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转移与中部崛起的思路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转移论文,中部崛起论文,思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06）04—0072—04
自从2004年3 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以来，国内学术界就“中部崛起”的思路与对策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学者从我国东、中、西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出发，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梯度转移理论，认为中部崛起主要在于依靠接纳从东部地区转移过来的产业，或“东引西进”。但事实上，尽管中部各省付出了极大的热忱与努力，东部地区的产业并没有预期中的那样向中部转移。那么，其中原因是什么？中部地区又该如何调整发展思路？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文中的东部指广东、浙江、福建、江苏、山东、上海、天津、海南、河北和北京10省（市）；中部指河南、湖北、湖南、安徽、山西和江西6省。
一、东部地区产业向中部转移的理论依据
在世界范围内，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而导致的劳动力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和高能耗高污染型产业由经济发达地区向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转移，已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现象。其理论基础主要是基于R.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J.H.Thompson的区域生命周期理论上的产业梯度转移理论。
（一）梯度转移论的主要观点。
梯度转移论认为，由于资源禀赋条件、经济体制、社会历史基础、文化等原因，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是有差异的，存在着高、中、低的梯度差；客观上存在着产业由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扩散与转移的趋势。因此，经济欠发达的低梯度地区依靠接纳从经济发达的高梯度地区转移过来的产业，可以实现经济的“崛起”或“起飞”。事实上，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就是得益于承接从世界经济发达的高梯度地区转移过来的产业。
（二）产业区域梯度转移的机理。
除了资源供给或产品需求的差异之外，产业区域转移需要两个条件：第一是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第二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1](p64—74) 产业区域梯度转移的快慢与各个方向传播程度的强弱取决于极化效应、扩展效应和回流效应的综合作用，[2](p333—339) 也是产业转出区的推力、产业目标区的拉力与接纳能力、转移通道综合作用的结果。
1.转出区的推力。当区域由成熟阶段发展至老年阶段时，企业的厂房、机器等设备已陈旧老化，劳动力的工资开始大幅度上升，税收增加，土地的飞涨使得企业无扩展余地，已有的高级管理技术人才可能被其他行业吸引走或自主创业，传统产业的原有成本优势已丧失殆尽；生产技术的定型化、标准化和自动化使得其他区域很容易掌握，产品市场饱和并开始明显转移。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企业的环境污染治理成本也明显增加，一些区域甚至禁止污染型企业的继续存在。相比而言，低梯度区域具有发展传统产业的优势。低廉充足的土地与劳动力资源构成了传统产业转移的强大推力。为了扩张市场、调整产业结构、追求经营资源的边际效益最大化、企业成长的目标，企业不得不向低梯度地区转移。
2.目标区的拉力与接纳能力。廉价的能源与原材料及当地特殊的优惠政策，构成了传统产业向低梯度区域转移的强大拉力。低梯度区域的接纳能力也是影响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如目标区的社会网络结构、制度环境和创新能力等，不仅影响着产业能否转移，而且影响着转移的快慢与生存。
3.转移通道与阻力。传统产业由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的转移，微观上看是资金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有序流动，是企业的区位调整的过程。企业是否迁移，不仅取决于转出区的推力和目标区的拉力，还取决于企业转移通道的通畅与否，[3](p15—18) 以及促使企业呆在现有区位的阻力因素。这些因素主要涉及到企业迁移所造成的固定和可变成本的损失，维持现有劳动就业关系，来自地方政府的压力，以及管理者旅行成本的增加等。显然，只有当来自转出区的推力和来自目标区的拉力足够大时，企业才会克服各种阻力做出迁移。[4][p11—15]
二、东部地区传统产业向中部地区转移的困境及原因
