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旧体诗词试炼大众传媒——吕碧城诗词的现代传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词论文,旧体论文,大众传媒论文,吕碧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12)05-0078-07
“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1]6400，报纸期刊等新兴传播媒介的兴起对中国文学发展所带来的强大变革力量与深远影响已深入人心。此番变革对于传统妇女文学的意义不仅仅是传播方式之更迭，更在于晚清女性凭借新兴的传播工具，冲破闺阁书写的创作困境，建立现代传播意识，使女性自我的声音得以更快、更广泛地在社会层面发生影响与作用。而吕碧城其特殊的生命际遇与创作经验，无疑是考察20世纪女性文学从闺阁书写到现代传播这一嬗变过程的典型个案。
一、文学传播方式的现代转换
传播方式的变迁对于近代文学的影响与意义尤为深远，正如包礼祥所说：“近代文学的许多问题，如文体尊卑观念的变化，小说、戏剧的繁荣，近代文学的总体成绩与缺失，近代文学的总体特点，散文的变革，乃至诗风的转移，离开传播语境，都难以说清说好。”[2]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传播方式的现代化是传统文学现代化的重要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
晚清近代，文学传播方式的现代化一方面表现为新的印刷媒介取代旧的文字媒介，也就是文学作品从长期以来的手抄、本刻等传统传播方式向石印、铅印等现代传播方式的转变，另一个方面则表现为近代报刊的蓬勃发展，并成为具有惊人传播能力的新媒介。和传统媒介相比，报刊和平装书作为新的文学传播媒介，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表达性，它们能传送范围广泛的思想和感情；记录永久性，即超越时间；迅速性，即超越空间；分布性，即能达到所有阶级的人们。”[3]91
在报刊、平装书等大众媒体兴起的背景下创作，近代女性的文学创作必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新的传播方式的影响。许多近代女性本身就是近代妇女报刊的创办者、主笔以及撰稿人，例如吕碧城、秋瑾、陈撷芬、张竹君、燕彬、康同薇、康同璧、唐群英、张默君、赵爱华、汪毓真、何震等等。她们借助报刊、书籍等新兴媒介的力量，得以参与到文学的大众传播过程中，使文学的传播价值最大化并在此过程中实现诗人的自我认同。作为近代女诗人中的佼佼者，吕碧城特殊的人生际遇决定了其文学创作自一开始便与大众传媒的发展密切相关。
可以说，吕碧城现代女作家的身份建构正是通过天津《大公报》的媒体平台实现的。1904年5月，离家出走的吕碧城因缘遇合，来到了《大公报》馆，并受到了该报创始人英敛之的赏识，被聘为助理编辑。本月，《大公报》陆续刊登了吕碧城的多篇诗文作品，包括《满江红》、《舟过渤海偶成》、《奉和铁华馆主见赠原韵即请教正》、《论提倡女学之宗旨》、《敬告中国女同胞》和《远征赋》等。其中《论提倡女学之宗旨》与《远征赋》分别为稍后的《女子世界》与《笑林报》转载。
吕碧城作为具有启蒙思想的新女性形象很快吸引了世人关注的目光，并形成了“一时，中外名流投诗辞、鸣钦佩者，纷纷不绝”的局面[4]524。1904年5月11日《大公报》“杂俎”栏目中刊登了吕碧城的《舟过渤海偶成》诗，而在5月18日的《大公报》上即刊登了寿椿庐主的《读碧城女史诗词即和舟过渤海原韵》(其二)：“一枝彤管挟霜风，独立裙钗百兆中。巾帼降旗争倒竖，焕然异彩放亚东。”丁初我在《女子世界》谈片中评论此诗为：“‘如此江山坐付人。’举国方梦梦，女士欲以忧郁之音，唤起国民魂，重造新世界，其自待何如哉。女士之诗，无二姊之温和蕴藉，而笔端锋锐，足以驱策其穷愁，亦女士之性情然也。”[5]1529
