》及《马克思著作中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等著述中还认为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马克思晚年研究人类学是从经验基础上回复到早年的哲学人类学；1975年他在《国际社会史评论》等20卷中发表了长文《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原则和矛盾——关于人的科学的新观点》，进一步系统地运用人本主义观点阐述了他对马克思晚年转向人类学的特定理解。）。有的学者则认为其动因是为了完善和发展唯物史观（注：国外学者莫里斯·布洛赫在《马克思主义和人类学关系史》中认为，马克思晚年研究人类学是为了对原始社会生产方式进行实证研究，以便进一步论证唯物史观，说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必然性。国内学者鲁越等：《马克思晚年的创造性探索——“人类学笔记”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陈玲玲：《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转向》，《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等，亦基本上持这种看法。）。 还有的学者认为是出于对俄国前途和命运等现实革命斗争问题的深切关怀的需要（注：杨适、田盛颐：《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和我们今天》，《史学理论》1988年第2期。）。这些意见均有其合理之处，但不全面。 人的问题或者说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始终是马克思理论思考的中心。任何理论均来源于实践并需接受实践的检验。总的看来，马克思晚年转向人类学，既有出于完善和发展唯物史观的深层需要，又有来自现实革命斗争实践方面的直接需求。
马克思晚年转向人类学，与他直接面临着现实革命斗争的巨大挑战密切相关。资本主义的“繁荣”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困境”迫使他对自己以往的理论进行重新思考。
19世纪下半叶的资本主义世界始终处于不断的动荡之中，经济危机此起彼伏。但是，这个时期只“带有‘和平’性质而没有发生过革命”（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438页。），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所预言的经济危机必然导致政治革命并没有实现。尽管1871年爆发了巴黎公社革命，但当时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力及其生产关系还没有发展到发生根本冲突的时候，因而欧洲范围内的普遍革命形势难以成立。1872年马克思再次考察巴黎公社失败的社会原因时指出，“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在一切主要中心，如柏林、马德里以及其他地方，没有同时爆发同巴黎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水平相适应的伟大的革命运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80页。）。 仅仅局限于一个城市的起义不可能从根本上动摇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也难以诱发欧洲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虽然马克思在1873年又曾预言：随着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变动，“普遍危机”“又要临头了”（注：（法）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东方出版社，1986年，第171页。）。 但危机不是导致革命而是导致资本主义的“繁荣”。恩格斯在19世纪90年代回顾马克思和他本人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过程时指出：“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状况还远远没有成熟到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初次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把德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第一流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7—598页。）。这种结果出乎马克思的预料，这不能不促使他对自己以往的理论进行反思和超越。
与资本主义“繁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无产阶级运动内部的分裂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而且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影响，欧洲无产阶级运动内部存在着改良主义倾向，马克思主义在无产阶级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受到了挑战。资本主义的“繁荣”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困境”，无疑会对马克思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或许能够解释马克思为何会在晚年以相当的精力转向人类学。
19世纪中叶前后，东方几个主要大国如俄国、中国和印度等在资本主义的侵蚀下，正处于蜕变期，它们传统的社会结构在巨大的外部压力下正面临着崩溃的命运。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东方社会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俄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尤为引起马克思的关注。
当时俄国《祖国纪事》杂志所刊发的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中，把《资本论》一处对赫尔岑的泛斯拉夫主义倾向的批判引申为马克思不同意赫尔岑主张的俄国人应当为自己的祖国寻求一条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观点，马克思认为这是对他思想的严重曲解。由于涉及重大的原则问题，马克思认为自己有必要站出来表明自己的态度。
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比较含糊地涉及了三个相关的原则问题：一是俄国究竟应走哪条发展道路？二是《资本论》所阐述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规律是否适用于俄国？它是不是一切民族发展的必由之路？三是究竟怎样认识俄国的农村公社？
作为对这些问题的回应，马克思在1877年11月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引述了俄国学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俄国前途问题的看法，并说自己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非常重视地提到了这位“伟大的俄国学者和批评家”，还说这位学者在一篇出色的文章中研究了这个问题：“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他表示赞成后一种解决办法”（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 卷， 第129页。）。这说明，马克思约在1873 年以前就已注意到车尔尼雪夫斯基所提出的问题并开始认真地思考俄国的前途问题了。
为了能对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马克思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9页。）。 此后，他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9页。）。
