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协商到协商民主的理论发展与实践推进＊
孙 秋 鹏
提 要： 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是中国民主政治的一项创举。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政治协商思想和伟大实践为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了最初的理论来源。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协商思想与中国现实相结合，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向广泛、多层、制度化方向健康发展。
关键词： 社会主义 政治协商 协商民主 新时代
政治协商思想最早源自马克思经典理论和著名革命家的实践。中国共产党的协商民主可以追溯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就同其他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展开了广泛的合作，尤其是在“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过程中就成功探索并实践了政治协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胜利召开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初步建立。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协商民主在思想、理论、制度和实践等方面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不断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也获得了新发展和新提升。在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正沿着法制化道路，朝着广泛、多层、制度化的方向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协商思想与实践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协商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并没有关于政治协商的直接论述，但是其民主思想和革命斗争理论包含了丰富且深刻的政治协商思想，涉及到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多个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要取得革命胜利首先就要做到内部团结统一，这就需要运用协商的方式来协调解决内部的分歧和矛盾，维护党内和阶级内部的团结，形成稳定和牢靠的阶级内部联合，即《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工人阶级要取得胜利，还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种团结其他阶级和群体的思想就是政治协商，如《共产党宣言》中深刻地指出“至今发生过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运动，或者都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① 《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9、65页。 。无产阶级政党要取得胜利，还需要联合其他党派，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这种寻求联合其他党派的需要不仅仅能在国内，而且是在全世界范围，即“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世界各国民主主义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② 《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9、65页。 。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在理论上注重政治协商，也在无产阶级革命活动中实践了政治协商。19世纪中期，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相继发生革命，其中有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也有工人阶级与政府统治阶级的矛盾，还有与封建制度之间的矛盾，这就需要区分开各种矛盾的类型并且确定何种矛盾是当时的主要矛盾。马克思根据当时的情况指出，法国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政权之间的矛盾，斗争中需要联合其他阶级，德国则是要推翻封建王朝的统治，这一时期需要要联合小资产阶级。因此，马克思指出，“革命的工人政党对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是这样的：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去反对工人政党所要推翻的派别”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56页。 。
马克思认为，在无产阶级工人的革命运动中，参与者不仅仅只有工人，还包括其他阶级的成员。马克思在评论巴黎公社运动中指出“在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公开地团结在工人革命的周围，他们宣布这个革命是拯救他们自己和拯救法国的唯一手段”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9、365页。 。巴黎公社运动失败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没有团结最广大的阶层，尤其是农民阶层，“公社的统治——也只有这种统治——能够直接带给法国农民的重大益处”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9、365页。 ，但是公社却没有很好的团结农户。无产阶级团结其他力量的同时，就需要协调各方面的利益诉求，就需要学习和实践在重大事件上谋求各方的共同性，在求同存异中通过满足当时的革命需求来完成历史使命。
（二）列宁政治协商思想与伟大实践
列宁在革命实践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协商思想。列宁无产阶级革命需要寻求同盟者的思想，就是为了夺取政权，要形成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具有政治协商的思想和实践特征。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是封建主义、专制主义、资本主义、军事帝国主义并存的国家。沙皇是全国的最高统治者，总揽各方大权。在这样一个阶级众多，各种势力复杂，经济和社会制度落后的国家不可能单独依靠无产阶级推动和完成革命，需要寻找忠实的同盟军。当时的俄国农民深受剥削和压迫，具有革命性，无产阶级应当帮助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并且需要将农民引领到革命之中成为革命的主要力量之一。因此，列宁深刻地指出：“现在最重要的是农民起义的革命民主方面，以及把农村无产阶级单独组织成为阶级政党的问题。……没有革命农民委员会，一切改革都是空的。有了它们，并且依靠它们，农民起义才能取得胜利。”①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22页。 列宁还指出，不仅仅要帮助农民，还要取得农民革命的胜利，“全力以赴地去争取农民起义的彻底胜利。没有这种胜利，无论从地主那里‘夺取土地’，还是建立真正的民主国家，都是根本谈不上的”② 《列宁全集》（第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36页。 。
