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革命的挑战与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欧论文,民主论文,科技革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东剧变后，很多前共产党对民主社会主义趋之若鹜，社会党国际在世界范围迎来了1976年勃兰特任主席后的又一次大发展，其成员组织在1996年9月“20大”时已达到空前的140个。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社会党国际大本营的西欧社民党一度处于战后以来十分窘迫的谷底，虽然今年5、6月英国工党和法国社会党先后赢得大选胜利，但科技革命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仍像斯芬克司之谜一样缠绕着民主社会主义，它不得不接受严峻的挑战，因为它的前途和命运皆系于此。
一、科技革命的挑战
战后以来，特别是50年代到70年代初，西方发达国家运用社会市场经济，前所未有地使“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通力合作，掀起了令人叹为观止的以电子信息技术为标志的新科技革命大潮。西欧社民党曾是这一时期令人刮目相看的弄潮儿，然而随着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和一些始料不及情况的出现，加上随之而来的社会结构变化，民主社会主义受到了极其猛烈的冲击。
1.人类生存于风险社会中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类引以为自豪和孜孜以求的科技进步和大规模工业化，由于不受限制和非理智地发展，竟悄然成为悬于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剑，置人类于风险社会之中。这不仅表现在社民党最先觉察并极力反对的核军备扩张中，而且表现在社民党一度不肯承认的非军事工业文明中。
民主社会主义一向认为，工业高度发展是社会主义实现的前提。工业化带来了就业机会，效率更高的生产方式以及富裕生活，是进步的根本标志。但是，70年代先后发生的博帕尔化工厂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等悲剧表明，肆无忌惮的工业化不仅威胁现代人的健康和幸福，而且将摧毁生态环境再生能力，剥夺人类后代生存的物质基础。这使民主社会主义的进步观受到挑战。
2.社会结构变化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威胁
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不仅直接威胁到全人类的生存，而且因引起社会结构全方位变化，又间接威胁着民主社会主义。这表现在：
第一，产业结构变化对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基础的威胁。1959年《哥德斯堡纲领》虽然宣布社民党不再是工人阶级政党而是人民党，但工人阶级实际上仍是社民党主要社会基础。然而随着第二产业衰落和第三产业超速发展，产业工人比重在不少国家已降到20%以下。这使原本靠工人选民就能确保得票不少于30%的社民党群众基础大大削弱。另外，随着新兴高科技产业异军突起，知识型新中产阶级急剧膨胀，他们依靠一技之长和掌握的信息创办自己的小公司，我行我素，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全新化，关心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不再是简单的物质享受，而是诸如和平、生态和妇女问题等等。这一切当然和注重维护工人阶级物质利益的社民党不甚合拍。
第二，政治结构变化对民主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威胁。议会民主是民主社会主义主张的四大民主之首----政治民主的核心，争取多数、进入议会、执掌政府、改良社会是社民党百年来的基本思路。然而从80年代初开始，这一思路连同议会民主制日益受到严重挑战。始作俑者首先是以中青年为主的新中产阶级。与传统阶级和老一代居民相比，他们有着更强烈的自我发展和参与意识、更激进的意志表达要求，其中不少人组成“反对现有一切政党”的绿党，批判议会制对广大选民来说是一种无法真正参与的“看客民主”，主张基层民主，分散决策，并以新社会运动（抗议往往多于建设的运动）形式，主要在议会外，而后也在议会内申明其主张。
