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贸易量增长与本土产业的升级——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治理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贸易量论文,中国论文,视角论文,本土论文,价值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7 ）02—0080—07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出口贸易量增长了大约50多倍，进出口贸易与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的比值逐年上升（见图）。“中国制造”的标签已经贴遍了全世界。
令人惊奇的是，在这种戏剧性变化的背后，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方面，中国的对外贸易量目前正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在持续增长，已经超过了日本，成为继美国和德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大国；另一方面，对外贸易量的超高速增长，并没有逻辑地促进和带来中国本土产业的升级。无论是从出口产品的技术知识含量还是从产品附加价值增值的角度看，都没有得到迅速的提升，相反还有些指标在恶化。如中国出口国际竞争力强的产业，主要是初级资源、鞋类、服装、玩具、家具、消费类电子等传统的劳动密集的产品；产业的附加价值因国际竞争激烈，一直在不断地下降。1981—1987年，中国的增加值率是0.48—0.44之间，相当于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水平。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个比率一直保持着下降的趋势，至2003年，已经下降到了0.3384（沈利生、王恒，2006）。
指出上述问题，不是指责中国加入全球竞争有什么错误，也不是讨论中国应不应该加入全球市场，而是为了讨论如何加入，以及用何种方式加入才有利于本土产业的升级。如果单个企业、企业集群和国家经济以不适当方式加入全球市场，在后果上可能会出现当代某些拉美国家已经出现过的“贫困增长”的现象，即在经济增长中出现这样一种格局：在经济活动的产量和就业不断增长的同时，所取得的经济报酬却在不断地降低，如出口价格的下降快于出口产量的增加；产业集群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企业或者国家的生存状态，不仅没有随着经济活动的增加而改善，而是变得更糟。拉美国家出现的这种情况使其跌入了全球价值链的底部，被锁定在高度竞争和降低收入的“贫困增长”的路径中。
从理论上看，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之一，一国所达到的贸易量，对其经济发展具有根本性的拉动作用。中国贸易发展与本土产业升级之间的悖论，一定具有某种内在的传统经济理论解释不清的原因。本文以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的分析工具为基础，在解释中国贸易量超高速增长的原因的同时，分析贸易发展对中国本土产业升级的影响机制问题。寻求这种具有理论上一致性的解释，是在全球化背景下避免早期拉美国家的“贫困增长”、提升中国外向型经济水平的重要研究课题，它具有深刻的宏观经济意义和政策决策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学界在有关GVC的研究中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有关GVC分析方法甚至已经出版了相应的研究手册、案例库和网站（http://www.ids.ac.uk/globalvaluechains）。国内学者对此也多有介绍（张辉，2004；2005；2006）。其基本观点认为，在全球化时代，贸易的发生和组织，是通过GVC来进行的。GVC这种新的贸易形式，其主要特征是发达国家的领导性企业事实上协调着发展中国家形式上独立的企业的贸易活动。该理论的中心命题反映了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如何进入全球市场，如何在动态竞争中获取竞争能力从而不断地实现产业升级，以及如何看待新的国际分工中的收益分配等问题。
在过去20年中，GVC形式的贸易的增长，要大大快于公平市场交易和公司内贸易形式的贸易增长（Schmitz，2004）。它给出了一条新的贸易研究线索，可以研究不同的价值链治理以及它们的影响（Humphy and Schmitz,2004）。本文将在简要论述近年来国际上GVC研究的有关最新成果的基础上，重点关注全球价值链的治理如何影响中国本土产业升级的机遇问题。
二、全球价值链形式的贸易扩张与可能发生的“贫困化增长”
