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代边塞诗创作及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边塞诗论文,元代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特殊的时代，它打破了有史以来以汉族为中心的统治格局，由游牧于北方草原的蒙古族入主中原华夏之地，结束了中华大地上辽、宋、夏、金、吐蕃及大理等政权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的局面，再次建立起多民族强大统一的国家。辽阔的疆土与蒙古族骑马游牧的民族特性带来了元代边塞防卫状况和边塞诗创作的新变化，元代边塞诗因此成为边塞诗史由第一高峰的唐代向第二高峰的清代过渡的桥梁与纽带，研讨这一新变不仅可以填补元代边塞诗研究的空白，而且对我们更好地理解清代边塞诗的繁荣也有重要意义。
一、西征与扈从——元代边塞诗两大格局
元代虽然疆域辽阔，边境漫长，但相比于汉唐时代，防边任务并不重，除前期元世祖至元武宗时连续出现几起蒙古宗王反叛乱边之事外，整个元代与西北汗国基本上维持一种和睦相处的关系，边患压力不大。因此元朝经营边塞的活动一方面是前期的开边和防卫蒙古宗王反叛行为，与之相应，反映元朝开边防边的西征诗就成了边塞诗的重要方面。另一方面，元人还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即“岁以为常”的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巡幸活动来安边定塞。元朝自定都大都（今北京市）以后，历届皇帝每年春末夏初都要到上都巡幸避暑。这种北巡活动，从众多，也包括翰林修撰、翰林文字、知制诰、监察御史、国史院编修官等文职人员，它给文士出塞带来了便利之机。有元一代，众多文士扈从圣驾巡幸北方，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文人出塞高潮，为边塞诗创作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直接促成了元代边塞诗的主体形式——扈从诗的出现。因此元代边塞诗创作以元武宗至大年间（1308—1310）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多西征诗，后期多扈从诗。西征诗与扈从诗构成了元代边塞诗创作的两大格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西征诗，主要包括耶律楚材、耶律铸、丘处机、刘秉忠等人的诗作。主体是耶律楚材的西征诗。耶律楚材1219—1224年曾全程随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五年时间写作大量西征诗，其内容广泛，有描绘西域一带自然山川雄奇壮伟的写景之作。如《阴山》、《过阴山和人韵》、《再用前韵》等，在展现西北山川奇伟壮丽特色中歌咏西征大军的神威勇武，写得气象峥嵘、酣畅淋漓。有描绘河中府（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撒马尔罕）一带风土人情之作，如《壬午西域河中游春四首》、《西域河中十咏》、《河中春游五首》等，对河中府一带自然物侯、生产方式、生活习俗等都做了全面的描绘与记录，如写物侯：“六月常无雨，三冬却有雷”，“春月花浑谢，冬天草再生”。写风俗：“冲风磨旧麦，悬碓杵新粳。”“漱旱河为雨，无衣垄种羊。”有的诗记录从军生活，反映诗人的从军感怀，如《西域尝新瓜》，而《思友人》、《西域感怀》、《西域元日》等抒思乡念友之情，发功业无成之叹，细致地展现了五年从军的情感历程。这些诗以1222年为界可分两期，前期气象宏大、雄浑豪迈，具有浩荡的情思和磅礴的力量，是诗人昂扬淑世情怀的体现，后期诗写景记俗，新奇雅健，又是诗人淡泊超脱人生态度的反映。
