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增收难题探讨——兼论“民工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民增收论文,民工论文,难题论文,兼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农民增收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也是近年来全国上下关注的重大经济政治问题。
可以取得这样的共识，建国以来农产品的供求形势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过，曾经长期困 扰 我们的农产品短缺状况已基本结束；但同时近年来农民增收问题成为主要的难题，甚至可以 说，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增长从来没有遇到过目前这样严峻的局面。20世纪80年代我国农 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9%左右，90年代下降到不足5%。199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增长9% ，而从1997年起，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连续四年逐年下降，1997年、1998年、1999年和2000年 分别为4.6%、4.3%、3.8%和2.1%，中西部一些地区尤其是粮食主产区的农民收入甚至出现 负增长。我国即将加入WTO，入世后农业是受冲击最大的一个领域，将面临国外质优价廉的 农产品的激烈竞争，使形势变得更加严峻。
农民收入增幅连年下降的局面如不尽快改变，势必严重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危及我国 粮食安全，动摇我国农业基础地位，进而会严重影响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我们 必须充分认识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二）
为了尽快解决农民增收的难题，近年来我们采取了调整农业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发展乡镇企业、减轻农民负担和实施城镇化战略等一系列重大举措，但至今农民收入仍增长 缓 慢，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
分析其原因，调整农业结构、推进产业化经营，是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但难 度很大，不是很快能见效的。如果搞得太快，种什么新品种开始还好，但很快就多起来，就 又不值钱了。问题还是在于我国农村人口太多，而城市人口太少，70%左右的农民生产农产 品 给30%左右的城市人消费，自然一生产就多。相比之下，像美国等发达国家2%左右的农民生 产农产品给98%左右的城市人消费，而且建立起外向型农业，事情就大不一样了。当然，人 家也不是一天达到这个境界的。可见调整农业结构、推进产业化经营有很大的难度和一个较 长的过程。
减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一项有效举措，减负就是增收，能给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减 负目前主要是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而试点情况告诉我们，这项改革涉及农村义务教育经 费 和县乡镇工作人员工资来源、农村大量债务的处理以及农户之间出现新的税负不公等重要问 题，任务比较复杂和艰巨，不可能一蹴而就，目前仍处于试点阶段。
那么，即期，或短期，能使农民增收有大的成效和突破性进展的途径在哪里呢？
（三）
农民增收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把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中国农村最根本的问题是 农民人均占有的资源量太少，劳动生产率太低，一个农民平均只有一亩地，一个农户只有三 五 亩地，能打多少粮食，一斤粮食能卖多少钱才能脱困和增收？世界各国的经验都表明，一定 要想办法把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转出来后才能扩大农户种地规模，才好搞附加值高的农业 、经济性强的农业。每个农民占有的资源量大了，上规模了，就会富裕起来。从经济学的观 点看，工业化过程的实质、核心就是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转移到近代工商业中 就业，转移到近代非农产业中就业。这个理论，是一位叫阿瑟尔·刘易斯创造的，叫“二元 经济理论”。这位学者因此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吴敬琏，2001）。
（四）
目前我国究竟有多少农村剩余劳动力？
对此，学者们有不同估计：低位估计为1亿—1.5亿人（吴敬琏，2001）；中位估计为2亿人（ 陈剑光，2000）—2.5亿人（张忠法等，2000）；高位估计为4—5亿人（温铁军，2001）。
笔者根据有关数据估算，目前我国农村约有1.2亿绝对剩余劳动力；另外，还有约2.3亿处 于“两栖”状态的“准城镇化”人口。其依据是：
2000年我国总人口为12.65亿人，其中：按行政区划统计，有城镇人口4.58亿人，占总人口 的36%左右；有乡村人口8.07亿人，占总人口的64%左右（《中国统计摘要2001》）。按户籍统 计，有城镇人口3.38亿人，占总人口的26.7%；有农村人口9.28亿人，占总人口的73.3%（陈 锡 文，2001）。
在8亿—9亿农村人口中，有农村劳动力（农村从业人员）4.98亿人（《中国统计摘要2001年》 ）。据测算，在目前的生产力水平下，我国农业生产需要的合理劳动力在1.5亿人左右（对此 ，也有1亿、1.5亿、2亿人等不同的估计）。这就意味着在4.98亿农村劳动力中有近3.5亿剩 余 劳动力。这近3.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中，有1.28亿人已进入乡镇企业就业（农业部，2001）， 有2200万人在其他非农产业就业，有8000万人进城打工（辜胜阻、李永固，2000），这三类就 业人员绝大多数仍处于“两栖”状态，我们可称之为“准城镇化”人口，合计约2.3亿人； 还有约1.2亿人为绝对剩余劳动力，目前还滞留在农村。