随着革命事业的推进，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列宁深刻地指出革命需要联合各方面力量，这些力量不仅仅是农民还包括其他阶级和团体，甚至是国外无产阶级，只有这样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十月革命前夕，俄国的社会阶级主要有沙皇政府、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当时俄国的现实情况是工人阶级占人口的比重相对较低，如果仅仅依靠工人阶级自身力量完成革命将会遇到更为严重的困难，需要联合众多的被剥削的劳动者。列宁认为当时革命的“第一个同盟者就是占俄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以千百万计的、广大的半无产者以及一部分小农群众。……首先用最大的努力来启发和组织这批群众。成立农民代表苏维埃，成立农业工人苏维埃，这是最重大的任务之一。……第二个同盟者就是一切交战国和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③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0页。 。列宁还指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都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要比无产阶级自身所占有的人口比重大很多，不仅仅是无产阶级在经济上控制着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中心和命脉，还有无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代表广大劳动者的真正利益。所以，这些与无产阶级利益相同的广大劳动者天然地就能成为革命的同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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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创立之初就以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为指导，坚持将对多数人的民主和对少数人的专政结合起来，在实践中推行了将党内民主和协商、人民群众民主和协商，以及与党外知名人士和其他政党团体的民主协商相结合。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实践最早发源于中共二大，中共二大明确提出，要联合一切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包括国民党等革命团体，建立联合战线，并举行联合会议，对重大事项进行协商共议。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协商理论发展和实践推进主要集中在开始组建革命武装力量和革命根据地。在成立苏维埃政权之初，就以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为指导，采取了民主选举的形式，充分调动根据地的各种积极力量，保障了新政权的生存和发展。
二、中国共产党开创和发展了协商民主制度
（一）革命时期的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新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实践家虽然对政治协商问题没有直接的理论论述，但是其著作和革命实践中都有政治协商的思想。然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苏维埃政权并没有提出将政治协商作为一项正式的民主政治制度确定下来，更没有开展协商民主的实践。
以制度的形式确定苏维埃政权的政治协商始于“三三制”的实行。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依据国内外局势的剧烈变化，指出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并积极领导和组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0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提出了“三三制”的基本原则。“三三制”建设的初衷就是希望能够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统一抗战的前提下，通过协商的方式来寻求政治上的共识，通过协商的方式减少不同利益、不同阶层、不同团体之间的冲突，达成各方的基本协调一致。“三三制”在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并且当时规定，共产党员“必须将关心和倾听党外人员的意见和要求及向党外人员学习，作为每个共产党员的严重责任”①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5、395、130页。 ，并明确规定“在各抗日根据地内，政府系统、参议会系统及民众团体的各级领导机关中，均应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而使愿与我党合作的党外人员占三分之二”②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5、395、130页。 。当时明确规定“各级政府都是由人民投票选举的。……不论工人、农民、妇女、知识分子、学生、商人、有产者，只要不反对抗日而年满十八岁者，都有选举与被选举之权”③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5、395、130页。 。随后，“三三制”在全国抗日根据地全面推广，成为后来新中国成立后协商民主制度的基础。
列宁的政治协商思想还体现在国家治理层面。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的民主制度不同于西方的以少数政党为主的选举制和少数人统治的议会制，正如列宁指出的“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过象苏维埃政权那样的属于大多数人的国家政权，实际上属于大多数人的政权”④ 《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95、405页。 。列宁的政治协商思想在《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纲领》中有深刻的体现，苏维埃国家实现了“比任何地方都广泛得多的地方自治和区域自治，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机关是由上级任命的”⑤ 《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95、405页。 ，而是由全体人民直接选举产生。但是，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党纲中提出的广泛的直接的民主在经济建设和政治实践中遇到了诸多困难，这表明不能在短期内迅速实现。列宁根据现实情况进行了调整，苏维埃政权实行了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行使管理国家权力的间接民主。三年内战之后，列宁开始对战时共产主义的高度集中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进行改革，实行了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中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中的政治协商思想，主要有提高党内民主和党内协商，加强党员和非党员工人之间的联系，地方党组织要吸收非党工人参加苏维埃工作，并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这一时期协商民主的思想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1979年，邓小平在人民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指出：“我国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中有过光荣的历史，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也作了重要的贡献。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所不会忘记的。现在它们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⑤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6、205页。 1982年，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指出：“我国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党共同奋斗，在社会主义时期同我们党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在今后的建设中，我们党还要同所有的爱国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长期合作。”⑥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中国共产党非常诚恳、热切和高度重视其建议和批评，“热诚地希望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都以主人翁的态度，关心国家大事，热心社会主义事业，就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各方面的工作，勇敢地、负责地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和批评，做我们党的诤友，共同把国家的事情办好”⑦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6、205页。 。
