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苕溪渔隐丛话》的宋诗史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诗论文,苕溪渔隐丛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以下简称《丛话》）前、后集一百卷（前集六十卷、后集四十卷）（注：本文所引《苕溪渔隐丛话》均出自廖德明点校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下文所引该书只标明卷次。），其中先秦至汉魏六朝七卷，唐五代三十五卷，宋朝开国迄南渡初五十八卷，主要反映了北宋的诗学成就。其过人之处，在于它不仅全面总结了北宋诗话的成就，具有丰富的文献价值和珍贵的史料价值，而且向我们清楚地展现了北宋诗歌发展的历史演进过程，可视为现存第一部“北宋诗歌发展史”。《丛话》对宋代诗歌发展道路的思考与探讨，以及别裁真伪的考辨和论评，对后代的诗话和诗歌评点影响深远。
一
中国古代没有专门的文学史或诗歌史著作。近一百年来产生的众多文学史专著，在论及宋以前的诗歌发展时，无不称引宋代的诗话著作，其中胡仔的《丛话》最具权威性和代表性。《丛话》第一次给我们开出了一份粗略的唐五代诗人和较为具体完整的北宋诗人清单，并根据他们对诗歌发展的贡献给予评价与历史定位。《前集序》云：“余今但以年代人物之先后次第纂集，则古今诗话，不待检寻，已粲然毕陈于前，顾不佳哉！”《丛话》在编纂上以人为纲，以时为序，详细搜罗宋人诗话、文集、语录和说部中的论诗之语，既知人论世，又叙述源流，有关宋朝开国至南渡以前的重要诗人、诗歌和诗歌流派，其发展轨迹历历在目，给人以北宋诗歌历史发展的清晰而形象的认识。
《丛话》在编纂上略于唐而详于宋，与宋代一般贵古贱近的诗论取向不同。《后集序》曰：“诗道迩来几熄，时所罕尚；余独拳拳于此者，惜其将坠，欲以扶持其万一也。”《丛话》追本溯源，整理上古三代至南宋初期的诗歌发展变化的目的，就是总结汉魂和唐诗的创作经验，为当代的宋诗提供必要借鉴与参考。《丛话》在编纂上，汉魏六朝仅单列陶渊明一人，唐五代也只拟定二十九位名家，而对宋代诗人则详细罗列。宋初徐铉迄南渡初陈与义，单列九十位北宋诗坛的大家和名家。称不上“大家”与“名家”的诗人一并编入“唐人杂记”、“五代杂记”和“宋朝杂记”。《丛话》共列大家、名家一百二十人，北宋占据百分之七十五。因此，《丛话》主要反映了北宋的诗学成就。另外，《丛话》还附以“西昆体”、“借对”、“的对”、“长短句”等特殊门类，以醒日其见和便于读者检阅。
《丛话》重点突出在诗史上享有崇高地位和对当代的宋诗发展史产生深远影响的作家。方回《跋渔隐丛话》曰：“自《国风》、汉、魏、六朝以至南渡之初，最大家数特出其名，余入杂纪。”（注：《桐江集》卷七，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宛委别藏本。下文所引方回《诗海遗珠考》与《诗人玉屑考》亦出自《桐江集》此卷。）自先秦迄南渡初，胡仔裁定中国古代诗坛九大家：汉魏六朝是陶渊明，编辑三卷；唐代是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四人，分别有二卷、十三卷、四卷、二卷；北宋是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四人，分别有三卷、五卷、十四卷、五卷。计五十一卷。上下二千年，作家数以万计，仅上述九大家就占《丛话》一半以上的篇幅，足见《丛话》对大作家所给予的重视程度。
《丛话》尤其重视北宋四大家。北宋诗歌的发展，大致有两个高峰期。前期沿晚唐五代之习，有所谓白体、九僧体、西昆体，其中以西昆体的影响最大。至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出，始革晚唐之习。北宋后期，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上承欧、梅而进一步开拓发展，形成了有别于唐诗的宋调，宋诗进入繁荣期。北宋四大家的创作成就和影响直接关系着北宋诗歌的发展道路与进程，并与宋代诗歌流派的更递演变关系密切，《丛话》在编纂上突出北宋四大家的目的盖缘于此。前集卷二十六引宋子京《笔记》云：“天圣初元以来，搢绅间为诗者益少，惟丞相晏公殊、钱公惟演、翰林刘公筠数人而已。至丞相王公曙、参知政事宋公绶、翰林李公淑，文章外亦作诗，而不专也。其后石延年、苏舜钦、梅尧臣皆自谓好为诗，不能自名矣。晏丞相末年诗见编集者，乃过万篇，唐人以来未有。然晏不自贵重其文，凡门下客及官属解声韵者，悉与之酬和。”在欧阳修尚未登上文坛的天圣初年，诗风不振，诗坛上只活跃着少数“西昆体”诗人而已。当时晏殊虽好为诗，然不自重其诗文，流传甚少，影响面极有限。