产业区域梯度转移理论表明，传统产业由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转移是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相继出现了欧美经济发达地区向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及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以对外投资为载体的产业转移浪潮。目前，我国也存在着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依次递减的三个梯度，理论上存在传统产业由东向西转移的可能性。这好像为中部崛起提供了希望。近几年来，中部各省依靠紧邻东部的优越区位，大力实施“东引”战略，通过给予优惠政策、减免各种手续等多种方法到东部进行招商引资。经过努力，尽管也有一些东部的企业通过设立营销网点等形式转移了部分产业，但总体上并没有出现中部所期盼的那种大规模的产业转移现象。事实上，国外产业区域转移是在特殊的地域和资源条件下完成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发达地区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与升级，国民环保意识的增强，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能源原材料的紧缺使得原有的传统产业失去了竞争优势，从而不得不实施产业区域转移。而我国东部地区目前尚不具备大规模产业区域转移的条件。[6](p49—53) 主要原因有：
（一）转移动机。
产业转移是经济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不同阶段的产业转移有不同的转移动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产业转移主要以扩大市场为主，表现为在异地寻找产品代理机构、设立销售网点等低级形式，实物产品是主要转移内容；在中期，产业转移的目标开始转化为利用异地资源与扩大市场并重，表现为在异地建立加工点、开展对外投资等形式，资金和技术的区域转移是其主要转移内容；在中后期，随着转出区的比较优势基本消失，转移生产设施和R&D就成为重要的方式，待条件成熟时，转移企业总部也成为可能，转移内容也转化为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综合转移。
中部地区尽管有比较优势的资源，但并未构成对东部产业转移的强大拉力。陈建军通过对浙江105个不同类型的规模企业的调查研究，[1](p64—74) 发现在现阶段，浙江企业实行的是一种以市场导向为主、综合资源利用为辅的对外扩张和产业转移的目标模式。扩大市场销售额（选择率65.71％）是企业的主要市场目标，利用较为完善的软硬件社会基础设施（选择率18.10％）、吸引人才和引进技术是企业的资源利用目标。多数企业将主要采取设立营销网点（选择率55.24％）的方式进行产业区域转移。因此，尽管在区域选择上，向中西部进行产业转移的选择率最高（23.81％），但由于中部地区总体投资环境尚待优化， 东部向中部的产业转移也只能以一些形式低级、小规模地转移为主。
（二）市场一体化进程。
市场机制是推动产业转移的根本作用力。微观上看，产业转移是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在区域间的自由流动。因此，发育较为完善的市场体系，是实现产业区域转移的首要前提。然而，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国内一体化水平总体偏低，且对外一体化进程远远高于对内一体化。结果，一方面，东部沿海地区正在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而且这是以不断出现的都市圈形式出现的，它不但可以包含技术与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产业，而且也可以包含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产业；另一方面，横在东西部之间的地区一体化滞后，使得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被就地消化在都市圈内的中小城市，无法转移到中部地区来实现产业的梯度转移。[5](p39—51)
（三）制度安排。
1.土地公有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传统产业的区域转移。在我国，由于土地归国家和集体所有，产权主体虚拟，再加上地方财政的匮乏，因此，靠大量开发土地获取收入，就成为了地方的“第二财政”。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东部企业的土地使用成本，增强了本应转移企业的“地理惯性”，相比之下，中部的土地成本优势就要大打折扣。
2.宽松的劳动力流转制度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推力。人口和劳动力流转制度曾经是造成我国区域隔离和“二元”经济结构的重要藩篱。但随着改革开发的不断深入，劳动力区域间流动已十分活跃。中西部大量的劳动力纷纷涌向工资相对较高的东部地区，这不仅为东部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提供了足够的廉价劳动力，而且也制约了中西部劳动生产率、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使得单位产品的工资成本反而有可能上升，于是东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并无多大的转移推力。