（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开创了协商民主新纪元
伴随着解放战争即将胜利，如何建设新中国，如何组建新的政府机构，成为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面对的重大政治任务。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重要的“五一口号”，明确号召和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⑤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十五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83-284页。 中国共产党向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人士发出广泛邀请，“五一口号”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和各党派、各阶级、各阶层利益，得到了积极响应。
1989年，国内外有些思潮认为中国应当实行政治改革，仿效西方政治制度实行多党执政。针对这种思潮，江泽民同志指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定了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而不是各党派轮流执政；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权中处于同共产党合作共事和参政议政的地位，而不是在野党、反对党”⑧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6、205页。 。江泽民同志对人民政协在协商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高度肯定，“充分发挥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重要作用，是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必然要求”①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147页。 ，“人民政协要紧紧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充分发挥政协委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广泛联系社会各界人士，畅通反映社情民意的渠道，推进履行职能的规范化、制度化，在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发挥积极作用”②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147页。 。关于推进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方面，江泽民同志指出，要“继续推进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范化、制度化，使之成为党团结各界的重要渠道”③ 《江泽民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页。 。
三、协商民主理论和实践在改革开放后不断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开启了我国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体制改革的新时期。改革之初的主要思路就是，“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⑤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页。 。在政治上发展民主的大方向确定后，我国协商民主在思想、理念、制度和实践等方面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不断的完善。
（一）协商民主制度不断完善
胡锦涛同志提出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并提出了要深化民主制度改革，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还提出了协商民主应当重点关注的领域。2003年2月，胡锦涛同志在《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④ 《胡锦涛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8-29、472-473页。 胡锦涛同志也指出了我国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以及协商民主建设方面存在的不足，“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体制、机制、程序、规范以及具体运行上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发挥人民创造精神方面也还存在一些不足，必须继续加以完善”⑤ 《胡锦涛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2-73页。 。认识到不足，就需要在进行改革，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领域的改革，应当“立足国情，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⑥ 《胡锦涛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8-29、472-473页。 。胡锦涛同志还给出了人民政协重点关注和研究的领域，“要充分运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围绕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选择一些具有综合性、全局性、前瞻性的课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进行协商讨论，提出有见解、有分量的意见和建议，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依据和参考”⑦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4页。 。
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高度重视协商民主建设，从党的十三大到党的十七大，都一再强调协商民主的重要性，并在制度上和组织上为协商民主发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其他事业建设的积极作用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和支持。十三大报告中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并列作为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并且还指出“要加强政协自身的组织建设，逐步使国家大政方针和群众生活重大问题的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经常化。要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完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协商制度，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①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5页。 。之后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中，都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十六字方针”，对民主党派的地位、重要作用和接受民主党派监督，接受民主党派的建议和批评，保证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权利等都做出了明确的表述和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经济变得萧条，受影响最大的还是打工者。几乎一夜之间，他们丢了工作，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他们像秋风中的树叶，无比眷恋地离开了树的怀抱。这些弱势群体们汇成了两股人流，一股涌向火车站，准备回家，去年雪灾回不去，今年别再来什么灾，提前回吧。另一股涌向人才市场，想再找份工作，刨老家几亩地的那点收入，已不能满足他们的渴求了。人才市场不景气，招聘单位少得可怜，打工者像烂柿子，任老板们捡来捏去。严重的失业势态还给在职的打工者带来了压力，庆幸自己没有失业的同时，死死抱住手中的饭碗，工作倍儿认真努力，生怕一朝丢了饭碗，跌进求职大军的行列中。