《丛话》后集卷二十二引《蔡宽夫诗话》云：“国初沿袭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故王黄州主盟一时。祥符、天禧之间，杨文公、刘中山、钱思公专喜李义山，故昆体之作翕然一变。而文公尤酷嗜唐彦谦诗，至亲书以自随。景祐、庆历后，天下知尚古文，于是李太白、韦苏州诸人始杂见于世。杜子美最为晚出。三十年来，学诗者非子美不道，虽武夫女子皆知尊之，李太白而下，殆莫与抗。文章隐显，固自有时哉！”此段描绘了宋初“白体”、”西昆体”诗风演变与时俗爱好的关系，以及景祐、庆历以后诗风转变与唐诗之间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迨至庆历，欧、王、苏、黄四大家相继活跃于北宋文坛，带来了北宋诗歌的黄金时代。
《丛话》关注宋代诗歌发展过程中有影响、有争议的诗人以及其它热点问题。宋诗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显露出“以文为诗”的倾向。这一创作倾向，是宋代文人讨论的一大热点，其中《丛话》前集卷十八引《隐居诗话》比较有代表性：
沈括存中、吕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择，治平中同在馆下谈诗。存中曰：“韩退之诗，乃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瞻，而格不近诗。”吉甫曰：“诗正当如是，我谓诗人以来，未有如退之者。”正仲是存中，公择是吉甫，四人交相诘难，久而不决。公择忽正色谓正仲曰：“君子群而不党，公何党存中也？”正仲勃然曰：“我所见如是，顾岂党邪？以我偶同存中，遂谓之党，然则君非吉甫之党乎？”一座大笑。予每评诗，多与存中合。
韩愈“以文为诗”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法，但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诗歌的抒情性和含蓄蕴藉之美。吕惠卿、李常对此予以认可，而沈括、王存以及魏泰则以为其“格不近诗”。宋人针对“以文为诗”的争议与分歧，还体现在对欧公诗的评价上。如上所引《隐居诗话》又曰：“余谓凡为诗当使挹之而源不穷，咀之而味愈长。至如永叔之诗，才力敏迈，句亦健美，但恨其少余味耳。”陈善亦曰：“（欧）公能变国朝文格，而不能变诗格。及荆公、苏、黄辈出，然而诗格遂极于高古。”（注：《扪虱新话》上，儒学警悟本。）《雪浪斋日记》以为欧公诗“只欲平易”、“未尽妙”（前集卷三十）；《石林诗话》认为欧公诗“专以气格为主，故其诗多平易疏畅”，“而学之者往往遂失于快直，倾囷倒廪，无复余地”（前集卷二十二）。胡仔力排众议，肯定欧公开拓宋诗道路的创新精神，曰：“欧公作诗，盖欲自出胸臆，不肯蹈袭前人，亦其才高，故不见牵强之迹耳。”（后集卷二十三）胡仔从开辟宋诗发展道路的角度来评价欧公诗的成就与贡献，颇为中肯。
对于荆公，《丛话》主要集中引述当代文人对荆公晚年近体诗的种种议论。如前集卷三十五引山谷云：“荆公暮年作小诗，雅丽精绝，脱去流俗”；卷三十四引《石林诗话》云：“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为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也有人对荆公晚年诗提出批评，如前集卷三十三引《后山诗话》曰：“鲁直谓荆公之诗，暮年方妙，然格高而体下”，“学三谢失于巧耳”。《丛话》排比各家纷纭之说，使读者能更全面更准确把握荆公诗歌的特点与突出成就，从而加深读者对宋代重要诗人的认识和了解。
《丛话》推尊苏、黄等元祐诸公，代表了南渡初期的诗学倾向。《丛话》纂辑有关苏轼的材料最多，涉及苏轼诗歌的版本、艺术特色、影响以及苏轼的人生经历等各个方面。后集卷三十引《东皋杂录》云：“李方叔《祭东坡》云：‘道大不容，才高见忌；皇天后土，明一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丛话》引李方叔此论作为编纂东坡章节的结束语，以示定评，深意在焉。《丛话》对黄庭坚和在他影响下的江西诗派及其诗学理论特别重视，亦可见时代风气的影响。苏门中晁补之名重当世，在当时却罕有诗话论及其诗。胡仔尽量搜寻，不过所获甚微。如前集卷五十一胡仔曰：“余纂集《丛话》，历览群贤诗说，并无评议无咎诗者，止有此一句，不知当时群贤偶遗之邪？”又曰：“余观《鸡肋集》，惟古乐府是其所长，辞格俊逸可喜。”苏门“四客”各有所长，诗文不能兼全。山谷长于诗词，少游、无咎长于议论。山谷《与秦观书》曰：“庭坚心醉于《诗》与《楚辞》，似若有得；至于议论文字，今日乃当付之少游及晁、张、无己。”张文潜亦云：“秦文倩丽纾桃李，晁论嵘峥走珠玉。”（后集卷三十引《复斋漫录》）晁补之虽不以诗名，可其名列“苏门四学士”，胡仔显然给予了应有的重视。