耶律铸（1221—1285），是蒙元王朝入主中原后的第一位歌手，有边塞诗110多首，其中心内容是赞美大元帝国的赫赫武功， 歌颂元世祖统一天下、平定西北叛乱的丰功伟绩，表达诗人对元朝的忠爱赤诚之心。在元代边塞诗中占有重要地位。丘处机与刘秉忠是元前期著名的一僧一道，对元朝历史有过重要影响。丘处机有十多首边塞诗，平实质朴，表现作者对生活的思考，闪耀着理性的辉光。刘秉忠的《藏春集》中有边塞之作近五十篇，多表达出家人超脱淡泊之心，描景纪行，自然灵动，别具一格。除此，元代中后期还有一些西北边塞之作，如马祖常巡察西北写有《灵州》、《河西歌效长吉体》、《河湟书事二首》等诗作，写景记俗，情景交融，艺术性较高。另外元人的边塞乐府诗如宋无《战城南》、《老将》、《老马》、《寄衣曲》，陈基《边城曲》，李序《昆仑山牧童歌》，戴良《凉州行》等也多咏西北边事，也可归入此列。
扈从诗，总量有600多首，涉及诗人20多位，主要有袁桷、 马祖常、黄溍、柳贯、萨都剌、乃贤、杨允孚、胡助等。按题材内容扈从诗可分为途中纪行诗和上京风情诗两大类。途中纪行诗约有200首， 以描写驿路风光景物为主，对大都至上京之间的昌平、榆林、洪赞、雕窠、龙门、赤城、独石、牛群头、明安驿、李陵台、桓州等驿站及自然景观都做了具体细腻的刻画描绘。如咏居庸关，前代仅有刘峻《出塞》、高适《使青夷军入居庸三首》、汪元量《出居庸关》、蔡珪《出居庸关》等篇写及。而元人诗作有30多首，诗人抓住雄关特点，从山势之险、峡谷之长、水流之急，到其控扼南北的作用，发生在居庸的历代征战、兴亡之慨、和平之望等多角度、多侧面对其进行了描绘与咏叹。如突出其要塞地位：“涧谷才容两轨行，全燕扼塞自天成，折冲道险四十里，制胜中原百万兵。”（胡助）描绘其山势之险：“断崖万仞如削铁，鸟飞不度苔石裂。”（陈孚）形容水流之急：“岩峦争吞吐，风水清且激。逶迤五十里，曲折殊未息。”（揭傒斯）此外还有月下居庸、雨中居庸、居庸秋景、居庸夏景、望中居庸等不同时刻或不同视角的描绘，使居庸关由充当边塞诗的模糊背景，成为细腻刻画的对象。
上京风情诗，作品约有400首，或名杂诗，或题杂咏，或称即事，其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其一描绘上京独特的自然景观。如“联冈叠阜卫神都，万幕平沙八阵图。”（周伯琦）“水绕云回万里川，鸟飞不下草连天。”（张翥）写上京周围山环水绕之势。“铁幡竿下草如茵，澹澹东风六月春。”是写上京西山上的镇龙铁幡竿之景。其二咏上京周围的风物特产，对黄羊、黄鼠、紫菊、金莲、红芍药、长十八、地椒、野韭、蘑菇、白翎雀等具有塞上草原特色的物产皆有吟咏。其中最富情韵的如：“乌桓城下雨初晴，紫菊金莲漫地生。最爱多情白翎雀，一双飞近马边鸣。”其三描绘上京的风俗民情。上京地处蒙古高原南缘，具典型的草原生活气息，那里的人们住毡房，睡火炕，衣貂裘，食奶酪，饮马酒，善骑射，爱歌舞，生产生活习俗迥异内地，因此这类内容便成了诗人表现的重心。如“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卷地朔风沙似雪，家家行帐下毡帘”，写晚餐情景。“马乳新挏玉满瓶，沙羊黄鼠割来腥。踏歌尽醉营盘晚，鞭鼓声中按海青”。是写宴乐歌舞之景。除此还有月下馈赠瓜果之俗，士女作彩圈修稧之俗等等风俗习尚的描绘（见杨允孚《滦京杂咏》89、70、69、96、100等作）。 其四记述皇帝的巡幸内容。对诸王朝会、望祭陵寝、宫中习尚等等皆有全面细致的反映。这些风情之作与途中写景纪行之作共同构成别具特色的北方扈从诗，使塞上草原的风光物态、人情习尚第一次大量而集中地进入了诗的天地，给边塞诗创作翻开了新的一面。