1989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指出：“民主党派参政的基本点是：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②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3、809页。 除此之外，还对民主党派发挥监督作用的总原则，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政治协商的形式，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负责人与民主党派负责人建立紧密联系机制，发挥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作用，并要求占有适当比例，举荐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担任各级政府及司法机关的领导职务等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2006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我国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③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9-265、263页。 该意见还明确提出要推进民主监督，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倾听来自人民政协的批评和建议，自觉接受民主监督”④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9-265、263页。 。
“正是在化肥工业的强力支撑下，我国农业生产取得了巨大进步，也得以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成功地度过了几次粮食危机。
（二）协商民主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党内有些同志认为“三三制”只是为了组成民族抗日统一战线而采取的临时性措施，认为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已经不是当时的主要矛盾，毛泽东同志对这种观点予以了批评：“‘三三制’现在还要，为什么不取消？因为现在解放区的状况与抗战时民主改革已经深入了的根据地的状况基本相同，因此，中间分子、党外进步分子还应该吸收进政权来。有些同志以为可以不要‘三三制’了，这是不妥当的。”④ 《毛泽东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页。
1.1.1 水泥池 试验在武汉农业气象试验基地内的水泥池中进行。共用大小相等的18个2.0 m×3.0 m的水泥养殖池。每个池都设有进排水口，池内均养殖了虾藻，模拟虾苗生长的自然环境。
1949年9月21日，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代表人民政协正式成立，标志着民主协商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确立。毛泽东在《关于政协的性质和任务》一文中深刻地指出：“政协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是党派性的，它的成员主要是党派、团体推出的代表。”①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5、384-388页。 政协的主要任务有，对国际重大问题进行协商，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地方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候选人名单以及政协各级委员会组成人员的人选进行协商，对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提意见，协调各民族、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民主人士领导人员之间的关系，学习马列主义。②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5、384-388页。 首届人民政协会议之后，在党内有一种观点认为，政协和民主党派的作用已经完成，可以不用召开政协会议，不用依靠民主党派。针对这种思想，毛泽东同志指出，“为什么要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同工人阶级政党长期共存呢？这是因为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③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5、235页。 ，“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方针。……各党派互相监督的事实，也早已存在，就是各党派互相提意见，作批评。……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④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5、235页。 。从1949年到1957年反右扩大化期间，中国共产党关于协商民主的指导思想和政策方针是符合当时新中国现实的，在实际工作中也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和执行。之后，中国出现了反右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协商民主建设出现了一些曲折，尤其是在“文革”期间，协商民主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病株上的叶脉、叶柄及茎均有黑褐色坏死条斑，并发脆易折。感病初期叶片呈现斑驳花叶或有枯斑，以后背面叶脉坏死，甚至沿叶柄蔓延至主茎。主茎发病时产生褐色条斑，导致全叶萎蔫，但不脱落。重花叶病由Y病毒侵染引起。Y病毒既可以通过汁液机械传染，又可以通过蚜虫传染。
1978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标志着受“文化大革命”冲击和破坏的人民政协为主的协商民主制度重新恢复。该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为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参政议政提供了制度保障。党的十二大报告中也明确提出：“我们党要继续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少数民族人士和宗教界爱国人士的合作。”⑥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页。 经过一系列拨乱反正和党中央对人民政协、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在参政议政和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的积极作用的多次肯定，并且在制度上保证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的各项权益，人民政协的工作和协商座谈会等其他协商民主的主要形式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贝克的博士后研究主要集中于细胞衰老，即细胞老化，当时这还没有与阿尔茨海默病关联起来。但是，通过基因工程让老鼠出现类似阿尔茨海默病的症状，然后给其注射一种杀死衰老细胞的药物，结果老鼠的记忆丧失减轻，脑部变化减少，而记忆丧失和脑部变化正是这种疾病的特点。2017年，这些数据帮助贝克赢得了首笔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独立研究基金，这笔基金不是来自他一度期望依靠的国家癌症研究所，而是来自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市的国家老龄化研究所（NIA）。目前，贝克在梅奥诊所拥有一个实验室，有6名研究人员从事抗衰老和阿尔茨海默病的研究。
