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体系，一脉相承——对十五大关于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系论断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列主义论文,论断论文,毛泽东思想论文,五大论文,邓小平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创立邓小平理论的过程中，一直伴随着怎样看待它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关系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既是确认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价值、确立其党的指导思想地位的需要，也是推动这个理论继续发展的需要。我们党努力探求、解答这个问题，不断形成新的认识，经过十二大、十三大特别是十四大，到十五大作出了全面的、完整的科学论断。
对十五大关于这个问题的几个基本论断进行考察与分析，我们会看到：（一）它们都有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是与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过程及其历史地位的确立过程紧密联系的，甚至可以说是同步的。这些论断大都是在对邓小平理论的基本思想观点进行概括，或者是在对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价值和历史地位进行评价时提出的。（二）这些论断同时反映着我们党对邓小平理论的认识水平。随着对邓小平理论的认识的深化和提高，对它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关系的认识也不断深化和提高。（三）这些论断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相互交叉涵盖，同时又具有各自不同的内涵，即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关系。
基本论断之一：邓小平理论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这既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定义，又是关于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系的论断。它与我们党在创立邓小平理论之初的思路相衔接，随着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而形成，并完善起来。
1980年，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刚刚开始起草时，邓小平就明确提出：“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恢复、坚持、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邓小平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也是他创立新的理论的最初思路。这一思路为全党所接受。《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初步概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上，提出“要坚持毛泽东思想”，“要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党的事业沿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前进。”
1982年9月召开的十二大，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 概括出了许多新的思想，比如，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实行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等等。这些思想大大发展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因此，十二大报告第一次确认：“我们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并提出“要在新的伟大实践中，积累新的经验，创造新的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向前进”。
这个新的理论是个什么理论呢？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这实际上就是要创造的“新的理论”的主题。上述十二大报告的一段话和邓小平提出的这个问题结合起来，进一步明确了理论创新的思路。这一思路始终贯穿在新时期党的理论创新中，从而决定了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内在的密切关系。
1987年7月，党的十三大召开。 这次会议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初步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十二个基本的思想观点，并指出这些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关系的问题上，十三大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两次飞跃”的论断（后面将论及）。
十三大以后，国际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政治形势剧变。在国内，出现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再加上由于改革的深化逐渐触及一些深层的问题，一些人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认识出现了混乱，“左”的和右的表现形式的错误倾向都有。在这种情况下，确认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价值，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这一历史责任落到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身上。
我们党从七大以来一直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要确认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价值，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科学地认识和判断它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江泽民同志敏锐地看到了这个问题。1991年7月，他在庆祝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 系统地论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的内容，特别指出：邓小平“提出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方针和原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最重大的贡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这样，不仅初步明确了邓小平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立者的地位，而且初步揭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关系。
1992年春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等重要的思想观点，基本完成了他的理论创新活动。6月9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说：我通过学习小平同志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文章，“对于小平同志的革命胆略、远见卓识和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精神，对于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和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贡献，有了更深切的认识。”“小平同志所提出的各种重要的理论观点和实际决策，都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现代化建设具体实际的结合和统一。”江泽民同志的这一讲话内容，反映了全党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以及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系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和更高程度的统一。
江泽民同志上述两次讲话，不仅为十四大正式明确邓小平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立者的地位打下了基础，而且为十四大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定义中，明确它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打下了基础。十四大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5年之后，党的十五大基本上沿用了十四大的这一论断， 只是将其中“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句话作了一点扩充，变成为“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这当然是更加完善了。
这一论断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与“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这两个层次是统一的，相互补充、相互涵盖的。说邓小平理论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突出了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渊源，但是并没有跳过毛泽东思想。因为，在当代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已不是原生形态，而是被中国共产党人发展了的、赋予了新的内涵的基本原理，是已经深入和贯穿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基本原则。邓小平理论运用的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因此，说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并没有割断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的关系。
基本论断之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两大理论成果。这一论断是从十三大的论述发展而来的。1987年召开的十三大指出：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结合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二次飞跃……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很明显，这一论述同后来十五大关于“两次飞跃”的论断的差异在于：这一论述突出的是“第二次飞跃”的实践成果，还没有能够明确地概括它的理论成果。
十三大的论述是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提出的，反映了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进程。十五大指出，改革开放20年来实现了三个历史性转变。这三个历史性转变，既指实践的转变，也指理论的转变。这三个历史性转变的全面实现是邓小平理论完整形成的根本标志。十三大时的情况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已经完成；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的转变，还处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前的程度；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还停留在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上，可以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还处在起始阶段（而这一转变却是最根本的转变）。因此，十三大虽然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观点作出了概括，但指出这一理论还只是构成了一个轮廓。也就是说，“第二次飞跃”在理论上的成果还未最后完整形成。但是当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实践上已经找到并已经走上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以，十三大对“第二次飞跃”的概括，突出的是它的实践意义，而不是它的理论意义。
