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对一种新解释范式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资本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制度、文化是描述和解释人类行为和存在状态的三个元素性概念。近代以来，社会科学的发展和演化实际上就是这三个元素性概念在解释范式中的此消彼长和不同的组合排列。在社会科学形成的初期，由于启蒙思想的深刻影响以及学科没有清晰分界，以亚当·斯密、马克斯·韦伯等为代表的社会科学的先驱们实际上把这三个概念同时纳入了自己的解释范式之中，创立了宏篇巨制的社会理论，使那个时代成为构建体系的时代。尽管如此，先驱们对这三个概念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为以后的学科分界提供了基本标准。此后，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和深入，学科分化愈加明显，具体的学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清晰明确的解释范式，社会科学也演化成一个由不同学科组成的群，长期占据社会科学主流的、涵盖了三个解释元素的宏大社会理论，被具体精细的学科理论所替代，人、制度和文化各自成了这些学科理论的起点。而不断地构建、批判和综合以这三个要素为基础的学科理论成了社会科学发展和演化的主线。
一、理性选择、新制度主义和文化的再发现
二战结束后，美国凭借着强大的经济政治实力成为西方世界的中心，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重心也从欧洲大陆转到了美国。欧洲学术界长期使用的历史方法、制度—法律方法以及哲学思辨传统逐渐被放弃，强调实证、数量分析的方法在“科学主义”的推动下成为研究的主流，价值判断在分析中被最小化，甚至屏弃。经济领域力量的强大以及经济学的显学地位的确定和对其他学科的渗透助长了强调个人和市场本位的盎格鲁—萨克逊文化的扩张，使之成为建构新的解释范式的出发点和基本框架。在这种历史背景和文化底蕴下产生的理性选择范式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的主流范式。
理性选择范式继承了亚当·斯密著作中的一个基本假设——“经济人”假设，同时承接了马克斯·韦伯的“工具理性”概念和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某些判断方式（例如计算），把分析个人在既定的环境中选择和行动的动机作为范式的解释重点。理性选择范式的基本范式构件包括：1.把理性的个人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和根本的出发点。所谓的理性指的是个人有判断选择和行为的成本和收益的能力；2.理性个人的选择和行为动机是实现成本的最小化，收益的最大化，这是社会运行的基本动力；3.制度和文化是既定的，是解释范式的外生变量，对所有个人的影响是均质的，因此不是范式解释中的自变量；4.由于把个人界定为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者，所以对整个社会状态的判断基本上是冲突的。
这些基本的范式构件使理性选择范式具有了自己鲜明的特点和解释优势。与其他的理论对手相比，理性选择范式在确立基本假设上，采用了“奥卡姆剃刀”的方式，把多余的问题全部去除，使假设简单明了，从而保证了整个范式解释的清晰和系统，避免了通常因为过大的理论雄心而希望面面俱到所导致的理论的内在矛盾。同时，经济领域范围的扩大和经济原则在社会生活中的渗透扩张，为理性选择理论的个人动机假设提供了确证，使该范式能够在微观层次的解释上更有合理性。由于理性选择范式在基本假设上肯定了既有的制度，突出了个人本位，实际上认同甚至维护了西方社会所倡导的价值，因此长期占据西方社会科学的主流地位。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其解释的效力被进一步夸大，普遍主义色彩愈浓。
理性选择范式在不同的学科中有不同的具体体现，突出的有横跨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公共选择理论和获得许多学科肯定的博弈理论。这两个理论的基本假设都是理性的个人。其中，公共选择理论把经济人假设引入政治领域，把政治活动类比为市场交易，把政治家、官员和选民参与政治活动的目的界定为谋求最大利益，这样选举就成了以选票为媒介的交易行为，就如同以货币为媒介的市场交易一样。公共选择理论的最大贡献是从行为动机角度揭示了政治生活运行的方式和微观动力，提出了诸如“寻租”等重要的分析概念。博弈理论可以说是6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领域中被应用最广的理论。由于它与数学、统计学有着内在的密切关系，因而被认为更有科学性。博弈理论分析了在既定制度和规则下，个人面对不同选择困境进行选择的动因以及集体困境的成因，可以解释理性的个人在困境中作出帕累托次优的前提条件。
理性选择范式虽然有明显的解释优势，但也有难以克服的缺陷。突出地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于认同了既有的制度，没有把制度纳入解释框架，因而对制度缺乏深入的分析，无法为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提出见解，使理论的构建趋于保守。二是理性选择范式对个人理性的判断实际上把人的需求单向化了，过度自然化了，没有考虑到个人的社会需求一面。在对人的需求判断上，理性选择范式实际上背离了它所继承的斯密和韦伯理论的内在精神。三是理性选择范式具有盲目地把西方文化和价值推向普遍主义的危险倾向，忽视甚至无视其他文明和文化的存在，因此在分析非西方背景下的个人选择时难以深入。正如查默斯·约翰逊对美国政治学界中的理性选择理论泛滥所做的批评那样，“在文化概念上理性选择理论完全是幼稚可笑的；与其说它超越了文化，不如说它仅仅反映了美国文化中的特有的地方偏狭主义（Parochialisms ）以及像代达罗斯杂志（Daedalus ）所说的‘美国的学术文化’。 ”（注：Chalmers Johnson,"Preconception vs. Observation.or the
