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耦合演化：经济增长动力研究的新视角_人力资本论文

工业化城市化耦合演化：经济增长动力研究的新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动力论文,新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4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730(2014)05-0036-09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基于发达国家及地区经验，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具有客观必然性。一般而言，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密切相连、不可分割的共生体：工业化是城市化的经济内容，而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空间落实，两者相互依存、互相促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取得快速发展，两者呈现相互交织、共同发展之态势。工业化与城市化问题历来受到国内外学者关注，而中国经济增长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更是让学界、思想界及相关政策机构对此探求不辍。

       国外学者对中国工业化与经济增长动力的研究源于20世纪30～40年代，当时研究重点在中国乡村社会；1949～1978年因难以获取相关研究资料，国外学者只能凭借推测进行零星式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往往游离于中国实际情况，缺乏事实根据，此时对中国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基本处于停滞阶段。1978年之后，随着中国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相关政策的实施，国外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工业化问题，此时围绕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乡村工业化进行研究(Chris Bramall，2007)，主要剖析中央政府制度变迁、乡镇居民、土地利用方式及利用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来阐释中国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驱动力(Yokota，2008)。20世纪末尤其是进入21世纪，伴随中国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以及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等诸多中央政策的实施，国外学者对中国工业化与经济增长驱动力的剖析已由之前的仅仅强调外生制度、外资、劳动力驱动，过渡为技术、制度、全球价值链、产业升级等因素(Steinfeld，2004；Saari，2007)。国内学者对中国工业化与经济增长动力的研究也始于20世纪30～40年代，当时关注点为中国本土经济问题、经济建设与工业化(林毅夫等，2001)。1949～1978年，国内学者对中国工业化与经济增长动力的研究主要是在借鉴苏联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展开剖析，认为社会再生产的两大部类即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只有保持一定比例，工业经济增长才能平衡(龚唯平，2001)。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国内学者大量翻译著作和国内实证分析文献，在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发展经济理论等学科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工业化问题进行深层次剖析，重点集中在外资驱动、制度驱动以及二元工业化理论(黄晋太，2005)。进入21世纪以后，对工业化与经济增长动力的研究重点放在新型工业化背景下的产业结构调整、产业融合、工业化主体行为、农村工业化动力机制、县域工业化的政府机制及信息产业背景下的工业驱动机制(彭鹏等，2002；廖涵等，2004；史浩江等，2005；张强等，2008)。

       国外学者对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动力的研究主要有工业化论、农业剩余产品论、劳动分工论、反城市主义论、工业战略论、城市二元体系论、工农业均衡发展论、工业化和城市偏向论及综合论(Yao Shimou，1999；Jin Zhenhu，2000；Wu Fulong，2001；Zhang H K，Song，2003；Heikkila E J，2007)。国内学者对于城市化与经济增长问题的分析，强调从农村角度对城市化的动力问题和趋势进行研究。此后围绕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动力问题，国内学界形成人口驱动、政府驱动及市场驱动三种观点。其中，人口论认为乡村人口就地兴办企业转化为城镇人口、或地区的迁移进入二、三产业就业是推动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主因(史学斌等，2006；顾朝林等，2008)；政府驱动论认为政府依靠政策、法规、制度促进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发展，主要表现为政府直接投资建设城镇与大型项目、市制区划调整和政府对人口居住与迁徙等的管制政策演变(叶裕民，2005)；市场驱动论指出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体制陆续建立和完善，生产要素和产业结构演进推动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发展，且形成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东莞模式等(吴莉娅等，2008；房国坤等，2009)。此外，还有产业结构演进型驱动论、要素推进型动力论、制度变迁驱动论、教育驱动论、全球化驱动论等。目前，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对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动力的研究，已从早期的政治经济学、城市人文地理学、城市规划、人口学逐渐发展到以经济学、地理学、人口学、城市规划学为主、并辅以相邻学科的多学科交叉研究格局(马仁锋等，2010)。