3.不合理的能源、原材料价格体制抑制了东部资源型产业成本的上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东部资源型产业虽远离资源产地，但却能依靠国家较低的指令性价格从中西部获取廉价资源而繁荣。现在，虽经市场改革的多次洗礼，但能源、原材料价格体系的计划痕迹仍十分明显，东部传统工业所用的煤炭、电力等资源仍然采用行政划拨和补贴方式，[6](p49—53) 再加上沿海的区位和运输技术的快速发展，东部远离能源、原材料产地的劣势不仅没有成为劣势，相反却成了优势，因此，东部资源型产业区域转移的推力也不大。
4.缺乏有效的环保制度使污染型企业在东部流连忘“转”。一方面，我国的环境保护制度还十分不完善，另一方面也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管理，致使东部一些污染型企业的生产边际私人成本远远低于边际社会成本。因此，外部性使污染型企业赢得丰厚的利润，自然就在东部流连忘“转”。
5.地方社会网络是制约东部传统产业难以转移的重要因子。新经济社会学认为，经济活动并不是纯市场行为，而是构建在特定的社会结构的背景之下。社会网络是促成企业间合作的基础，并由此产生集体效率。因为，网络成员共同的文化背景和心理习惯、相近的社会关系以及共同的社会准则有利于企业间建立信任，增强个体间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降低交易成本。而基于社会关系之上的地方产业网络、基于非正式网络之上的地方学习过程对于地方经济绩效和知识、技术创新均能产生积极影响。[7](p42—45) 另外，社会网络使得技术发展、 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和自我加强的放大效应。因此，在市场机制尚未完全建立的我国，东部传统产业就很难向中部转移。
6.国家优惠政策及地方保护主义助长了东部传统产业在本地的延滞。一方面，扩大开放的制度安排，使沿海地区享受了一系列国家优惠政策；另一方面，东部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制度安排，使东部地方政府虽然也注重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但更加重视人均GDP的增长。为了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往往对衰退产业进行保护。[8](p41—46) 因此，国家优惠政策及地方保护主义拓展了东部传统产业的赢利空间，客观上助长了其在本地的延续、生存。
上述制度安排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东部传统企业的生产成本、交易成本和心理成本，拓展了企业的赢利空间，进而显著地制约了东部传统产业向中部转移的步伐。
（四）集聚经济。
早在20世纪初，Alfred Weber就在其著名的《工业区位纯理论》一书中指出，集聚“是生产在很大程度上被带到某一地点所产生的市场化”，[9](p115 —117) 是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追求集聚经济是企业的天然本性。因此，集聚经济的空间差异必然影响到企业的空间定位与再定位。周牧之对长三角和珠三角中外企业的近10年的持续调研显示，“支持企业成长的最大因素是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规模巨大的产业集聚和城市功能集聚”。[10](p25—33)
1.地方化经济与产业转移。地方化经济是同一产业的不同企业在一定区域的集聚，给企业带来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地方化经济以多种形式对产业定位起作用：[11](p54—55) 第一，产业内的专业化经济及较大的产业规模，使公司更大的功能产业化成为可能；第二，劳动力市场经济和产业规模降低了公司寻找与其产业有关的、经过特殊培训的工人的收寻成本；第三，公司间的“交流”经济，增加了创新采用的速度，加快了公司间信息交流的速度；第四，提供公司中间品投入的规模经济，满足了生产行业对技术的需求。地方化经济常常在产业集群内表现得最为充分。然而，由于各种原因，目前我国产业集群的空间分布并不均匀。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集群不仅数量多，而且发育程度也高。因此，即使中部具有与东部相同的、甚至更低的生产成本，东部较多的地方化经济获取机会也必然滞缓东部传统产业向中部的转移。
2.城市化经济与产业转移。城市化经济是指在一个区域内，由不同行业及其行为主体相互作用形成的总体环境产生的、对经济主体成果活动造成的积极影响。如，销售市场的扩大，使得企业在一个供货商或购买商撤出时很容易找到替代者；大规模的训练有素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降低了企业的劳动力收寻成本和培训成本；众多的生产服务与研究机构、高水平的交通基础设施便于企业间协作；具有同其他企业和决策主体直接建立经济和社会联系的可能性，使企业能及时掌握重要信息的变化；文化、业余生活和消费方面的专门供给，有利于企业员工的素质提高，等等。城市化经济通常在城市群体现得最为充分。目前，我国区域城市化水平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东部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城市化水平高，已形成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等发育较成熟的大城市群，以及闽三角、山东半岛等中小城市群。中部地区则只形成了一些发育程度较低的中小城市群，如武汉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等。因此，中部较少的城市化经济获取机会也是滞缓东部传统产业向中部转移的重要因素之一。
