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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9-2528(2007)12-0028-05
科学发展观是关于古往今来人们对社会发展所持基本观点的历史性超越，它秉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社会发展问题的历史视野、实践思维及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价值诉求，并为此注入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科学发展观致力于对人与自然、人与人及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全面改善，辩证地审视人类改造自然的限度，使自然、人与社会达到和谐发展的融通之境。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之间具有内在关联，这不仅因为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在秉持科学发展观的同时促进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还因为当代人确立的政治文明观与社会责任感应作为历史的火炬照亮后代人追求人生幸福与社会和谐的可能之路。
一、“以人为本”理念的政治意蕴
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成因来看，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基本观点，基于中国社会发展状况及当代社会发展现实，对发展的意义、目的、方式等加以实践规定，使科学发展观成为有史以来人们对发展问题所持的最为成熟的观点。科学发展观的践履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因为正是人们的生产生活创造了历史，“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1](P118-119)马克思恩格斯将人的发展视为社会发展的目的，认为历史无非是以人为目的的生产生活过程，“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2](P67)其次是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在生产关系改善的过程中，人们逐渐走进真正的交往时代，形成“自由人的联合体”，其前提是扬弃资本的统治，使社会生产成为人们自觉自愿的事情，社会生产的成果又有利于人们自由发展，抵达这个时代要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接受与发展是中国社会的历史选择，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代建设者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鞠躬尽瘁，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人物。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速度和质量举世瞩目，毛泽东一度将发展作为主题，提出避免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走过的弯路，“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3](P23)遗憾的是，在“超英赶美”的“大跃进”以至“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严重滞后，直至改革开放，邓小平将和平与发展视为世界主题，认为“调动人民积极性的最中心的环节，还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4](P178)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技进步推动整个世界的发展步伐，中国社会要跟上世界发展的步伐继而步入世界先进文明之林，必须以发展为第一要务，江泽民将“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我们全部工作的根本出发点”以及“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5](P581)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课题。基于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审视及对当代世界发展趋势的科学考察，胡锦涛同志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6](P113)在提倡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将人的发展视为社会发展的目的，推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全面进步。
从科学发展观的人学向度来看，“人是一切价值的创造者，既是事物价值的创造者，也是人自身价值的创造者。……人的劳动是万物价值之根源，人的价值是一切价值形态中最高的价值。”[7](P172)科学发展观以马克思实践人学为哲学基础，认为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人们的创造活力是社会发展的源泉，在社会生产力持续提高的同时，致力于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是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的价值旨归：“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8](P757)
秉持以人为本为核心理念的科学发展观，必然深刻地体现以人为本的政治意蕴，从人的解放和人的发展角度理解社会发展的尺度，这正是政治哲学的根本思考方式。因此，实践以人为本为核心理念的科学发展观，必须致力于以推动人的解放和人的发展为前提的发展生产力，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的努力。因为人的解放和人的发展既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旨归，又是实现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据。相反，那种以牺牲人的解放和发展为代价换取社会发展的做法，不仅机会成本相当高昂，甚至在根本意义上并不是真正的社会发展。人的发展的内涵十分丰富，“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人的自然素质、社会素质和心理素质的发展，就是在人的各种素质综合作用的基础上人的个性的发展”，[7](P277)人的发展还是社会进步的目的和尺度，因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今时代，坚持以人为本为核心理念的科学发展观，就意味着必须坚持从人的解放和人的发展的政治哲学视角出发，审视社会发展进程中遇到的问题，始终不渝地秉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二、“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前提