       综上，前人对工业化与经济增长动力和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动力已有相当广泛的研究，涉及工业化、城市化及经济增长动力的思想基础、本质及运行机理等，且提出诸多建设性和前瞻性的政策建议。综述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有利于从本源上挖掘工业化、城市化及经济增长动力的内涵，而且有助于深层次理解和系统把握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尤其是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协同发展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特殊价值与重要意义。无论是国内外学者对工业化与经济增长动力的研究，还是对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动力的剖析，均表明：中国经济在规模增加和质量提升的过程中，必须要高度重视工业化和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同时，随着研究不断深入，一些学者将研究重心移向城市化与工业化共同促进经济增长的关系方面(付保宗，2010；龙永图，2012)。虽然，目前学界已意识到工业化和城市化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协同效应，但只考虑其协同促进经济发展的意义与形式，不仅未从系统论、自组织论、协同论、演化论等角度深入到工业化与城市化内部来剖析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耦合”关系和互促机理，而且也未深入、细致区分劳动力与人力资本这两个同时都依附于“人”而存在的生产要素的差别及其在不同阶段对经济发展的不同作用，更未在探讨经济增长的能动因素“人”的基础上细致剖析工业化与城市化耦合演化所促进经济增长的逻辑机理。实质上，对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相互关系以及由此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应持一种全面、系统、开放、多维的视角，且在统一的分析框架内进行。显然，这方面还是目前研究的盲点。鉴此，本文在深刻剖析工业化与城市化动态耦合模式的基础上，对工业化与城市化耦合演化促进经济增长的逻辑机理及其“人”的能动作用进行细致研究，然后结合中国案例进行认真阐释。这不仅能为探索一条符合实际的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之路奠定理论基础，而且能为中国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战略背景下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启示。

       二、工业化城市化耦合演化的理论框架

       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内涵可从多个方面进行把握。工业化是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社会结构由低级到高级不断进步的动态过程，是一种具有突破性社会生产力的变革过程。农业人口不断转向工业、向城市聚集，最后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是此过程的主要特征。在此过程中，由技术革命推动的生产要素由低生产率部门转向高生产率部门，造成工业陆续在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进而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泉。城市化是指伴随农村人口和第二、第三产业在空间上向城市聚集，从而导致城市数量增加、规模不断扩张的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生产要素由低生产率、低收益率的乡村地域转向预期高生产率、高收益率的城市地域聚集的过程，而其发展动力主要源于聚集经济效益的人口、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过程。这种经济活动过程不仅能改变社会生产方式，而且能改变经济主体的生活方式，故其不仅体现为经济过程，而且体现为社会过程。

       从相互关系的角度来讲，工业化是城市化发展的基本动力与加速器，而城市化是工业化发展的基本土壤与必然结果；工业化是城市化的经济内涵，而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空间表现形式；工业化以城市化为基础，而城市化反过来作用于工业化；工业化是近现代经济发展的主旋律，而城市化则是近现代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姜爱林，2004)。实际上，城市化与工业化是一个共生的协同进化系统，两者既有相互独立的次级系统的自组织演进，又有相互间的耦合与平衡，并基于相关耦合要素的相互作用而形成一个新的系统，借助于耦合要素的影响推动整个系统的协同演进。

       为更好刻画这种动态演化关系，可构建如图1所示的理论框架。设I、U分别代表受自身与外来影响下工业化的发展状态、受自身与外来影响下城市化的发展状态，VI、VU分别为二者在受自身与外界条件影响下的演化速度。因在整个复合系统中，I与U呈现相互影响状态，任何一方变化均会引致系统变化，可将系统演化速度V视为VI与VU的函数，即V=f(VI、VU)，其中，VI与VU为控制变量，而整个系统及两个子系统间的协调耦合关系则可通过分析V的变化来确定。影响整个系统及两个子系统间的协调耦合关系的因子可分为起促进作用的利导因子和起限制作用的限制因子，两者共同作用，实现整个系统及两个子系统间的协调耦合。一般而言，当起主导作用的是利导因子时，演化过程表现为对利导因子的争夺过程，演化速度加快，系统演化的轨迹呈指数型增长。但在利导因子被消耗的过程中，限制因子作用的逐渐凸现会限制演化速度，这时的演化过程则更多表现为对限制因子的克服，其轨迹呈无限增长，从而整个系统的演化呈现S型发展轨迹。由此，假定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动态耦合关系呈现周期性变化，在每个周期内，因V的变化由VI与VU所引起，故为研究V的变化轨迹，可将VI与VU的演化轨迹投影在二维平面(VI、VU)上，则V的变化轨迹即为坐标系中的一个椭圆。