（五）区域创新能力。
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背景下，企业生存的决定因素已由静态的成本优势转化为动态的竞争优势，而动态的竞争能力的提高又取决于企业的创新能力。现代创新理论表明，创新是一种社会的集体努力，公司几乎从来没有孤立的创新。为了成功创新，公司正变得更加依赖于其他公司和机构的互补性知识和技能。区域创新能力已成为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然而，目前我国东、中部的区域创新能力存在巨大的差异。[12](p5—11) 无论是区域的总体创新能力或是知识创造能力、知识流动的能力、企业创新能力、创新的环境和创新的经济绩效，中部地区都远远低于东部地区。因此，企业即使是在东部和中部能降低同样的生产成本、获得同样的集聚经济，传统产业仍会选择在东部定位。
基于上述分析，未来一段时间内，不会出现东部传统产业大规模向中部转移的现象，“中部崛起”决不能被动地等待、依靠外生的东部产业转移，必须及时调整中部的发展思路。
三、中部崛起的思路调整
区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的发展必然是自身组织结构与外部环境作用的结果。但外部环境必须通过系统本身的组织结构而起作用。因此，科学的“中部崛起”思路，应该是从中部在国家宏观区域经济分工中的战略定位出发，充分利用区内外一切有利的环境，构建“一套以中部内生的、自我发展的组织结构为主，外生作用为辅的良性循环社会经济机制”。
（一）走农业产业化与新兴工业化相结合的道路，形成中部崛起强有力的产业支撑。
客观地分析，“中部崛起”与长期以来国家对中部的战略定位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矛盾。一方面，中部要崛起，人民要富裕，经济发展水平必须有一个较大的提高，必须发展高附加值的产业；另一方面，由于中部地区在全国具有优越的农业生产条件、丰富的能源和原材料等比较优势，因此，一直在全国劳动地域分工中扮演着国家的“粮仓”和“工业的矿井”的角色，并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也不可能有多大的改观。但是，农业和初级原材料的低附加值特性，很难使拥有众多人口的中部地区的经济有很大发展。因此，中部崛起必须正确处理好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首先，地方利益应该服从国家利益。任何离开国家的支持，忽视比较优势而大搞高新技术产业和资金密集型产业的做法都是不科学的。当然，也不能仅仅局限于输出农产品、能源、原材料等初级产品，而应该紧紧围绕农业和能源、原材料工业大做文章，努力延长产业链条，走农业产业化与新兴工业化相结合的道路。
（二）加快城市化进程，努力培育大都市圈、城市群，构建中部崛起有效的空间组织。
如果仅仅从经济总量上看，中部地区各省在全国的排位并不靠后，有的甚至非常靠前。但从人均指标上看，中部塌陷就十分明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口、特别是农业人口太多。因此，中部要崛起，还必须有效解决其沉重的人口问题，特别是农民数量过多的问题。而减少农民数量的最有效路径就是加快城市化进程，努力培育大都市圈、城市群。这不仅可以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而且有利于形成区域发展的多级网络，带动区域经济全面、快速发展，同时也可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创造优越的生存、发展环境。
（三）加强区域内外的合作，整合优势资源，拓展中部经济发展的有效空间。
中部地区除了农业资源、能源和原材料优势外，还具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居中的区位条件和后发优势。因此，整合区域内优势资源，充分利用目前国内外一切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区内外合作也是实现中部崛起的有效路径之一。一方面，中部六省之间要加大合作力度，快速推进基于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包括市场、交通、金融、旅游、科技、教育、社会诚信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管理等区域一体化进程；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居中的区位优势和后发优势，积极主动地与东部、西部进行合作，不仅要积极参与西部大开发，更要努力融入长三角、珠三角及环渤海湾经济区，承接海外和东南沿海的产业梯度转移，进而拓展中部崛起的有效空间。
结语
“中部崛起”是国家宏观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部分，是中部地区如何抓住机遇，配置、优化区内外一切可利用资源的过程。因而，必须从国家及中部的客观实际出发，探寻实现中部崛起的最佳思路。仅仅从产业转移的梯度理论出发而不顾中国的实际，认为中部崛起应主要依靠接纳从东部转移出来的产业，不仅是不科学的，而且是有害的。要实现中部崛起，必须尽快将思路调整到建立“一套以中部内生的、自我发展的组织结构为主，外生作用为辅的良性循环机制”的上来。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关中、中原和山东半岛三大城市群形成机理比较研究”成果。项目编号：04JJDZH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