Contributions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nd Area Studies to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cience",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June 1997.）
为了弥补理性选择理论忽视制度的缺陷，在60年代、70年代，许多学科中出现了一种重视制度，希图理清制度在决定社会政治结果过程中的作用的倾向，这种研究倾向被统称为“新制度主义”。之所以把这种倾向冠以“新”，主要是为了与凡伯伦和康芒斯等人在20世纪早期倡导的制度主义区别开来。新制度主义在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体现。按照詹姆斯·马奇的看法，新制度主义包括三种：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目的是找到解决假设中的总博弈（metagames）的方法， 以及在此方法上建立起规范理性的行动者间竞争的规则；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关注的是组织规则、认同以及作为组织行为的多样化模式的基础的资源；新制度主义社会学，强调的是组织生存过程中满足组织成员的“应然性”假设的方式。（注：James G.March,"Administrative
Practice, Organization Theory,and Political Philosophy:Ruminations onthe Reflections of John M. Gaus", Political Science &Politics,December 1997.这是马奇在获得1997年度约翰·高斯奖时所做的讲演。）
豪尔和泰勒则把新制度主义分为另外三种：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上的制度主义。（注：Peter A.Hall.Rosemary C.R.Tayl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ree
NewInstitutionalisms", Political Studies,1996.）历史制度主义有四个突出特点：1.倾向于在相对广义上理解制度与个人行为间的关系；2.强调与制度的运行和发展相联系的权力的非对称性；3.强调路径依赖和意料之外（unintended）后果的制度发展观；4.特别关心将制度分析和观念等因素结合在一起的分析方法。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实际是理性选择范式向制度方向调整的结果。它继承了理性选择范式中关于行为动机的基本假设，同时又较为充分地考虑到制度对个人行为的约束。对集体困境和制度起源的分析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最突出贡献。在这个领域中，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道格拉斯·诺斯似乎比其他人看得更深刻，他不仅关注正式制度对人的选择行为的影响，而且指出应该分析包括观念、文化、意识形态在内的非正式制度，这实际上暗示着对理性选择范式关于个人假设的修正。 （注：Douglass
C. North,1990, 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and Economic Performanc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诺斯对“搭便车”难题的解决集中体现了这种倾向。）
社会学上的制度主义发挥了自己的学科优势，在界定制度上采取了更为宽泛的态度，试图把文化涵盖进制度的框架之中。这方面的学者认为制度不仅包括正式规则、程序和准则，而且包括象征体系、认知版本以及道德模本这样的引导人类行为的“意义框架”。这样的界定打破了制度与文化在概念上的隔离，使文化更加具体化，更容易在分析中加以把握，同时也强化了该范式在宏观层次上的解释能力。在此基础上，社会制度主义者不仅强调制度的“规范维度”，而且强调它的“认知维度”，也就是说，他们强调，制度不是像理性选择主义者说的那样只是影响个人的策略性计算、基本的偏好以及真正的身份，而是为行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认知版本、类别判断和行为选择模式。这样，社会制度主义者与理性选择主义者在对世界状态的判断上出现了根本的区别，前者的世界是由寻求用社会方式定义和表现自己身份的个人或组织组成的，而后者的世界是由寻求物质福利最大化的个人或组织构成的。由于对制度采用了文化的解释，社会制度主义者认为制度的起源并不像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说的那样，是因为最大化地实现了接受者的物质目标，而是因为它提高了组织或其他参与者的社会合法性。
