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发展策略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中心论文,中国论文,策略论文,海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一、孔子学院的热与中国文化中心的冷：并非严格的比较方法 当我们2014年开始关注中国文化中心（简称文化中心）以及孔子学院（简称孔院）这个课题时，孔子学院声誉日隆，已经成为一种世界级“现象”；在海外，对孔子学院毁誉参半，也已经成为一个热门研究课题。的确，近年来，在海外传播中国文化的事业中孔子学院是不能不提及并重视的案例。 自从2004年第一个孔子学院在韩国成立以来，到2015年年底，短短十几年间，全球办有孔子学院的国家已有134个，建成孔院500所，孔子课堂1000个[2]。另据2014年汉办公布，世界各地孔院办有中文班6.7万个，拥有教师3.37万人，学生111万人[3]。至2016年春节前夕，汉办又宣布，已在137个国家设立502所孔子学院和1013个孔子课堂，全球注册学员总数达到140万人[4]，进展势头很猛。 在各国对孔子学院热热闹闹的关注和沸沸扬扬的议论中，另一个以宣传中国文化为目标，涉及内容与孔子学院大同小异的中国海外文化机构——中国文化中心——开始浮出水面。其实，中国文化中心的海外发轫比孔子学院早得多，但在孔子学院的快速推进尤其是孔子学院的辉煌数字面前，中国文化中心黯然失色——它们发展缓慢，将近30年的时间（1988～2014年）只在世界上布点20个，且极少受到关注。它们在海内外鲜为人知，社会影响要小很多。 同样是中国文化机构，担负相似的文化使命，为什么在国外的影响力有这么大的差别呢？对孔子学院和中国文化中心似有研究和比较的需要。如果说，孔子学院在事业发展方面确实成功的话，中国文化中心是否能够从孔子学院那里借鉴一些经验呢？ 不过，由于孔子学院声名远播，几乎尽人皆知，而且国内外既有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因此，我们的研究主要侧重对中国文化中心的调查，而将关于孔子学院大量的现有文献作为研究的基础和分析的背景，以“中国文化中心应该怎么发展”作为本文关注的焦点。 本文研究的问题是：中国文化中心能够从孔子学院那里汲取什么经验？中国文化中心是否应该走孔子学院那样的发展道路？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两个海外文化传播机构对比的问题；第二部分介绍中国海外文化中心的简要情况；第三部分介绍对孔子学院的海外评论，提出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借鉴孔子学院经验教训的问题；第四部分是分析和结论，主张海外中国文化中心探索一条与孔子学院不同且互补的独特道路。 但是，首先应该对中国文化中心做一点儿介绍。什么是中国文化中心呢？ 二、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的基本情况：缓慢而不起眼的分散举措 海外中国文化中心是中国文化部下属的机构，其对外传播活动主要是一种国家推动的行为，承担公众外交的使命。目前，文化部外联局下属的一个处级单位（文化中心处）负责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的监管。与孔子学院大同小异，中国文化中心的建设以国家财政资金为基本经费来源。 按照中国文化中心自己的介绍，它的目标是提供专业的文化服务和高品质的文化产品，借此提高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它的传播途径是文艺演出和休闲文化活动[5]。虽然海外中国文化中心拥有许多国内外的合作者，但就正式身份而言，它是独立的中国文化机构。 从事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经费是个无底洞。由于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经费不足，在“国家埋单”、提供基础投资的同时，文化部也积极鼓励各类社会组织、文化机构参与海外中心的建设.特别是助力文化活动的开展。借助文化部的国家核心位置以及享有的广泛社会资源，参与中心文化传播活动的机构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这些： 1.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http://www.cica.org.cn）。