二、题材新变与重心转移
元代边塞诗处于边塞诗由第一高峰的唐代向第二高峰的清代嬗变过渡的中间环节上，其表现范围与题材内容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新变之一是表现范围空前扩大。元代是中国古代疆域最辽阔的朝代之一，地兼南北的一统政局，拓土卫边的军政行为，使边塞诗创作突破了前代边塞诗由长城一线向西北延伸到安西四镇的固定范围，向着更远的西北、塞外乃至南疆边塞开拓，使边塞诗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抒写空间。
从边塞诗史看，唐前边塞诗以表现北边为主，梁陈及北朝边塞诗集于西北之地，唐代则在东北（如陈子昂、崔颢、高适之作）、北方（如高适、李益之作）、西北（如高适、岑参、王维等人之作）三方面作了巨大开拓，使边塞诗抒情空间扩大到由长城一线向西北延伸到安西四镇的广大边塞地区。到了元代，边塞诗表现范围继续扩大：一是向更远的西北延伸。唐AI写作西北最远者莫过于岑参，其《热海行》表现今伊塞克湖的神奇传说，其地已属中亚。而元代耶律楚材的西征诗，则把诗笔伸向了西亚之地，多方面展现了今阿姆河流域撒马尔罕一带的风光民俗。耶律楚材因此堪称中国古代边塞诗史上表现地域最远的诗人。而其子耶律铸的诗从今新疆的库车一直写到漠北的哈剌和林，涉笔之远也是诗史上少有的。其二，就北塞而言，元人的笔触由唐人表现的长城一线向北推移至塞上草原。上述上京风情诗全面集中展示蒙古草原风光物态民情习尚就是这种开拓的典型代表。不仅如此，元人边塞诗还扩大到对南疆边塞的表现。从边塞诗史看，元代以前写南疆的边塞诗仅有南朝苏子卿的《南征诗》和初唐李峤的几首邕江边塞诗，数量无多。（中唐张籍、项斯、陈羽、柳宗元、李德裕等虽足迹远涉南边，但其迁谪行旅之作非典型边塞诗。）元代南边远至越南南方之地，至元二十九年（1292）九月，元世祖派吏部尚书梁曾、礼部郎中陈孚奉玺书问罪抚谕交趾王，使交州期间，陈孚写有《交州稿》诗百余首，其中30多首为南方边塞诗，如《过牂牁江》、《邕州》、《思明州》、《交趾朝地驿即事》、《安南即事》等，集中记述了南方交州边地自然人文景观，描绘边民风俗及奉使感怀，第一次较大规模地反映了南方边塞的方方面面，这是元代边塞诗表现范围上的又一开拓。这些拓展使边塞诗表现的地域范围由唐代的三北扩大到北、西、南三面边塞之地，完成了古代边塞诗表现路陆三边的探索。为清代边塞诗在东南西北四边之地全方位兴盛奠定了基础。
新变之二：元代边塞诗抒情重心由前代的征战戍守带来的各种矛盾及情感抒发转向了自然山川、植被物产、民俗风尚等风土民情的表现。就边塞诗史看，唐前边塞诗基本都围绕征戍之事，或写边地苦寒，或抒报国情志，或表思乡之情。征戍内容是边塞诗的抒情重心所在，诗中虽有边景描写，但仅仅充当征战背景。到唐代，诗人亲历边地如崔颢、高适、岑参、李益等，对边地生活有了切身体验，描绘边塞雄奇瑰丽的自然风光，记载边地奇异民俗的作品开始增多，但唐代边塞主体仍是围绕边战选材的，反映军旅生活，表达对战争的思考仍是边塞诗抒情重心所在，写边景描风俗尚处于次要地位。宋代边塞诗以使者诗为主体，军事失利、屈辱求和带给诗人的隐痛情绪是其抒情重心所在，是较为特殊的边塞诗体，而使者诗之外其他边塞诗之作多以恢复失地为主旨，陆游的《剑南诗》就被梁启超誉为“集中十九从军乐”。到了元代，游牧于北方草原的蒙古族入主中原，以往历代王朝防御的对象变成统治者，传统的防卫周边游牧民族侵掠骚扰的边塞征戍不复存在，这就造成边塞诗征战主题骤然减少，而描绘边塞风光，反映风俗民情主题上升，并逐渐取代边塞战争诗而成为新的抒情重心。