Arndt和Kierzkowski（2001）曾经把发达国家的企业将内部各个价值环节在不同地域进行空间配置的现象，称之为“片断化”（Fragment）。他们认为，在当代，生产过程在全球分离是一种新现象，使得同一条价值链的不同价值环节通过跨越国界的生产网络被组织起来。它既可以在一个企业内部完成，也可以由多个企业分工协调完成；既可以由跨国企业通过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来实现跨越国界的分离，也可以通过原始装备制造（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OEM）、原始设计制造（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ing,ODM）等方式来实现。
实际上，无论采取何种形式的“片断化”，只要商品、服务、人员、资金、信息等要素方面出现跨越国界的双向急剧流动，就会带来国际贸易量的巨幅增长。从总体来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与这样两种GVC的逐步形成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一是目前中国总共吸收FDI大约6000亿美元，有50多万家外资企业在中国制造产品，大部分在中国沿海地区加工组装的产品，是以满足国外订单的出口为主，主要涉及技术水准较高的生产中需要大量利用密集劳动的生产作业部分，如电子产品的装配等；二是中国自身的本土企业，主要在一些技术水准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中，吸纳跨国公司发出的国际代工的订单。从传统的玩具产业，到高新技术的电子信息产业，都基本没有拥有自己的品牌，而仅仅持续地为世界各大厂商进行国际代工，它是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目前大多数制造业和部分高技术产业的基本特征。
这两种GVC的成长，带来中国目前贸易量的“爆炸式”的增长：在进出口贸易结构中，半数以上的进出口贸易是加工贸易，同时半数以上的进出口贸易来自于外资企业。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本土性民营企业的成长（代表性地区是浙江省、江苏省和广东省），上述第二种形式的GVC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大。①
从低端切入全球价值链，主要与中国在发展初期所拥有的禀赋条件（如优秀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相对发达的基础设施等），以及基于FDI的出口导向战略有关。就初始的资源禀赋条件来说，林毅夫等人认为（Lin,Cai and Zhou,1994），中国是劳动资源丰富而资本要素稀缺的国家，当开放战略把自己定位于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产品时，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会使其产出增加并使其出口具有竞争力；同时会使缺少比较优势的资本品进口增加。这样，国际贸易的规模就成为内生变量。对本国比较优势偏离度越小，其产出就越有国际竞争力，出口就越多；同时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本品产业产出会减少，相应地进口会增加。但是由于有竞争力的出口会带来更多的收入，使得该国有条件实现这种进口。这一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自1992年以来，中国进出口贸易迅速增长的历史轨迹。但是这个理论存在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它没有相应地指出当企业、部门和国家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产品时，生产者虽然深度地加入了全球市场，但是其结局可能会是很惨的情况。企业、部门和国家面对的问题是：如果它们在高度竞争的市场上一直坚持专业化，那么一旦当同类产业出口竞争者急剧进入导致贸易下降的时候，它们反而会日益遭受报酬持续下降的损失。这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生产者必须长期面对的现实问题（Raphael Kaplinsky and Mike Morris,2006）。由于处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低端的被动地位，使中国的OEM企业处于高度的竞争状态；也由于东欧、中南美洲与亚洲特别是印度等许多后进国家也开始加入国际代工的行列，它们也都在积极地寻求自己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因此争夺国际外包订单的市场竞争将越来越激烈，利润也必然越来越薄。
拉美国家在过去外向型经济发展中，特别是在制造业出口中出现的情况，值得我们反思。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多米尼加出口加工区的一家生产者制造牛仔裤的企业，从美国进口的材料进行缝纫，但是产品的设计、剪裁都在美国，销售则以一个国际公司的品牌进行，甚至营运的后勤服务都由美国方面控制。本地企业主要依据合同进行工作。开始时，加工每条牛仔裤的缝纫可以得到2.18美元，然而随着毗邻国家的通货贬值（这会降低其在美国的劳动成本），这家企业也被迫降低其换汇率；然而即使如此也不行，订单逐步跑到其他地区。因此，这个企业的劣势在于，在价值链的特殊环节（生产）中，其过度集聚于功能狭窄的专业化。它的附加价值是如此低，以至于很难有效率提升的空间，实际上，在价值链中，附加价值的主要部分，都在设计和品牌等价值环节中。