（五）
我国1.2亿绝对剩余劳动力向何处转移呢？
笔者认为，具体有三个主要途径：一是乡镇企业；二是城镇化；三是“民工潮”。
先说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为了摆脱贫困继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又一伟大创造。80年代以来， 乡镇企业一直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对增加农民收入、加速国民经济的增长发挥 了巨大作用。从80年代中期开始，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以20%、30%甚至40%的年增长率快速 发 展，至目前其增加值已占当年GDP的28%左右；同时乡镇企业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最 高年份（1996年）超过1.3亿人。但1996年以后，乡镇企业的发展转入低潮，发展速度和吸纳 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明显下降，甚至减少，1997年减少458万人，1998年减少513万人（陈剑光 ，2000），目前大约拥有职工1.28亿人。因为乡镇企业的传统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至今仍 处于改制和调整时期，面临第二次创业，近期很难指望它对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 收入作出显著的贡献。
（六）
再说城镇化。
实施城镇化战略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的最终出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 二元经济体制开始受到冲击，使城镇化步伐有所加快。1979年至1995年，我国城镇人口的比 重从17.92%提高到29.04%，城镇化率年均提高0.654个百分点；1996年至1999年这4年中，城 镇人口的比重只提高1.85个百分点，年均仅提高0.463个百分点（陈锡文，2001）。因此，至 今我国城镇化水平仍不高，不仅低于发达国家75%的城镇化率的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世界44% 的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37%的平均水平。这一方面是受传统的“二元体制”的局 限仍很大，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城镇化毕竟是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结果，具有较高的成本 和 门槛。历史的和现实的、体制的和经济的原因就决定了我国实现城镇化是一个长期、渐进、 复杂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十五”计划《纲要》就估计到这种复杂性和长期性。“十五” 计划《纲要》确定的预期目标是五年转移农业劳动力4000万人，即每年转移农业劳动力800 万人，年均增长0.6个百分点。而且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研究，在未来五年将转移的4000万 劳动力中，主要是“劳务输出”（即外出打工，离土不离乡）和“就地就近”转移（即不离土 亦不离乡），也就是说未来五年转移的4000万农业劳动力不是百分之百的城镇化，而且包含 着相当大成份的“准城镇化”。可见在若干年内城镇化没有能力解决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 动力转移和增加收入的难题，至于近期要解决1亿多农村绝对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增加收入的 难题更是杯水车薪，远水难解近渴。
（七）
最后说到“民工潮”。
“要致富，打工是出路！”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后，数以千万计的农村剩余 劳动力满怀着这样的心声，汇集成浩浩荡荡的民工大军，涌向东南沿海，涌向全国大中城市 ，其势浩如万马奔腾、一浪高过一浪的钱江大潮。这就是所谓的“民工潮”问题。
“民工潮”，实际上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民为摆脱贫困，追求富裕的又一项伟大创造；
“民工潮”，实际上是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中国农业生产力获得大解放，农村剩余劳动 力向城市转移的一种特殊方式；
“民工潮”，实际上是中国农民自己开辟的一条破解增收难题的最现实最有效最快捷的途 径！
人们知道，农民进城打工，不需要进乡镇企业的条件，更没有进城市拿“绿卡”的高门槛 。他们只要有一技之长，甚至只要肯卖力，愿意干那些低工资、脏苦累险的工作，绝大多数 人都会找到就业岗位。打工的工资虽低，但比起在农村种田要丰厚得多。让我们看一组数字 ：
据调查，在经济发达城市打工，人均年收入为7200元（600元/月）；全国平均打工人员人均 年 收入为2900多元，比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大约高1/4（范小玉，2000）。
2000年，四川省共收到出省打工族汇款202亿元，相当于全省全年财政总收入；安徽省出外 打工人数达640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3.5%，打工劳务收入约217亿元，比174.3亿元的 全省财政收入还多43亿元。
据多方面研究，近年来全国常年约有80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打工（相当于整个德国人口 ）（辜胜阻、李永固，2000），每年寄回家乡2000亿元左右。
2000年，农民进城打工人数比上年增长10%，农民打工收入为全体农村居民人均240元，比 上年增长18.2%，远高于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2.1%的水平。可见，在农民种田收入增长 难甚至负增长的情况下，农民进城打工已经成为农民收入依然增长的一个重要支柱（杜鹰，2 001）。