这种转变在前期的西征诗中已经开始，耶律楚材的西征诗，除去《过阴山和人韵》、《再用前韵》等篇表现军旅生活、盛赞大元天兵神威勇武外，多数诗作已转向写异域风俗。上述咏河中府诗已把自然物候、植被物产、生产生活习尚做为主导内容，诗作以外他还著有《西游录》介绍从军所见的奇风异俗、名物特产，这表明耶律楚材写风俗景观是一种自觉选择。而这种自觉给边塞诗选材带来的新变到后期的扈从诗中又得到了巩固与加强。因为扈从圣驾巡边避暑毕竟不同于拓奇异趣。这样在扈从诗中写景记俗就成了新的抒情重心了。题材上这种新变使元代边塞诗成为唐代向清代过渡的桥梁与纽带。
描写边塞风光、反映风俗民情，不仅成为元代边塞诗的表现重心，而且其本身也有时代特点，就描写边景说，整个古代边塞诗史的写景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汉魏南北朝为第一阶段。由于多数诗人缺乏亲临边塞的切身感受，他们以边地山水名物加上气候特征凭想象构筑北方边塞之景。如：“箫鼓流汉思，旌甲被胡霜。疾风吹塞起，沙砾自飘扬。”（鲍照《代出自蓟北门行》）“含冰踏马足，杂雨冻旗竿。沙漠飞恒暗，天山积转寒。”（张正见《雨雪曲》）边景在诗中充当征戍活动的背景，是为虚拟阶段。唐代由于诗人文士奔赴边关，故诗中写景进入写实阶段，边景在诗中地位也有所提高，出现了一些边塞山水之作，如岑参一些作品最典型。但是唐人写景爱写荒凉沙漠、瀚海戈壁、崔嵬雪山，渲染描绘冰天雪地、风刀霜剑、飞沙走石的场景，突出大自然奇险奇寒奇苦的暴戾性格与特点，而忽略清丽秀美之景的再现。这表明唐人的边塞写景，不是客观再现，而是因情取景，移情于景的主观表现，自然景观完全笼罩在强烈功名心事业感支持下的无所畏惧的奇情异想氛围之中，成为诗人胸襟气魄的显现，所以唐人边塞写景突出的是自然之壮美、力美，是表现而非再现，这是边塞写景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即元明清的写真写实阶段，而这种再现写实之风始肇元代，元人写景注重客观再现，不仅写出自然山川的壮美，更突出其清丽秀美一面。这种转变也是从耶律楚材开始的，他的《阴山》及河中府写景之作都在壮伟中突出优美，抹去了唐人诗中苦寒荒凉、萧条单调的色彩。尤其扈从诗写真写实特点更加突出，无论途中纪行诗还是上京风情之作，重在突出自然景观本身的特点，如写居庸突出其险，写李老谷突出其静，写龙门突出其水势，写上京突出草原的芳香气息，紫菊、金莲、芍药、地椒、野韭等芬芳馥郁，使边塞写景最终摆脱了前代诗灰、黄、白的苦寒色调，而呈现出青、绿为主的花色调，客观真实地再现了边地山川的美感式样。
就反映边地风俗说，边塞诗史上第一首风俗诗是汉代的《乌孙公主歌》，之后是《胡笳十八拍》，此外北朝诗中《折杨柳歌》、《企喻歌辞》、《琅琊王歌辞》等间或写及北地风俗，但数量不多。唐代为边塞风俗诗开始期，高适《营州歌》、耿
《凉州词》、李益《塞下曲四首》之一、刘言史《牧马泉》、周朴《塞下曲》等学习北朝民歌特点，重视概括一种草原游牧情调，但数量有限，单个诗人写风俗较多的是岑参，有八九首诗作涉笔边地风俗，唐人写风俗之作量虽不多，地位却十分重要，它既是边塞诗登上高峰标志之一，也开启了后世边塞风俗诗新领域。元代边塞诗写风俗民情、物候特产，无论数量，还是范围远超唐人，其上京风情诗从衣食住行、生产生活、年节习尚，到风物特产，多方面反映了塞外草原的风俗习尚，迎来了边塞风俗诗第一繁盛时代。