把文化纳入分析框架，反对把理性个人完全理解为经济人的努力有着悠久的传统。从本世纪30、40年代开始，经济人类学家卡尔·波拉尼、人类学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哲学家卡尔·曼海姆等人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人类行为的动因问题，他们反对把个人简单地理解为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者，认为个人行为的目的不仅要满足自我的物质需求，还要获得社会的认同，其行为是在历史文化和制度的背景下作出的选择，受到历史、文化和社会价值体系等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由于理性选择范式过于强大，这些认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进入90年代后，理性选择范式对原苏东国家转型和其他国家制度创新的解释日趋乏力，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国家内部的社会文化问题日益突出，国家间关系、民族间关系日益复杂化，文化再次成为社会科学界关注的重点和解释的基点，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的解释范式。
二、社会资本研究：总体的状况和基本的评价
（一）社会资本研究的发展：简要的回顾
从表述形式上来看，社会资本不过是在“资本”的前面加了“社会”这样的限定词，依然是资本的一类。但“社会”这个限定词突出了社会资本产生、体现以及作用的社会性特征和非物质性。古典经济学把生产要素分为三种：土地、劳动和资本，这里的资本指的是以交换的媒介为体现形式的价值凝结物，有具体的物质形式。对非物质因素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积极作用的肯定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早就出现过。例如在对市场运行的认识上，他们认为市场的成功运行不仅仅依靠“看不见的手”，还依靠道德和其他理念的支持。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市场需要某种道德情感。大卫·休谟认为，合适的道德行为或者“道德情操”、“同情心”会支持新的经济活动形式。伯克提出，除非它们获得了“先在的‘态度’、‘文明’以及扎根于‘绅士精神’和‘宗教精神’的自然的保护原则”的支持，市场根本不会运转起来。波茨和塞森布雷纳认为，对于社会资本的认定有四个传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限度的团结”（bounded solidarity）概念，指的是逆境可以成为团体团结一致的动力；齐美尔的“互惠交易”（reciprocity transactions），指的是在个人化的交换网络中产生的规范和义务；迪尔凯姆和帕森斯的“价值融合”（value introjection），指的是价值、道德原则和信念先在于契约关系和非正式的个人目标（不是严格工具意义上的）；韦伯的“强制性信任”（enforceable trust）， 指的是正式制度和特殊性的团体背景使用不同的机制保证实现对已经达成的行为规则的遵守。前者使用的是法律／理性机制（如官僚），后者使用的是实质性／社会的机制（如家庭）。 （注：Alejandro Portes, Julia Sensenbrenner,"Embeddedness and Immigration:Notes
on
the
SocialDeterminansts of Economic A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Sociology 98/6 (1993).）
60年代，T.W.舒尔茨和加里·贝克尔把人力资本引入经济学分析之中，认为社会拥有的受过教育和训练的健康工人决定了古典生产要素的利用率。人力资本的提出使“资本”向广义的扩展成为可以带来价值增值的所有资源的代名词，抽象了资本的最初含义，为社会资本的提出奠定了词源上的基础。在帕森斯之后出现的“新经济社会学”提到了“社会资本”，但是没有赋予它清晰的界定，在不同学者那里，社会资本有不同的理解。尽管如此，在广义资本的子概念群中出现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划分。
一般认为，当代对社会资本的研究是从简·雅各布斯（Jacobs）、皮埃尔·布迪厄、琼—克劳德·帕瑟仑（Jean-Claude Passeron）、格伦·劳瑞（Glenn Loury）等人的研究开始的。 在詹姆斯·科尔曼（ James Coleman）、罗纳德·伯特（Ronald Burt）、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A.波茨（Portes）等学者那里， 这个概念和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完善，被当作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所有的有利于以共同收益为目的的集体行动的规范和网络。9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成了许多学科关注的热门概念和分析的重要起点。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