第三，资本结构国际化对民主社会主义经济民主的威胁。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特别是信息和通讯技术的飞跃，资本国际化空前发展，不仅跨国资本已经在全球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而且资本流动的周期大大缩短，数亿美元几秒钟就可以跨国、跨大陆转移。这使得资方在同各国政府、特别是工会的较量中获得以前不曾有的优势。因为当政府加强对资本监控或工会提出增加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时，它可以把资本迅速转移到政府监控弱，工会、工运较不发达和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或国家去。因此尽管职工参与决定法依然存在，尽管工人依然有罢工的权利，但由于上述原因使工人轻易不敢和资方搞僵。当然也就使社民党经济民主受到抑制。
第四，社会民主面临的挑战。社会福利国家制度是社会民主的主要内容，如今问题多多：其一，高福利降低了产品的竞争力。其二，产业结构变化引发大规模失业，并难以再用凯恩斯主义解决。更糟的是高福利还培养出一批坐享其成的懒汉，形成了一种新的对努力工作的人的不公正。其三，人口老龄化趋势也加速了福利国家的危机。福利国家最得意的口号就是“从摇篮到坟墓”大包大揽，这使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双向发展，生活改善还使老龄者中高龄者（指80岁以上）比例上升，由于他们需要更周到的服务，也就更加重了财政负担。其四，福利制度向包括工人子女在内的社会各阶级打开了教育的大门，因此培养出了一批能胜任现代复杂技术和管理工作的新型工作者----新中产阶级。这个新阶级年轻人多，能够独立地保证自己高质量生活，对社会福利国家的需要大大小于他们的父辈和低收入者。这使他们中许多人对政府利用国家力量、通过税收拉平收入差距的做法有相当保留，自然也就不甚支持社民党的社会福利政策。
在科技革命的种种挑战冲击下，西欧社民党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开始走下坡路。在苏东剧变冲击下，“社民党的世纪已经结束”、“西欧社会主义开始过时了”的说法更是不胫而走，直到最近英工党、法社会党上台，民主社会主义在西欧的颓势才得到遏制，欧洲政治重心才显露出重新左转的倾向。应该说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民主社会主义应对科技革命挑战的结果，然而无论是这一挑战还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应对都还远没有结束。
二、民主社会主义的反思和探索
西欧社民党历史非常悠久，如果从拉萨尔1863年5月23日在德国莱比锡建立“全德工人联合会”算起，至今已有134年历史。这些党历尽沧桑，异常老道，生存和应变能力非常强，轻盲其已到穷途末路之时有失谨慎。另外，科技革命带给民主社会主义的有风险，也有机遇。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使教育空前普及，人们反对特权，谋求公正和民主的意识不断强化，这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宗旨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后冷战时期共产党力量的削弱，也为其收编原共产党队伍、扩大自己在中左翼势力中的影响提供了天赐良机。正是从这些主客观条件出发，民主社会主义针对挑战，进行了一系列反思和探索。
1.价值观不变，但要补充
在生态问题显现出来以后，民主社会主义关于社会进步与工业发展完全一致的进步观受到挑战。是坚持原来看法，还是与过去一刀两断？坚持原看法，显然是种对人类生存和发展不负责任的态度，有违公正原则；一刀两断，不仅有悖于工业文明带来的繁荣是人们获取自由必不可少的物质保证的事实，而且等于放弃建立更美好社会的理想。没有理想“就会丧失希望”。民主社会主义从80年代开始，和激烈批判工业主义的力量----主要是绿党进行了10年对话和比较思考，党内亦进行了长久辩论，终于认识到必须改变思维，追求以质量而不是以数量为目标的进步。只有这样，才能使工业社会趋利避害。
在对进步观重新界定的基础上，民主社会主义确认：自由、公正、团结等观念仍旧是基本价值尺度，但要加以补充。过去讲基本价值，主要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来讲的，没有充分注意到人和自然之间、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从广义上讲也有自由、公正、团结问题。把对生态负责补充进基本价值是民主社会主义力求与新时代步调一致的表现，也是其提出的和平和发展这两大时代主题的延续，即和平不只是人与人之间的非战争状态，而且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不仅仅是一个有限时间段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可持续的过程。
