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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对卡尔 ·波兰尼 《大转型 》的研究综述
张江峰 1，李治兵 2，毕思能 3
(1.西南民族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41；2.阿坝师范学院 ，四川 汶川 623002；3.曲靖市公安局 ，云南 曲靖 655000)
[摘要 ]随着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卡尔·波兰尼于上世纪40年代出版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重新进入人们视野。文章对“嵌入”“脱嵌”“双重运动”等主要观点进行了分析，从《大转型》理论现实意义的探索、对中国的实证研究以及对其理论的反思三方面梳理了国内学者近年来对《大转型》的研究现状。提出国内学者应综合运用系统研究法、注重学科知识交叉，从社会转型的宏观视角来深入分析“大转型”思想内涵，对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伴生的问题提出新的解决途径和方法，同时还要注重总结经验，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关键词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研究综述
卡尔·波兰尼出版于1944年的《大转型》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史和社会理论著作。波兰尼通过分析工业革命时期欧洲文明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巨大转型，对完全自我调节的自由市场提出了尖锐的批判。由于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转型与彼时的欧洲文明转型存在相似之处，所以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发展新形势下，波兰尼在上个世纪中叶提出的问题和独到的视野依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让我们觉得他是直接针对当下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所出现的问题而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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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要观点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特别是九十年代初冷战以来，市场自由主义在撒切尔主义、里根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标签下开始支配全球政治。而在美苏之间的“冷战”特殊背景下，资本主义和苏式社会主义的高度极端辩论使得波兰尼对自由市场的批评显得微弱无声。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波兰尼的著作开始重新引起社会的关注，他对市场自由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大转型》中将“自我调节的市场”称之为“彻头彻尾的乌托邦”。波兰尼主要从市场的入嵌、市场经济的脱嵌和市场与社会的互动三个方面来分析自由市场体系的缺陷。
岐山臊子面，面要薄劲光，汤要酸辣香，吃时一定要煎稀汪。一只碗里只有几根面，一筷头就挑完了，忙不迭送入口中。这就是“稀”，汤多面少，味道才不会被稀释。汪指油大，油浮在面上，下筷子前必得先吹一口气，浮油飘到碗边，筷子才顺势挑起面来。平凹吃了一次岐山面，舌尖和胃肠就被彻底征服。1991年，平凹《浮躁》获了美国的奖项，访美途经香港，主人招待他吃西餐，结果他挑了一大盘面。到洛杉矶时，导演吴天明招待他，竟然端上来的是岐山面，这让已经离开祖国多日的平凹胃口大开。要知道岐山臊子面到灯红酒绿的美国都市吃，别有一番风味。
(一)“嵌入”社会的市场
“嵌入”一词(embeddedness)可能是波兰尼借用采煤业的术语，目的在于阐述经济运行并非如同经济理论所描述的那样自足(autonomous)的，而是与政治、宗教等社会因素紧密相连，并且从属于社会。现代经济思想认为经济是由多个相互联系的市场单元紧密联系组成的体系，这个体系在价格机制的运行下自动调节供给和需求，与社会、政治等并无多大关系。波兰尼通过分析欧洲工业革命的社会转型情况，认为在19世纪以前人类的经济是浸没(submerged)在社会关系之中的，其经济行为的动机并不是获取物质利益的最大化，而是在于维护或者扩大个人的社会利益，包括地位、权利及社会资产等等。不论是在生产还是分配过程中，经济利益都不是主导因素。相反的是，社会利益渗透到生产和分配的每一步骤，是维系这些步骤顺利实施的主导因素。
(二)市场经济的“脱嵌”
