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美国政府的亚太新战略——“新太平洋共同体”的战略构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政府论文,太平洋论文,共同体论文,亚太论文,新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4年是后冷战时期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其主要标志是世界经济区域一体化取得了重大进展，几乎覆盖西欧和北美两大区域的经济一体化组织——欧洲联盟(EU)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同时正式生效。而在当今世界舞台上，预示着后冷战时期世界格局走向的又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事实是，亚洲太平洋地区在世界格局地位的迅速上升及美国亚洲新战略的加速推进。目前，一个经多年酝酿已准备就绪的美国亚洲新政策或新战略已正式出台，这就是加快建设新太平洋共同体、实现“NAFTA太平洋协定化”战略。本文旨在就克林顿亚太政策的这一重要动向及其战略构想作些分析与探讨。
一、美国亚太新战略的酝酿与形成
所谓美国亚太政策的新动向即是指克林顿政府已经确定了将北美自由贸易区推进到西半球自由贸易区并进一步扩大到亚太地区的战略。也就是使NAFTA逐步演化为亚洲太平洋自由贸易区协定(APFTA)的战略。
美国亚太新战略的提出主要经历了两个时期，即里根－布什执政时期和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战略思想发展的这两个时期与亚太地区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及该地区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密切相关。
（一）里根－布什时期——亚太战略的酝酿阶段
这是亚太地区经济在70年代高速增长引起世界瞩目，而同时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曲折，经济增长相对缓慢的时期。因此，一时间世界经济中心将东移到亚太地区的舆论鹊起。美国的亚太新战略由此进入了探索和酝酿阶段。早在7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已开始重视太平洋。1975年福特总统发表了被称为“新太平洋主义”的演说，重申美国是太平洋国家。1979年7月，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约翰·格兰惕向参院外委会正式递交了一份“关于建立亚太地区经济组织的研究报告”，引起国会重视。里根上台后则把21世纪称作“太平洋世纪”，并突出强调美国是太平洋国家。
这一时期发生的对美国亚太战略具有直接影响的事件主要有二：一是1980年美国与亚太地区贸易总额超过与大西洋欧洲国家的贸易总额；二是在日本和澳大利亚的推动下，1980年9月成立了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PECC，1986年扩大为15个成员，包括中国和台湾地区）非官方组织，由企业界、学术界及以私人身份参加的官方机构人员组成。这一切使里根总统对亚太动态及美国与亚太地区关系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重视。1984年，美国成立了“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美国委员会”。总统里根、国务卿舒尔茨及政府重要官员都出席了成立大会。1985年9月4日，里根总统发布第185号国家安全令，指示行政部门官员利用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6+5”对话论坛和PECC，通过扩大投资，促进同太平洋盆地国家的密切关系。
1988年，国务卿舒尔茨要求建立一个太平洋盆地论坛，以便使具有相似意见的国家能在此交流经验和想法，为探讨该地区普遍关心的问题开展准备工作。舒尔茨建议首先注意地区基本结构项目，如交通、电视通讯、教育、自然资源和环境等项目。
布什总统上台后继续了前任的亚太政策。1989年6月26日，国务卿贝克宣布，布什政府正在提出“太平洋盆地经济合作体”构想，探索在太平洋沿岸国家间建立一个新的多边合作机制的可能性。该构想关于该地区经济合作体的基本原则是：1.它涉及的问题很多，从贸易和经济事务到文化交流和资源保护。2.它是一个泛太平洋范围的机构。它将会扩大贸易和投资，而不会损坏现有贸易和投资成果或贸易和投资机构。3.这个太平洋实体承认该地区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多样化以及不同的发展水平。这些原则与舒尔茨提出的思想相同。
1989年11月在澳大利亚前总理罗伯特·霍克的倡议下，来自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加拿大和东盟六国等12个太平洋沿岸国家的27位代表在堪培拉举行首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会议。作为正式地区性官方组织，APEC层次更高，更具权威性。
