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民共和国”到“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民主主义论文,共和国论文,人民共和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考察的上限为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下限为1940年1 月《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在这一时期内，毛泽东依据形势的变化，先后提出了“人民共和国”、“民主共和国”、“三民主义共和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等建国方略，体现了我党在建国理论上的逐渐成熟。
（一）
“人民共和国”的提出是在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期间，该会通过的决议中规定：“为了使民族统一战线得到更广大的与更强有力的基础，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宣告：把自己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609～610页，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
会后不久，毛泽东对“人民共和国”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讲：人民共和国“代表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各阶层人民的利益。”它的政府“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容纳其他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阶级。”它已不再是过去“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而“应当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但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豪绅买办阶级”不能放在人民之列，不能参加“人民共和国”。对于“人民共和国”的施政纲领，毛泽东讲，首先，要保护工农群众的利益。其次，要给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拥护反帝反封建纲领的分子以在人民共和国政府中说话做事的权力、给他们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再次，人民共和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并不废除非帝国主义的、非封建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而且还要鼓励这些工商业的发展。（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156～1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人民共和国”的特点：其一、从时效上看，“人民共和国”的建国理论尚未与新中国的建国理论相联系，它更多的体现为战时建国纲领的性质。换句话讲，“人民共和国”体现出的是我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实施的一种策略，尚未上升到战略的高度；其二、从政治斗争上看，“人民共和国”与“反蒋抗日”相辅相成。瓦窑堡会议的决议中规定：“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614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与以往相比，“人民共和国”与“抗日反蒋”并提体现出的是一种进步性，因为它至少承认民族资产阶级有抗日的可能，并为之在所主张的建国方略中标定了位置。但是，就更好、更现实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言，“人民共和国”与“抗日反蒋”并提却又是一个局限，它反映了其组成力量的不彻底性。这也正是“人民共和国”不久被放弃的根本症结。
“人民共和国”的前身是1931年提出的“工农共和国”。为什么要把“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呢？
从当时的社会形势来看，华北事变后，日本要独占整个中国的野心已是昭然若示，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大祸。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各阶级、阶层、政党以及各种武装力量，改变了和正在改变着他们以往的相互关系。工人和农民是坚决抗日的，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富农、地主，甚至一些地方实力派，也表现出了一定的抗战热情；从当时的党内形势来说，“左”倾关门主义在党内还十分盛行。它的主要表现就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其结果就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这显然是与抗战形势下的国情民意相违背的。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中共适时改变长期以来的“左”倾关门主义，“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种的惨祸的最好方法，而且这也是从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因此更能保障抗日战争的普遍发动与彻底胜利。”（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88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
（二）
“民主共和国”最早出现在1936年7月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中。 同年8月15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 也建议中共主张建立“中华全国民主共和国。”（注：见《中共党史研究》，1988（2）。）。
8月25日， 毛泽东代表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诚恳地向国民党呼吁停止内战，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并郑重宣布：“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注：《毛泽东文集》，第1卷，4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9月中旬， 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正式把“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
对于“民主共和国”的具体内容，毛泽东依据形势的不断发展逐步进行了阐发：
还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毛泽东就指出，民主共和国的主要纲领应是，第一能够抵抗外侮；第二能够给予人民以民主权利；第三能够发展国民经济以减轻以至免除人民生活上的痛苦。
1937年5月， 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全国党代会上详细地阐述了“民主共和国”的有关内容。首先，在意识形势领域，要重新整顿三民主义的精神，确立以对外争取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实现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和增进人民幸福的民生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其次，关于组成力量和政治领导力量：“民主共和国”应该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及一切国内同意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分子，它应该是这些阶级的民族和民主革命的联盟。它的政治领导力量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因为离开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统一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再次，关于性质和前途。毛泽东指出，民主共和国的性质是工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盟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国家，其前途可能走向资本主义，也可能走向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应该力争后一种可能，因为我们的“民主共和国”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是在国际新环境下——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世界革命新时期前夜建立起来的。（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259～264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1937年10月，毛泽东在一篇报告提纲中写道：“向国民党人说明，共产党不但要在抗日问题上与国民党合作，而且要在实现三民主义建立新中国上同国民党合作。因此这是一个长期的几十年的合作，而不是一时期的合作或玩弄手腕。”（注：《毛泽东文集》，第2卷，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这表明， “民主共和国”的建国方略在一方面与时局相适应的同时，也开始向战后的建国理论过渡。