波兰尼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仅仅只受市场控制、调节和指导的经济体制，物品生产和分配的秩序都被委托给了这个自发调节的机制。[1]要想完全实现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就必须将生产所需要的土地、劳动力、货币等所有生产要素囊括在内，并将价格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接受价格的调配。换言之，包括土地、劳动力和货币在内的所有要素都必须完全以商品的形式出现在市场经济中，而生产商品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销售获取利益。“但劳动力、土地和货币显然都不是商品，劳动力仅仅是与生俱来的人类活动的另外一个名称而已……土地不过是自然的另一个名称，它并非人类的创造……实际的货币，仅仅是购买力的象征，一般而言，根本就不是生产出来的，而是经由银行或者国家金融机制形成的”。[1]即土地、劳动力和货币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商品，而是具有社会属性的，被虚拟的商品。但在这种“虚拟”的情况下，土地、劳动力、货币被“市场化”，而这个“市场”在国家权利的推动下力图摆脱社会的钳制，以“自由市场”的逻辑改造世界，试图将整个人类社会纳入所谓的“市场社会”范畴。工业革命以前的市场是从属于社会的，价格机制只在经济范畴内发生作用，而现在的市场则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采用市场原则来运行，整个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中，因此，波兰尼也将19世纪兴起的自我调节的市场视为市场对社会“脱嵌”的过程。
(三)市场与社会的互动：双向运动
国内学者通过梳理《大转折》中的相关理论，并结合当今社会现象，认为其理论对当今社会仍具有现实意义。庄虔友、德力格尔玛通过对《大转型》中的“嵌入”理论和“双重运动”理论的分析，认为与19世纪相比，今天的社会在更大程度上受市场的支配，而这种自我调配的市场也带来诸如贫富差距、分配不公、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失业等全球性问题。[3]刘守刚通过整理“双重运动”所涉及劳动力、土地、货币(资本)等相关内容，将社会对市场原则的反抗力量细分为反市场力量和超市场力量，并将其发展为“双重运动模型”来阐述经济社会运动与现代国家兴起之间的关系。[4]杨婕，张春敏以波兰尼的观点审视了“二战”以后全球金融自由化的过程，认为：金融全球化并不是所谓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国家通过权力或政治手段培植出来的，这个过程非但不可持续还会引起系列的社会反抗运动，资本主义世界不断发生的金融危机就是社会反抗的体现，社会通过金融危机的形式将金融市场重新置于社会控制之下。[5]
二 、国内 《大转型 》的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在探讨《大转型》相关理论的现实意义和进行实证研究的同时，也对其理论本身进行了反思。李中仁认为波兰尼在将商品化作为大转型的动力机制的核心时，却无法解释商品化浪潮自身的动力来源，同时，在使用“社会实质”来替代“阶级”作为分析对象时，对“社会”的内在含义与外部指向的界定又模糊不清，致使基于市场与社会整体二元对立的双向运动是否存在，也值得商榷。[9]唐睿通过分析哈尔珀琳的大转型理论，认为在社会转型动力机制方面，相较于波兰尼的商品化观点，阶级冲突和阶级结构因素显得更为关键。[10]包刚升将波兰尼《大转型》的主要观点归纳为九个命题，从经济和政治两个视角进行学术分析与批评，认为波兰尼的命题在逻辑上和论证上存在瑕疵，存在经济上由于去市场化而难以实现增长与绩效，政治上由于强化集体控制而无力捍卫个人自由的危险。[11]
国内学者运用《大转型》中的相关理论对我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取得的成就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为我国的进一步发展提出建议。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王绍光先生对近现代以来我国社会经济转型的分析。他认为：在传统社会里，中国经济是一种伦理经济，及经济活动要服从于亲情伦理、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中期，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社会经济逐渐从伦理经济演化成市场社会，并在九十年代初期引发了系列的社会问题。市场社会引发的各项问题使中国社会的反响运动不断增强，并从九十年代后期逐渐形成一个“社会市场”。在中国特色的“社会市场”里，在保证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的同时，国家亦通过再分配的方式为事关人民生存的相关领域“去商品化”，让社会各个阶层共享市场运作成果、共但市场运作成本，从而把市场再次“嵌入”社会伦理关系之中。[6]其他学者也结合中国社会转型实际进行了分析，如路阳通过分析我国改革进程中的“大转型”，认为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对市场的“自由放任”，使“市场社会”形成并深深扎根，由此带来平复差距日益扩大、环境污染、资源浪费、股市和楼市等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当前政府要通过保护性立法和出台具体措施等方式来缩小城乡差距、深化医疗体制改革、完善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加强和提高对农业和农村的扶持力度，努力变“市场社会”为“社会市场”。[7]李新廷通过波兰尼“双向运动”理论的分析视角来解读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转型，发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兴起、成功及社会主义建设是市场经济与反方向社会保护运动之间博弈的结果，正是市场经济运行带来的苦难促使了社会主义这一反方向保护力量的崛起并引导了中国的社会转型。[8]
(一)对现实意义的研究