今年上半年，农民外出打工人数比上年同期增长5%以上；全国农民现金收入增长4.2%，其 中7 0%以上来自进城打工。工资性收入已逐步成为我国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
事实还说明，“民工潮”不仅是解决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增收难题的最现实最有效最快 捷 的途径，而且对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
世界银行估计，在1978—1995年中国GDP平均年增长9.4个百分点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到生产率较高的工业、服务业，贡献了其中1个百分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生产率较高 的非国有部门，贡献了另外的0.5个百分点（《中国经济时报》2001年7月9日）。
另据研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使中国GDP在1979—1998年间增长0.95—1.32个百分点，其 中1985—1992年间的贡献达到1.38—2.06个百分点（丁霄泉，2001）。
美国著名学者Johnson认为，在今后30年，如果中国的人口迁移障碍被逐渐拆除，城乡收入 水平在人力资本可比的条件下达到几乎相当，劳动力转移可以对GDP增长率贡献2—3个百分 点（《中国经济时报》2001年7月9日）。
（八）
我国是人口大国，又是农业大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数巨大，而且在预计的2030年达到人 口高峰之前，随着新生人口的增加和农业生产力的不断提升，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会越来越 大，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艰巨任务必将长期存在。
具体说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以“民工潮”的特殊形式已向城市转移约8000万人，还有 约1.2亿绝对剩余劳动力待转移。今后农村每年还将新增约460万适龄劳动力，“十五”期间 计新增2300万适龄劳动力。这就是说，“十五”期间一共有1.43亿农村绝对剩余劳动力亟待 向城市转移。
上文已讲，如果仅仅以城镇化的正规形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显然太慢，尤其难以解决近 期和“十五”期间农民增收这一关系国家大局的难题。如果把中国农民创造的适合中国国情 的“农工潮”这一特殊形式作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战略选择，也即由限制农民进城 向主动积极有序地吸纳农民进城转变，确定可观又可行的战略目标，采取有力又务实的政策 措施，则可以加快转移的速度，从而最现实最有效最快捷地解决农民增收的难题。
笔者吸收一些专家研究的成果，并经过自己的研究测算，提出“十五”期间以“民工潮” 的形式转移8000万农村绝对剩余劳动力的战略目标，即“准城镇化”人口年均增长1.26个百 分点（1600万人），这是“十五”计划《纲要》确定的预期目标的2倍。笔者预期的“十五” 期间转移的8000万农村绝对剩余劳动力占“十五”期间1.43亿农村绝对剩余劳动力的56%。
“十五”期间新增8000万农民工、年均新增1600万农民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有多大呢？
就微观而言，输出一个劳动力，可使一个贫困户脱贫；输出一个劳动力，可使一个脱贫户 奔小康；输出一个劳动力，可使一个小康户致富。
就宏观而言，如果按每个农民工每月纯收入200元、年收入2400元计算，1600万农民工年收 入为384亿元。扣除乡镇企业职工和农民工自身，全国还有5亿多农民每人每年增收约76元。 仅这一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增长近3.4%，相当于“十五”计划《纲要》“农村居民人 均 纯收入年均增长5%左右”目标（绝对额为人均年增收110多元）的68%。“十五”期末，新增的 8000万农民工，年纯收入近1920亿元，农村居民年人均增收近380元，为“十五”计划《纲 要》人年均增收目标的3倍以上。
（九）
“十五”期间，以“民工潮”的特殊形式转移8000万农村绝对剩余劳动力，年均转移1600 万人，可有两条实施路径：一条路径是全国大中小城市，尤其大城市、特大城市进一步对农 民工开放；一条路径是加大水利工程、生态建设工程等大型工程的建设力度，大量使用农民 工。
先说第一条路径，大中小城市，尤其大城市、特大城市进一步对农民工开放。
80年代中期兴起的“民工潮”，往往连中小城市都越过，直奔大城市、特大城市。据调查 ，四川省的外出民工的流向就是以广州、深圳、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特大城市为主 ，约占四川外出民工的80%左右。“民工潮”运动的规律是，哪儿建设资金多，哪儿经济发 展快，尤其三产发展快，哪儿的就业机会就多，“民工潮”就向哪儿流动。
第三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吸纳劳动力的巨大潜能，是吸纳劳动力的大蓄水池。而 三产就业在总就业中的比重，与城市规模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特大城市（人口规模100万以 上）三产在总就业中的比重可达40%以上；大城市（人口规模50万——100万）三产在总就业中 的比 重可达30%左右；中小城市（10万—50万）三产在总就业中的比重低于20%。
事实说明，大城市、特大城市具有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巨大空间，那种严格控制大城市 规模的城市化方针，不符合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
我国大城市、特大城市的扩张和功能完善的过程刚刚开始，由此形成对交通、通讯、供电 、供水、供气、住房及其他基础设施的巨大需求。据世界银行估算，未来五年中国大城市扩 张的投资需求约5000亿美元。这显然是低估的数字。