1938年2月， 毛泽东在接受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采访时再一次表达了要同国民党长期合作、战后建国的思想。他讲：“共产党一向不愿意和国民党分裂。过去十年来国共双方及全国人民都经历了艰苦的经验，这种经验能增强今后的团结。现在及将来合作的目的是共同抗日与共同建国，在这个原则之下，只要我们的友党能有和我们一样的诚意，加上全国人民的监督，这个合作必须是长久的。”毛泽东还对“民主共和国”的主张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讲：“我们所主张的民主共和国，便是全国所有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用无限制的普选方法选举代表组织代议机关这样一种制度的国家。这种国家就是民权主义的国家，大体上是孙中山先生早已主张了的，中国建国的方针应该向此方向前进。”（注：《毛泽东文集》，第2卷，101～1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938年7月，毛泽东在同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中讲，坚持抗战， 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民主共和国，这是中国任何年龄、任何职业的人民之共同的任务。他还对“民主共和国”作出了具体的描述，他讲，在这个国家内，有一个独立的民主的政府，有一个代表人民的国会，有一个适合人民要求的宪法。各民族间是平等的，经济是向上发展的，对外和平通商，人民有完全的自由，军队也是人民的军队。这样的国家，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国家，这样的政府，也还不是苏维埃政府，乃是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与不破坏私有财产原则下的国家与政府。很显然，此时的“民主共和国”已不单单是战时建国的纲领，它已经过渡为一种新中国建国方略的理论雏形。（注：《毛泽东文集》，第2卷，134～1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民主共和国”的特点：
其一，以抗战的全面爆发为界，“民主共和国”理论有一个前后发展变化的过程。“民主共和国”在提出时只是从统战的策略出发，并没有和新中国建国方略联系起来，它也更多地体现为战时建国纲领的性质。但是当抗战全面爆发后，“民主共和国”理论开始向新中国的建国方略过渡。于是，在“民主共和国”的理论上便出现了战时建国纲领与新中国建国纲领的双层统一性。此外，在“民主共和国”的领导权问题上，毛泽东初是明确坚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地位，但是当抗战全面爆发后，出于统战的策略需要，毛泽东并没有再特意强调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民主共和国”的领导权问题。
其二，就政治斗争而言，“民主共和国”具有双重作用——即“联蒋抗日”与“争取民主、反对独裁”并行。就在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后不久，党中央发出《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这表明党的“民主共和国”是与“逼蒋抗日”相辅相成的，这是对与“反蒋抗日”相联系的“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飞跃。但是联蒋并不等于依靠蒋，毛泽东同样强调要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反对独裁，要争取民主和自由。
由“人民共和国”向“民主共和国”转变，是因为：（一）华北事变以后，中日矛盾更趋尖锐，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蒋氏政策之开始若干的转变”（注：《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加之，国共通过各种秘密接触，两党关系出现了转机，这为“民主共和国”的提出奠定了必要性与可能性；（二）不少地方实力派要求抗日，但并不反蒋，无法达成“人民共和国”的初衷，这更增加了提出“民主共和国”的必要性。当时，毛泽东在理论上也对此解释说：“有三个主要因素”：“首先是日本侵略的严重性，它日益加剧，造成那么大的威胁，以致所有的中国军队必须在它面前团结起来……第二、从去年（一九三五年）八月以来，共产党通过发表宣言，一直在呼吁全中国各党派团结抗日，对于这个纲领，人民群众的反应是赞同的……第三，即使在国民党内部，现在也有许多爱国人士赞成和共产党重新联合。”因此“我们所坚持的团结的基点是民族解放的抗日原则。为了实现这个原则，我们认为必须建立民主共和国”。（注：《毛泽东文集》，第1卷，407～4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三）
“三民主义共和国”是由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提出的。毛泽东讲：“我们所谓民主共和国就是三民主义共和国，它的性质是三民主义的。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说法，就是一个‘求国际地位平等，求政治地位平等，求经济地位平等’的国家。第一，这个国家是民族主义的国家。它是一个独立国，它不受任何外国干涉，同时也不干涉任何外国……而是以平等精神同一切尊重中国独立的友邦和平往来，共存互惠……第二，这个国家是一个民权主义的国家。国内人民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各级官吏是民选的；政治制度是民主集中制；设立人民代表会议的国会与地方议会；凡十八岁以上的公民，除犯罪者外，不分阶级、男女、民族、信仰与文化程度，都有选举与被选举权。国家给予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并在政治上物质上保证之。第三，这个国家是一个民生主义的国家。它不否认私有财产制。但须使工人有工作……农民有土地……学生有书读……其他各界都有事做……我们所谓民主共和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就是真正的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不是苏维埃，也不是社会主义”。（注：《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206 ～207 页。 ）1939年2月至6月，毛泽东在多处地方都讲到了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问题。
“三民主义共和国”的特点：
第一、具有让步性。与“民主共和国”相比，它明确地把“三民主义”与建国理论联系起来，以使国民党和广大民众更能够接受，从而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推动国民党进步；第二、具有过渡性。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相比，它的内涵并不丰富，尚不具备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只反映出毛泽东在特定背景下相对短暂的时间内对一种新的建国理论的初步构思；第三、在时效上看，“三民主义共和国”已并不再具有抗战时期的国防政府性质，它所体现的完全是一种新的建国理论，只是这一理论尚未成熟而已。这一点是承袭“民主共和国”的后期发展而来的。
将“民主共和国”进一步改为“三民主义共和国”的原因又何在呢？
毛泽东的解释是：抗日战争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之时，将遇到比以前更多的困难，一部分患着恐日病的人们时刻企图动摇政府的抗战决心，主张所谓和平妥协，过去曾见之于南京失守之后，现在又蠢蠢欲动了，这种危机是严重存在的，国人必须充分注意。为了在目前过渡期间以及到了将来的新阶段，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是表示其对于困难之无能，而是表示其具有克服困难之伟力，就必须认真地巩固统一战线与扩大统一战线，并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才能应付战争的新局面。这是新形势下“三民主义共和国”提出的必要性。关于可能性，毛泽东解释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民族主义为政治基础，不但是合作抗日的基础，而且是合作建国的基础。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将引导这个合作争取全民族解放，其民权主义将引导这个合作到彻底的建立民主国家，其民生主义则更可能引导这个合作到很长的时期，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与政治思想保证着统一战线的长期性。（注：《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第8 册， 191～192～195 页。 ）