传统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经济与社会的关系的区别，前者被“嵌入”社会之中，从属于社会，后者则凌驾于社会之上，主导社会。将市场与社会进行二元划分是建立在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假设基础之上的，它旨在强调市场经济的自主性，反对任何外在的经济干预行为。[2]波兰尼认为，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将市场经济机制应用于社会的各个层面，包括对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不加区分的使用必然会造成社会和自然环境的毁灭。这种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先天具有其局限性，当过度强调市场对社会各个层面的支配时，其固有的威胁将开始显现，而社会亦会处于本能来保护自己，并随着市场的调配程度而不断加强自我保护力度。这种自发调节市场体系的无边界扩展和随之加强的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并存与矛盾运动，构成了市场与社会的“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波兰尼批判自我调节的市场，但他并不反对市场，他只是反对一个没有边界和不受约束的市场。诚然，在当今社会，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经济效率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但其前提条件是接受国家的监管与约束，以免因市场过度放任而对社会造成危害。从近现代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历程可以看出，19世纪的社会历史是市场与社会共同作用的结果，二者相互制衡，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但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的不断扩张，对自由市场的过度强调，导致市场与社会的双向运动失衡，最终将致使西方文明的崩溃。
(二)对中国的实证分析
二是采取“压前控后”控制白背飞虱、褐飞虱暴发的策略。根据灯诱、田间调查结果，于7月下旬-8月下旬主动用药1-2次，有效地压低白背飞虱、褐飞虱的种群数量，控制后期暴发。
(三)对理论的反思
20世纪90年代，世界学术界开始重新讨论波兰尼的相关理论，我国学者对《大转型》的关注始于21世纪，集中于2008年以后，主要内容为对该著作现实意义的研究、对我国的实证分析和对理论的反思。
三 、结语
波兰尼《大转型》中有关自由市场经济的起源、本质与社会后果的研究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尤其是在当今世界社会急剧变革的情况下，更具有现实意义。国内学者对《大转型》中理论的探索、结合我国社会发展实际的实证分析以及对其理论本身的反思都有助于我们保持更清醒的头脑来审视我国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变革。但纵观国内学者对波兰尼《大转型》的研究，笔者认为还存在三方面的不足。
研究视角方面，国内学者对波兰尼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嵌入”、“脱嵌”、“双向运动”、“自发调节的市场”、“百年和平”等关键词上，除王绍光先生外，鲜有学者从社会转型的宏观视角来发掘波兰尼“大转型”思想内涵。大部分学者对波兰尼转型思想的时代意义研究不够深入，多为“拿来式”的探讨，没有从结构转型的角度深入发掘波兰尼转型思想的内涵以及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国家或民族的意义。对中国问题的实证研究方面，大部分学者关注到了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以及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但对其根源的挖掘还不够深入，对于如何解决转型过程出现的问题还没有新的创建。研究方法方面，国内学者主要从史学的研究方法对波兰尼大转型思想进行分析、总结，且较多地结合我国社会的转型情况来具体分析，总体看来，研究方法较为单一。
（1）色谱条件：XBridgeTM-C18色谱柱（250 mm×4.6 mm，5 μm）；填充剂为十八烷基硅烷键合硅胶；流动相为乙腈-0.5%氨水，梯度洗脱：0～45 min，30%～60%乙腈；45～80 min，60%～80%乙腈；体积流量0.5 mL/min；检测波长235 nm；柱温30 ℃；进样量20 μL。理论板数按乌头碱计算不低于6 500。
今后对波兰尼《大转型》的研究中，要逐步转变研究视角，试从社会转型的宏观视角来深入分析“大转型”思想内涵，在对波兰尼“大转型”思想全面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市场经济背景下社会结构转型的问题。在对中国的实证研究方面，应在深入分析中国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问题的原因基础之上，特别要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实际，对相关问题的解决途径和方法进行深入探索。同时，要拓展研究视域，总结中国社会转型的经验，为其他国家或民族提供值得借鉴的“中国办法”、“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研究方法方面，应该运用综合的分析方法，特别是运用系统研究方法，从社会复杂大系统的角度来审视社会结构的转型问题，注重学科间知识的交叉运用，从不同视角解读和审视《大转型》的相关理论。
参考文献
[1]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72-76.