国家也可能会以不适当的方式加入全球化市场。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专业化于初级产品（矿产品、农业等）的国家，相对于制造业来说都发生过贸易下降的情况。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全球市场以来，我们看到了一个有力的证据是，世界上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出口业绩出现了显著的降低趋势。因此，中国现在过于专注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产品出口，而不注重在生产能力迅速增长和积累能力加强的同时，大力推进产业升级政策，在今后很难保证就一定不会重踏拉美国家的老路，而极有可能受到加入全球市场的不利影响。这一情况并不是杞人忧天，近几年浙江和广东省的许多以高度专业化和价格竞争为利器的产业集群进入低谷和调整期的经历，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
三、全球价值链中本土产业的产品和工艺的升级
加入全球化市场，应该设法动态地切入GVC的高端，这样才能避免贫困化的增长。但在目前，发达国家的先进企业在其高度发达的生产者服务业支持下，已经形成了极其强大的研发能力和品牌、营销能力，早已占据了GVC的高端。换句话说，发达国家的这些先进企业已经成为GVC中的领导性企业，是整个GVC中各价值环节活动的主导者和协调各价值环节活动联系的负责者，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却被锁定在GVC的低端，成为被支配者。
一般来说，GVC的特征是由这个链中占统治地位的主要参与者的性质决定的。这就是“全球价值链的治理”的作用。GVC有两种治理的形式：买者承担的协调（买者驱动的商品价值链）和生产者发挥主要作用的协调（生产者驱动的商品价值链）。Gereffi（1999）在研究美国买者与东亚供应商之间的服装价值链的过程中发现，GVC治理与升级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对此他提出的命题是：在买方驱动的价值链中，被融入垂直非一体化链中的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者，可以期望从下列途径中得到迅速的升级：进口零部件的装配——关注全部生产过程（包括零部件的来源）——设计自己的产品——在本国和全球市场上销售自己的品牌产品。
这一发现似乎对发展中国家避开走“贫困化增长”道路，实施产业升级的过程持乐观的态度。其基本理念是通过在GVC中的“干中学”和“用中学”，把价值链转变为学习链，把学习链转化为创新链，使其自身的动态竞争能力得到提升，因而后进企业可以逐步掌握和控制GVC中价值创造的主导权。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包括Gereffi等在内的GVC研究者，并不清楚上述位置变化中的实际传导机制究竟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自动传递”效应。而理解这个问题，却是确立处于GVC低端的中国本土代工企业实现产业升级的关键。
为了揭示价值链的治理与本土企业升级之间的关系，笔者区分了GVC的四种不同的关系，这有助于了解究竟哪种形式的GVC更有利于中国本土企业的升级：（1）市场导向。企业相互之间以市场公平交易形式对待。（2）稳定的网络。企业共同运作，能力方面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控制。（3）被俘获的关系。起支配作用的领导性企业决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其他企业运作的参数，相互之间的关系呈准层级制。（4）层级制。企业纵向一体化，母公司控制它的子公司。②
同时，笔者区分了四种不同的产业升级形式：（1）工艺升级。通过重新组织生产体系，或者通过引入更优越的技术，使投入产出转换变得更有效率。（2）产品升级。采用更为复杂的产品生产线（这可以用单位产品价值增加的形式来反映）。（3）功能升级。获取价值链中的新功能（或者放弃某些功能），以便增加活动的全部技能。（4）部门间升级。用在特殊价值链的功能中所获得的知识，转向不同部门的生产。
文献（Gereffi,1999; Lee and Chen; 2000）事实上已经指出了这样一条升级的轨迹：在网络型和被俘获的价值链关系中，一般的升级规律遵循：首先是工艺升级，然后转向产品升级，再到功能升级，最后是部门间的升级。这通常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升级路径。这些企业的转型是从原始装配生产（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OEM），即按照全球买主的合约，取得很薄的附加价值的装配和生产贴上买主商标的产品，到原始设计制造（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ing,ODM），最后到自有品牌生产（Own Band Manufacturing,OBM）。这是一个向着非实体化活动逐步演进的过程。