在冷战结束的新形势下，1991年贝克国务卿首次提出建立太平洋共同体的设想。其主要内容是，建立一个以美国为核心，以美日同盟为骨干，以美国与韩国、东盟、澳大利亚的双边关系为基础，为APEC为纽带，将亚太各国连接在一起的类似扇形的辐射机构。从里根总统关注亚太到布什政府的泛太平洋的扇形辐射结构，可以说美国政府关于建立“太平洋共同体”的亚太战略思想已初步形成。
（二）克林顿政府时期——亚太战略的进一步酝酿、正式提出并积极推进阶段
克林顿亚太新战略的最重要内容是关于“成立新太平洋共同体”的构想，并为此主动发起在美国西雅图召开APEC成员国非正式首脑会议的倡议。这一战略构想经过了一个紧锣密鼓的酝酿过程。
克林顿入主白宫后，继承了前政府的战略思想，并在其对外政策班子里进一步酝酿及使之具体化。在1993年第19届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召开前，由斯蒂芬·W·博斯沃思和莫顿·I·阿布拉莫维茨等22位著名的亚洲和日本问题专家及前政府高级官员向克林顿总统提出长篇报告《反思对日政策》。其中谈到巨变中的亚太地区（包括东亚和澳洲，不含美加）的产值占全球总产值的比重已从60年代的12%猛升为34%，并预计到本世纪末将达40%以上。报告指出，美国与亚洲的贸易已远远超过了与欧洲的贸易，亚洲不断增长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将有助于美国经济的复苏。并指出，“美国的繁荣有赖于进一步参与亚洲事务。……在亚太地区，美国不可能将经济利益同政治和安全利益截然分开。从长远看，应鼓励建立一个太平洋共同体”。美洲银行公司总裁勒·库尔曼则建议，必须“利用这历史上短暂的相对和谐时期创造比较紧密的经济一体化，以作为更加安全的世界的一根重要骨架”。为此他主张共同努力推动签订“环太平洋国家投资条约”，把这作为通向“环太平洋国家自由贸易区协定”道路上的一站。
1993年7月7日克林顿总统于七国首脑东京会议前在东京早稻田大学发表演说，正式提出他关于“新太平洋共同体”的构想。他明确指出：“现在是美国同日本以及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一起创建新太平洋共同体的时候了”。他接着指出：“APEC是我们所拥有的可以用来对新太平洋共同体种种问题进行讨论的最有希望的经济论坛。这个组织的15个成员占世界总生产的将近一半，它包括了世界上增长速度极快的经济中的大部分”。总统说他正倡议在西雅图举行一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讨论消除壁垒，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及应付共同经济挑战等问题。
二、“新太平洋共同体”的内涵
据已有的资料分析，所谓的“新太平洋共同体”将包括如下一些方面。
（一）“新太平洋共同体”的范围
这将是一个横跨太平洋的共同体，它将把太平洋两岸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北美、拉美等西半球国家和地区同太平洋西岸的国家和地区联合起来。克林顿政府中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在1993年7月28日东盟外长会议后续会议结束后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即明确指出：“我们太平洋两岸应当共同努力，在概念和政治方面拟订NAFTA同APEC以及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关系。在这里，有好几个集团，而我认为我们正处于把它们联结起来的进程的开始阶段”。
（二）“新太平洋共同体”的性质
这将是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与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贸易利益结合在一起的共同体。在克林顿的亚太战略考虑中，决策者们作出了寻求美国在亚太利益的一种较为现实的选择。所谓新太平洋共同体就是要在美国与亚太国家之间建立一种“利益的相关性”，即一方面保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贸易与投资利益，加深美国同亚洲国家之间的一体化进程；另一方面是明确提出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之间的一致性。如1993年7月12日《洛杉矶时报》记者发自汉城的报道中指出，克林顿政府“希望保持美国亚洲政策的实质——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和美军继续留驻，以阻止任何其他军事大国的崛起，不管是中国、日本、俄罗斯还是印度”。
因此，克林顿的“新太平洋共同体”既是一种多边安全机制，更是一种地区经济合作体系，既是政治共同体，又是经济共同体。
（三）“新太平洋共同体”的基础