2.谋求与新社会运动结盟
民主社会主义在进步观上与生态运动的分歧之所以经过漫长的讨论才趋于解决，背后因素是社民党传统社会基础工人阶级对工业社会的依赖。因此社民党调整了工业进步观，自然也就积极寻求与新中产阶级联姻。
首先是从理论上寻找与新社会运动的共同点。比如把劳动重新界定为对社会有意义的活动，使劳动的概念突破了只是谋生手段的观念和侧重工人阶级的局限，拓展到管理劳动、自由的个体劳动和家务劳动，并且认为所有的劳动形式都互相依存，共同决定生活质量。这就使新社会运动背后新中产阶级的劳动也被纳入民主社会主义的关注范围。换个角度说，社民党正在放弃“以劳动为中心”的主要追求劳资经济平等、阶级平等的主张，代之以关注与个人因素相关的一切不平等，例如年龄、性别、文化水平和生活环境等。
其次是寻求与新社会运动的合作方式。社民党接受执政时因拒绝和“运动”合作而步履艰难的教训，强调对话的重要性，提出“政治有可能作为自由的、最终是公开和公民对话的结果而存在。这种对话要求并吸收各种生活力量参加，传播信息，形成解决问题的意识，促进判断能力，并最终形成共识或获得明显多数。”（《德国社民党基本纲领》第8页）对话的前提是平等。德国社民党现任主席奥斯卡·拉封丹曾针对以为本党是有执政能力大党，对“抗议运动”不屑一顾的情绪告诫说：“民主社会主义只有在其本身仍是一个运动时才能够实现自己提出的要求。如果它不再是一个运动，它就必须再次进入运动状态。而且它不应该仅仅在处于反对派地位时才是一个运动。它必须做到在它执政时也能维持国际权力与运动之间的困难的平衡关系。”（《未来的社会主义）第70页）并认为唯有如此才能使社民党人执政不总是仅仅成为一种插曲。
再有就是寻求与新社会运动直接结盟。这个问题在社民党内一度分歧很大。比如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就极力主张对绿党采取“划清界线”的方针，并要求社民党主席团作出决议，禁止社民党党员参加以绿党为代表的新社会运动组织的游行和集会。勃兰特坚决反对这种方针，并亲自参加了1987年的反核大游行。1989年通过的柏林纲领才有了较明确说法：“我们对未来的构想是：成立一个由老的和新的社会运动结成的改革联盟。”（《德国社民党基本纲领》第77页）1994年州议会选举接连失败后，德国社民党更是进一步转向绿党，主张“红----绿”联合，当时还任社民党主席的沙尔平就认为这将为取代联盟党政府开辟前景。目前有4个州已组成红绿联盟政府。
谋求与新社会运动结盟应该说是西欧社民党进入 90年代以来的主要倾向，但是不能忽视其还有超出这个圈子组成更为广泛同盟的意愿，比如法国社会党人、前总理罗卡尔认为左右翼概念和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已不复存在。今日西方社会的不平等以多种面目表现出来，不能靠阶级斗争来消灭，因而应将所有信仰团结和变革的人联合起来。又比如德国社民党理论家迈尔认为，当今德国共有8个社会群体，它们尽管差别很大，但几乎所有群体中都有很大的次级群体实在或潜在地愿意支持社民党的改良纲领，因此社民党不能放弃这些群体中的任何一个，甚至包括保守主义的上层社会群体。这一点在英国工党新领袖、现任英国首相、出身中产阶级的布莱尔的主张中反映得更加明显。他主张弥合左右翼分歧，为此取消党章中有关国有化条款，并表示对保守党的一些改革、包括有关工会的法规不会完全废除，相反却要使工党摆脱对工会的过分依赖。他出任首相后才几天，甚至就邀请撒切尔夫人到首相官邱会谈，就若干政策问题听取“铁娘子”的建议。
3.改革社会福利制度
当社民党推行的社会福利政策逐步固化为一种制度，而经济增长又跟不上时，各种问题也就接踵而至。面对挑战，社民党人承认必须进行改革。比如，布莱尔就一反工党关于福利问题的传统立场，认为高涨的福利预算是经济失败的信号，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具体看，改革主要体现在：
第一，调整指导思想。这就是，在坚持接受社会福利帮助是人们基本权利的前提下，强调从社会索取的权利和为社会尽责的义务同时存在，强调团结互助的作用是通过提供帮助实现自助，强调各尽所能、人尽其责，国家不应该去操办一切。这样，一来可使懒散之人如坐针毡，不再能坐吃社会；二来不至于使公民由于国家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包办一切而丧失个人自由，变成国家“幸福的奴隶”；三来可使社会保持活力，不会随福利政策的制度化而僵化。