因此，以“民工潮”的特殊形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解决农民增收难题，大城市、特大 城市既负有特殊使命，又具有巨大空间，我国的大城市、特大城市完全有能力进一步对农民 工开放。
据统计，北京近16年来常住人口每年净增近20万人，流动人口每年净增超过20万人，合计4 0多万人，相当于每年增加一座中等城市人口。北京申奥成功，新一轮建设高潮已经到来。 据最新公布的“京津冀北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报告，北京将城市的发展战略定位为“世 界城市”，将建设“京津冀北”首都圈。目前北京规定市区可容纳外来人口为300万人。据 预 测，到2010年，北京市面积将扩大到610平方公里，并且用快捷的轻轨把市区与市郊的各个 卫星城紧密连接起来，形成大都市圈，可以再容纳外来人口300万—600万人（有学者估计100 0万人），可年均新吸纳外来人口40万—80万人。
不仅京津冀北大都市圈，如果以广州、深圳、珠海为核心的珠江三角洲，以上海、南京、 杭州、宁波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等大城市群，武汉、厦门、福州、西安、重庆、成都、大连 、沈阳、哈尔滨、青岛、济南、昆明、郑州、长沙等大城市，都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兴 建和发展星罗棋布的卫星城，再加上全国数量众多的中小城市和建制镇，那吸纳农村劳动力 的潜力将是巨大的，年均吸纳1000万农民工应该是可行的。
再说第二条路径，加大水利工程、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等大型工程的建设力度，大量使用 农民工。
有专家建议，每年投入上千万农村剩余劳动力修建大型防洪抗旱水利工程和南水北调工程 。笔者建议，除必须使用大型机械设备的工程以外，尽可能大量使用劳动力，每年投入四五 百万农民工总是可行的。
有专家建议，组织农民工在科学技术指导下从事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比如治理威胁到 北京的沙尘暴，在沙尘暴起源的荒漠地种树、种草，打井灌溉，经过三五年的艰苦奋斗，会 见到治理成效。又比如，组织农民工进行“三北”和长江、黄河上游防护林建设。笔者认为 ，这又可投入一二百万农民工。
通过上述两条路径，在“十五”期间年均转移1600万、五年合计转移8000万农民工，加上 原 已转移的8000万农民工，共计有1.6亿农民工。这是对4年后的“十五”期末我国外出打工的 流动人口的估计，而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目前就有1.5亿外出打工的流动人口，可见笔者提 出的目标是留有余地的。另据国家统计局有关专家最新研究成果，预计今后10年由农村向城 市转移的人口总量将达到1.76亿人，年均1760万人（《经济日报》2001年11月8日）。笔者提 出的年均转移1800万人的目标与这一预计又十分接近。
（十）
为此，还必须采取有力而切实的配套政策措施。
第一，重视和加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重大意 义的舆论宣传。
对于“民工潮”，社会舆论、城市居民，经历了一个逐步加深认识和适应的过程，但至今 在 认识上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对此，要重视和加强有关的舆论宣传，既要从理论上大局上把 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意义讲清楚，又要有针对性地解开带有共性的思想认识上的疙瘩。我 们要用通俗的语言普及宣传上文提及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创造的“二元经济理论” ，使人们认识到大量地向城市转移农村人口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认识到没有农村的 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我们还要讲清楚目前城里人较普遍存在的一些认识问题。一是 认为，农民工大量进城是与城里人“抢饭碗”，加剧了城市就业的矛盾。实际上，目前劳动 力市场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农民工与城镇居民在文化程度、职业技能和就业取向等方面均有 明显的差异，决定了两者分处于劳动力市场不同的需求层次。农民工在城市从事的大多是脏 、苦、累、险和其他城里人即使下岗也不愿干的工作，而提供的是城里人生活中迫切需要的 家政、护理、环卫、餐饮、建筑、保安等服务，对促进城市经济发展，方便城里人生活等起 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二是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给城市带来不少社会问题，造成一定的社 会不稳定。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入城市确实会给城市管理的方方面面带来很大的压力，但只要 我们有序地引导农民工进城，并改善和加强对外来人口的管理，加强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 这些问题会逐步得到妥善解决，许多城市已经取得这方面的有效经验。同时，我们还要认识 到，如果压制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违反历史潮流，可能造成更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不稳定 。
第二，以户籍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全面打破和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和政策障碍。