它将以现存的APEC为基础，如洛德在前述同一次讲话中所说：“我们确认APEC是亚太地区最有前途、范围最广的经济集团，我们对它非常重视。就美国而言，我想我们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该组织将会有更丰富的内涵，而不仅仅是一个松散的协商论坛”。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1993年7月27日东盟外长会议后续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明确指出：“APEC几乎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能成为构筑‘新太平洋共同体’的一支关键力量”。
鉴于APEC的开放性、广泛性、目前的松散性和灵活性，克林顿政府非常重视APEC。它既已容纳了太平洋东岸的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就可以容纳更多的美洲国家；既然目前它仍然是一个松散的机构，那么在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方面就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它目前已有的多种形式的次区域性经济合作形式或组织可以因势利导，按照预想的模式向着机制化的方向发展，因此在实现太平洋地区经济一体化首先是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可以发挥重要的基础作用。
（四）“新太平洋共同体”的目标模式
关于“新太平洋共同体”的目标模式问题对美国政府来说是既具有实质性意义因而愿望迫切，又是十分敏感而使美国政府颇感棘手的问题。洛德于1993年5月13日在东京亚洲协会的讲话中曾透露了美国政府的这种困惑。他说：“至少，对美国而言，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是如何把我们在APEC的利益和我们在NAFTA的利益联结起来”。这也许是美国政府欲把APEC与NAFTA联系起来的首次公开讲话。
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竞争力政策委员会主席、APEC名人小组或智囊团(EPG)主席弗雷德·伯格斯滕，在今年《外交》杂志5-6月号，刊登了题为《APEC和世界贸易组织将成为全球贸易自由化的一股动力》的文章，对美国的亚太战略、策略及APEC的作用作了权威性阐述，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因此，在克林顿政府决策者的设想中，“新太平洋共同体”最为理想的目标模式当然是建立机构型的自由贸易区，即把NAFTA的模式向南扩大至拉美国家，并进一步扩大到太平洋西岸，最终目标是建立亚洲泛太平洋自由贸易区(APFTA)，作为在该地区实行经济一体化的模式。只是这一战略目标虽已酝酿成熟，但因其十分敏感，故前一阶段尚未大张旗鼓地推行，而目前已经开始。
（五）“新太平洋共同体”的原则
在克林顿总统本人及国务卿等人的多次公开谈话中，都突出强调了拟议中的“新太平洋共同体”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多边的和开放的原则。“新太平洋共同体”将奉行地区开放主义，实行区域贸易自由化。克里斯托弗指出：“我们对作为亚太经济合作基石的APEC的承诺基于我们确信关于区域贸易自由化的益处的信念。……APEC还可以为在开放区域主义”的原则下，通过扩大贸易和增加资金流动推动环太平洋经济合作一体化提供一个框架”。伯格斯滕也指出：“同大多数人对地区经济组织的预期相反，APEC必将成为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一股动力”。从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看到克林顿政府关于“新太平洋共同体”奉行地区开放原则在其亚太战略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综上所述，美国克林顿政府的亚洲新战略较之其前任更加完整、明确，又更加具体、务实。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并举、经济利益优先的新战略。
三、“新太平洋共同体”的战略构想及其意义
克林顿政府的亚洲新战略从属于美国在全球的长期战略目标。最近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关于美国对外政策目标的证词中透露，克林顿总统正在为美国提出自哈里·杜鲁门以来任何一届美国总统从没有提出过的今后50年内的“最雄心勃勃的国际经济议程”。国务卿指出，美国应处理好与俄国、西欧、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加强、扩大和创立能为美国的首要战略目标服务的机构。这些目标包括：保证美国安全，促进美国繁荣，扩大民主和自由市场范围。并明确指出，今后一段时间，美国将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批准乌拉圭回合协议和开拓拉美与亚洲新市场上面。因此美国亚太新战略的形成及“新太平洋共同体”的构想出于多方面的战略考虑，它对于美国在后冷战时期世界政治经济新格局中的地位，具有多方面的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谋求军事政治存在，“继续发挥领导作用”，是美国亚太新战略的首要考虑因素