马克思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提法把米海洛夫斯基所质疑的第一个问题明确起来，并提高到原则高度来讨论，这其中包含着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同时对第二个问题亦表明了自己的原则立场。
1881年后，俄国的前途问题在俄国革命者中间的争论变得尖锐起来。俄国民意党中央和俄国最初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劳动解放社”的主要成员查苏利奇直接给马克思写信，要求他对俄国的历史发展前景特别是对俄国的农村公社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
查苏利奇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这样写道：“你比谁都清楚，这个问题在俄国是多么为人注意……特别是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党所注意……最近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见解，认为农村是一种古老的形式，历史、科学社会主义，——总之，一切不容争辩的东西，——使它注定要灭亡。鼓吹这一点的人都自称是你的真正学生，‘马克思主义者’”。“你对这个问题的见解是多么引起我们的注意，假如你能说明你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的看法和对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给我们的帮助会多么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637页。）。
很显然，对这样一些问题的回答，不仅是个理论上的事情，而且还会直接深刻地影响到俄国革命家的思想和行为，进而影响到俄国的未来发展。因此，马克思花了很大的功夫来写回信。他一共起草了四稿。在前三稿中，马克思本想总结多年来的研究收获，在重点讨论农村公社问题的基础上对涉及俄国前途的几个重要方面作出比较全面的分析和论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0—452页。）。但他后来改变了这种考虑，决定只以一种简要的方式作出答复：“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9页。）。
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回信草稿中已对俄国的农村公社问题发表了重要看法，这与他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起加紧研究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形态特别是注意研究不同社会中的公社形式有关。1876年5月至6月，马克思把毛勒关于日耳曼公社史的著作作了详细的摘要。同年12月，他阅读了格·汉森、弗·德默里奇、乌蒂塞诺维奇及弗·卡尔德纳斯关于公社制度在塞尔维亚、西班牙和其他国家的演变情况的著作。1879年夏天，马克思得到马·柯瓦列夫斯基送给他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马克思后来认真阅读了该书，并写下了详细的读书笔记。但是，他仍觉得自己的知识不够：“各种原始公社（把所有的原始公社混为一谈是错误的；正像地质的形成一样，在这些历史的形成中，有一系列原生的、次生的、再生的等等类型）的解体的历史，还有待于撰述”，“关于这些变化，我们还什么都不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2页。）。 因而他在正式的复信中略去了那些关于农村公社的具体论述。我们由此可以理解他于1881年后更加深入研究人类学的直接动因。事实上，马克思对摩尔根、梅恩和拉伯克等人著作的认真研读也正是在这以后进行的。
马克思晚年转向人类学的深层动因是出于完善和发展唯物史观的需要。唯物史观不仅需要解决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而且还要弄清楚人类社会从何处来和如何来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能用精神或观念来解释，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和宇宙精神的某种抽象行为，“而是纯粹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事实”（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 页。）。根据这样一种思维罗辑，马克思从哲学走向了经济学，后来又从经济学转向了人类学。
如果说马克思通过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基本解决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的话，那么，他要弄清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及其演化历程则需借助于人类学方面的知识。确切地说，唯物史观在确立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同时，还必须看到人类社会的特殊发展规律及不同民族的特殊发展道路。马克思晚年正是通过研读大量的人类学著述来思考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并力求揭示出人类原生的公有制社会形态如何被后来的私有制社会形态所取代，而最终又回到一个更高水平的公有制社会形态的历史进化规律。
综上所述，马克思晚年转向人类学，既是出于完善和发展唯物史观的需要，同时也是出于对现实革命斗争特别是对俄国前途等东方社会发展问题的思考与探索。这两者不是截然分离而紧密相联的。前者是后者的升华和导引，后者则是对前者的验证与回应。
三、马克思人类学转向的现实意义与启迪
马克思晚年转向人类学，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极富思考的空间。如果只孤立地看待他的“人类学笔记”，或许它只具有历史文献的价值；如果将它放到他的整个理论的有机体系中去考察，进而联系我们当今的社会实际；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中发掘出更大的理论价值和得到更多的理论启示。
（一）研究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转向，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东方落后国家现代化建设问题的认识。
在前面分析马克思晚年转向人类学的动因中，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马克思通过对当时人类学著作的认真研读，回答了俄国革命者及学者们普遍关心的俄国前途问题，即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到社会主义，同时它也具备着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这就是说，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东方社会的发展存在着两条道路：要么是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艰难地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要么是超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这“二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5页。）。应该说， 这种“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主要指的是各国不同的历史传统或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社会条件。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与现代通常是对立统一的。