到5年后党的十四大召开时，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特别是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三个历史性转变从而全面实现。在这种背景下，十四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了全面的、系统的、到位的概括，并且确立了邓小平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立者的地位。
至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从实践到理论全面实现。因此，党中央对“第二次飞跃”的描述和概括便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1993年11月江泽民同志在学习《邓小平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建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1997年2 月，江泽民同志在邓小平追悼大会上所作的《悼词》中，完整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飞跃”和“两大理论成果”的论断。他说：“在两次伟大革命的进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十五大作了更完善的表述。
这一论断的提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从理论与实践上划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阶段，高度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历史延续性和创造性；而且揭示了邓小平理论同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统一过程中的相互关系。
第一，它表明，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统一过程中的产物，紧密衔接，统一在一个大的体系里。
第二，它表明，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又是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理论成果，它们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同的阶段里产生的，具有各自不同的历史特点和历史地位。
第三，“第二次飞跃”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对邓小平理论的定位。它表明，邓小平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作为理论起点的。因此，这个定位需要通过阐明它与马列主义特别是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才能得到具体的说明。
第四，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里，“飞跃”的含义是螺旋式地上升，而不是平行地延伸。这就能启发人们更好地认识邓小平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又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是“把毛泽东思想推进到新的高度”。（江泽民同志1993年12月26日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基本论断之三：在当代中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这一论断的提出，是与把邓小平理论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提为党的指导思想相呼应的。这一论断的内涵十分丰富，可以说是十五大作出的我们党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的规定的理论依据。
在公开发表的文献中，这一论断最早见于1996年10月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必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这是第一次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并提为党的指导思想。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明确地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脉相承，是统一的科学体系。”一年之后，党的十五大沿用了这一论断，只是在个别文字上作了调整。
笔者认为，这里“一脉相承”和“统一”两个词，不是同义反复，内涵不是完全重合的。
“统一”的泛义，可以讲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统一在马克思主义的共同渊源和发展方向上，也可以讲是统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可以讲是统一在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的哲学基础和基本原理上，也可以说是统一在一些重要的思想观点上，还可以说是统一在基本词汇语言上。在社会主义观上，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有没有统一性，有人存在疑问。江泽民同志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讲过这样一段话：“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有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独立自主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历史真理。”“这个历史真理，历史地体现在毛泽东思想之中，体现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中。”这是对存疑者的一个最好的回答。
“一脉相承”同“统一”有同义的一面，可以笼统、泛义地说这“一脉”就是马克思主义之脉；但它又有其独特的内涵，它强调的是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内在的血脉、灵魂、精髓的统一。这个血脉、灵魂、精髓，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在毛泽东思想中的高度凝聚和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创造性体现，它们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也是马列主义活的灵魂。它们是和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的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单纯作为一种哲学观点孤立地存在的。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表现在各个方面，但更突出地表现在活的灵魂上的继承和发挥。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在参与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深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谛，一向以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著称。这种创造性主要表现在他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掌握与发挥上。在新的历史时期，他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始终贯通在自己的实践活动和理论创造中，充分启动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也使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时代内容，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我们党的基本理论继续发展的最主要的“生长点”。
还值得指出的是，这一论断中的统一应该是辩证的统一，是历史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点的统一。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统一性，表现在它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上。一脉相承也不是“一味相承”，相承中必然有发展。说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也不只是指它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还应包含它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
基本论断之四：在当代中国，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论断具有深刻的实践性，它要求人们把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关系的认识付诸实践，同时又从实践的范畴和意义上强化了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关系。
这一论断形成于十四大以后。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提出了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一年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为落实这一战略任务提供了更好的条件。1993年11月2 日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江泽民同志进一步强调了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意义，并指出：“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这是一个极富远见和胆识的论断。我们党的基本路线规定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那么怎样才是真正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呢？我们不能离开实际和时代发展来空谈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无视马克思主义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静止地、孤立地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真正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坚持经受了一百多年和几十年实践检验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更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要坚持发展了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从新的历史时期的实践经验来看，如果我们不树立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就不可能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不可能很好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及和平统一祖国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就有可能固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已不符合当代中国实际的某些结论，思想上就会出现停滞、僵化，实践上就会出现倒退。
既然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那么，为什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不能丢，为什么还要坚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呢？这还是要回到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的关系上去。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新成果，是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的，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灵魂而存在的。它的科学性或科学价值，理论上缘于它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如果丢掉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断掉了它的马克思主义的渊源，抽掉了它的灵魂；如果割断了它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联系，就会使它成为无本之末。因此，也可以这样说，只有始终不丢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够真正坚持邓小平理论，并不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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