从根本上说，这是为了维持加强美国在新世界格局中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后冷战时期开始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处于剧烈的调整与变动之中，而新的世界格局和世界秩序的孕育基于世界的各种力量的对比。美国虽然被公认为是冷战后的唯一超级大国，但美国领袖们清醒地感受到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及力量对比变化中来自欧洲、日本及发展中大国的压力以及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力不从心。因此，美国自然把注意力转向经济持续增长、政治相对稳定、安全可靠、在世界力量对比中已颇具实力的亚太地区。与欧洲相比，美国与亚太地区的关系无论就历史渊源还是就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来说都占优势，可以捷足先登。对美国来说，抓住了亚太地区就抓住了当今世界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分，这将大大增强美国在后冷战时期世界多极格局中的实力，稳住其霸权地位，藉以在世界事务中继续发挥其领导作用。
（二）亚太地区日益增大的贸易与投资规模及其巨大经济潜力，以及太平洋两岸国家和地区之间贸易与投资的加速发展，是美国制定亚太战略的坚实基础
近20年来亚太地区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仅1980年到1992年，东亚地区经济年平均增长率即高达6.8%，远远高于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水平。据APEC发表的《1992-1993年太平洋经济发展报告》以及1992年9月旧金山PECC第九届大会材料，目前亚太地区大约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56%，其中：北美占31.7%，东北亚占21.1%，东南亚占1.5%，澳大利亚占1.7%，美国和日本所占份额之和为40%。因此，洛德指出：“克林顿总统和国务卿一开始就把亚太地区看作是美国对外政策中最有希望和最有活力的地区”。柏格斯滕则呼吁：“如今，我们正处于本世纪第三次全球范围的冲突即冷战的结束时期，亚洲和太平洋如今正处于世界事务的中心。因此，为了在未来几十年里维持全球和平与繁荣，建立一个机构网络把太平洋两岸国家联系在一起的时期可能已经到来”。
（三）经济贸易利益优先是决定美对外战略重点向亚太地区倾斜的国内原因
冷战结束导致世界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和各种力量的离散聚合，使得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摩擦和矛盾上升为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克林顿作为后冷战时期的首任美国总统面对这一新形势迅速调整了对外战略，把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看作是美国国家利益的核心，并置于美国对外战略的优先地位。而近20年来美国和亚太地区之间贸易与投资关系的发展已使二者的经济利益相关性空前加强。
就贸易来说，1970－1990年在太平洋地区国家对外贸易总额中，地区内部贸易所占的份额显著上升，出口从56.4%上升为68.5%，进口从56.1%上升为62.5%。美国对太平洋地区的出口占美国总出口额的比重从45.2%上升为58.7%，进口从56.1%上升为62.5%。自1980年泛太平洋贸易超过泛大西洋贸易以来，到1991年，美国与亚太地区国家的贸易额为3160亿美元，同西欧国家的贸易额为2210亿美元，前者比后者多1/3。最近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参院外委会作证时指出：“美国有40%的贸易是与亚洲进行的，这些贸易支撑着250万个美国就业机会”。就投资规模来看，1982-1990年间，美国对太平洋国家的直接投资的累计总额从720亿美元上升到1420亿美元，其中对东亚（不包括中国）的投资在610亿美元以上。
所以美国在经济上早已经与亚太地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势必使美国的对外战略向亚太倾斜。如洛德1993年8月31日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所说，美国重视亚太地区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亚太地区同总统最优先考虑的问题，即总统国内日程——振兴美国的经济、减少赤字、提高竞争能力、增加就业和扩大出口——关系最为重大。美国经济之所以走出1990-1991年衰退，摆脱1992-1993年上半年的萧条并进入复苏扩张，主要刺激因素之一就是出口贸易的发展。但由于1991-1992年西欧经济增长低速，主要国家经历严重衰退以及日本经济自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继而于1993年出现战后严重衰退，因而国际市场萧条，美国出口受阻，制约了经济扩展进程。据《商业周刊》统计，从1992年上半年到1993年底的一年半时间内，美国经济本可以增长3.8%，但由于海外市场制约，实际增长为2.9%。而在西方经济长期不景气的同时，东亚经济却一枝独秀，呈现蓬勃生机。因此，克林顿总统把实现其振兴美国经济的宏伟蓝图寄希望于亚太地区，便是顺理成章了。