四、新时代协商民主理论和实践的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协商民主建设，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加强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文件。习近平同志在一系列讲话中也多次论述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问题。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得到了不断丰富，随着推进协商民主建设的政策和举措的实施，协商民主实践也有了新发展。
水泥稳定碎石基层采用的细集料应洁净、无杂质，粗集料应结构致密且粒型良好。本文选用某碎石厂石灰岩矿料，并按照《公路工程集料试验规程》（JTG E42—2005）对其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如表1所示。
（一）丰富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涵
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但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话、重要文件和重要出版物中一直没有使用“协商民主”一词，也没有对“协商民主”的概念内涵给出过界定。直到2007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中才首次使用了“协商民主”，“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特点。……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拓展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深度和广度”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政党制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9-10页。 。2012年，《中共政协全国委员会党组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贯彻落实情况的报告》中使用了“协商民主” 的概念，“人民政协这种民主形式融协商、监督、合作、参与于一体，极大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内涵，成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② 《中共政协全国委员会党组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贯彻落实情况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2012 年 8 月 20 日。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正式使用了“协商民主”的概念，并指出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话、重要文件中开始正式使用“协商民主”一词。对“协商民主”概念内涵的清晰、完整、准确的界定来自于201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协商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内部各方面围绕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开展广泛协商，努力形成共识的重要民主形式”③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91、291、74、74、291页。 。与以往政治协商和民主协商等相比，“协商民主”的内涵有了新的发展：参与协商的主体更为广泛，包括的范围为人民内部各方面，所有的人民都可以参与其中；涵盖的协商问题也更加广泛，包括了发展稳定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协商的阶段不仅仅是决策之前，还包含了决策实施过程中。
（二）总结并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深厚、坚实和稳固的基础
《意见》中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来源，“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源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④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91、291、74、74、291页。 。习近平同志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之源进行了深刻的概括，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源自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政治文化，源自近代以后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进程，源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源自新中国成立后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共同实现的伟大创造，源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体制上的不断创新，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制度基础”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91、291、74、74、291页。 。
（三）提升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地位，突显了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⑥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1、504页。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⑦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1、504页。 。2014年，习近平同志在《在庆祝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六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⑧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91、291、74、74、291页。 。2015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中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⑨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91、291、74、74、291页。 。
与西方多党执政和议会制以及其他政治体制相比，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体现在多个方面。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有，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又能够调动和发挥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保证了人民当家做主的主体地位，又能够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和原则；既保证了保持与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监督，又能够团结和谐并努力形成共识。习近平同志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和概括：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可以广泛达成决策和工作的最大共识，有效克服党派和利益集团为自己的利益相互竞争甚至相互倾轧的弊端；可以广泛畅通各种利益要求和诉求进入决策程序的渠道，有效克服不同政治力量为了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固执己见、排斥异己的弊端；可以广泛形成发现和改正失误和错误的机制，有效克服决策中情况不明、自以为是的弊端；可以广泛形成人民群众参与各层次管理和治理的机制，有效克服人民群众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治理中无法表达、难以参与的弊端；可以广泛凝聚全社会推进改革发展的智慧和力量，有效克服各项政策和工作共识不高、无以落实的弊端”①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92、78、73-74页。 。