传统是现代的基础和原发点，现代则是传统的扬弃和发展。离开传统的现代化是难以存在的。没有传统的现代化，无异于一座没有基石的空中大厦。围绕着传统与现代化的问题，我国学者进行了长期的争论，出现了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等主要社会思潮。以往争论的焦点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它们对中国是在特定环境中被动卷入现代化问题的看法上是基本一致的，但对内忧外患条件下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合理转化问题上却存在着意见分歧。如果我们认真地研究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我们或许能够从他对人类社会从何处来的思索中得到启发，进而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历史传统既不同于苏联东欧，更有别于欧美。中国“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影响着它的发展道路。从“来处”来思考、讨论它的“去处”，将会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马克思晚年对俄国前途问题的探索，对我们了解和认识“单线进化论”和“多线进化论”问题颇有裨益。历史已经证明，一个国家、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它的现实国情和社会生产力水平。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有的少数民族社会实现了有点类似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跳跃式变迁。但是，我国的公社化和大跃进运动却遇到了失败和挫折。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了经济的振兴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这些事实说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落后国家能够在社会生产关系领域中跨越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但却不能跨越任何社会在生产力和社会经济领域中不能跨越的那些阶段。
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不能仅仅局限于从社会生产关系领域中去理解，还必须结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来加以考察。我们承认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把不同国家的发展道路强制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模式之中；同样地，我们充分肯定东方社会有别于西方社会的特殊性质和发展道路，也并不意味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在东方社会中不起任何作用。
（二）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对我国的人类学学科建设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马克思晚年所研读的人类学著作主要是西方西典进化论学派的人类学著作。古典进化人类学关注的是人类社会的宏观发展史，这为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哲学高度对人进行整体思考提供了素材。在人类学的后来发展中，无论是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还是社会（文化）人类学，都是以人类的某一特征为其研究对象的。对人的整体思考显然远比对人的局部的、某一特征的思考更为深刻，而要达到这样的高度，决非体质、文化学现象的简单相加可得。因此，学科的细化固然有助于某一领域的研究深入，但其缺陷与不足也是十分明显的。
受20世纪西方现代人类学反思19世纪古典人类学思潮的影响，新中国建立以前的中国人类学流派纷呈，除进化论学派外，还有德奥文化圈学派、美国历史批评学派、法国社会学派和英国功能学派及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派。以它们传入我国的先后和影响来看，进化论学派传入较早，但只侧重于对汉族古代历史的解释，几乎没有与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结合起来；德奥文化圈学派、美国历史批评学派、法国社会学派和英国功能学派等流派虽较晚传入，但其理论却被较早地运用于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有的学派理论还被运用于我国早期的少数民族实地调查之中，如法国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凌纯声、杨成志和杨堃等人曾到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做过较长时间的调查与研究。
新中国建立以前的我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派虽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但亦取得了一定的成就。1920年，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了《原始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一文。这是我国较早的一篇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文献。1922年至1923年，蔡和森在上海大学讲授《私有财产和家庭制度起源》时，集中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经典之作——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924年，蔡和森在《社会进化史》中的绪论中称，“摩尔根真是发明原始人类演进程序的第一人”（注：《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 年， 第437页。）， “至恩格斯著家族私产与国家之起源将摩尔根和马克思两人的意见联合一致，至此摩氏不朽之业才发扬光大于世，而历史学亦因此完全建立真实的科学基础”（注：《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38 页。）。1930年，郭沫若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该书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相结合的一部学术典范。1941年出版的《回回民族问题》，则是我国解放前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实地调查的主要收获之一。
总的看来，不论是我国解放前的西方人类学其他流派还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派，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中国人类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问题，但在具体的理论和方法问题上，研究者们的认识还是比较肤浅的。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它更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在民族识别和中国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状况调查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的人类学研究也曾一度被中断。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人类学的学科地位得以恢复。此后，它的发展速度很快，并日益与国际人类学界接轨。近年来，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加速实现我国现代化形势的推动下，我国人类学者们重新提出了中国人类学的“本土化”问题，并就中国人类学的“本土化”和“国际化”及其相关问题展了热烈的讨论。认真研读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马克思晚年所摘录的人类学著作，都不是在他本国或本土社会“田野作业”基础上形成的著述，而是“遥远的异邦”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鉴于自己对东方社会的“陌生”，马克思在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引述了俄国学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俄国前途问题的看法，以驳斥赫尔岑对他的曲解和阐明自己对俄国命运的态度。这充分反映出马克思人类学“本土化”思想。