（四）促进私营部门积极参与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是美国亚太战略的又一重要考虑。
克林顿政府负责经济和农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琼·斯佩罗1993年9月24日在亚洲基金会对实业界人士的讲话中特别强调：“促进私营部门的参与，是APEC的目标之一”。“由于美国创造了亚洲共同体的基础，美国实业界从一开始就参与进去是有关键性意义的”。政府的这一战略考虑和关键意义，首先，基于振兴美国经济的关键在于振兴美国实业界。通过对APEC的广泛参与，美实业界可以在该地区获得更多的贸易和投资机会，并获得APEC成员国不断发现新技术、新产品和新的管理方式所带来的实惠。其次，是克林顿政府真心期待通过政府对APEC的参与及支持，使美国的实业界能够为未来的太平洋自由贸易基础框架的形成发挥作用，使企业界在地区经济合作的政策与实践层面上更深地卷入和施加影响，成为未来地区经济发展的主体。第三，美国政府也寄希望于通过与APEC的合作，学习其他太平洋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秘诀”，加强政府与实业界的紧密联系和广泛合作。
（五）借助于NAFTA过渡或扩大为亚洲太平洋自由贸易区，在力所能及的地区推进开放型的地区贸易自由化，促进世界贸易自由化
这一战略考虑在美国亚洲新战略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美国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实质及世界贸易走向意见不一。但无可置疑的是，战后民办经济的发展历史证明，世界贸易自由化作为世界经济的发展规律和历史趋势，其进程是不可逆转的。世界贸易自由化作为世界资源合理配置和实现全球福利的有效途径是国际社会的一种理想和理智的选择，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无法从根本上拒绝和背弃。同样无可置疑的是，战后国际贸易发展的历史证明，世界贸易自由化的历史进程是曲折和艰难的，它不时受到民族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干扰，有时是严重的干扰，如8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和贸易摩擦的此起彼伏；同时受着世界各国或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制约。然而这是一种理想与现实的碰撞，自由贸易理念与各国国家利益二者间矛盾、斗争妥协是世界贸易自由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
最近著名未来学大师约翰·奈斯比特在其新著《全球自相矛盾的现象》中和挪威诺贝尔学会会长盖尔·伦德斯塔德撰文，几乎不谋而合地指出世界在不同领域发生的不同变化：一方面，政治走向分裂、自治，世界在变大，形成千国共聚一堂的局面；而另一方面，经济却趋向联盟，使世界又在变小。因此，政治上的多样化和经济上的一体化是世界发展进程中互相促进的两个方面。而政治主体越多，主体利益即越会强化，这将是世界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最大制约因素。
尽管近几届美国政府已完成了其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大力主张公平贸易，强调对等原则，特别是克林顿政府的外贸政策表现出强烈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但是，美国在其世界战略上不会公然放弃贸易自由化的基本原则和自由贸易旗帜，它仍然是推动世界自由贸易的一支主导力量。克林顿上台后对外政策中的一项重要成果就是顶住了来自国会中反对NAFTA的巨大压力，使国会通过了NAFTA，同时殚精竭虑打破了全球僵局，促使GATT乌拉圭回合如期在12月15日结束，达成了历史上最广泛的贸易协议。当然，美国标榜的自由贸易是建立在双重考虑之上的，首先是服从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同时也是为推进贸易自由化，因为作为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仍具有坚持自由和开放性贸易政策的实力。所以美国决策者十分清楚，假如世界实现了自由贸易，得益和得益最大的必然是美国。然而当今世界贸易的现实是，随着经济区域化和集团化的发展，国际多边贸易组织日渐软弱无力，多边贸易原则已受到严重侵蚀。旷日持久的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历程表明美国左右世界贸易的能力已今非昔比。美欧间消除农产品贸易壁垒谈判的艰难使美国对欧洲共同体的“地区主义”感受尤深。因此在美国看来，欧洲共同体乃至欧洲联盟高度机制型的地区一体化组织是推动贸易自由化和扩大美国出口很难克服的障碍。所以美国转向亚太地区，寄希望于亚太地区能较顺利地贯彻自己的意图，并使亚太地区开放主义的地区贸易自由化成为全球自由贸易的催化剂。因此从一开始，美国就一再地宣称NAFTA的开放性，该协定规定可以向其他国家开放，这就为NAFTA的向南和向西扩展埋下了伏笔。