《丛话》除了高度重视大家、名家之外，对于宋代的一些小诗人，他们或以一篇一句传世，《丛话》并没有抹杀其贡献。胡仔曰：“古今诗人，以诗名世者，或只一句，或只一联，或只一篇，虽其余别有好诗，不专在此，然播传于后世，脍炙于人口者，终不出此矣，岂在多哉？”（后集卷二）《丛话》取径求宽，取人求全，从而能全面地反映宋代诗人的整体创作面貌。
二
对于前代诗人，《丛话》站在宋诗的立场上，着眼于他们对宋诗的贡献与影响的大小作出权衡与评价。
《丛话》卷二十二的目录条目是“唐彦谦、西昆体、王建”。胡仔在此处将“诗人”唐彦谦、王建与“诗体”即“西昆体”合编，突破己定的“以人为纲”的编纂原则，不过是为了更醒目地突出宋初受李商隐诗风影响的“西昆体”。后集卷二云：“若唐之李、杜、韩、柳，本朝之欧、王、苏、黄”，“名与日月争光”。胡仔谈及唐诗四大家时虽然名之曰“李、杜、韩、柳”，但是，《丛话》裁定的唐诗四大家实际上是“李、杜、韩、白”，即用白居易取代了柳宗元。究其原因，在于白居易通俗浅切的诗风，直接影响了宋初的“白体”。相较而言，柳宗元对宋人的影响主要在散文方面，其诗歌影响远在白居易之下。《丛话》用“白”代替“柳”，反映了诗歌发展史的实际情况。宋人每每言诗曰“李杜”，言文曰“韩柳”。“李杜韩柳”并举是宋人谈论唐代文学诗文典范时的习称，胡仔在这里只是沿袭了这一习惯说法而已。需要明确的是，《丛话》对唐代四大家真正重视的只有杜甫。这是因为，其一，李白诗歌具有鲜明的创作个性，天才横放，自然高妙之处，有如神工鬼斧。然而，就对宋代文学的影响而言，李白较杜甫要逊色得多。其二，宋代文坛诗宗杜甫，文宗韩愈。《丛话》作为一部诗话著作，在搜集有关论诗之“话”时，当然侧重于杜甫而不是韩愈。其三，“白体”诗在宋初的影响时间和范围都有限，因而白居易对宋诗的影响也不可能与杜甫相提并论。
《丛话》特别重视杜甫是由于杜诗对宋诗产生了巨大影响。《丛话》以杜甫为纲编纂的十三卷，主要探讨杜诗的句法、章法、用事以及杜诗的家学渊源、集大成的艺术成就和创作精神等多方面对宋诗尤其是对江西诗派的影响。宋人总结的老杜句法，或倒装其句，或平仄相拗，或情景相生，或工拙相间，诸如此类，可以造成一种峻峭奇崛，气格高古不凡的艺术效果，而这正是江西派诗人孜孜以求的诗格。如《漫叟诗话》曰：“诗中有拙句，不失为奇作。”《诗眼》云：“老杜诗，凡一篇皆工拙相半，古人文章类如此。皆拙，固无取，使其毕工，则峭急无古气，如李贺之流是也。”（前集卷九）宋人在谈诗论诗时，也以是否得老杜句法来衡量作者是否懂得了作诗的要领。《石林诗话》云：“高荷，荆南人，学杜子美诗，颇得句法。黄鲁直自戎州归，荷以五十韵见，鲁直极爱赏之。”（前集卷五十二）无名氏《豫章先生传赞》云：“山谷自黔州以后，句法尤高，笔势放纵，实天下之奇作。自宋兴以来，一人而已矣。”（后集卷三十二）山谷学杜诗而得其句法，其诗歌戛戛独造，自成一家。山谷句法之学在当时产生了极大影响，这是他成为江西诗派盟主的根本原因，也是《丛话》推重他的主要原因。
除了重视对宋诗具有影响力的前代作家之外，《丛话》还相当关注那些在宋代产生了一定的文学效应的作品。如杜甫《古柏行》“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一联的艺术表现手法，在宋代曾引起热烈的讨论：
《王直方诗话》引范蜀公云：“‘武侯庙柏今十丈’，而杜工部云‘黛色参天二千尺’，古之诗人，好大其事，大率如此。”又引沈存中云：“‘霜皮溜雨四十围’，乃是七尺；而长二千尺；无乃太细长乎？”余以为论诗正不当尔，二公之言皆非也。
《遁斋闲览》云：“子美之意但言其色而已，犹言其翠色苍然，仰视高远，有至于二千尺而几于参天也。”
《缃素杂记》云：“予谓存中性机警，善《九章算术》，独于此为误，何也？古制以围三径一，四十围即百二十尺。围有百二十尺，即径四十尺矣，安得云七尺也？……老杜号为诗史，何肯妄为云云也。”
《学林新编》云：“‘四十围’、‘二千尺’者，亦姑言其高且大也。诗人之言当如此，而存中乃拘以尺寸校之，则过矣。”
《诗眼》云：“形似之意，盖出于诗人之赋。‘萧萧马鸣，悠悠旆旌’是也。激昂之语，盖出于诗人之兴，‘周余黎民，靡有孑遗’是也。……余游武侯庙，然后知《古柏》诗所谓‘柯如青铜根如石’，信然，决不可改，此乃形似之语。‘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云来气接巫峡长，月出寒通雪山白。’此激昂之语，不如此，则不见柏之大也。文章固多端，警策往往在此两体耳。”