第二，增收节支。这已体现在主导思想的调整中，消灭懒汉，培养有进取心的人，本身就是不使福利成为社会发展包袱而是发展动力的重要方面。另外还有一些具体主张和举措。从节支方面看有：改变各项现金福利分配标准和方案，将过去统一平均发放的作法改为根据收入和生活水平发放，提高享受失业保险救济金者的工龄，年轻人要得到“维持收入福利”必须积极参加就业培训，停止提前退休养老金的发放。针对日益增多的养老金领取者由日益减少的养老保险金交纳者供养的情况，提出所增负担必须由以上双方和国家合理分担。例如，北欧养老制度就有从福利享受型向基金交纳型过渡的倾向。此外还有一种积极考虑、即提供帮助注重防患于未然，以预防代替补救，这样既省钱也更人道。比如拿出一些福利费去积极创造就业机会，而不是失业了再去补救。从增收方面看，主要还是改革和增加各种直接或间接的税收。例如增加对非投资性利润和高消费税收；扩大和提高能源税，特别是对污染环境的产品征重税；此外针对以资本和能源代替人的劳动的企业支付社会保险费越来越少的情况，要求企业不再按雇工多少，而是根据生产能力，即创造的价值交纳社会保险费。
在增收节支方面，特别是根据西欧目前情况而言，最重要、也最棘手的是就业问题。对此，社民党认为失业是结构性的，而不是保守党认为的经济周期反映，解决的办法主要有4点：一是扩大或至少不缩减合理的公共开支，为缺少生活基本保障者提供帮助，进而创造更多的需求，刺激就业。不用说，这是老套套，要使其奏效，难度不小；二是上面已说过的改革现有税收体制，主要是多征能源税和消费税，少征科研投资税；三是利用生态革新使经济体制生态化，创造新就业机会。这是以改造环境，而不是以利润为目标的产业，社会效益明显，但对资本缺乏吸引力，因而长期看好，短期不容乐观；四是缩短工作时间，在工资总额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就业人数。这样做虽然就个人来讲工资有所降低，但生活质量并不一定降低。因为它减轻了专业劳动负担，增加了从事社会、文化活动的闲暇时间，也有利于男女实现家务劳动的分工合作。在西欧失业率居高不下和工资收入普遍不低情况下，这种方法已得到不少工会的理解和支持，可能会日益受到欢迎。法国社会党领袖若斯潘大选胜利出任总理后，立即致力于通过新的大纲性法律，将每周工作时间减少到35小时。总之，社民党在想方设法从“保障收入的福利国家”过渡到“创造就业的福利国家”。
4.加强对资本的国际监督
资本借助于高科技手段自由快速地在国际间流动，增强了其在世界范围对劳动者的力量优势。为了削弱资本的势力，消除跨国公司利用经济垄断权操纵市场，干预各国正常经济政治生活的状况，社民党人一方面通过社会党国际加强相互间的合作，另一方面呼吁各国工会、政党、政府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加强对多国公司的全面监督和控制，加强国际协调和对资本的国际性制约规定的建设。社会党国际“20大”通过的《世界经济宣言》就明确提出建立一个“共同负责的新体系”，以政治民主压倒经济和金融寡头，消除经济全球化、资本国际化的负面影响。另外，加强对南方国家的积极援助，使其找到适合本国的发展模式，也有利于抑制国际资本的力量。
当然，社会党国际对经济全球化并非一边倒地批判，而是认为其也有积极方面，比如提高经济效率，促进世界贸易和生产，为消费者提供更为价廉物美、丰富多样的产品和服务，提供新的市场机会等等。
以上是民主社会主义对科技革命时代挑战的一些反思和应对举措，实际上还远远不止这些。比如理论探索就不仅仅涉及和平观、发展观，还涉及生态社会主义、女权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市政社会主义、质量社会主义、管理社会主义和新休闲观等等。在组织方面就不仅注意了社会基础方面的结构调整，而且注意了领导层的更新换代和知识化、年轻化。
西欧社民党通过这一系列调整已经开始了从谷底的爬升，但能否一鼓作气地迎来新辉煌还很难说。一来其反思未必彻底，应对挑战的良策未必已经到手；二来其纲领政策的右转在党内、工会内和部分选民中都有相当大的阻力，并有使其失去左翼特色的风险；三来右翼政党与其争夺新中产阶级也势头正健。例如，德国的联盟党就在积极考虑“黑----绿联盟”问题，并频送秋波，默许绿党人士当选联邦议会副议长。不过其最困难的时刻似乎已经过去。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98年的大选中能重获丢失了十几年的多数，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新时代就真的又到来了。此外，西欧社民党还有一个值得庆幸的地方，那就是西欧保守党并非蒸蒸日上，而是同样面临着科技革命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