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民族流动与国家认同构建——以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箐脚村苗族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苗族论文,马关县论文,云南省论文,为例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627(2010)04-0024-06
对不同时期、不同类型跨国流动的追溯与探讨，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和认识跨国流动的基本方式、性质与特征，更重要的是它能为我们揭示跨国流动的不同动因、机制及其对边民的重大影响，从而为国家边疆社会的稳定以及相关法律政策的完善提供参考和依据。跨国民族的跨国流动问题一直以来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1]，其中，以迁徙闻名的苗族的跨国流动就颇受关注。如果说，前现代社会中苗族跨国流动的原因主要在于两大方面，即资源与人口冲突的压力以及民族关系矛盾的话[2](90)，那么，箐脚村则向我们展示：20世纪中期以来中越边境苗族边民三次较大规模的跨国流动，是与“民族—国家”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边民的能动选择及其国家认同的演变紧密相关的。
一、跨国民族流动与国家认同的历史演变
箐脚村民小组隶属于金厂镇老寨村委会，位于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东南部。全村目前共67户，297人，全部为苗族青苗支系，自称“蒙佐”。箐脚村紧邻边境线，与越南河江省箐门县八围树社、桃子湾社接壤，一些家庭距边境线直线距离仅二三十米。据箐脚村村民的口述可知，苗族迁徙到该区域应当是较晚的，至今大约只有四代人即100多年历史。在此期间，发生了苗族从中国迁往越南的第三波浪潮，即距今100年至140年左右的共1万多人的大规模迁徙[3](165～166)。
新中国成立前，村民们可以在今天的国境两侧自由地开垦荒地、耕种、通婚、埋葬死人、赶集、举办和参与各种仪式活动等，他们“就是一家人”。而“民族—国家”构建的宏大历史进程，让这个原本统一的社会文化共同体分属两个不同的国家。于是，在之后的三四十年中，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形成了该区域边民的三次较大规模的跨国流动。其中，出现了箐脚村1户王姓家庭极为频繁地在边境两侧不断迁居的个案，可以说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王某，男，40多岁，现任箐脚村村民小组干部。老人们说，他的先辈迁来后所筑的房屋，恰好就位于后来划定的两国的边境线之上，其田地也是两国各有一部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基层政权在马关县建立后，王家由此拥有了“两个国家的户口”。经过全家长时间讨论和思考，王家于1959年前后最终选择了越南，成为当时迁往越南的箐脚村4户家庭中的1户。
该时期特别是“大跃进”前后，出现了该区域边民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跨国流动。边民们基本都是从中国迁往越南，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当时中国剧烈的社会经济变革让边民感到不安，二是越南更多的土地资源的吸引。当时王家共11口人，包括王某的奶奶、父亲和母亲、他的兄弟们，他的父亲的2个妹妹和1个兄弟。他们迁居越南，据说是“他们家越南的土地更多一些”。但很快，他的父亲的两个妹妹，又都在1960年代先后嫁回了箐脚村与另一个相邻苗族村寨。4户中其他2户的情况与王家类似，另有1家较为特殊，是“划分阶级的时候”其家长被划为地主而被枪毙了，他的后人们便举家迁到越南。这个时期的跨国流动，充分体现了国家建立初期边民们对于新国家认同的模糊性与不稳定性的特征。
第二次更大规模的边民跨国流动发生在1979年至1985年中越战争期间，基本是从越南迁往中国，主要是越南政府驱逐华侨以及边民躲避战乱所致。1978年至1979年期间，从越南迁来箐脚村一共8户苗族家庭，其中也包括了王家。战争爆发前，越南政府告之边民，边境1公里以内是战区，老百姓必须撤离到内地。因为听说要撤离的地方可能远至十多公里，此外，还担心越南政府驱逐华人而受到牵连，王家也在此时悄悄迁回了箐脚村。后来，当地政府为他们解决了土地、户口等问题。该阶段的跨国流动表明，边民的国家认同受到两国关系的极大影响，而边民为了规避风险选择更有利于自身生存安全的一方。