《丛话》前集卷九连续征引六家之说，围绕此联杜诗的是非曲直展开争论。最后所引范元实《诗眼》将诗歌语言表达手法上的“描写”与“夸张”分别以“形似之语”、“激昂之语”言之，最得诗歌修辞学之意。《丛话》此处对六家诗话的排序充分体现了胡仔处理材料的技巧和匠心。它并非只是机械地罗列这些诗话材料，而是按内在的逻辑进行编排组合，将问题的讨论层层推进，步步引向深入，并将最后所引的诗家论语视为定论。若所引各家之说均与己意不符，则引“苕溪渔隐曰”云云以作辩论。《丛话》在以人为纲纂辑诗话材料时，因人隶事，事以类聚。读者由此及彼，能自然地将作家与作品、作品与作品本事和评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助于深入了解一些文学现象和在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作品。如前集卷十六谈论韩愈《听颖师弹琴》时，便举欧公、东坡、山谷、乐天等诗人听琴、阮、琵琶、筝、瑟诸诗来比较。其中《西清诗活》所引僧义海精妙绝伦的品琴文字，与韩愈的听琴诗相映成趣，带给我们不亚于原作的艺术享受。
《丛话》往往将诗论、诗评与作家的诗情、诗趣相结合，生动地再现了文人创作的时代氛围。如元祐名士刘攽，东坡曾称之为“俊杰”人物（前集卷三十八引东坡语）。四库馆臣亦曰“放在元祐诸人之中，学问最有根柢”、“攽好诙谐，尝坐是为马默所弹”（《四库全书总目·中山诗话提要》）。《丛话》引《石林诗话》曰：“刘贡甫天资滑稽，不能自禁，遇可谐谑，虽公卿不避。与王荆公素厚，荆公当国，亦屡谑之，虽每为绝倒，然意终不能平也。”又引《东轩笔录》云：“刘攽性滑稽喜谑玩，王汾口吃，攽嘲曰：‘恐是昌家，又疑非类，不见雄名，惟闻艾气。’以周昌、韩非、扬雄、邓艾皆吃也。”又曰：“马默为台官，弹攽轻薄，不当置在文馆。攽曰：‘既云马默，岂合驴鸣！’”（前集卷五十五）后集卷三十六又引《元城先生语录》云：
时刘贡父为给事中，先生于朝路见之，问曰：“昨晚有甚文字降出？”贡父曰：“岂非器之于新除有异闻乎？”先生曰：“然。若迟回不去，当率全台谏攻之。孔子所谓鸣鼓而攻之者。”贡父应声曰：“将谓是暗箭子，元来是鸣鼓儿。”闻者皆启齿。先生素严毅，亦有笑容。又曰：“贡父好谑，然立身立朝，极有可观，故某与之交游。”
读到此，刘贡父幽默风趣，不避权贵的智者形象深刻地印入我们脑海，让我们如同身临北宋中叶盛世那人材辈出、气象峥嵘的文学时代，一时间觉得文学史发生的时空距离好像缩短了。这也是诗话“以资闲谈”的特点带给我们的文学享受。因而，读者有时会觉得阅读这种以诗话形式展现文学史的著作比纯粹严肃的文学史著作更亲切、更有文化复归感，让我们很容易在心灵上与古人沟通。
三
《丛话》的目录拟定、编排体现出“宗唐祧宋”，追踪风骚，推崇汉魏的精神。将宋诗与以上诗歌的黄金时代相续，从而体现出作者对宋诗历史地位的肯定。《丛话》前、后集目录在“《国风》、汉魏六朝、陶渊明”以下，直接续之以盛唐“李白、杜甫”，然后才按时代先后依次为初唐、中唐、晚唐、五代、宋代作家。《丛话》将李、杜径直上接汉魏六朝的位置编排显然体现了胡仔追踪风骚、推崇汉魏的诗学价值取向。前集卷一引《诗眼》云：“惟老杜、李太白、韩退之早年皆学建安，晚乃各自变成一家耳。”质而不俚，风调高雅，格力遒壮的建安诗，得风骚之气骨，最为近古。李、杜、韩三大诗人远绍风骚精神，近祖建安风骨，代表了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胡仔认为宋诗直接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优秀传统。胡仔从诗歌发展演变的角度对当代的宋诗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体现了“宗唐祧宋”的诗歌发展史观。《后集》卷八引《豫章先生传赞》云：
自李杜殁，而诗律衰，唐末以及五季，虽有兴比自名者，然格下气弱，无以议为也。宋兴，杨文公始以文章莅盟，然至于诗，专以李义山为宗，以渔措掇拾为博，以俪花斗叶为工，号称“西昆体”，嫣然华靡，而气骨不存。嘉祐以来，欧阳公称太白为绝唱，王文公称少陵为高作，而诗格大变。高风之所扇，作者间出，班班可述矣。
该《赞》认为宋诗至欧公尊李白、荆公尊杜甫，诗风开始大变。胡仔谓其“叙诗之源流，颇有条理”，认为此《赞》正确而深刻地揭示了宋诗与唐诗的渊源关系。胡仔《后集序》曰：“开元之李、杜，元祐之苏、黄，皆集诗之大成者。”在胡仔看来，盛宋之“苏黄”最好地继承并发展了盛唐之“李杜”的创作精神，并取得了异代相同的“集大成”的诗歌成就。更进一步而论，胡仔以为宋诗与唐诗内在关系上相互联结的关键人物是杜甫。《丛话》后集卷八先引元稹、宋祁和秦观的“集大成”论之后，继之以上述无名氏的《豫章先生传赞》作为十三卷的“杜甫”章节的结束语，这一编纂匠心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胡仔对宋诗发展史的看法。