（四）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基本原则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任何制度都有其基本原则。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首要原则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做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民主集中制和依法治国。其次，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要起到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作用。第三，协商民主建设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上稳步有序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不能心急、不能激进，要谨慎渐进、稳步有序地推进。第四，要提高协商的针对性、科学性和有效性。协商民主强调的是在决策前和决策中要征求多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做到集思广益，有事多商量，只有真正地将协商民主落到实处才能保证协商的结果真正具有针对性、科学性和有效性。第五，坚持广泛多元多层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不是少数人的专利和特权，权利应当属于全体人民，全体人民应当拥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建设多元多层的协商民主体系和制度，保证人民能够广泛参与到协商民主之中。
（五）进一步明晰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点
习近平同志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点指明了方向，“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点。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大量决策和工作，主要发生在基层”②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92、78、73-74页。 。这就给出了协商民主的重点发展方向，就是要加强基层协商民主，要在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方面做好协商。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各级政府和部门不能独断专行，在决策前和决策中都要通过各种方式、各个渠道听取各个方面和各个层面的意见和建议，要做到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关于涉及人民群中切身利益的事情如何去协商，如何形成共识和合力，习近平同志指出，“涉及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全体人民和全社会中广泛商量；涉及一个地方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一部分群众利益、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部分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基层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层群众中广泛商量”③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92、78、73-74页。 。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只有落到实处的广泛协商，只有深入到人民群众中进行协商，在人民群众内部商量好怎么办，做到发扬民主、集思广益，才能达到统一思想、凝聚共识，进而使得政府的决策能够更为科学、更为民主。
（六）大力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建设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核心就是要保证人民当家做主，就是要通过协商的方式来达到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能够落到实处，习近平同志深刻地指出，“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不是一句口号、不是一句空话，必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保证人民依法有效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力”①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72、299-300页。 。因此，为了让人民群众切实增强民主权利的获得感，就需要推进在协商民主广泛、制度、多层化的建设。首先，明确了协商的“七大渠道”，促进多层次、广泛性协商民主建设。中国共产党在协商渠道上一直进行着积极的探索，党的十八大之前已经形成了多种协商渠道，但是并没有进行分类和总结概括。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的是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三大协商渠道。2015年，中共中央发布的《意见》中对协商渠道进行了总结，确定了政党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大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的“七大渠道”，覆盖到全社会各类组织和群体，使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层次性和广泛性特征更为显著。依据“七大渠道”各自发展程度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确定了继续重点加强政党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由于经验积累不多，要积极发展人大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和基层协商，至于社会组织协商，开展的时间较晚经验缺乏还处于探索阶段。其次，确定了协商的“五大环节”。《意见》中明确规定了协商要有“五大环节”：要制定协商计划，这是协商的前提；要明确协商的议题和内容；要确定协商人员；开展协商活动；注重协商成果运用反馈。协商的“五大环节”紧密相扣、缺一不可，确保协商活动能够有序务实高效地开展。最后，建立健全多样性的协商方式。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共产党拓宽了协商方式，在《意见》中提出了“通过各种途径、各种渠道、各种方式进行广泛协商，建立健全提案、会议、座谈、论证、听证、公示、评估、咨询、网络、民意调查等多种协商方式”②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72、299-300页。 。协商方式的多样性更有利于就一些关系经济社会重大问题和人民群中切身利益的重要问题，进行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从而达到增进共识和增强合力的效果。
作者孙秋鹏，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北京100732）。
＊本文系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项目(中国政法大学)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黄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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