第三次较大规模的跨国流动发生在1984年至1986年，很多中越战争期间迁到中国的边民回迁越南，主要是因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越方大量土地资源的吸引。箐口村先后共有4户家庭回迁越南。作为其中特殊的1家，王家就此分裂为两个国家的家庭。其中，大哥、二哥、四哥回到了越南。村民们认为，除了计划生育外，越南战争后留下的大量土地的吸引力，可能是王家几兄弟回迁的最重要原因。此时，大哥、二哥、四哥都已成家。回到越南桃子湾社后，他们依然使用原来的越南户口，并先后生育了更多的孩子。而王某及其父母和六弟则决定留在中国。王某并未回迁主要在于他“土地分得多些，能干，生活搞得好”。他的父母也因此没有按当地苗族一般分家后跟随最小儿子的传统，而是跟着王某留在中国了。其他并未回迁的4户家庭，据说其原因也与王某类似。并且，他们到现在还能领取每人每月130元的“难民最低生活补助”。边民在该时期的流动表明，其国家认同受到国际关系与国家政策、土地资源与传统民族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从1986年至今，中越两国之间较大规模的跨国流动没有了，但伴随着两国关系恢复正常特别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有了较快发展后，两国间的跨国流动出现了方式增加、交往面拓宽等新的特征。以赶集、走亲戚、换工、打工、上学、参加传统仪式活动等为代表的多种跨国流动日趋频繁。其中，尤其需要引起重视的是“非法”跨国婚姻问题。1992年、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先后共有9名越南苗族女性因为“中国生活更好”而嫁到了箐脚村。至此，边民的国家认同似乎基本稳定了，但却更明显地受到经济发展、传统社会文化等非政治因素的影响。
箐脚村苗族边民跨国流动的历史演变及其原因、特征向我们揭示了，其较为频繁的跨国流动与较不稳定的国家认同之间存在着如下关系。第一，边民的跨国流动方向与国家认同选择及其强弱变化之间拥有相当的一致性，它们相互表征甚至互为因果关系。第二，在以上基点上，影响边民跨国流动及其国家认同的主要因素高度重叠，主要包括国家政策、国际关系、社会政治运动、生存安全、经济资源与发展状况、民族认同、传统文化等。第三，跨国流动并非随意、普遍地发生在所有边民中，而是具有群体身份特殊性。他们主要是那些有迁徙“传统”或生存面临重大威胁的部分群体，其国家认同的易变性尤为突出。
二、国家认同构建与边民应变策略
如果我们把认同定义为主体对于特定对象同一性的确认和肯定的话，那么，认同至少应当具备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认同虽然与一定的客观条件相关，但它主要强调的是主体的一种自我归属的心理意识状态。它是族群的核心要素之一，并具备共同体动员和凝聚的重要社会功能[4](42～43)；第二，作为一个限制性与对比性的概念，认同是针对不认同、认不同等排他性内涵的临界值，即一种建立在与“他者”区别之上的对象性关系，但其实质应视为对自我本质属性的规定性及对自我身份的界定；第三，认同有一定惯性，但更呈现为一个“总是条件性的，置身于应变环境中的不会完结的动态过程”[5](2)。它通常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因素作用的结果，并呈现出极为丰富的层次、类型及其交合形态。在此基点上，我们可以把国家认同定义为主体对国家统治合法性的肯定与对自身公民身份的确认。对于国家而言，它应该被看做统治者为促进和保障国家稳定及发展而做出的一种社会安排，以及国家宣扬统治合法性及其价值观的一种手段。而对于跨国而居的边疆少数民族而言，它集中表现为边民的归属心理、与他国界限的认定及对国家统治合法性的认可等。进而，它是与不同时期统治者的国家认同构建方式及边民的能动选择密切相关的。也许正是意识到这一点，中国的历代统治者早已开始了对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构建。当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它主要是通过以汉族及儒家文化为中心，以各民族的融合与文化的相互渗透为基本态势，以羁縻制度、土司制度及盟旗制度等为保障来实现的，其结果便是费孝通所指出的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6](3～38)。当然，其统治疆域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边界相对模糊的问题。从中越边境区域来看，直至清朝时期，两国疆域“在局部地方曾先后有伸有缩，并非自古不变、始终如一”[7](165)。尽管1885年的《中法越南条款》等一系列条约初步划定了中越边界，但此后边界的不断变动[8]，以及该阶段地理空间、行政区域、政治权力、传统认同等多方面的模糊与交错，使箐脚村一带的边民们对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并未得到真正建立，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才有了根本性改变。
从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国家认同的构建进入了以政治为基点的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它标志着边民们现代国家认同真正意义上的基本建立。其方式总体上可以被视为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一种强制性的单向灌输。通过从上至下的土地改革、基层政府建立、意识形态宣传、边界的确认、大规模的社会政治运动等，边民的国家意识与国家认同得到初步确立，一个鲜活的国家形象被真切地勾勒出来了，它能够被边民们具体、感性地触摸、想象和描述[9](5～6)。总体来看，该阶段基于政治基点的国家认同的构建是成功的，它空前地、全方位地初步构建了边民的国家认同。但不可忽视的是，这种强制认同所带来的强烈的不适应也付出了一定代价，即箐脚村区域边民一定规模的迁出。当然，边民的迁出并非只是国家力量的影响，他们的选择是经过审时度势和认真思考的。例如，王家便进行了长期讨论。一方面，他们清楚“中国是一个大国家”，选择中国应当意味着更多的安全和发展保障，但另一方面，从现实来看，他们家越南的土地更多一些。而促使他们下决心的直接原因，则是当时中国一系列政治运动让他们感到不安。在与之类似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才产生了4户家庭迁居越南的事件。据老人们说，政府还成立了专门的工作队作为应对措施。他们用当地苗歌的调子、苗语编写了很多赞美新中国、新政府的歌曲，并发动边民广泛传唱，以尽可能地挽留边民。当时的基层政府显然有意识地运用了苗族传统文化来巩固边民的国家认同。