笔者从近年来关于GVC中本土企业升级的案例研究中发现，在由被俘获关系所反映的价值链中，中国本土企业经历了快速的工艺和产品升级。③ 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在被俘获关系的价值链中，处于全球价值链顶端的国际大买家（采购者）的规范性工作和流程的要求，为不熟悉国际市场运作的中国本土企业提供了难得的学习和锻炼机会，因而为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提供了一条快速的路径；另一方面，处于GVC中低端的企业的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与拥有设计、品牌和营销等核心能力的企业，在国际产品内的分工上，其相互间的利益并没有本质性的冲突，相反，鼓励、督促、帮助和支持低端企业进行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还有利于高端买家或者OEM的发包者强化市场竞争能力。这个经验来自于很多部门，包括服装、鞋类、家具和电子。
全球大买家为什么要为在价值链中运营的其他被支配的企业建立和实施这些规范化的参数？为什么他们要花费巨额的成本去建立和监督供应链？为什么他们不是简单地在市场上购买所需要的产品？我们认为，具体来说有两个理由：第一，产品差异化战略的需求。买者越是通过设计和品牌追求产品差异化战略，他为供应商或者OEM厂商提供精确的产品规范，以及监督这些规范是否被满足的需要就越大。第二，避免供应商或者OEM厂商市场交易失灵的风险。在当今市场竞争中，基于质量、交货时间和可靠性的非价格竞争越来越重要，它们与社会日益关注的安全及其他标准（如劳动标准）一起，共同构成供应商或者OEM厂商的运作绩效，而这些内容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很容易形成竞争者对国际大买家进行攻击的缺陷。如产品零部件的质量直接构成竞争的利器，而诸如对劳动的社会伦理标准执行不力，则容易引起市场和社会的反感。
中国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特征的供应商，在其工艺和产品的升级过程中，确实受到了来自于国际大买家的“胡萝卜加大棒”的双重推动作用。一方面，这些来自大买家的订单，对中国企业提出了近乎于苛刻的质量、交货、可靠性、生态、环境、安全以及劳动保障等标准。如果不能满足其要求的OEM厂商，将被自动筛选和淘汰出价值链，因此规范和流程要求越严格，对中国企业工艺和产品升级的压力和动力越大，在付出初始的学习成本之后，学习曲线将随着产能扩大而不断下降；另一方面，OEM的发包商或者国际大买家基于上述的动机，也会向中国的供应商或OEM的接单者提供各种支持工艺和产品升级的生产者服务，如劳动力和管理的培训、必要的技能和技术服务、国际市场知识等，以便使他们的标准和要求被满足。当然，这些支持和服务往往都是在监督的背景下进行的，即它们不仅要指出缺陷，而且也要提出如何克服的办法。对中国的供应商来说，这是一个挑战与支持的复合产物，推动了中国企业的进步，并且导致了这些企业的快速的工艺和产品的改进。
四、全球价值链中本土企业推进功能升级的障碍
在由被俘获关系所反映的价值链中，中国本土企业经历了快速的工艺和产品的升级。它们早已走过进口零部件的装配生产的阶段，目前处于大规模的整机生产能力提升阶段。下一步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形成自己的设计能力乃至拥有自己的品牌。但是当它们开始转向价值链中的设计、品牌、营销功能时，即走功能升级的高端道路时，只有少数企业成功的证据（海尔、TCL、阳光、中心通讯、华为等少数中国企业，在品牌和全球营销管道建设上只能说是取得了初步的并不稳定的成功）。绝大部分中国企业的能力仍然局限于生产功能的建设，以大规模、低成本、低价格取胜。走出产业链的低端向产业链高端攀升，是未来中国制造业转换增长方式的非常现实的问题。
本土OEM企业是痛苦转型发展自有品牌，还是安于现状继续做著名品牌光环下的幕后英雄，成为规模取胜的“隐形冠军”？这往往是个两难选择。每个OEM企业都拥有自主品牌特别是国际著名品牌的梦，拥有自主品牌就是企业的生命力。事实上，中国的许多OEM企业都希望先用OEM扩大产量，有了规模后企业再发展自有品牌，关键在于这条道路现在走不走得通？撇开品牌的市场空间过于拥挤、创品牌的成本过高的现实不说，从OEM到自有品牌的发展道路其实是非常艰难和痛苦的，存在着一系列的现实障碍和阻力。
第一，处于GVC中发包方的品牌厂商，就是横在试图实现功能升级的OEM企业面前的一条难以跨越的坎，OEM企业的功能转型必然会与之发生利益冲突。由于OEM企业的战略转型会使原先的合作者变成了现实竞争者，他们会说，今天我指导你技术你帮我代工，可明天你学会了技术又做自有品牌来和我竞争，而且你的产品品牌知名度低，价格一定比我更有竞争优势，你这样做不是抢我的市场？他们会对你施加各种压力，他们还会说，如果你不退回去，这个OEM订单我就交给别人去做了。在现有品牌厂商的“威胁”下，中国目前很少有OEM企业能够真正跨越这一步。
第二，OEM企业要从原来的生产制造企业，顺利完成品牌转型也会遇到非常大的管理能力的障碍，技术开发、品牌建设、渠道建立与售后服务等都会成为难以跨越的几道坎。由生产制造的一种本领转变为研发和品牌运作等几种本领，并且彻底地玩转这些本领，对于相对后进的OEM企业来说也是极其困难的。