尽管早期的西方人类学是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时代要求而兴起的，并因此受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反思人类学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批评和责难，但人类学的“本土化”和“国际化”并不矛盾，而是互为参照的。事实上，现代西方人类学的本土转向更多的只是其研究对象转向西方本土社会，其原有的理论和方法在具体研究中亦接受了检验和某些修正，但其“国际性”的特点并未发生改变。马克思晚年为探索俄国等东方社会而认真写下的“人类学笔记”，表现了他人类学“本土化”和“国际化”思想的有机统一。他在笔记中对摩尔根等人的人类学著作写下了许多评注，其中包括对某些著述论点的重要纠正、补充和发挥；同时，他通过对人类学著作的研读，也修正自己在19世纪50年代提出的理论。以上所述，正是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中有关人类学“本土化”和“国际化”有机统一思想的具体反映。
人类学是一门应用性和实践性很强的综合性学科。它越来越强调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坐在“摇椅”上研究人类学的价值取向固不足取，但由于时代和条件的限制，我们似乎不应对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研读作出过多的非议。相反，如果我们能从马克思晚年的思想探索中汲取有关人类学“本土化”与“国际化”有机统一的合理养分，无疑会有益于我国当前的人类学学科建设和发展，即既要体现出中国人类学田野素材的独特性，又要寻找其与国际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关联点或共通性。这样才会有助于加速实现我国的现代化，同时也可以为国际人类学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恩格斯为“执行遗言”而进行的精心创作和严谨治学，为我们当代学人树立光辉的学术范例。
从马克思晚年倾注大量心血写就的“人类学笔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想写一部关于史前社会理论的历史哲学著作，以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他的唯物史观。遗憾的是，他还没有完成这一计划便与世长辞了。恩格斯在总结自己以往对史前社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沿着马克思的学术思路，经过艰苦探索，于1884年3月至5月完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一书，并在1891年再版时作了较大的增补和修订，从而最终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前社会理论。对唯物史观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就没有恩格斯所创立的史前社会理论。
恩格斯写作《起源》时，曾充分利用了马克思对摩尔根《古代社会》所作的读书笔记。在许多至关重要的问题及其分类如原始社会的分期依据、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过渡、家长制家庭的特征和实质、氏族的形成、职能及其必亡性、财产私有制度的产生及由此引起的贫富分化、阶级对立和国家的出现等，乃至篇章布局上，恩格斯的《起源》与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一是脉相通的。据统计，《起源》直接引用马克思的精辟评语共14处，加上转述或提及的则在20处以上（注：参见陈克进：《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恩格斯晚年一部重要的独立著作》，《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虽然有的学者认为《起源》是恩格斯晚年一部重要的独立著作，但亦认为《起源》是恩格斯联系他和马克思两人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并充分阐明了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及其全部意义（注：参见陈克进：《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恩格斯晚年一部重要的独立著作》，《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恩格斯在“执行遗言”写作《起源》的整个过程及其前后，表现出充分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的高尚情操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在《起源》的副标题中，恩格斯写明了“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并在该书第四版序言中说明该书以《古代社会》为基础，又曾一再说明他利用了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以避剽窃他人成果之嫌。
1884年，吉罗——特龙以他自己1874年出版的《家庭的起源》为蓝本，修订出版了《婚姻与家庭的起源》一书。他在书中声称自己在早于摩尔根三年的1874年就已提出了氏族外婚制的观点，并说摩氏关于氏族外婚制的见解并不是什么新的发现。恩格斯阅读该书后觉得吉罗——特龙“在描述划分为克兰（氏族）的部落时，其说法和摩尔根完全一样，但又说得好像与摩尔根毫无关联，似乎这是他吉罗——特龙的功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8卷，第102页。）。 由于恩格斯手头上没的吉罗——特龙1874年出版的《家庭的起源》，于是他写信给法国的保尔·拉法格，请他向旧书商购买或向私人借阅该书，如果弄不到就到图书馆代为核查。后来，恩格斯鉴于“摩尔根的发现，如今也为英国所有的原始社会历史学家所承认，或者更确切地说，所剽窃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第14页。），“为了维护摩尔根的权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8卷，第111页。）， 他在《起源》和四版序言中公布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考查结论：“这位吉罗——特龙先生在1874年（《家庭的起源》）还是束手无策地徘徊在麦克伦南的外婚制的迷宫中。全仗摩尔根才被救了出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16页。 ）恩格斯在“执行遗言”的研究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充分尊重他人劳动成果、坚决反对剽窃或掠人之美的丑恶行径的高尚情操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对于我们今天强调规范学术研究和维护知识产权等颇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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