随后的中越战争，则可以被理解为仍基于政治基点之上的国家认同构建的一种极端方式。在整个战争期间，中越两国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政策。其中，越南政府采取的是一种较为彻底的排华政策。他们于1977年开始了所谓的“净化边境”，即排斥并大规模驱逐越南“华人”（汉族），总数达16万人之多。而对其他少数民族边民，则要求他们撤离战区至较远的内地。与之对比，中国则采取了柔和的善待边民的政策。一方面，国家为边民提供强大的军事、经济生活等保障，另一方面还注意为难民提供较好的待遇。如在箐脚村，政府便为迁来的家庭建盖了新房子，为他们提供了大到床、柜子、桌子等，小到筷子等全套家具，甚至还为他们提供当时很珍贵的奶粉。最终的结果是边民大规模离开越南，而中国的态度进一步引发了更大规模的迁居，这样的结果对比鲜明地表明了两国的不同政策所产生的迥异的国家认同构建效果。
边民的如此选择同样是理性判断的结果。对当时迁居的部分村民家庭的调查说明，他们当时选择中国主要考虑了以下方面：首先，中国因为更为强大而“多半会打赢”，并且还提供了极好待遇；其次，越南政府的排华政策让边民担心遭遇政治压迫、丧失土地等风险，直至流言四起；最后，远迁政策没有考虑到边民的民族文化传统，造成他们纷纷寻求中国亲属的庇护。可见，此时国家认同的选择，某种意义上成为边民规避风险、保证生存安全的一种边际的权衡。更为突出的例子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越南1户家庭中有人做了逃兵，为了逃避严厉处罚，他们便举家迁到箐脚村旁的一个有自己家亲戚的寨子。可见，国家认同甚至还会成为边民寻求自我保护的一种策略性手段。
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构建的历史过程表明，即便处于以政治为基点的国家认同构建时期，边民们依然在其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简言之，国家认同能否有效构建的关键，一方面是国家以何种方式去建立、巩固国家认同，而历史表明，采取单向、粗暴的强制认同方式的结果却常常是适得其反的；另一方面不可忽视的是，国家成员也能在综合既定条件和各种关系的判断后，策略性地选择甚至改变他们的既有国家认同[10](287～290)。国家认同因而是在国家及其成员之间的不断交流、对话甚至博弈中共同构建的。而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跨国流动方式及其影响因素的日趋多元化，国家认同构建的基点逐渐转移，其性质、要素、结构及发展趋势也发生了相应的重大改变。
三、全球化语境中国家认同的发展及趋势
如果我们承认，“民族—国家”建立以来至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家认同的构建，其基点主要是政治的话，那么，之后至今的国家认同的构建则是在全球化的宏大进程及其语境中进行的，其基点发生了向以经济为主导的多元方向的转移。其间，原本被政治力量所极大遮蔽的社会文化因素开始凸显，而民族认同、支系认同、文化认同、区域认同等亚层面的认同也逐渐浮现，它们共同参与了当代国家认同的构建。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1984年至1986年期间的较大规模的边民回迁，正是国家认同与苗族传统文化之间发生冲突的结果。中越战争结束后，战争的胜利当然展示了中国的力量。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包产到户”中，那些愿意继续留在箐脚村的家庭也和其他村民一样分到了土地，并且，国家随后还为他们解决了户口等问题。照此逻辑，边民应当拥有了较为稳定的国家认同。然而，正是在此期间却发生了较大规模的边民回迁事件。其最直接原因与导火索，便是当时日益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即每户家庭只能生育两个孩子。对于传宗接代观念极为深厚、生育男孩需求极为强烈的当地苗族来说，这样的政策让部分家庭“接受不了”，他们于是选择了回迁越南。这次事件表明，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构建需要充分认识和考虑其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当然，一个重要因素也再次被村民们强调，即越南由于战争中的人口死亡、边民迁出等原因形成的大量土地资源的吸引力。如果说，在此之前的国家认同构建的因素中，经济只是作为众多因素中的一种而只在某些阶段、某些情况下才凸显的话，那么，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可以说正在成为当今全球化时代构建边民国家认同的主导性因素，它整合其他认同的强大力量得到了空前展示。以最为典型的跨国婚姻为例，从1992年至2008年共有9名越南女性嫁到了箐脚村，与之相对，却没有1名箐脚村的女性嫁到越南。除了越南管理更为严格等原因外，最为重要的应当是中国更为强大的经济实力，即与越南相比，村民们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和发展情况更好”所致[11]。