对于“民工潮”，在体制和政策上也经历了一个从“围追堵截”、消极应对，到积极疏导 的变化过程，但农民进城打工（更不用说进城当市民）仍一直受到种种体制和政策上的歧视性 限制。90年代中期以后，城市大量工人下岗，失业率上升，除沿袭多年的户籍制度几无松动 外，许多城市又制定实施了许多限制农民进城打工的新的政策规定，而且一有风吹草动，农 民工还成为最先被清理的对象。这使他们成为摆动在城乡之间的“两栖人群”，缺乏归属感 和 安全感，投身城市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极大遏制。因此，现行户籍制度的改革势在必 行（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这项改革已在县及县以下城镇展开）；同时，就业 、企业注册登记、子女入学等等阻碍城乡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其他歧视性政策也必须改革或 废除，以彻底打破城乡二元体制。
第三，确立城乡统筹就业的改革取向，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
要改革目前城乡分割的就业制度，取消各地区针对农民和外地人制定的限制性就业政策， 打破地区保护和垄断，以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这样一个 公平、公正、规范的劳动力市场，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建立 不仅对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具有基础性作用，而且对缓解劳动者对就业状况的不满情绪 、促进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这是政府部门的重要职责。
第四，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增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市场竞争力 。
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十分丰富，但人力资本稀缺。农村劳动力素质低是制约转移规模和转移 层次的重要因素之一。调查说明，农村劳动力素质与转移的速度和层次成正比关系。随着产 业结构的升级，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将越来越高。能不能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是解决“三 农”问题，尤其是农民增收问题的关键。教育对劳动者的收入有基础性的作用。据一位美国 经济学家研究，中国农民在校时间每增加一年，其收入就可以增长3.6—5.5%。为此，国家 和各地政府要加大对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投入，使新成长劳动力必须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 ；大力发展中专教育和职业教育；向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读中学、大学的孩子提供奖学金 或长期无息贷款，等他们学成就业后再逐年归还。近期要重点抓好外出劳动力的技能培训， 根据市场需求，有针对性地举办各类专业技术培训班，做到“先培训，后上岗”，以增强农 村剩余劳动力的市场竞争力和提高就业后的待遇。
第五，积极为进城打工农民提供周到的社会服务。
在有关政策体制改革到位的同时，各地政府要高度重视为进城打工的农民提供就业、创业 、生活、教育等全方位的社会服务。要建立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及时、准确、充分地提供 求职和用人等方面的信息服务；要大量建设政府廉租房，使进城农民租得上住得起（数以亿 计的农民工的廉租房建设是一巨大的市场需求，将带动建筑和数十个相关产业的大发展）， 以避免形成脏乱差的流动人口“棚户区”；此外，在子女入学、医疗保障等方面，提供普遍 服务。通过提供这些周到的社会服务，在城市中形成接纳农民工的亲和的社会氛围，促进农 民工与城市社会的尽快融合。
（十一）
为了探索最现实最有效最快捷地解决农民增收的难题的途径，本文提出了在“十五”期间 以“农工潮”这一特殊形式作为大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战略选择。这一战略选择并不排 除调整农业结构、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乡镇企业、减轻农民负担、发展乡镇企业和实施城 镇化等一系列重大举措的同步实施和综合治理。尚且，“农工潮”只是过渡战略，我们的最 终目标是完成农民工向城市市民的转变，由“准城镇化”向城镇化的转变。只有如此，才能 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只有如此，才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一点，在文尾有必要 加以说明；同时，有必要说明的是，“农工潮”战略（也可以称之谓“准城镇化”战略），不 仅是解决农民增收问题最现实最有效最快捷的途径，而且是最终通向城镇化的最现实最有效 最快捷的桥梁。上亿农民进城打工，经受市场经 济的洗礼，不仅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生活，而且学到了一技之长和经营管理知识，提高了素 质，从而为由“准市民”过渡到市民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将带着在城里打 工积累的资金和学到的本领回乡创业，这部分人将是家乡小城镇最受欢迎的合格的市民；一 部分人将凭自己多年创造的条件在城里扎下根，拿到“绿卡”；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可能在 城里失去就业岗位，又返回农村务农，较长时间处于“两栖”流动状态。因此，对于各类流 动就业的农民必须保持他们最后赖以安身立命的原有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这是一项大政策 。待到绝大部分该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都转移出去了，并且彻底完成向市民的转变，“农 工潮”便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标签：农民论文; 农村人口论文; 中国的人口论文; 城市中国论文; 民工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三农论文; 农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