从写景记俗的历史流变可以看出，元代边塞诗抒情重心的转移，标志着以战争诗征戍诗为主体的古代边塞诗已朝着以边塞山水诗、边塞风俗诗为主体的方向发展，沿着这一方向清代边塞诗走上了与唐代相辉映的又一高峰。元代边塞诗的题材新变与重心转移，使其成为连接两座高峰的桥梁与纽带，具有开启新风气的导向作用和地位，应引起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三、风格特异、形式创新
元代边塞诗题材内容的转化也带来了艺术风格的变化。一般说元人边塞诗大多写得平和自然、细腻真切，具有清丽隽永的风格特色。这是诗人重再现的结果，也与诗人出塞的心态和边塞观念的变化有密切关系。唐人出塞，是为求功名，他们把从军当成仕途发达的捷径。因此诗人文士一到边地，便为边塞的奇异壮伟景观所感动，慷慨报国、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借壮伟之景表现出来。写边景壮豪情，艺术上情景交融，以境界取胜。另一方面，唐人身在边塞而心怀京都，处在军中煎熬难耐，急于离开这进身的阶梯与跳板，因此他们诗中多功业未就的惆怅和苦寒不甘的情调。相比而言，元人的出塞，无论西征还是扈从，皆坦然而来，少涉名利之心，相反，视扈从圣驾为荣幸，他们以欣赏品味的眼光观照边塞的自然人文景观，真切细腻地加以表现（不同唐人的粗线条勾勒），突出美景与新鲜有趣的风土情调，以情趣取胜，清丽隽永，平和自然，且少有荒寒衰瑟的情调。如杨允孚《滦京杂咏》第25：“芳草撩人香扑面，白翎随马叫晴空。”写芳香的草原之景；胡助《龙门行》：“归途却喜称泥乾，飒飒山风吹帽寒。溪流曲折清可鉴，万丈苍崖立马看。”写途中情景，明丽清朗，真切传神。其它如马祖常《河湟书事》、《上京翰苑书怀》、袁桷《途中竹枝词》，乃贤《塞下曲五首》等写上京风土人情之作也都隽永有味，可诵可读，这些诗作典型地体现了元代边塞诗平和自然清丽隽永的风格特点，与唐诗的雄奇壮伟，充满奇情异想、青春浪漫气息的喧泄与歌唱迥然有别，与清代边塞诗幽愤慷慨、沉郁凝重风格也不同。这种特色的形成不仅与诗人出塞心态有关，也是元人边塞观念促成的。元代疆土辽阔，“疆宇所至，尽日之所出与日之所没”。加上发达的驿站制度，使内地与边关的联系十分密切方便。“滇池檄西南，疆理亦中州。”“往所谓勒燕然，封狼居胥，以为旷世希有之遇者，（今）单车掉臂，若在庭户。”（杨允孚《滦京杂咏》跋文）这种“梯航毕达，海宇会同”的驿站制度使元人“使驿往来，如行国中”，因此逐渐淡化了边关与内地的强烈反差，泯灭了南北限隔，以同等的心态看待边塞与内地，所以诗人虽至边地而心仍坦然，这样便以欣赏玩味的笔调抒写所见所感，平和自然，细腻真切，写出了边塞之地自然人文景观的独特个性。
艺术上另一特色是多学者诗，注重记史事、写风俗、述典章，具有地图方志的功能效用，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认识意义。元代许多诗人都是著名学者，如黄溍、柳贯与虞集、揭傒斯，并称“儒林四杰”，四人都有边塞诗创作。黄溍曾任翰林文字、国子博士，著有《义乌志》七卷、《笔记》一卷。柳贯“自幼至老，好学不倦，凡六经、百氏、兵刑、律历、数术、方技、异教外书、靡所不通”（元史·本传）。曾任湖南儒学副提举、国子助教、博士、国史院编修官，著有《字系》二卷、《近思录广辑》三卷、《金石竹帛遗文》十卷。袁桷也“练习掌故，长于考据”。乃贤不喜仕进，著有《河朔访古录》等集。周伯琦三授翰林修撰，善书法，博学好文，著有《六书正伪》、《说文字原》等。他们以诗人兼学者身份来到塞外之地，一方面以诗人的眼光观照边地，获得了诗情，另一方面又以学者的眼光看边地，这样就使他们的诗歌写景抒情之中浸入了学者的偏好，重视记载史事掌故，追述朝廷的典章例制，梳理自然地理的沿革脉胳，记录边地风俗民情、风物特产等等，以研究探索的态度描绘边地的自然人文景观，因此他们的边塞诗不仅具有诗的审美价值，而且更有了史学意义和认识价值，如周伯琦的《扈从诗》、杨允孚的《滦京杂咏》、张昱的《辇下曲》等皆如此。