洛德1993年9月23日在美国东西方中心的谈话中指出：“我们把NAFTA看作是向前迈出的积极一步，我们也把APEC看作是地区贸易和自由化的一股潜在的主要力量”。“这些地区组织不应该是集团，而应该是组成全球贸易体系的构件。假如有一天，APEC或NAFTA国家在自由贸易和投资方面能走得比世界这个整体更远的话，那么就有希望成为GATT和全球贸易体系的一个促进。可见，克林顿政府决策者对APEC在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中的作用抱着极大的信心与期望。
首先，美国政府期望APEC事实上成为GATT及未来世界贸易组织的一种制衡力量，像它在乌拉圭回合成功结束中所起的推动作用那样。如伯格斯滕所指出：“APEC在1993年11月西雅图首脑会议上作出的贸易自由化承诺（主要指有关成员国作出的关于开放国内市场的承诺－作者注），对乌拉圭回合后来取得的成功起了重要作用，因为它向亚太地区以外的国家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即如果GATT会谈失败的话，APEC就可能取而代之促进全球进展。这个事态可能是西雅图发起的几项最有前途的计划中最主要的一项”。
其次，美国政府还期待APEC将在地区一级率先解决那些在全球一级尚未解决的问题上取得地区性协议，期待它将着重解决那些在GATT一直试图解决但失败了的问题，以及那些尚未找到途径进入全球议程的问题。例如乌拉圭回合遗留下来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如为投资和特定服务部门的自由化制订新的规章等问题。如今APECA可以解决这些没有列入最终的一揽子协议的问题，达成一致协议，就可以带到日内瓦以争取更广泛的支持。
再次，美国政府指望APEC作为未来世界贸易组织实现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一支推动力量。今后APEC还可以预先考虑将来需要在世界贸易组织中解决的问题，如贸易与环境的联系及竞争政策等，先谋求达成地区性协议，作为在全球一级解决这些问题的先例。
总之，美国决策者及APEC智囊团正在设想在亚太地区建立一种完全新型的地区经济合作模式，它将在地区和全球一级之间建立地区贸易自由化对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一种稳定和强制的、且不可逆转的牵制带动作用，这种机制可以称为棘轮效应(ratchet effect)。伯格斯滕甚至期望APEC成为全球贸易的领导机构。他说在后冷战时期需要这种集体领导，因为美国已不再愿意或不再能够单独发挥领导作用了。关于APEC发挥集体领导作用的期待足以反映美国对欧指挥棒不灵而移情亚太的心态，同时也是对美国亚洲战略构想的一种真实而又不甚确切的反映。
最后，要着重说明的是促进民主，推行美国的价值观，是美国亚洲战略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美国历来以其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观念而自豪。在某种意义上说，美国认为冷战结束是美国的价值观念和市场经济体系的胜利。克林顿上台不久提出美国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第三即是促进民主。
美国政策的亚太新战略实质上是把亚太地区作为实现美国的世界战略目标和切身利益的一种长期战略。其原则是政治经济并举，经济利益优先。核心考虑是维持政治军事存在以保证美国安全和地区稳定；通过经济参与和拓展自由市场范围，以分享亚洲繁荣并促进美国繁荣；同时推进民主，最终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
把政治经济紧密结合起来是后冷战时期美国世界战略的新思想。事实上，世界政治与世界经济密不可分。区别只在于二者之间的关系、优先顺序或主次选择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如果说在冷战时期，政治利益起主宰作用，是实现经济利益的前提与保证，而在后冷战时期，经济利益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则起着主宰作用，是政治地位与国家安全的前提与保证。因此克林顿的“新太平洋共同体”必然包括政治与经济两方面，是政治与经济兼容的共同体。
当然，美国要实现其亚太战略，将会遇到来自地区内外的挑战。前者指如何对待本地区内现存的秩序和现实的利益格局，寻求各种力量的利益均势，因为与世界上迄今为止出现的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一样，APEC或APFTA从本质上说也是一个经济利益分配体系。后者则指地区外大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争夺及方兴未艾的跨地区经济合作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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