碧城初来天津，是英敛之带着她四处拜访社会名流，而吕碧城与时人之间的诗词唱和也是通过《大公报》的媒体平台进行传播的。1904年5月18日，《大公报》刊登了寿椿庐主的《昨承碧城女史见过谈次佩其才识明通志气英敏谨赋两律以志钦仰藉以赠行》(其二)：
女权何用问西东，振起千年若破蒙。独抱沉忧讬豪素，自新籍寄天聪。机中锦字谁能识？局外残棋尚未终。载诵君诗发长叹，剑铓森起气豪雄。
随后，5月25日的《大公报》刊登了吕碧城的七律诗《奉和铁花馆主见赠原韵即请教正》(其一)：“风雨关山杜宇哀，神州回首尽尘埃。惊闻白祸心先碎，生作红颜志未灰。忧国漫抛儿女泪，济时端赖栋梁才，愿君手挽银河水，好把兵戈涤一回。”
而在5月29日，《大公报》又再一次刊登了姜盦尘稿的《阅大公报获读碧城女史箸论即次铁华韵率拈二律以识敬服》(其二)：
拔剑为君歌莫哀，欲排阊阖净尘埃。龙华劫后春无赖，麝鼎烧残愿未灰。填海只穷精卫力，补天端仗女娲才。剧怜学世槐安梦，风雨哓音苦唤回。
弱水西流海水东，沧桑阅尽起群蒙，蜉蝣万古怜轻羽，冰雪千言见性聪。热血溉人天可动。华鬟说法语难终。扫眉更有拯时具，解与雌亭气亦雄。
吕碧城的出现适应了时代对启蒙女性的呼唤，正如英敛之先生认为的：“诚以我中国女学废绝已久，间有能披阅书史、从事吟哦者，即目为硕果晨星，群相惊讶，况碧城能辟新理想、思破旧锢蔽，欲拯二万万女同胞出之幽闭羁绊黑暗地狱，复其完全独立自由人格，与男子相竞争于天演界中。”[4]524吕碧城的诗词作品及男性文人对她的褒扬激赏之作共同建构起了她晚清启蒙女性的新形象。当然，刚刚走出闺阁的吕碧城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被社会所认同，离不开英敛之等启蒙知识分子的积极宣传，那些最开始与吕碧城诗词唱和的作品大都来自于英敛之有意识地组稿、约稿。《大公报》就是以这样持续的、一波接一波地宣传造势将吕碧城不断地推向社会公共空间，而英敛之种种苦心经营的背后，寄寓的是心怀救国志向的男性知识分子对于办女学、兴女智的那份执着和坚持。
《大公报》对吕碧城的推许，除了在第四版中刊登诗其词作品之外，更重要的是从1904年到1906年间，在第一版“论说”栏目中刊登吕碧城一系列宣传女权与女学的文章，包括《论提倡女学之宗旨》、《敬告中国女同胞》、《兴女权贵有坚忍之志》、《教育为立国之本》和《兴女学议》。其中，篇幅比较长的《兴女学议》采取连载的形式，从1906年2月19日到2月21日以及2月23日到2月27日，分七次才刊登完毕。连续七天将最宝贵的头版留给了吕碧城，可见英敛之对吕碧城之重视。事实上，英敛之是借助吕碧城之口，宣传自己有关兴办女子学校和提倡女权的思想主张。因此，可以说，吕碧城适应并承担了英敛之等人对启蒙女性的想象与认同，而她发表在《大公报》上的诗文作品亦为此种认同提供了有力的文本阐释。
1906年开始，吕碧城与英敛之因种种原因，关系开始恶化，双方往来多龃龉冷淡之情状。1908年刊登在《大公报》上的一篇《劝女教习不当妖艳招摇》一文使吕碧城与英敛之的关系彻底决裂，此后，吕碧城遂不再去《大公报》馆。
离开了报馆的吕碧城不再以《大公报》作为其文学作品的第一发布平台，但由于《大公报》自1904年以来对吕碧城的不断推举，以及1904年天津女学堂创建，吕碧城担任总教习，吕碧城在社会上已逐渐建立了相当的声名，因此，她的稿件不再局限于《大公报》，而是出现在风格更为多样、形态更为芜杂的晚清民国期刊上。
二、女性传播意识的现代建立
在古代妇女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与明清时期传统女性文学创作的繁盛局面形成强烈对比的是，长期以来，女性传播意识的严重缺失与极度淡漠。多数情况下，古代女性的诗词作品大部分只能作为一种带有强烈私人色彩的文体在闺闱之内或诗友之间流传、欣赏；小部分则由家族男性文人辑录并刊刻成书，以赠送的方式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传播。在此过程中，女性文学的创作主体与传播主体是截然分开的。