[2]李鲁岳.市场与社会的另一种叙事——从《大转型》切入[J].经济法研究，2014(1)：275.
[3]庄虔友，德力格尔玛.波兰尼《大转型》的当下价值——再谈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关系[J].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18.
[4]刘守刚.“双重运动”与现代国家的兴起：评波兰尼的《大转型》[J].公共行政评论，2010(6)：181.
[5]杨婕，张春敏.从波兰尼的《大转型》反思金融自由化[J].北京金融评论，2013(4)：103.
[6]王绍光.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J].中国社会科学，2008(1)：129.
[7]路阳.市场经济中的社会、市场与国家角色——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及其时代意义[J].新疆社科论坛，2011(3):54.
[8]李新廷.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与社会主义历史课题——基于卡尔·波兰尼“双向运动”理论的分析视角[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1)：29.
[9]李中仁.动力何在？转向何方？——对波兰尼大转型学说的探讨与反思[J].复旦政治学评论，2014(1)：242.
[10]唐睿.大转型中的反向运动何以可能？——哈尔珀琳的大转型理论述评[J].哲学论丛，2013(4)：49.
[11]包刚升.反思波兰尼《大转型》的九个命题[J].浙江社会科学，2014(6)：4.
Research Overview of Karl Polanyi ’s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ZHANG Jiangfeng， LI Zhibing， BI Sineng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u 610041， Sichuan；Aba Teachers University， Wenchuan 623002， Sichuan； Qujing Public Security Bureau， Qujing 655000，Yunnan)
Abstract ： With the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last century， Karl Polanyi’s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s which was published in 1940s reentered the people’s vision. This paper makes an analysis on its principal ideas such as “Implantation”， “Disembedding” “Double Movement”， it sorts out the research status quo of domestic scholars in terms of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empirical studies in China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s. It proposes that domestic scholars should use systematic research methods， focus on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and analyze its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from the macro perspective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puts forward new ways and methods for handling the concomitant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Meanwhil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shall be learned in order to provide “China wisdom” and “China scheme for the world”.
Keywords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 research overview
中图分类号 ：F031.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0563(2019)01-0067-04
DOI: 10.13773/j.cnki.51-1637/z.2019.01.012
收稿日期 ：2018-04-24
基金项目 ：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雍正时期川藏划界与清朝治藏方略的转变研究”(SC17B001)；2018年度阿坝州社会科学事业专项资金项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民族地区非遗传承保护与开发利用研究——以阿坝州汶川县为例” (ABK2018068)；四川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羌族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17SB0002)。
作者简介 ：张江峰(1980—)，男，山西芮城人，讲师，西南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毕思能(1984—)，拉祜族，硕士，云南曲靖人，研究方向：少数民族理论与政策；李治兵(1988—)，男，四川阆中人，西南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阿坝师范学院党政办公室秘书，研究方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
[责任编辑： 李仲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