1.西方国家中极端的个人主义和向更小的共同体回归的双向变化。无疑，70年代末出现的新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和社会思想上的盛行对这种双向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普特南看来，个人的原子化状态背离了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互助的共同体传统，造成了美国“社会资本”的衰落，进而使美国的民主制度背离了托克维尔时代的状态。而卡尔·博格斯（Boggs）则提出，60 年代以来美国公共领域出现了不断衰落的迹象， 在社会文化上体现为消解政治的文化（depoliticizedculture）的强大，地方主义、形而上学、 后现代主义等思潮借机此消彼长，相互推动；在实践上体现为各种背离政治或者反政治的运动的出现。例如反对“大政治”运动、城市暴乱、生态运动、回归本地以及所谓的“飞地文化”（enclave culture）运动等。 这些变化是对长期确立的公民传统的反动，割裂了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削弱了社会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内在和谐关系。西方社会政治生活的变化直接推动了理论界对既有理论范式和概念的反思，社会资本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出现的，有利于研究的重点向制度、文化理念等社会的深层结构转变。
2.东亚发展带来的理论提示。对东亚发展成功的原因有许多看法，但是有一种看法逐渐在论据的可信度上占据了优势，并且获得了像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组织的支持。这种看法认为，东亚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如此惊人的经济成就，重要的原因在于：整个社会在经济发展目标上达成的共识；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伦理观和社会关系结构；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对和谐关系。东亚发展的成功为社会资本的研究提供了动力和丰富的实证资料。
3.对贫困问题的关注。80年代以来，贫困问题成了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不仅引起了诸如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组织以及各国政府的关注，而且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因此对各种类型的贫困问题的研究得到了官方和民间的大力支持。发达国家城市中的贫民区、第三世界国家中的贫困农村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为什么有的贫民区能够快速转变，有的贫民区却一直陷于困境？为什么有的农村有效地利用了扶贫基金，而有的却把资金浪费掉了？在回答以上问题时，社会资本逐渐成为了一个有效的解释概念和分析起点。而贫困区则为社会资本研究提供了分析的基本单位和范围。
4.既有解释范式存在的缺陷是社会资本研究出现的理论动力。新自由主义、现代化理论、依附论以及世界体系理论在解释社会现象时虽然各有优势，但是都忽略了对社会本身、文化、理性以及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重视和深入研究，往往对这些重要问题采取存而不论或者简单化界定的态度，把它们看作是研究框架中的外生变量，或者置于分析框架之外。实际上，这些以前被视为既定的、应然的因素通常是社会变化和革新力量发挥作用的中介。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更新和复杂化，这些范式的解释弱点逐渐暴露出来，社会资本的研究在一定程序上弥补了它们的缺点，使研究的范式更具有包容性和实践性，同时也与社会的整体系统原形更加契合。这无疑推动了探寻新的解释范式努力和尝试的出现。
5.所谓的“第三条道路”的出现，使社会资本获得了官方的认同，并成为西方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一个关键词。这推动了社会资本由理论层面向实践层面的全面延伸。目前，“第三条道路”已经成了大西洋两岸各国政府公开或默认的宗旨。在“第三条道路”的理论框架和政策建议中，社会资本成了一个重要的概念，被用来论证理论的实践性和政策的合理性。
武考克认为，在80、90年代对社会资本的研究最出色的两个领域，一个是从微观的角度研究企业家伦理的“新经济发展社会学”，另一个是从宏观角度研究国家—社会关系的比较制度研究。前者的代表人物有伊凡·莱特（Ivan Light）、A.波茨（Portes ）、 罗杰·渥丁格（ Roger Waldingcr）等；后者的代表人物包括罗伯特·贝茨（
RobcrtBates）、爱丽丝 阿慕斯登（Alice Amsden）、彼得·伊文思（PeterEvans）、罗伯特·韦德（Robert Wade）等。目前对社会资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的领域：1）社会理论方面，2）经济发展，3 ）家庭和青年行为问题，4）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5）共同体生活，包括物理背景下的生活和虚拟背景下的生活，6）工作和组织，7）民主和政府治理，8）集体行动问题的普遍性案例。 （注：Michael Woolcock,"SocialCapit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oward a
TheoreticalSynthesis and Policy Framework",Theory and Society 27,1998.）
（二）社会资本的界定