（四）
“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在1940年1 月《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毛泽东讲：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革命的第一步，是要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首领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
毛泽东还具体地设计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
“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治——国体是“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是一个“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精神”的“民主集中制”；“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首先，“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其次，“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再次，在农村实行“耕者有其田”，但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存在的。总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既允许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同时又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文化——“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特点：
第一、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完成了由战时建国方略向新中国建国方略的质的飞跃，具有相对独立的国家经济形态的性质。毛泽东讲：“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是早期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那种共和国已经过时了；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种共和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还不适应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382～385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由此可见，毛泽东是把“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作为一个一般规律性的发展阶段定位于广大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经济落后国家。很明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已经丝毫不再具有战时建国的性质，它所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情基础上为实现民族的富强、民主、文明而确立的建国目标。
第二、具有理论的开创性和可发展性。所谓的开创性是承第一个特点而来的。众所周知，马克思在对人类发展的经济形态划分中，共有五个基本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从历史上看，“五段论”的发展道路对于一些早期进入工业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具有明显的一般规律性。但对于那些因早发展的国家的侵略、掠夺而失去工业文明的同等机遇的广大亚非拉国家来说，“五段论”便具有了相对的局限性。列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特定的社会发展形态，但并没有解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和衔接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便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也即“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发展史上为人类作出的一大理论贡献；所谓的可发展性，是指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构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理论时，并不是片面的、局部的、零散的，而是全面的、整体的、系统的，它几乎含括了这一理论的所有基本问题，从而为这一理论构筑起了完整的理论骨架，为今后之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三、在国家领导权问题上，明确强调要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由拙文的二、三部分可以看出，“民主共和国”的前期，毛泽东还强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但到了后期，毛泽东就不再分开谈及此问题。到了“三民主义共和国”时，毛泽东则回避了这一问题。毛泽东这样做，无疑是为了巩固统战的需要。但毛泽东在讲“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时，便开宗明义地说：“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正因此，当毛泽东讲到“三民主义共和国”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关系时，他说：“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共和国”（注：《毛泽东选集》， 第 2 卷，5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很显然，“真正革命的”、 “三大政策的”、“新”的限定都是具有相应含义的。而这三个限定词的组合即形成一个更新的概念——“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既反映了它们的继承性，又反映二者的发展性。
那么，促使毛泽东将“三民主义共和国”改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第一、国内形势的变化。1938年10月，抗战转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对日的动摇性与妥协性甚至直接投降的行径日益暴露，反共行动也掀高涨，因此，这种情况下，再一味地去追求与国民党的共性，而不鲜明地展现自己的个性已不足以捍卫统一战线的真正团结，中共有必要在全国人民面前系统地阐明自己对中国革命问题的基本观点。斗争中求团结的需要使一个基于“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地位”（注：《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192页。）的“三民主义共和国”的目标已经不合适宜了，在“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形成基于中国国情的自己的理论体系，这当中自然包括新中国的建国理论。
第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实践。“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提出在一定意义上讲也具有相应的实践基础，即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在这一时期内所具有的相对稳定性。特别是陕甘宁边区在抗战时期一直比较稳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和平建设的性质，这无疑会给毛泽东的思考带来诸多的启示。与此同时，就如何认识这样一个明显不同于国统区的社会，如何进一步地建设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如何认识革命根据地建设与新中国建设的关系等实践中的问题也无疑为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思考的方向，这也同样会影响到毛泽东的思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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