在前现代中国，强大的儒家传统决定了文学创作之末技绝不能僭越妇道妇德之根本。“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舆论使得女性自己也不愿意以文学之事为夸耀，当然也就更加谈不上文学的传播意识。正如光绪年间的女诗人施补华所说：“世谓井臼缝纫为妇人之事，不宜偏近文字。又谓闺帷所作，不宜传述人口如学士然。”[6]而近代文人、《申报》编辑雷瑨在辑录《闺秀诗话》的过程中曾向其母索求诗词作品，但其母却推辞道：“稿既不存，且当时偶尔涂抹，只堪等诸自为怡悦之白云，不必灾及枣梨，俾后世多增一糊窗覆瓿资料也。”[7]古代多用枣木或梨木雕刻木板印刷，“灾及枣梨”是对将女子诗集雕刻印刷的戏谑之辞。在雷瑨的母亲看来，女性文学根本不具有传播价值与意义，即使勉强被印刷成册，不过给世人徒然增加一些糊窗子和盖坛子的废纸而已。身为女性诗人，却对女性文学的传播意义与价值全盘否定，可见在前现代中国，文学沦为妇德之附庸的观念是何等的根深蒂固。然而，此种情况随着晚清近代报刊等大众传媒的兴起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大公报》时期特殊的人生际遇使得吕碧城对于新兴传媒的影响力深有体会。因此，吕碧城对自己的文字非常珍惜，身前尽其所能地将各个阶段的作品辑录并刊刻成书。在《信芳集序》中，费树蔚的一段记载印证了吕碧城漫游欧美期间，将文字全部托付给好友以防日后湮没不闻的苦心：“今春素书来，闻讯无恙，迺以所草《欧美游记》三卷、新词一卷、新诗数篇来。综其书意，厥有四端：胃疾久淹，将付剖割，脱有不幸，则身后之事，宜略经纪，丛残著作，付讬为先，一也；平生诗友，服膺惟君，敬礼定文，匪异人任，二也；词家盛于两宋，而闺秀能有几人？《漱玉》、《断肠》未为极则。际兹旧学垂绝，坤德尤荒，斯文在兹，未敢自薄，既为闺襜延诗书之泽，亦冀史乘列文苑以传，三也；……”[8]
今天，我们能见到的吕碧城为实现自己著作的传播价值与意义所作之努力如下：1925年，《信芳集》三卷本印行；1925年12月，吕碧城翻译完成美国派特饶伯子所著的《美利坚建国史纲》，并作卷首译者序，交付上海大东书局出版；1928年，《信芳集》增订本问世；1929年9月，费树蔚校阅之《吕碧城集》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1931年，《欧美之光》付梓刊行；1932年，《晓珠词》一卷本刊成；1937年春，《晓珠词》卷三手写本付印；1937年夏，《晓珠词》四卷本印行；1942年夏，吕碧城新著《观无量寿佛经释论》在沪、港两地赶付剞劂。港版书成，碧城包寄各方，一一皆亲执其劳，不欲假手他人。
与吕碧城鲜明的传播意识形成对比的是，她的四妹坤秀和大姊惠如的诗词作品今天都已经湮没无闻。1914年12月13日，吕碧城之妹吕贤满卒于厦门女子师范学校，她所著《灵华阁诗稿》一卷随之亡佚。1925年，碧城长姊惠如卒于南京，其所著之《清映轩诗词稿》四卷亦散佚，惠如仅存的几首词被收录在碧城的《晓珠词》后：“惠如长短句，只得二十多首，附印在碧城的最后定稿晓珠词之后，因为诗词星散，无法收拾，碧城说恵如殁时，‘家难纠纷，著作湮没；遗稿之求，列入讼案，与遗产同被掠夺。’”[9]
1920年以后，吕碧城两次漫游欧美大陆，并旅居瑞士，整整经历了十年颠沛流离的海外漂泊生涯。身处乱世之中，吕碧城尤为注重自身诗词作品的收集、传播工作：“予慨世事艰虞，家难奇剧，凡有著作，宜及身而定，随时付梓，庶免身后湮没。”(《晓珠词跋》)有鉴于此，她的《晓珠词》随作随刊，1937年三月，《晓珠词》三卷本手写稿刊行，吕碧城自序：“手写新稿先付景印，将与前二卷合刊，俾成全璧。敝帚自珍，深愧结习之未蠲也。”[10]311
从1932年《晓珠词》一卷本的刊行，到1937年夏《晓珠词》四卷本的刊行，历经5载始成。因此，《晓珠词》遂有人们今天所见的一卷本、三卷本手写稿、四卷本三个不同的版本形态，而《晓珠词跋》相应地有三篇之多。