这个协会是在文化部直接指导下从事民间文化交流的非营利性全国社会团体，经国务院批准于1986年7月正式成立。这个团体有较大的国际影响力。 2.中外文化交流中心（http://www.cice.org.cn）。这是文化部于1998年设立的直属事业单位和中介机构，主要职能是为文化部负责的对外文化传播活动提供服务。 3.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http://www.caeg.cn）。是经国务院批准、在原文化部直属机构（中国对外演出公司和中国对外艺术展览中心）的基础上成立于2004年的第一家国有大型对外文化企业集团，目前是享有全球演出业务和艺术展览业务的唯一中国企业集团。 4.中华文化联谊会（http://www.chinaculture.org）。是成立于1987年的全国性社会团体，其前身为“文化部文化联谊会”。 5.文化传通网（文通网，http://www.culturalink.gov.cn）。文通网是由文化部外联局主办、中外文化交流中心承办的大型文化交流资讯网站，英文版由中国日报网代办。目前是文化系统从事对外传播最活跃的网上新闻传媒和信息资源。 这些机构分属文化部下设的直属机构、文化部主管的事业单位和文化部管理的社会团体，它们以各种不同的结构、关系和方式围绕在文化部外联局周围。此外，中国文化中心与许多国外机构、团体、公司建立了各种形式的合作，尤以民间方式的市场合作影响广泛[6]。由于成分多元、来源广泛，且以文化艺术为中介，这个合作网络的面貌展现出模糊混杂的特征，其官方身份易被公众所忽略。 就活动的规模和造成的声势而言，文化中心显然不如孔子学院，后者形象鲜明，组织有序，更容易成为一种现象，一道风景。然而，文化中心这种无风头的身份、不起眼的地位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很难一言以蔽之。毕竟，鲜为人知的中国文化中心没有招来怨怼，挑起西方“精英”对中国的攻击。 毋庸讳言，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的发展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最早的中国文化中心建于1988年的非洲。到2014年年底，中国已在非洲设立4个文化中心，欧洲设立6个，亚洲8个，美洲和大洋洲各有1个。至2014年年底，各中国文化中心及其成立年份如下页表1所示[7]。 2015年以后，又新增加了几个海外中国文化中心。虽然缺少正式公布的统计结果，但据媒介报道和中心网页显示，新增加的国家或城市至少有非洲的坦桑尼亚，亚洲的新加坡，欧洲的伦敦、布鲁塞尔，大洋洲的新西兰和斐济。 中国文化中心的最初出现，不像一个持续运动的初始，而更像在某个契机下偶然出现的一种例行做法——两国之间建立关系或者加强关系所带来的文化交流活动。虽然文化交流是国家之间相互交往的持续活动，但缺乏长期目标和持久动力的行为更像是一种“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分散活动，形不成连续性和凝聚力。
而且，中国文化中心的发展动作也实在是慢了一点儿：20世纪80年代只有2个中心，90年代没有增加。21世纪第一个十年增加了6个，其余都是第二个十年增加的（12个），特别是，其中7个都成立于2014年，显示出政府推动的不均衡力度。 这种推动力度的不均衡源于政府不同时期的文化目标。如果完全依据社会和市场的自然条件，中国文化中心的发展速度无论快与慢，都不难理解；但是，既然是政府设立的机构和推动的行为，中国文化中心之前迟缓的步态，就只能解释为——政府的文化传播需求不甚急切，海外传播的动机不够强烈。而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缺少行政鼓励特别是经费充分支持的情况下，一种政府推动的行为难免缺乏动力。 孔子学院的诞生赶上了好时候——21世纪初，中国刚刚加入WTO。孔院的发展赶上了“中国崛起”的大势，乘上了“文化走出去”的大潮；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又成为一个全面推广的良好契机。孔子学院的品牌也更加鲜明，它有一个响亮的名称：中华文化最突出的代表人物——孔子。不过，孔院的成就关键是国家的推动。负责孔子学院发展的“汉办”有一个令人瞩目的高端理事会，由十几个部级单位的领导人组成（孔子学院获得的国家支持可见一斑）——中国文化中心可没有这样高的规格。而在中国，规格决定资源。如果没有令人羡慕的财政基础，作为国家项目的孔院的发展速度，也不可能如此惊人。 