从科学发展观的实践基础来看，秉持科学发展观是基于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的历史性选择，科学发展观致力于推动社会发展主体的历史性生成，使人们具有“利己”与“利他”和谐统一的辩证发展意识，在推动社会公平的同时，对正义的诉求作出现实的回应。积极完善人们的主体间性，使友爱、互助、合作的品格成为社会发展的人格基础，与此同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诚信机制，支持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使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相互促进。在此基础上，社会各阶层同舟共济，健全政通人和的管理体制，使政治文明的动机和效果保持一致，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科学发展观的这一基本内涵的确立得益于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理论实质的把握，是对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作为政治实践的根本宗旨的自觉意识。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普及，人们在社会发展进程中逐渐发掘自身的潜力，强化主体意识，努力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最佳战略机遇期。由于机遇稍纵即逝，在把握机遇的过程中，应自觉地汲取世界文明的精华，谋求跨越式发展的契机。秉持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规定，生发其人文精神，必须致力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科技水平和文明程度，以之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要，真正着眼于人们的长远利益，确立社会发展的长效机制。与此同时，对社会发展水平的衡量不再唯GDP是从，而要确立科学的政绩观，看其是否有益于人们生活质量的改善以及是否伤害后代人实现自身发展的权利。“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充分发挥全体人民的积极性来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始终是最紧要的。”[8](P369)显然，处理好这个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
从科学发展观与政治文明的内在关系来看，政治文明是历史发展的文化积淀，在深入阐述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马克思认为政治文明不可或缺，强调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共同铸就人类社会文明，“文明如果是自发地发展，而不是自觉地发展，则留给自己的是荒漠。”[2](P256)政治文明的目标通常集中表现为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并付诸努力去争取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民主法治和自由平等，即作为政治诉求根本旨归的文化表征。政治哲学是政治文明的思辨结晶，政治文明是政治哲学的践履路标，是政治生活得以超越自身并不断完善的前提。科学发展观正是对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的全新表达，它着眼于当前社会的发展实际，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同时，关注所有社会成员的自由、民主、平等和公正，重视发挥社会成员的创造意识，保证其才能和成果得到必要的尊重和肯定，与此同时，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利益，避免以牺牲弱势群体的发展为代价，从而真正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和共同发展。
从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前提出发，科学发展观必然要求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从社会均衡协调和共同进步的思维着眼，即在保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同时，开发大西北，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地方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观要求“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9]从而在带动欠发达地区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同时，开阔人们的眼界，扬弃陈旧的文化观念；与此同时，使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对发达地区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提高人们经济合作和文化对话的水平，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科学发展观通过推动政治文明的发展，营造和谐的人文氛围，即弘扬真善美的社会风尚，扭转大众文化的价值误区，缓和文化差别造成的矛盾，抵制有害社会肌体的异域文化和落后文化的腐蚀，关注当代人的生存状况，切实提高党和国家执政能力，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尽可能解决因社会阶层流动而引起的各种社会问题，从而使社会主义文化在和谐氛围中稳步发展。“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进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10](P43)政治文明的发展有利于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其着重解决的政治制度、政治结构、政治文化、政治举措、政治伦理、政治价值等问题关乎社会发展的科学审视与价值规定，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与人的生存境遇令人忧虑的时代，文明从对抗走向对话，单纯的竞争为竞争与合作并重的趋势所取代，社会发展在追求速度的同时更讲求质量，既看重事物运行的速度和规模，也看重事物发展的质量及其内在价值，使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进步达到融通之境。
三、“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政治基础
从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内涵来看，“科学”在这里当然具有拒斥非科学的盲目追求之意，但同时也作出价值层面的规定，即确立社会发展的积极向度，其目的在于促进人的素质提高与人格养成。[11]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规定主要指个人在发展过程中致力于社会进步以及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致力于人的价值实现，即根据人性的自然和社会规定提升社会生活的质量，重视人们对社会发展状况的实际反应，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提出符合人性的期望。科学发展观提倡和谐思维，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视为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价值资源，尽可能发掘个人的创造活力，使之作用于社会生活以及与之发生交往的他人，提高科学决策的理论和实践水平，促进当代中国社会和谐、稳定、健康发展的现实路径，是马克思政治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实践应用。
从人、自然、社会三者的关系角度看，人们对自然的态度或隐或显地表明其政治价值观，因为自然是人类“无机的身体”，对自然破坏性的开采实则是对后代人的不负责任，中国古代思想家大多将合理地利用自然的行为视为“善治”的重要维度，类似的言论不胜枚举。从自然生态可持续发展层面着眼，耕作渔樵不可越过自然可承受的限度，“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对自然资源的合理使用乃是古圣先王的政治自觉，以为国泰民安之举措，“故先王之法……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淮南子·主术训》)此外，亦有思想家以“天人合一”的理念判断善待自然与破坏自然的两种前景，“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袄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荀子·天论》)