作为南渡初叶的文人，胡仔能超越自己的生活期，较其它诗话作者更具公正的史识，使之能对江西诗派有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判断。
胡仔生活的时代正是江西诗派的鼎盛期。他以诗知名当时（注：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先贤事略》上云：“（胡仔）仕知晋陵县，以诗名。”《四库全书》本。）。作为一个诗人，胡仔难以不受江西诗风的影响，其创作还局限在“江西”园囿之中。如《雪浪斋日记》记高子勉诗“沙软绿头相并鸭，水深红尾自跳鱼”一联，句式生涩，怪丽之甚。胡仔效之作“霞抹晚空鱼尾赤，水生春渚鸭头青”（前集卷五十二）一联，是典型的“江西”趣味。《丛话》载胡仔自作诗十首，词二篇；另有十二联未成篇的诗。诸作往往津津有味地仿效“江西”体格，从中可见他是多么热衷于“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诗法之学，对江西诗风在当时的影响于此亦可略见一斑。
然而，作为诗论家，胡仔却能出于江西，正确审视诗史发展。胡仔对宋诗和江西诗派的看法和判断，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在诗学倾向上，胡仔强调创作要有“变”。不过，他能辩证地对待宋诗在追求“新变”的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胡仔赞赏黄庭坚“自出机杼”、“清新奇巧”，因而能“别成一家”（前集卷四十八）。如前集卷四十九引宋子京《笔记》云：“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后可以传不朽；若体规画圆，准方作矩，终为人之臣仆，古人讥屋下架屋，信然。陆机曰：‘谢朝花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韩愈曰：‘惟陈言之务去。’此乃为文之要。”胡仔对宋祁为文要“自名一家”的看法显然有共鸣感，随即应和曰：“学诗亦然，若循习陈言，规摹旧作，不能变化，自出新意，亦何以名家？鲁直诗云‘随人作计终后人’，又云‘文章最忌随人后’，诚至论也。”又如，福州僧“虹收千嶂雨，潮展半江天”二句曾受到《古今诗话》赏叹，胡仔认为此联不过是仿效李商隐“虹收青嶂雨，鸟没夕阳天”，乃“屋下架屋者，非不经人道语，不足贵也”（前集卷五十七）。求新求变是杜甫、韩愈和黄庭坚的共同倾向。所不同者，韩愈与黄庭坚有好奇之癖，而杜诗之奇，是势之所然，不得不如此。如王琪云：“子美之诗词有近质者，如‘麻鞋见天子，垢腻脚不袜’之句，所谓转石于千仞之山，势也。”王琪认为“千汇万状”的杜诗一时呈现出某一倾向，只是出于不得不然，即“势”之所需（前集卷七）。山谷诗却有意求之，江西诗派更是以新奇为尚。韩愈已开好奇之端，如《雪浪斋日记》评《春归昌谷》时云“甚奇丽，如少陵未必喜，而昌黎必嗜之也”（后集卷十二）。对于“奇丽”之格，杜甫只是偶一为之，而韩愈、黄庭坚则以此为嗜好，至江西派诗人推波助澜，成为笼罩在两宋之交诗坛的一股浊流。魏泰《隐居诗话》在宋诗话中最早对山谷诗提出批评，讥其诗“句虽新奇，而气乏浑厚”（前集卷四十八）。胡仔亦曰：“后山谓鲁直作诗，过于出奇。诚哉是言也！”（后集卷三十二）
其二，胡仔对宋诗的态度，还具体表现在对“苏黄”的判断上。当时宋人“至学苏者，乃指黄为强；而附黄者，亦谓苏为肆”（注：《简斋诗集》卷首，《四部丛刊》本。），或师东坡，或师山谷，相互攻讦。胡仔苏黄并重，但是反对江西派独尊山谷，刻意拔高山谷诗歌的历史地位。上述《豫章先生传赞》一文，胡仔先后分三次节引，分别见后集卷八、卷三十一、卷三十二。如果将这三处的引文与完整的《豫章先生传赞》（注：又可参考郑永晓《黄庭坚年谱新编》附录一《豫章先生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31页。）对比阅读，可以看出《丛话》有意识地进行了删节。被胡仔删去的重要论点有：
（山谷）晚节位益高，名益高，世以配眉山苏公，谓之“苏黄”。
元祐间，苏、黄并世，……追古人而与之俱。世谓李、杜歌诗高妙而文章不称，李翱、皇甫湜古文典雅而诗独不传，惟二公不然，可谓兼之矣。然世之论文者必宗东坡，言诗者必右山谷，其然，岂其然哉？
对上述极力推尊山谷的议论，胡仔之所以弃之而不录，是因为不满其说：第一，认为在名位上，山谷虽有过人之处，然不可以与东坡匹配，如《丛话》引《元城先生语录》言“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迈峻，惟己之是信”（后集卷二十六）。《丛话》对山谷则颇有微词，如后集卷三十一引苕溪渔隐曰“鲁直少喜学佛，遂作《发愿文》‘今日对佛发大誓，愿从今日尽未来世，不复淫欲饮酒食肉’”云云，称之可谓有坚忍之志者，但“其后悉毁禁戒，无一能行之”，虽戏语，其暗讽之意亦可见。第二，考虑到江西诗派在当时的巨大影响，“言诗者必右山谷”应该是反映客观事实的论断。但如果说山谷诗的成就高于东坡，则难以得到认同。第三，若以为李、杜能诗不能文，而山谷则诗文双美，认为山谷的文学地位高于李、杜，那么，胡仔更不敢苟同。可见，胡仔有意舍弃上述推尊山谷的论调，就是为了突出老杜与东坡。