吕碧城身处世界战争的阴霾之下，在海外颠沛流离十数年，但她的诗词作品却不断有增补本行世、并多次单独刊行、重印，这既与吕碧城所拥有的独立的经济能力有关，也与她在当时所具有的广泛的知名度与人脉关系有关，但更重要的则是她从《大公报》时期就已经确立的现代传播意识。
20世纪中国，伴随着大众媒体的兴起，女性创作的文本不再需要经由男性文人的选择、淘汰和揄扬就可以多种方式进入传播领域，女性文学第一次实现了文学主体和传播主体的实际遇合。
三、文学生产方式的现代转化
近代大众传播媒介的兴起改变了文学的生产方式，而文学风格、价值观念、文体形态等亦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对现代文学而言，“杂志和报纸副刊决定了现代文学的生产方式，在现代文学活动的调度中处于枢纽的地位。……媒体打破了中国传统文学中地域的隔绝，形成了在地域之外的新空间，现代的文学活动是在这种新空间中开展，现代的文学流派就是在这种新的空间中生长出来的。”[11]556
事实上，在五四作家大规模占领现代报刊领地，在这个开放的空间内进行丰富的文体对话、文学论战之前，梁启超等启蒙知识分子已经使用他们熟悉的文言文涉足大众媒体平台，开启了文学生产方式现代转换的有益尝试。
在近代文学各种体裁中，诗歌能够最快、最自由地对时局进行回应，同时，诗歌也是传统文人最为驾轻就熟的一种文学体裁。近代报刊及报人亦对诗歌之启蒙作用表现出了足够的重视。《清议报》创刊之始，就开辟了“诗文辞说”，并与《新民丛报》的“诗界潮音集”专栏相呼应。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一个期刊创办的高潮期内，包括《申报》、《新民丛报》、《清议报》、《大公报》、《晨报》等在内的多数期刊都开辟了“诗苑”、“词苑”一类的栏目，报刊成了近代诗词的重要传播阵地。
吕碧城的文学创作与报刊媒体的结缘始于1904年任职《大公报》时期，而冰心、庐隐等五四女作家在《小说月报》、《晨报副刊》、《晨报副镌》、《北斗》等期刊杂志上掀起的20世纪女性文学的创作高潮是在1921以后。吕碧城成长、浸润的时代是传统闺秀文学的时代，旧体诗词的创作已经内化为吕碧城重要的生存方式，而以白话文书写女性意识的觉醒注定要在五四女作家手中才能实现。然而，吕碧城以旧体诗词对大众传媒的试炼，她的诗词文赋在新兴媒体上所进行的有益尝试及其获得的丰富文学经验，却堪称是20世纪女性文学传播现代化的发轫。
离开《大公报》以后，从1905年开始，吕碧城的诗词文作品不断地被多家媒体刊载，主要包括：《芝罘报》、《大陆》杂志、《大陆报》、《笑林报》、《中国女报》、《中国新女界》、《南社丛刻》、《妇女时报》、《神州女报》、《国是》、《香艳杂志》、《南社》、《太平洋》、《中华妇女界》、《中华妇女》、《半月》、《社会之花》、《申报》、《紫罗兰》、《海潮音》、《时报》、《词学季刊》、《觉有情》等等。晚清民国各种报刊媒体刊登的吕碧城之诗、词、文、赋、尺牍、照片、简章等等，共同营造出转型时期大众传媒对近代女性的文学想象。
据不完全统计，从1904年在《大公报》上崭露头角到1945年病逝之前，吕碧城在近代期刊杂志上共发表了诗歌29首，词6首，文28篇，赋3篇。由于材料的局限，也许这个统计中还有不少缺漏之处，但报刊、杂志成为吕碧城文学作品发布的第一平台却是无可质疑的：
从近代报刊登载吕碧城作品的情况大致可以看出她的生命轨迹与创作方向。1904-1906年，吕碧城作品集中刊载于《大公报》，正是吕碧城借由《大公报》的媒介平台逐渐走向社会的过程，这一时期诗词文的内容主要是对兴女学、倡女权等启蒙思想的宣传与对国家命运的忧虑与关怀。1907年-1930年，吕碧城女界名流的地位确立，同时与英敛之关系交恶，她的作品开始向范围更为广阔、形态更为芜杂的大众媒介传播。吕碧城宣传女学、女权的政论文继续为《中国女报》、《中国新女界》、《神州女报》等女性启蒙刊物所青睐，同时，作为不惧物议、放诞风流的新女性代表，她的作品还受到《妇女时报》、《中华妇女》、《申报》、《紫罗兰》、《时报》、《社会之花》等商业期刊的青睐。1914年6月1日，吕碧城加入南社，自1913年始，她的作品遂常常在《南社丛刻》上刊登。吕碧城的晚年，洗尽铅华，潜心向佛，从1928年直到去世之前的1943年1月，她的作品绝大多数都刊登在民国著名佛教期刊《海潮音》和《觉有情》上，此种文学传播形态正与吕碧城晚年虔诚的佛教徒之身份相吻合。