从马克思政治哲学对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定来看，马克思将自然视为人与其类本质相异化之前的本真状态，与自然和解乃是对人类悖谬之举的超越。在人们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远古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人性的真实表达，但那时的生产力还表现为粗糙的形式，在私有观念产生以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交换产品之间的关系，尽管这时生产力水平远远超过了古代，但生产关系的不合理使人们对生产力发展的前景担忧，为此，必须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回归自然状态，确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因为“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2](P81)在科技水平日新月异的当今时代，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政治基础至关重要，因为人们的生存境遇远没有抵达个性自由的程度。在这个意义上，深入理解马克思对自然与社会关系这句大有深意的价值表述是极为必要的：“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2](P83)
马克思上述观点的深刻含义在于，人们要想真正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只能以和谐的人与人的关系为前提。也就是说，人们只有通过以政治方式为主的社会实践手段不断改造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不断消除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利益上相互对立的社会集团的状况，扬弃“资本的统治”对人的发展的抑制，才能逐渐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与生态和谐。
四、“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政治根据
从当代社会发展的前景来看，人是社会发展的尺度和目的，当社会发展对人们的内心世界产生冲击的时候，人们因精神生活无法安顿而感到茫然，为此质疑生产力发展的意义，并对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前景感到忧虑。“大众交通与传播工具、吃穿住日用品，具有非凡魅力的娱乐与信息工业输出，这些也同时带来了人为规定的态度、习俗以及多少舒适的方式是消费者与生产者结合并通过后者与整个社会结合起来的某些理智与激情反应。这些产品灌输、控制并促进一种虚假意识，这种意识不因自己虚假而受影响。”[13](P 10)当大众日常生活的文化习惯表现为“虚假意识”，其反映的正是人类长期没有“自由时间”的积重难返。为此，应该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加强政治文明建设，构建和谐友爱的社会氛围，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的创造活力，使人们在交往与合作的过程中推动彼此的发展，使每个人自由个性的实现成为可能。
在当今时代，促进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战略举措，因为社会发展诸环节都要通过“现实的个人”来完成，国际竞争与合作也必然在具有较高文明程度的人们之间展开，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为后代人的发展创造条件，体现了当代人的历史视野和社会责任。在这个意义上，对人的发展的态度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是否把社会现代化看做生产力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把人的现代化看做是社会现代化的目的，对于衡量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能不能实现人的现代化，全面提高广大劳动群众的素质，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能否真正成功的重要内容和标志”，[14](P312)这种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推动人的发展的价值情怀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深远意境。
从科学发展观的未来指向来看，使当代社会发展的成果成为后世发展的基础，即为后代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使历史发展与人的生成融会贯通，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因而，科学发展观实际上为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确立了明确的政治根据，即从长远意义上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状态和人与人关系的展望，“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2](P294)科学发展观致力于解决当前问题，同时为未来问题的解决提供敞开之境，使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成就体现为未来发展的客观基础，既保持社会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也促进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而不以对自然的破坏性开采为前提，使人们在获得自由时间的过程中逐渐实现个性自由。
解决好当前问题必须从长远着眼，而从长远着眼必须基于对当前问题处理得当，人的发展是对民族文化历史积淀的激活，它使社会发展避免沦为单一的模式，而焕发民族活力的时代声音。人类历史发展的实践证明，一个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不仅仅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而越来越依赖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特别是在日益逼近的知识经济时代，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将成为国际竞争的根本。在当今时代，人们必须展开致力于多赢的合作，国家之间必须展开跨文化对话，秉持“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态共同发展，以科学发展观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情怀把握时代命运，与时俱进地提高人们的文明程度及社会发展的质量。
质言之，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成因表明其确立和落实是中国社会的历史选择，与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的生成机制相一致，深刻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政治意蕴、和谐社会的政治前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政治基础以及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政治根据。坚持科学发展观不仅要持续提高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增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各领域的研究力度及其成果的应用能力，还要将人的发展视为社会发展的价值目的，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及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这是促进社会长远发展的关键。科学发展观体现与科学精神内在一致的人文精神，弘扬人文精神乃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维度，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必须注重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以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致力于改善欠发达地区的经济与文化面貌，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发展要求，使中华民族以和谐发展的脚步迈进世界先进文明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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