《四库提要》称周伯琦“《近光集》中述朝廷典制为多，可以备掌故，扈从诗中记边塞闻见为详，可以考风土。”又说：“溯元季之遗闻者，此二集与杨允孚《滦京杂咏》亦略具其梗概矣。”其评杨允孚《滦京杂咏》说：“诗所记元一代避暑行幸之典，多史所未详。其诗下自注，亦皆赅悉。”都明确肯定了其边塞诗的史学价值及意义，对这种价值和意义元人自身的认识就十分明确，张昱在《辇下曲》自序中说：“据事直书，辞句鄙近，虽不足以上继风骚，然一代之典礼存焉。”元人的这种自觉与努力不仅使元代边塞诗具有鲜明的学者诗特点，而且也成为元边塞诗平和自然风格形成的重要导因，同时又是元代边塞诗创作重心转移的重要动因之一。
与重史事、记风俗、述典章的学者诗特点相关，元代边塞诗诗体形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边塞诗史看，自汉代将征戍内容与西部传来的胡乐结合确立了边塞乐府这种基本形式以后，魏晋南北朝至唐，边塞乐府一直是边塞诗的主导诗体。唐人在沿用旧题乐府的同时“因事命题”创立新题乐府，如塞上曲、塞下曲、兵车行、白雪歌等等，为边塞诗体注入了活力。一方面使乐府诗面向鲜活的现实生活，另一方面努力摆脱音乐的束缚，寻求文学自身的存在依据，这样使许多诗作名为乐府，实为绝句，正如清施补华所说：“唐人七绝每借乐府题，其实不皆可入乐，故只作绝句论。”（岘佣说诗200）这是唐人对边塞诗体的重大发展。 元代边塞诗形式上不仅较少沿用《关山月》、《出塞》、《塞上曲》之类的新旧乐府题目，改变了边塞诗以边塞乐府为核心的传统格局，而且发展了唐人以绝句写边塞的形式，创立了一种七言组诗加注具有竹枝词情调的新诗体。这是元人的一大创造。这种新形式始于前期的耶律铸。他第一次以七绝组诗加注形式歌咏边塞题材，此前南宋范成大曾有《使金绝句》72首，虽为组诗，却不加注，而耶律铸用七绝组诗形式，又增加了尾注，用尾注确定边塞地名的方位所在，梳理山川地理的沿革流变，与诗作相引发，开创了诗与学相结合、文与史相辉映的学者诗新形式。之后，袁桷诗中偶见加注形式，但不很自觉，到了周伯琦、乃贤、杨允孚笔下，就自觉起来，他们不仅仿效耶律铸七言组诗加注的新形式，而且吸收中唐以来兴起的记风俗描风物清新明白活泼自然的竹枝词的优势与特点，又融合六朝以来官词咏生活琐事侈丽隽永的风格特色，正式确立具有竹枝词情调的七言组诗加注的新形式。这是边塞诗主体转向边塞风俗诗的必然结果。清代边塞诗主体皆沿用这种形式。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元代边塞诗对清代边塞诗繁盛的奠基作用。
以上分析表明元代边塞诗独具时代特色，成就辉煌，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另外，如果从作者队伍构成上看，元代边塞诗人中增添了少数民族诗人，如耶律父子是契丹人，萨都剌为蒙古人（一说为回回人，误），马祖常为雍古部人，乃贤为葛逻禄人，丁鹤年为回回人，这既是元代优待少数民族悠悠涵养的结果，也是历经新的民族大融合后少数民族文化素养提高的表现。少数民族起于周边之地，作为本土诗人写作边塞作品，这既是元代边塞诗创作的时代特点之一，也是元代边塞诗平和自然、真切细腻特点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从文学史角度看，少数民族作者的涌现第一次打破了汉人文士独揽诗坛的局面，呈现为众多民族作家共领风骚的创作格局，这一格局冲破了中国文学一向为汉族文学的单一发展线索，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