可资证明的是，随着中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开展，箐脚村区域的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快提升，温饱问题逐渐解决。比起越南的改革革新，中国更早进行的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总体上更为成功。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该区域中国一方生活水平相对越南一方的更快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的迅速发展、集市的繁荣，以及近年来医疗、教育等体系的完善，甚至让20世纪80年代中期回迁的家庭也觉得后悔了。可见，正是经济力量的增强有效巩固和提升了边民对于中国的认同，其重要表征之一，便是近年来边民的流动主要都是从越南流向中国。也许正是意识到这一点，两国开始在边境区域展开经济竞争。经济由此展现了自身构建国家认同，乃至可能整合民族认同、区域认同、文化认同及更多亚层面认同的强大力量。然而，尽管经济已经成为全球化语境中构建国家认同的关键性因素，但历史早已告诫我们，把国家认同的构建方式单一化而忽视其他方面是不足且危险的。除了经济因素外，两国国家认同开始愈加明显地受到其他社会文化因素，如社会安定、政策制定与实施、文化保护乃至生态环境、教育、医疗等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其他认同的影响。
在以往国家认同单向构建为主的模式下，其他的认同常常是被忽略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事实上的缺席，只是在特定时期隐而不显而已。当代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不但没有夷平各族群的社会文化差异，某些民族、宗教认同反而借此得到苏醒和不断扩张。正如我们从边疆某些区域的群体性冲突事件中所看到的，它们中的一部分甚至可能影响或破坏国家认同。特别是对跨国而居的少数民族边民而言，由于自然条件、资源分布、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等特殊因素的存在，使他们的国家认同更容易受到其他认同的作用和影响。如仅金厂镇就有十多条可以轻易跨越边境的便道；分布于边境两侧的土地等资源的吸引力；长期存在的血缘、地缘关系；苗族的历史记忆、文化交流传统，特别是在春节、踩花山、祭龙、清明节、尝新节等活动中至今保持的亲密交往关系等[12](238～243)。
边疆少数民族的认同中因而至少包括了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以及支系认同、族际认同、跨境区域认同、家族认同、文化认同等亚层面认同。在箐脚村一带，除了受市场经济影响明显的赶集、打工等外，其他如换工、走亲戚、相互参与仪式活动、上学、就医以及跨国婚姻等更为丰富多样的当代跨国流动，可以说仍是主要基于传统的各种亚认同的基础之上的。它们大多可以归入族群、次族群等超国家认同层面，而且，它们与国家认同之间显然并不存在天然的或先验的同一性，因为二者在起源、发展、结构、性质、目标等方面都是极为不同的。当然，它们也绝非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一种既有差异但又有共同点甚至可能是部分重叠合并的关系，因为它们始终在不断的相遇中试图解决分歧以寻求一致和统一[13](185～205)。并且，它们“以多种方式进行融合，而且变化多端，没有固定的模式”[14](254)。因此，正视它们之间的差异，探寻并扩展它们之间的同一性，即求同存异也许才是实现它们之间有效整合的应有取向。
尤其在这个以流动为显著特征的全球化、市场化时代，随着商品、人口、信息等跨越时空地不断加速流通，随着交往方式的日趋多元化，愈加频繁的跨国流动很难再用行政等单一手段来简单应对[15](563～589)。再加之国家作为政治共同体的组织生产、社会控制、文化引导等传统功能的转移或分化，国家认同的性质、要素、结构及其发展趋势等随之出现了重大改变：它的主观性即作为想象的共同体这一性质不断增强，公民自身的能动性不断凸显，其社会整合的基点也发生了从政治向社会文化整体的转移；它的自我界定与排他性意义不再只是针对客观的国家地理与行政边界，而是不断侧重于与邻国的相互对比，作为公民主体所获得的更为丰富的政治权力、社会地位、发展机会、诉求表达、文化尊重及荣誉感等基本要素；它的结构日趋日常化和零散化，影响因素更为复杂，至少包括国际政治与经济、综合国力、历史传统、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等，并越来越多地与其他亚层面认同不断交织甚至碰撞。这种根本性改变呼唤着与之相适应的一种更具开放性、整合性和更富有弹性的国家认同构建方式。
收稿日期：2009-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