在对社会资本的定义上，不同的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出发，给予了不同的界定。这里列举几个得到较广泛认同的定义。皮埃尔·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真实或虚拟资源的总和。对于个人和团体来说，由于要拥有的持久网络是或多或少被制度化了的相互默认和认可关系，因而它是自然积累而成的。”（注：Pierre Bourdieu, Loic Wacquant,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119.）罗纳德·伯特提出：“（社会资本指的是）朋友、同事和更普遍的联系，通过它们你得到了使用（其他形式）资本的机会……企业内部和企业间的关系是社会资本……； 它是竞争成功的最后决定者。 ”（注： Ronald Burt,Structural Hole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P9.）罗伯特·普特南则这样界定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注：Robert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P167.）A.波茨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处在网络或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个人动员稀有资源的能力。”（注：Alejandro Portes,"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A Conceptual Overview."inPortes(ed.),The Economic Sociology for Immigration:Essays on Networks,Ethnnicity and Entrepreneurship,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95,P12.）
在这些学者中，詹姆斯·科尔曼被认为从学理上对社会资本给予了全面的界定和分析。在科尔曼看来，“社会资本是根据它们的功能定义的。它不是一个单一体，而是有许多种，彼此间有两个共同之处：它们都包括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而且有利于处于同一结构中的个人的某些行动；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是生产性的，使某些目的的实现成为可能，而在缺少它的时候，这些目的不会实现。”（注：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45页。此处的定义是笔者根据科尔曼的英文原文（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P302）译出的。）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具有两个性质：一是社会资本具有不可转让性；二是对于收益者来说，它不是一种私人财产，更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
科尔曼认为，“就有目的的行动而言，许多社会资本具有的公共物品特征是社会资本与其他形式资本最基本的差别。社会资本是影响个人行动能力以及生活质量的重要资源。因此，人们尽力创立这种资本。但是，创立社会资本的行动往往为行动者之外的人带来利益，因而，创立社会资本成为不符合行动者利益的行动。其结果，许多社会资本成为他行动的副产品。多数社会资本的出现或者消失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社会资本不易被人识别，以致始终未能进入社会研究领域。”（注：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册，第349—350页。）科尔曼在这里只讲了事实的一个方面，影响社会资本被注意的原因还有：研究过程中对理性人的基本假设，忽略了对人的社会性的一面的分析；研究手段的过于定量化，难以把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纳入分析的框架之中；研究前提往往把制度和心理等因素视为外在和既定的，没有把它们和个人的行为看作是互动的。
科尔曼认为，影响社会资本形成和存亡的因素有四个：1.关系网络的封闭性，它保证了相互信任的维持。2.稳定。“社会组织或社会关系的瓦解会使社会资本消失殆尽”，稳定不仅是社会组织意义上，还是人员意义上的，“个人流动将使社会资本赖以存在的相应结构完全消失”。3.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形成社会资本的途径是把某种要求强加给意识形态的信仰者，即要他们按照某种既定的利益或某些人的利益行动，而不考虑其自身利益。”（注：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册，第353页。）科尔曼的意识形态是广义上的， 他认为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会对社会资本的形成起消极作用。4.官方支持下的富裕或需要的满足，这种因素会降低社会资本的价值，并使其无法更新，因为社会资本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需要的人越多，创造的社会资本数量也越多。
为了维持社会资本和创造更多的资本，需要保持期望和义务的长期关系，进行定期交流，维持规范的存在，“总之，社会关系必须尽力维持”。（注：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册，第354页。）
（三）对社会资本研究的基本评价