第三，OEM企业能不能撇开眼前利益、避开短期盈利和市场压力。抛开原先的品牌商独立运作，往往也是有疑问的。比如OEM企业有10亿订单，而其发展自有品牌初始阶段可能只有1000万订单，如此巨大的利益差距，中国的OEM企业往往很难突破其诱惑，习惯这样的运作。
第四，很多OEM企业认为，每个企业有它自己的核心资源和发展基础，OEM企业的未来也不一定要朝一个方向发展。确实，全世界有很多百分之百做OEM的企业到现在发展得也很不错，如台湾地区著名的台积电，从成立之初起就定义为专业的芯片代工厂，它曾经在自己的一家子公司尝试做自有品牌的内存，亏损的现实让它放弃了这个自有品牌，将该子公司纳入台积电的代工体系中，现在运营得不错。
综上所述，从理论上看，GVC中本土企业实现功能升级的障碍，主要有两种形式的来源：买方的势力和对资源的需求。GVC中买方势力的来源，主要表现为对日益增长的非生产活动（即品牌、营销、产品开发、设计和对从属企业关系的协调）的掌控能力。领导性企业（即全球性买者）聚焦和投资于这些活动，并把其作为核心能力对待。毋庸置疑的是，这些企业不会与其供应商分享这些能力，在某些情况下还会阻止这些供应商获得这种新的能力。实现功能升级对资源的需求障碍，则主要表现为当中国的企业试图开发自己的品牌，或者试图在美国和欧洲市场建立自己的营销管道时，由于受到资金积累能力和运作能力的限制，很难持续地坚持下去。
中国OEM企业真正缺乏的是如何将各种资源合理配置并且关联起来的能力。现在它们要做的最基本一点就是应该把企业实力做大，把技术水准做上来，把工人素质做上来，把产品质量做上来，把国际口碑做上来，把企业的知名度做上来，企业品牌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
五、结论及其建议
在过去的20多年中，制造业的世界布局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制造过程分散同时对非制造过程的高端进行集中掌控，是本轮结构调整的基本特点。GVC分析方法强调分散化生产带来的协调，有助于解释全球制造业的再配置和由此带来的贸易量增长现象。GVC分析的中心结论是，有关经济发展中所发生的事情，不仅仅是贸易的量，而且是组织贸易的方式和途径。过去20多年中，全球买方的贸易协调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中国供应商都处于一个被这些买方俘获的关系中，价值链中的均衡关系并没有作为总体现象出现。
在全球价值链中，由被俘获关系表现的价值环节提供了一条快速的产品升级和工艺升级的轨道。被全球买者“抓住”的企业可能会进步得更快。然而，中国企业被一体化进入这种价值链后，具有双重效应：尽管它使当地企业更容易包含在其中，强化了产品和工艺升级的能力，但是它也会阻碍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尤其是在设计、品牌和营销方面的进步，会与全球买者的核心能力之间发生冲突。
在某些情况下，中国生产者已经形成的产业集群，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提供一种复合的产品和相关服务，使它们与全球买者之间形成更为平衡的关系。因此价值链的治理与升级之间的因果关系，可能不只具有一条途径。
在GVC中寻求建立均衡网络，是中国企业实现产业升级的一个过渡型阶段。虽然在该类网络中，企业间的相互承诺的关系要强于市场导向的关系，但是要比在被俘获的价值链中更具有对称性。这种均衡网络基于能力分享，集中开发新产品和新工艺，集中建立快速的产品交货和服务系统，以贴近国际规范，它仅仅需要供应商进行有限的创新。
上述发现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决策意义。之所以关注中国贸易量增长过程中的产业升级问题，其基本的背景有三：第一，中国目前的生产能力超高速增长，在内需不振的情况下大都转向了“华山一条路”——出口。由此导致了出口生产能力的增长大大高于国际市场需求的增长，不仅导致了价格向下的巨大的压力，而且引起了发达国家广泛的争议和忌妒；第二，目前，全球性的国际大买主有把采购的重点向全球进行扩散的趋向，特别是新崛起的印度、越南和中南美国家，这必将导致全球生产能力的分散化，并使过于专业化于劳动密集产业的中国供应商出现困境，使低工资的供应商原地踏步，把已有的生产企业拖入生产链的底部。第三，中国生产能力和贸易量的迅速扩散，并没有同时伴随着创新活动的扩散，生产方式进一步呈现粗放化的特征，难以持续。
总之，中国在贸易量成长的过程中，其外向型经济的升级，最终要试图走向这样一种产业发展环境：它使发展中国家从其生产能力的扩展转向创新能力的扩张。
注释：
① 第一条形式的全球价值链，虽然在解释中国贸易量成长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它是属于全球企业的纵向一体化战略的结果，因此适用于对其进行纵向一体化分析，而不适用于对其进行标准的全球价值链方法的分析。因此只有第二种垂直非一体化的价值链才是我们分析的对象。
② 本文的重点集中在价值链中的升级经验，既不关注市场导向的价值链，也不关注层级制的价值链，即集中于中间状态的价值链形式，这些价值链形式是全球化中的新事物，在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中日益重要。
③ 下文将论述：当它们沿着价值链试图上升到功能升级阶段时，经历却各不相同，其中绝大部分企业升级的战略不能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