自觉的传播意识、丰富的海外游历经验与卓越的诗词才华使得吕碧城的诗词文作品在读者市场上备受欢迎，成为众多报纸期刊争相刊登的对象。例如，她于1930年致信王季同，托付其将《梵海蠡测》一文务必寄到天津《大公报》馆，以免出现被他报抢先刊登的尴尬状况：“倘大致尚妥，则小疵不计，请代寄天津《大公报》馆编辑部。惟此稿祈勿经他人手，盖因以往经验，凡有稿托友转交指定之报，而一展转间，辄被他报所得，先行刊出，致指定之报不肯复刊矣。”[10]261
吕碧城漫游欧美十年期间创作了大量的游记散文，这些文言文的海外游记以《鸿雪因缘》之名随写随刊，在国内大受欢迎，甚至成了某些报刊扩大发行量的良药。碧城的好友凌启鸿在为她的《信芳集》作的跋中记载到：“前年冬，女士自伦敦驰书抵京，命以所著《鸿雪因缘》布诸于平、津各报，于是知女士已重渡太平洋而漫游欧洲矣。夫欧洲多佳山水，其巅厓崛聿，江涛汹涌，可歌可泣。今以女士清绝之诗辞出之，有不字字金玉乎？尝闻某报昔日销售不及二万份，自刊载女士之《鸿雪因缘》后，数日之间骤增至三万五千份。呜呼！洛阳纸贵，女士有矣！”[8]
跻身于《申报》、《大公报》等新兴大众传媒之间，却仍沉浸在传统文字的韵味中，寻觅着创作的趣味，吕碧城在新媒介和旧文学之间的融合、沟通，既显示了她对现代报刊传媒的准确理解和把握，又体现了她对文学的审美追求，对大众传媒的看重。
文学作品率先在各种期刊杂志上刊登，引起读者的关注之后再结集出版，这种现代作家创作及现代文学生产的惯常模式，对于吕碧城而言并不陌生。以其倡导护生的著作《欧美之光》为例，该书的传播形态正是典型的现代文学生产过程。
《欧美之光》为吕碧城旅居瑞士时所编译，专记欧美各国人道主义运动和保护动物之情形。吕碧城在《欧美之光自序》中谈到该书编辑出版之因缘：“海外操觚，多供报纸资料，日久不免遗轶。今承李园净居士之介，由上海佛学书局刊行专集，遂检旧稿，益以新闻，汇编饷世，俾国人知世界之新趋势。”[10]290
1930年，漫游海外的碧城不时将欧美各国佛教与护生消息传递至国内，并刊载于上海《时报》，这些文章遂引起沪上知名居士王季同、吴致觉、丰子恺、李圆净等人的注意。随后，由圆净与碧城取得联系，约碧城将各文结集，筹划印行，定名《欧美之光》。首先在国内报刊上发表单篇文章，受到业内人士的关注，最终收集刊行成书，《欧美之光》的刊行具有鲜明的现代色彩，而女性文学主体与传播主体合而为一的现代传播特点于此际凸显。
大众传媒对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至关重要，“期刊以周刊、旬刊、半月刊、月刊、双月刊、季刊等不同的速率和节奏把作家的产品和文学运动如潮水一般推出。正是这些生生灭灭的杂志制造了变幻不已的文学论战、文学运动、文学思潮、时代精神。”[11]561而20世纪20、30年代，冰心、凌叔华、冯沅君、白薇、丁玲、庐隐、苏雪林、石评梅等一大批女作家也是经由《小说月报》、《晨报副刊》等期刊被迅速而密集地推向现代文坛、推向普通读者，成为五四以后，被建构的第一代女作家经典。
然而，在这些丰富的现代文学图景出现之前，在五四女作家成长起来之前，吕碧城这位深深根植于传统文学中的女性，曾经在20世纪初女性文学与现代传媒结合的道路上做出了更为艰难而富于开创性的尝试。从1904年任职《大公报》时期到1945年逝世之前，吕碧城一生的文学创作都是在期刊杂志繁荣消长的传播环境下进行的，她的全部文学创作经验、她所面临的传播机遇与困境堪称20世纪女性文学传播现代化的发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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