胡仔认为，《豫章先生传赞》强调山谷在诗坛的宗主地位，即“自宋兴以来，一人而已矣”之说，是受到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叙》的影响。吕《叙》云：“国朝歌诗之作或传者，多依效旧文，未尽所趣，惟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抑扬反复，尽兼众体。”胡仔对此论亦颇不以为然，认为吕本中《宗派图》和《叙》“选择弗精，议论不公”（前集卷四十九），并曰：“余窃谓豫章自出机杼，别成一家，清新奇巧，是其所长。若言‘抑扬反复，尽兼众体’，则非也。”（前集卷四十八）在胡仔看来，苏轼在当代文坛的霸主地位毋庸置疑，而山谷诗“新奇”是其一长，虽苏黄并称于世，然黄实不如苏。于诗歌而言，黄诗并不能“尽兼众体”，而“能兼众体”的只有杜诗，这一点集中反映了胡仔对当代诗歌发展现状的反省精神。
其三，胡仔对江西派“祖”与“宗”的辨析论定，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个优秀的诗论家的卓越史识。胡仔明确标举诗宗老杜的编纂宗旨，前集卷十四曰：“余纂集《丛话》，盖以子美之诗为宗。”《丛话》明确提出“师少陵而友江西”，号召江西后学不要独尊山谷，专一揣摩其句法之学。胡仔以老杜取代江西派的盟主黄庭坚，主要基于以下三点理由：第一，江西开宗派者黄山谷本以学杜见称，其诗学主旨宗老杜，如山谷论杜诗“高雅大体“、“无意为文”、“简易大巧”、“无一字无来历”等。而江西派却专学山谷诗，殊不知山谷本亦学老杜。第二，山谷诗学老杜，求新求变得以名家。朱弁谈到山谷学杜诗时曰“用昆体工夫，而造老杜浑成之地”（注：《风月堂诗话》卷下。又《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五《风月堂诗话提要》以为此论“尤为窥见深际，后来论黄诗者皆所未及”。），可谓一语破的。第三，南渡前后，江西派专学山谷尚奇的一面，失山谷诗学之真精神。吕居仁《与曾吉甫论诗第二帖》业已指出：“近世江西之学者，虽左规右矩，不遗余力，而往往不知出此，故百尺竿头，不能更进一步，亦失山谷之旨也。”基于此，胡仔鲜明地申述道：
近时学诗者，率宗江西，然殊不知江西本亦学少陵者也。故陈无己曰：“豫章之学，博矣，而得法于少陵，故其诗近之。”今少陵之诗，后生少年不复过目，抑亦失江西之意乎？江西平日语学者为诗旨趣，亦独宗少陵一人而已。余为是说，盖欲学诗者师少陵而友江西，则两得之矣。”（前集卷四十九）
胡仔提出“师少陵而友江西”，承袭和申发了吕本中“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之说，是对江西诗学的修正。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叙》奉山谷为宗主，胡仔在淡论江西诗派之盟主时以老杜代替山谷，尤富识见，并直接影响了宋末元初方回论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之说。
其四，《丛话》破除时人的囿见，对杜甫的地位、影响作出肯定的同时，也对老杜与本朝苏、黄的历史地位作了正确的历史还原。
与《丛话》同时代之张戒《岁寒堂诗话》，认为诗歌从先秦至本朝，一代不如一代，曰：“国朝诗为一等，唐人诗为一等，六朝为一等，陶阮、建安七子、两汉为一等，《风》《骚》为一等。”其论诗力贬“苏黄”，曰：“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苏黄习气净尽，始可言唐人诗。唐人习气净尽，始可论六朝诗”（注：《岁寒堂诗话》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51、455页。）。这种有意贬损宋诗的历史倒退论，直接开启后世如严羽的“尊唐黜宋”说。尤可注意者，《丛话》与《岁寒堂诗话》都推重老杜，尊崇盛唐。然而，他们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对当代宋诗的态度以及对苏黄的评价。与张戒极力贬斥苏黄，贵古贱近不同的是，胡仔认为宋诗是唐诗的自然延续和发展，宋代诗坛的优秀代表同样可与唐代的一流大家媲美。以故胡仔认为“唐之李、杜、韩、柳，本朝之欧、王、苏、黄”，“名与日月争光”（后集卷二）。