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有三个重要意义：第一，它把价值判断和文化纳入了分析的框架之中，不仅使对社会行动者的行为动因解释更加全面深入，而且对于描述和分析宏观层次上的集体行为和长期选择也有很强的说服力；第二，它希望把微观层次的个人选择与宏观层次的集体和社会选择结合在一起的努力很有开创性和启发性。实际上，新制度主义一直想把这两个层次上的分析结合在一起，但是由于范式框架的限制，难以化解两个层次分析之间的矛盾，无法在本解释范式内理顺这些关系。而社会资本首先在概念上就充分肯定了社会对个体行为选择的约束和推动，没有把个人和社会对立起来，避免了以往一些范式中存在的个人与社会之间难以调和的紧张；第三，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反映了社会科学中一度削弱和低沉的人本精神的复兴。理性选择范式虽然顺应了市场对社会全面渗透的现实，但是夸大了社会中冲突的一面，对人的理解片面、实用化，同时也导致了社会科学许多领域的经济学化，追求定量分析和指标体系成了许多学者炫耀自己可以成为“经济学家”的方式，背离了社会科学研究关注人、完善人的根本目的和基本精神。
尽管社会资本具有强大的解释力量，但是也有自己的明显弱点，突出地体现为对社会资本界定没有取得一致，这导致了在整个研究工作中缺乏系统性和不同学科之间缺少相互的沟通和互补。武考克通过对社会资本研究整体状态的清理，指出目前社会资本研究中存在着四个缺陷：1.社会资本的修正派在解释问题上有概念过窄、解释范围过宽之嫌。2.社会资本概念的混乱，社会资本究竟是社会关系的基础还是社会关系的内容，是“中介”还是“信息”，抑或是二者的结合。3.社会资本在政治领域的广泛使用带来了不同的解释结果。4.在社会资本的数量问题上还存在着模糊的认识。（注：Michael Woolcock,"Social
Capit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Toward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and policy framework" Theory and Society 27,1998。）
三、社会资本在中国问题研究中的应用
社会资本在中国问题研究中富有价值。之所以作出这样的结论，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中国的社会状态与社会资本范式有不谋而合之处。中国文化强调社会的优先地位，个人对家庭、群体利益的服从，社会关系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特征使社会资本在中国能够轻易地找到理论的原型和证明的依据。这也是西方一些学者用社会资本概念分析东亚和中国的经济发展原因时得心应手的主要原因，甚至打麻将也被看作是积累社会资本的重要方式。把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人际关系而非正式制度几乎成了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的共识。第二，社会资本提倡的对人的社会需求和社会共同体的重视有利于减轻中国学界被理性选择范式和新古典经济学毒化过深的危险，在中国研究中恢复人本主义精神，并且有助于学者们更全面深入地理解市场经济以及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社会道德基础和政治文明基础，不至于盲目或别有用心地把一切自私行为都论证为合理，忽略社会的整体利益、发展的持续动力以及共同的长远前途。
中国的本土学者对社会资本的介绍和应用大致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主要是社会学者，应用的主要领域是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发展原因和农民工流动的方式。（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李路路的《社会资本与私营企业家》（《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5期）、 郭于华等人的《关系资本·网络型流动·乡土性劳动力市场问题的提出》（孙立主编：《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等。）由于中国社会文化的特殊性以及中国改革以来出现的巨大变化，以社会资本为基点进行研究还有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开辟和深化。
应用社会资本研究中国问题，必须注意三个重要问题：
第一，要明确界定社会资本。由于社会资本与不同地区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有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因此在使用它作为分析的基本概念时，应该特别注意它的文化特殊性和地域性特征，否则就难以准确地理解不同社会团体中社会资本的构成和运作方式。但是，在承认社会资本的文化和地域特殊性的同时，更要在学理上对社会资本概念进行最有效的抽象，形成学术研究上的基本共识，以利于学术对话和相互推进。