由于中国文化中心是文化部下属的机构；而汉办及孔子学院是教育部下属的机构，它们从事的又是在很大程度上交叉的事业——文化部以文化艺术为主，同时兼顾语言培训；而孔子学院以文化教育特别是中文教育为主，也操办一些有关的文化娱乐活动，因此，在实施国家海外传播文化目标时，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例如（海外表现的）成绩、（国际传播造成的）影响力，也包括（获得支持的）国家资源。 显然是在孔子学院“成功”的刺激下，中国文化中心也制定了一个快速发展目标：一方面加紧投资，另一方面加快建设步伐。按照规划，到2015年“十二五”期末，中心总数将达25-30个，一年增加5-10个（实际增加了5个左右）；到2020年，全球将有50个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建成，5年之内较前增加一倍。 现在的问题是：海外中国文化中心是否能够复制孔子学院的成功呢？它可以走孔子学院的快速发展路径吗？我们的回答是——宜谨慎。必须谨慎的原因，第一，国家不可能同时支持两个目标大同小异的项目，孔子学院已经占了先机；第二，文学艺术发生作用的途径、方式和效果，毕竟与教育、舆论和思想不同，前者更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程。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孔子学院本身，在海外正遇到自己的问题，面临口碑的困境。 三、中国文化中心借鉴孔子学院教训：谨慎一点总没错 孔子学院的全球发展，在引起广泛注意的同时，也招致高度争议。虽然学术性研究多数态度客观，持论相对公允，视角也较多元[8][9][10][11][12][13]，但更有社会影响力的舆论方式——媒体评论——却以批评性分析居多，而且它们反应迅速，先发制人；学术研究却总是慢了一两拍。国外主流舆论对孔子学院的集中批评是：（1）孔子学院是中国政府的工具，如孔子学院的上级机构是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汉办”），而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由10多个部级单位和部级官员组成；它们在各国的发展似乎只是为了推进中国的政治议程；（2）孔子学院与所在国知名高等院校的合作方式（设立于校园），包括有的孔子学院将课程加入国外大学正规课程体系的做法（被解释为“侵入”），挤占了各所在国有限的教育资源，并以中国特有的行政干预方式影响了合作高校的学术自由[14][15]。总体而言，海外研究者认为，孔院项目的国家背景和急速推广助长了“中国威胁论”的蔓延。 有学者公允地指出，这种恐惧与怀疑是西方社会自己的认知，不一定建立于事实基础上，但它确实存在[16]，成为中国无法即时扭转和自行改变的现实困境。某些事实也证实了这种恐惧与怀疑的存在，并产生了后果。如2012年5月，美国国务院以孔子学院师资学术资质不够的理由，要求部分中国教师离境；2014年9月，芝加哥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宣布停止与孔子学院的合作。2015年6月，欧洲最早成立孔子学院的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关闭了设在该校的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的积极进取不能说是坏事。但外界（主要是西方国家）对“修昔底德陷阱”的警惕和对“中国威胁”的怀疑也有一定的理由——因为中国正处于非常特殊的时代（迅速崛起）和非常特殊的地位（超越性全球经济体）。 与世界其他大同小异的对外文化机构相比，孔子学院的进步又太快了。例如，成立于1883年、有130多年历史的法语联盟，迄今在全球也只有1000多个机构，分布于136个国家和地区（与孔子学院相当），学员4万名（大大少于孔子学院）；1934年成立的英国文化协会，目前只在全球109个国家设有办事处。而1951年成立的歌德学院和近年来出现的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1991年）、韩国世宗学院（2006年）都是以非政府组织及非营利性机构的方式经营的，所有“学院”都是独立于当地的外国文化机构。 孔子学院前进速度比较激进，动作方式比较生猛，也是事实。如果说，孔子学院在推进中国语言和文化方面并不成功，那显然不公平；但说孔子学院疾风暴雨般的成功未能改善（甚至恶化了）中国的软权力和国家形象，恐怕有一定道理。