《西清诗话》云：“少陵远继周诗法度。”（前集卷十四）《唐子西语录》甚至将杜诗直续《诗经》，曰：“《三百五篇》之后，便有杜子美。”（前集卷四十九）高雅大体的杜诗完美地体现了《风》《雅》传统，代表了诗之正统。陈与义曰：“诗至老杜，极矣。东坡苏公、山谷黄公，奋乎数世之下，复出力振之，而诗之正统不坠。然东坡赋才也大，故解纵绳墨之外，而用之不穷；山谷措意也深，故游泳玩味之余，而索之益远。大抵同出老杜，而自成一家。”（《简斋诗集》卷首）“集大成”的老杜诗，远绍《风》《骚》，代表诗体之正统；苏、黄复出而力振之，各自名家，诗之正统得以延续和发展。因此，在苏黄殁后，江西末流泛滥的时代，胡仔提倡“师少陵而友江西”，号召江西后学在创作精神与艺术手法两方面摆正与诗家之“祖”与“宗”的关系（注：方回《瀛奎律髓》提出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之说，以老杜为祖，山谷、后山、简斋为宗。见《瀛奎律髓汇评》卷二十六陈与义《清明》诗批。李庆甲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49页。此处是借用方回的说法。），旨在发扬诗之正统，复兴本朝的诗道。
胡仔近距离于北宋文学发生的时代，并有条件搜集到后人无法睹见的文献资料，所以他对北宋诗歌发展历史所进行的总结和批判，说得亲切而具体。经历了明清两代数百年的“唐宋诗之争”，历史已证明，胡仔的宋诗史观较之宋代有影响的诗学家如张戒、严羽等人更具有前瞻性，更为正确、可取。
四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五“诗文评类”总序在论及“诗文评”的五大类型时说，《文心雕龙》“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诗品》“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诗式》“备陈法律”；孟棨 “旁采故实”；《中山诗话》、《六一诗话》“体兼说部”。《丛话》作为诗话汇编性著作，与以上诸家相衡，其过人之处在于以“人”分类的编纂体例之善与考辨之功。
《丛话》的大家、名家之分，突破了南北朝如钟嵘《诗品》、谢赫《古画品录》直至唐人以“品”相分的体例，更具科学性，且经历史检验之后，给诗人以更准确的历史定位。比如陶渊明诗，钟嵘《诗品》置之中品，评之曰“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丛话》则把陶渊明作为先唐诗人中唯一单列的大家，并认为钟嵘此论“浅陋”，未尽陶诗之妙，而首肯萧统论陶“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后集卷三）之说。《丛话》将陶渊明视为先唐以前最优秀的诗人，与唐之“李杜”和宋之“苏黄”一样，成为能代表一个时代的人物。《丛话》高度重视陶渊明，源于陶诗在宋代的巨大影响。《遁斋闲览》曰陶渊明乃是“晋宋之间一人而已”（前集卷三）。宋人把陶诗的发明权许给苏轼，如《诗眼》云：“东坡作文，工于命意，必超然独立于众人之上，非如昔人称渊明以退为高耳，故又发明如此。”（前集卷四）《丛话》前集卷三引东坡曰：“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东坡论陶之“真”的品性，胡仔以为“至论”。钱锺书《谈艺录》“陶渊明诗显晦”条曰：“渊明文名，至宋而极。……至是厥后，说诗者几于万口同声，翕然无间。”如清代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称陶渊明为“六朝第一流人物，其诗自能旷世独立”，无不是受到宋人的影响。
宋代的诗话总集，按时代先后，依次有《唐宋名贤诗话》、《古今诗话》、《诗总》、《丛话》、《诗海遗珠》、《诗活总龟》、《诗人玉屑》七种。《唐宋名贤诗话》与《古今诗话》，仅录他家诗话，自撰者甚少；并且所引条目，多不注明出处。因而不为后世所重，其后散佚。《诗海遗珠》九卷，为依循《诗总》体例而续补之作，诗话条例基本上也是抄录《诗总》（见方回《诗海遗珠考》）。可见，《诗话总龟》、《丛话》和《诗人玉屑》是宋代重要的三部诗话总集。
阮阅《诗总》，仅在一年之间仓促成书，其后又被盗名改窜，不知被何人易名为《诗话总龟》，故阮阅《诗总》之旧貌难睹。况且，《诗总》成书于宣和癸卯(1123)，是时禁元祐文章，故《诗总》略去元祐诸贤。胡仔有感于《诗总》体例之不善和内容之不全，遂续之而作《丛话》。《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指出，《丛话》与《诗话总龟》“互相补苴”，“然阅书多录杂事，颇近小说；此则论文考义者居多；阅书门目冗碎，此则以作者先后为次，实远在阅书之上也”，可谓定论。