笔者认为，社会资本可以这样定义：社会资本是处于一个共同体之内的个人、组织（广义上的）通过与内部、外部的对象的长期交往合作互利形成的一系列认同关系，以及在这些关系背后积淀下来的历史传统、价值理念、信仰和行为范式。这里，重要的是社会资本形成的长期性，个人、组织在构建社会资本中的能动性，以及认同关系的互利性。社会资本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益结构共同体的代名词。因此，社会资本不仅表现为个人、组织间相互联系的广度，而且体现为这些联系的稳定性和扩展度。社会资本是无形的，但是有许多载体，比如家庭、关系网络、社会信仰、信任和互惠的方式、惯例等。同时，在类型学上，社会资本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从社会资本的所有主体上，社会资本可以分为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组织的社会资本以及整个共同体的社会资本。从社会资本的变迁替代过程上，社会资本可以分为传统血缘依附型、现代公民型和金钱交易型。另外，也可以根据个人拥有网络的半径分为不同规模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既有相似性，也有区别。相同的特点包括：1）是通过积累而成的；2）有规模效应；3 ）需要不断地更新；4）具有生产性。不同之处体现在：1）在使用上可以达到互惠的效果；2）不可让渡，具有个性，与拥有者共存，并有使用范围；3）具有可再生性，是非短缺的；4 ）其作用的发挥是直接通过不同主体间的合作实现的；5）其作用不仅体现在生产价值上， 而且体现在有关方面可以共享收益上，体现在对共同体的维持和促进上，因此虽然社会资本有所有者，但是其利用的效果更具有社会性，收益有更大的扩散性。
在社会运行分析上，社会资本是沟通个人和制度的中间物。个人行为能否实现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和谐，以及制度能否解决集体行为的困境，不仅取决于个人和制度本身，还取决于双方联系的中间媒体——社会资本，因为，个人不仅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而且还有寻求共同体生活和被认同的需要，这两个需要也被人称为是利益最大的理性和行动的逻辑理性。这两个需要始终处于钟摆式的运动中，因此制度的设计应该回应这种钟摆运动。但是制度的僵化和滞后往往造成个人需求无法从制度中得到即时的满足，在这个制度断档时段上，中间层的作用就明显起来，能够提供个人与制度的缓冲，并对制度的改革起到推动作用。
第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社会资本的二重性。这种二重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拥有主体来说，社会资本既可以是个人的、组织的，也可以是共同体的。对于一个共同体来说，社会资本的主要作用是维持共同体的稳定和行动的相对一致性，明确共同体的认同感，从而也提高了共同体内部个人或制度的行为效率。而具体到个人、组织上，社会资本的多少直接决定了动员资源的能力。在中国这个人情、人治的社会中，这一点体现的尤其明显。另一方面，从社会资本的延伸半径来看，社会资本有整体的，也有局部的。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共同体规模的不同，导致了社会资本覆盖面的不同以及效力的差别。
由于这种无法克服的二重性，社会资本本身内在具有不平等和排斥性。具体体现为：1 ）局部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直接决定了整体社会资本的建构和效力。局部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不论是冲突型的、合作型的还是融合型的、交叉型的，都会影响到局部社会资本间的关系、制度运行成本和社会的团结，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2 ）局部社会资本的密度也影响着总体社会资本的构建。因为社会资本也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条件，某些个人或团体拥有的社会资本密度过大，必然带来社会关系的不平衡，进而造成竞争不平等，削弱了制度的开放度。同样，一旦局部社会资本密度过高，过于封闭，就可能阻碍更大的共同体的有效行动，遏止原共同体中个人或制度希图突破共同体界限的努力。3 ）社会资本的层次性也会成为不平等和排斥出现的原因。这种层次性一方面体现在不同的共同体中社会资本的存量不同，扩展度不同，另一方面体现在个人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拥有的资源不同（不仅包括经济资源，而且包括权力资源、继承的资源以及社会文化资源等），控制的社会资本也有所不同。
正如普特南所说：“承认社会资本维护社群生活的重要性并没有排除我们对为何定义社群——谁生活在其中并且从社会资本中获益，以及谁被排斥在外，没有得到社会资本带来的利益——的担心。像社群主义的批评家们警告的那样，某些形式的社会资本会破坏个人自由。国父们（指的是美国的建国者）对‘宗派的罪恶’的许多担忧也可以用在社会资本上。在归纳各种形式的社会资本的清单之前，我们需要权衡一下社会资本的成本和利益。这种挑战仍然存在着。”（注：Robert Putnam,"The Prosperous Community: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Life" The American Prospect No.13,Spring,1993.）
第三，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决定了社会资本概念应用上的谨慎。在应用社会资本概念时，必须把握两个前提：一是中国社会文化传统的特殊性。由于对家庭和血缘的强调，中国的社会资本的核心是家庭，大部分的社会关系在本质上是血缘关系的延伸和扩展，社会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可继承性。汉语中“同”字开头的词，如同门、同学、同事、同志、同乡等不仅极深刻地揭示了社会资本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深刻含义，而且表明了中国社会资本的主要载体。这里的“同”表示的是双方有共同之处，也就是有认同。中国社会资本的主要载体是家庭、单位、学校、家乡等，其中家庭、家乡所体现的血缘、地缘关系是中国人作为个人所拥有的最主要的社会资本。