发展过快，树大招风，易招致警惕和批评。中国的对外传播能不能面貌更柔和一些，举止更节制一些，也就是说，行为方式更灵巧一些？ 美国政治学者、国际关系专家约瑟夫·奈提出了著名的“软权力”（国内多译为“软实力”）概念，并解释说，软权力“是一种依靠吸引力，而非通过威逼或利诱的手段来达到目标的能力”，软权力的影响力依赖于“对方的感受”，“当一个国家的政策被外界视为合理时，其软实力也会相应增强”等[17]。根据奈的观点，最好的公众外交效果（即软权力）来自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的私营领域。有道理，因为这种途径较少引起西方公众的警惕和反感，而这种警惕和反感来源于深入人心的对政治权力的不信任和对政府（特别是外国政府，尤其是意识形态不同的外国政府）动机的怀疑。 如果中国的海外传播不能完全避免政府色彩的话，那么，这种色彩淡一点为好，这种传播低调一些更好。《北京共识》的提出者、美国战略学家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早在2007年便指出：“中国威胁论”可能变得越来越突出，“中国目前最大的战略挑战都与其‘国家形象’有关”，中国应该让其他国家信任中国[18]。他还强调了让世界理解中国社会复杂性的重要任务。 一个国家的对外传播，最重要的是具有亲和力与可信度。中国这样的大国，尤其是中国正在崛起，更要避免咄咄逼人的印象，避免以“过度扩张”的行为授人以“中国威胁”的口实。为此，便需要注重所在国受众的反馈，包括代表舆论的大众传媒的评论。这是孔子学院的快速发展提示的经验教训，也是所有从事对外传播的工作者必须理解的国际关系准则。 就文化传播而言，最重要的是克服“水土不服”现象。除了尊重国际通行的（实际上是西方主导的）价值观和公众心理，避免挑战所在国的社会意识形态底线——如“表达自由”“学术独立”等敏感的话题和公共机构“与政府保持一臂之距”的惯例——之外；以中华文化和文学艺术为表达内容的中国文化中心，更应恪守并尊崇中华文明的礼仪传统：温良恭俭让，彬彬有礼，客随主便，以文化艺术这种柔性的表达方式发挥软实力资源应有的润滑油作用，中和政治经济军事（包括意识形态）等“硬实力”的发挥给世界带来的不适感，给外国公众留下一个更加亲和的中国形象，建立一种更加友好的民间感情和国与国之间的互信关系。 就建立一种可亲可信可爱的文化关系而言，无为之治似更好，谨慎一点总没错。中国文化中心可以用文化的力量影响世界，起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包括扭转孔子学院带给世界的过于“进取”的中国印象。 四、分析与结论——中国应如何从事海外跨文化传播？ 中国文化中心与孔子学院有一些相似与差异之处，具有对照研究的基础。首先，它们都是官方、政府机构，在海外传播中国文化，塑造中国形象，从事公众外交的事业。然而，孔子学院强势，文化中心弱势，在国外造成的影响大不相同。其次，虽然它们都从事文化传播，但是孔子学院侧重教育，姿态严谨，文化中心侧重文艺，生性活泼，人们对这样两种事业也抱有不同的观感和期待。最后，孔子学院和文化中心都发展了在海外的国际合作，但是孔院与正规高等教育机构长期“联姻”，而文化中心更多与市场团体短期“结缘”。因此，它们给予人们的组织化印象高低不同。 需要注意的是，孔子学院和中国文化中心共同面对的最重要背景，是中国崛起的趋势和伴随着中国快速发展盛行起来的（西方“精英”鼓噪的）“中国威胁论”。因此，中国需要格外小心，避免掉入各种明明暗暗的陷阱，提供与他人预设的框架相吻合的“中国形象”。 就过程与效果——影响——而言，中国文化中心所从事的文艺传播与孔子学院的教育传播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文化艺术所产生的深入而持久的影响，需要长期的积累和历史的验证。因此，中国文化“走出去”效果不可能速成，只有不具威胁感和更友好的方式才能产生可持续的真正成功。 中国文化中心似应坚持其以往超脱的地位，继续其谦虚谨慎的传统作风，加深人民之间的友谊，改善中国形象，致力于共创和谐世界；同时，发动民间机构，采取市场合作的方式，通过文艺表演和文化活动等柔性方式，向国外普通公众推销没有很多政治含义而充满中国文化元素的文化产品，细水长流地进行更有吸引力的文化传播。 当然，文化中心似乎也需要更加振作与积极，采取逐步前进的计划，基于民间社会，与国内外的合作者探索更加有效的市场机制和经营策略，以发挥各中心的传播潜力及对外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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