《丛话》与《诗人玉屑》是两宋诗话史上的双璧。《四库全书总目·诗人玉屑提要》曰：“仔书作于高宗时，所录北宋人语为多；庆之书作于度宗时，所录南宋人语较备。二书相辅，宋人论诗之概亦略具矣。”就编纂体例而言，《丛话》明显优越于《诗人玉屑》。方回《诗人玉屑考》已详细比较了二者体例上的优劣，曰：“《渔隐》编次有法，先书前贤诗话、文集，然后间书己见，此为得体。他人与《玉屑》往往刊去前人标题，若己所言者，下乃细注出处，使人读之如无首。然又或每段立为品目，殊可憎厌。况又不能出《渔隐》度外……其后历叙《三百篇》、汉魏以至南渡，人别为异，即《渔隐》条例耳。”方回之论鞭辟入里，能言中《诗人玉屑》体例上的弊端，又能在比较中指出胡仔《丛话》体例之优长。四库馆臣也极力推崇《丛话》的体例，而对《玉屑》则不以为然，曰：“庆之书以格法分类，与仔书体例稍殊，其兼采齐己《风骚旨格》伪本，诡立句律之名，颇失简择。”
在内容上，《丛话》论诗与述事并重，《玉屑》则以诗论为主，不涉及诗本事与杂记，似较《丛话》更为精简。宋代诗话，自《六一诗话》创始以来，“体兼说部”，率多取资闲谈。迨至《后山诗话》、《诗眼》已由述事为主转为论辞为主。南宋之际，《岁寒堂诗话》、《白石道人诗说》至《沧浪诗话》，逐渐形成有体系的诗学著作。《诗话总龟》与《丛话》之作，受当时诗话风气局限，故述事多于论辞。《诗人玉屑》在《沧浪诗话》以后，诗话面貌已有根本性的变化。该书承南宋诗话之风，不涉考证，不及琐事，博观而约取，是时势之所需。然而，就知人论世，叙述源流，清楚地展开诗歌发展的历史轨迹而言，《丛话》胜于《诗人玉屑》。顾易生等编《宋金元文学批评史》在论及宋代诗话的历史地位和贡献时谈到宋诗话是“宋以前的一部简明而形象的中国诗歌发展史”（注：《宋金元文学批评史》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13页。）。此说极有见地。不过，细考宋代诸家诗话，只有胡仔《丛话》堪当此论。
《丛话》标明“苕溪渔隐曰”的条目共计649条，是胡仔别裁真伪的考辨和论评。诗话在兴起初期多记街谈巷议之言，信口开河之说多有之，需要十分谨慎地加以辨析。因此，从诗学批评的文献学的角度来看，《丛话》对于诗话的考证辨伪工作至为重要。如《遁斋闲览》载山谷诗论云：“颜谢之诗，可谓不遗炉锤之功矣；然渊明之墙数仞，而不得窥也。”语意未尽完整，胡仔旁搜材料，遂从《历代确论》中得其全语，予以补证，乃曰：“谢康乐、庾义城之于诗，炉锤之功，不遗力也；然陶彭泽之墙数仞，谢、庾未能窥者，何哉？盖二子有意于俗人赞其工拙，至如渊明之于诗，直寄焉耳。”（后集卷一）山谷评六朝文人的这段论语，经《丛话》重新表出，不仅内容完整，诗学观点也更为显豁。
《丛话》对前人的作品，从句眼的推敲，到篇章的布置，都比较具体地指出是楷模，还是病累。因此，对于初学者来说，《丛话》在过去曾起了开示法门的作用。方回就对此书爱不释手，曰：“回幼好之。……昼夕窃观，学诗实自此始。……近回著《名僧诗话》，实用元任条例。”（《渔隐丛话考》）《丛话》在两个主要方面对方回的《瀛奎律髓》产生影响。第一，在诗学主旨上宗老杜；第二，在诗学发展史观上高度重视当代的宋诗，尤其是江西诗派的诗法论。《瀛奎律髓》自序曰：“所选，诗格也。所注，诗话也。”方回通过选诗、批注，将杜甫与江西诗派的关系，落实到诗歌格律、对偶、用字、用典等具体的诗法要素中加以阐述，使江西诗派的诗法说系统化、理论化。
胡仔《丛话》充分吸收各种见解，呈现博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宋代诗话的一座高峰。其别裁真伪的撰著之功，使诗话的学术研究价值大大增强了，并为后代诗学批评建设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亦为南宋、元、明、清的诗话丛书所借鉴。计有功《唐诗纪事》与尤袤《全唐诗话》，都采用《丛话》以人分类的体例。《草堂诗话》亦踵《丛话》之例，而为专家诗话体。宋蔡正孙《诗林广记》，其体例在总集与诗话之间，前、后集皆以诗隶人，而以诗话隶诗，与《丛话》类似。何汶《竹庄诗话》、厉鹗《宋诗纪事》，同样采用《丛话》之体例（注：又可参见郭绍虞《宋诗话考》，中华书局1979年版。）。因此，《丛话》在中国诗话的发展历程中占居十分重要的地位。
胡仔身处南北宋之交，在文人遗集散佚之余，苦心搜罗，精心编纂，使学者得见北宋至南渡初诗学崖略，其功著矣！胡仔于《丛话》网罗之勤，可用其描述司马光的文字来形容他自己：“（温公）《进资治通鉴表》云：‘臣之精力，已尽于此书。’”（后集卷二十三）胡仔感叹温公勤于《资治通鉴》，铸就了史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其积二十年之精力纂述《丛话》，得无是乎？
（收稿日期：2003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