这些社会资本虽然体现了人际关系的密切，但是相对封闭，延伸的半径小，多为纵向，难以形成相互之间的最大认同和接纳，整合成为整体社会资本。同时，对人际关系的过度强调的传统和个人在建构自己的社会资本时权力的广泛介入（注：权力在个人或组织拥有的社会资本形式中的作用集中体现为社会资本的积累以超常规的形式快速扩大。同时，以权力为依托的社会资本与其他通过正常方式积累起来的社会资本相比，最大的缺陷是前者会随着权力的丧失而大幅度削减，甚至完全消亡。由于这种特性，使得掌握这种社会资本的个人或组织有可能不顾后果地过度使用它，不惜为此违反社会正式规则。所谓的“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是这种心态的鲜明写照。），使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缺乏法治精神，人治的泛滥不仅造成了制度的软化，而且为政治权力的全面扩张和渗透提供了机会，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使政治权力和人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权力滥用的外衣）俨然成了资源配置的主要力量。
二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在转型的过程中，我们要提倡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即建立在公民权利义务基础上的，而非传统的血缘基础上的社会资本。毫无疑问，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初期，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资本在实现资本积累、推动人员流动上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由于传统社会资本的局部过密及与政治权力的过度联系，也造成了许多问题。突出地体现为：1）经济组织形式的家族化， 不仅不利于企业规模的扩大，而且损害了现代信用机制的建立。在东亚金融危机中，受到广泛批评的“裙带资本主义”是一个深刻教训。2 ）农村中家庭势力的复苏不仅阻碍了农村民主的制度化建设，而且不利于培养现代公民意识和真正的民主参与精神。3）对地域利益的过度强调， 不仅是经济上的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的重要原因，也是政治整合乏力的原因，破坏了政治的团结。4）人际关系和政治权力的结合扩大了腐败的范围， 损害了政治廉洁的基础。
鉴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中国社会资本的建构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要对现有的社会资本存量进行改造，发掘传统社会资本的积极效用；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更艰巨的工作，是利用制度创新增加现代意义社会资本的规模。这个工作需要从多层次着手。首先是把公民的权利落到实处，保护公民权利，同时要培养公民意识、公民精神，倡导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其次，在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的同时，推动公民社会的发育，扩大民间组织的广泛性和行动的有效性；最后，在规范政治权力的使用范围、严格限制政治权力对社会人际关系的渗透的同时，发挥政治权力应有的正当作用。对于一个转型社会来说，建构新的社会资本更需要政治权力积极、有效、合法的参与，政治权力如果能够为社会资本的建构提供健全的制度环境，就会极大地推动新型社会资本的生产和稳定。具体来说，政治权力在社会资本建构上的作用有：1 ）在法律上确定新生的社会关系；2）提供稳定的制度背景和制度激励， 与社会资本形成互补；3 ）用法律手段调节不同社会资本之间的冲突或矛盾；4）利用自己的地位建构总体的社会资本， 对能够体现社会总体价值的社会资本给予肯定、宣传和推广；5）协调社会资本， 创造主体之间的关系。
总之，要在公民的基础上重新建构中国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应该成为法治的弥补，要以社会的制度化为基础，缺少制度化支持的道德是软弱的，而没有社会团结的制度化则不可能实现社会的本质。中国目前的问题实际上是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问题。现在不是社会资本过少，而是社会资本封闭性过强，过于分散，规模过小，向更大范围的转化缓慢；在社会系统的运行中社会资本替代了制度；社会资本形成过程中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以及更大范围的社会资本短缺。
另外，对研究者来说，在研究中一定要防止社会资本成为既得利益的代名词。尤其在中国，个人或制度往往会利用权力来建造自己的社会资本。所以，我们在研究中国问题时一定要谨慎地使用这个概念。要在充分分析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既关系）的同时，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这种传统的社会资本向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转化的过程以及中国式社会资本的建构和界定上。不能把关系看作中国社会资本的基本内容和本质，这样会混淆对社会资本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