      

       图1 工业化城市化耦合演化投影图

       由图1中可知，VI与VU的夹角α满足tgα=VI/VU，其中，α为耦合度。根据α的取值，就可确定整个系统的演化状态及耦合程度。即在一个演化周期内，整个系统将经历低级协调共生(Ⅰ)、协调发展(Ⅱ)、快速发展(Ⅲ)、高级协调共生(Ⅳ)四阶段。在每个阶段中，均凸显“人本”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具体分析如下：(1)当-90°≤α≤0°时，VI≤0，VU≥0，即tgα=VI/VU≤0，系统处于低级共生阶段。此时经济增长以工业化的发展为核心，服务业围绕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而发展，进而带动城市化发展。城市集聚经济还未形成，生产及生活成本较高，很多人口仍停留在农村，城市发展所需的劳动力主要是靠工业扩大再生产所吸引的人口聚集而满足；(2)当0°≤α≤90°时，VI≥0，VU≥0，即tgα=VI/VU≥0，系统处于协调发展阶段。此时工业化与城市化呈现互动发展态势。工业化不断推进，专业分工深入发展，对生产社会化程度的要求较高，生产聚集经济产生，空间距离的缩小不断降低服务业经济的交易成本。城市通过改善生活条件、完善基础设施、提供较高薪酬等优惠条件不断吸引人口，在刺激人力资本迁移和知识溢出效应的基础上，促使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之间的组合不断优化，从而使潜在经济资源变为现实生产力，继而促进工业化进程；(3)当90°≤α≤180°时，VI≥0，VU≤0，即tgα=VI/VU≤0，系统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此时因新兴产业高速发展，逐渐实现深度工业化，而工业化不断推进城市化，并对城市资金、人力资本积累、高新技术的利用程度、管理创新、生产生活环境及城市其他产业链条的结构升级提出更高要求。若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矛盾不能及时化解，当城市化建设约束圈超越极限阀值时(例如人才集聚效应不明显，科技自主创新不够，管理创新不明显造成缺乏良好的制度环境等)，均会导致整个系统停滞不前或出现倒退，工业化发展受挫；(4)当-180°≤α≤-90°时，VI≤0，VU≤0，即tgα=VI/VU≥0，系统处于高级协调共生阶段。两者交互耦合关系重组，整个系统迈向更高起点，达到高级共生的发展状态。服务业分工继续深化，服务业对于空间上的可接近性要求促使城市化发展的主导产业由工业演变为服务业，服务业与城市化之间互促发展。服务业成为城市化的主要后续动力，城市化内涵不断提高，随着经济收入提高和闲暇时间增多，经济主体对生活消费性服务需求增加，其开始追求更为丰富多彩的物质消费与精神享受(如住房、购物、文化教育、体育娱乐、医疗保健、旅游、社会福利等)。

       从整个系统演化的四阶段而言，工业化与城市化两个独立的系统在各自协调发展的基础上，会逐渐融合成为一个在发展目标、阶段、政策及速度上都适度同步的良性合力互促系统，以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增长。在整个系统处于低级协调共生(Ⅰ)和协调发展(Ⅱ)阶段时，工业化率超过城市化率，在系统快速发展(Ⅲ)和高级协调共生(Ⅳ)阶段时，城市化率将超过工业化率。其运行机理可概括为：随着工业化程度提高，同一区域、部门的流动、集聚、创新的循环达到一定程度时，集聚效应逐渐显现，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在此情况下，城市以其配套齐全的各类基础设施、快速的信息传递、知识经济的发展、知识的外溢、发达的金融市场及良好的技术、通讯等服务，为产业集群创造外部经济，进而降低工业经济运行成本，加速工业化进程。此时，产业集群进一步扩大，社会分工逐渐深化，丰富的人力资本、知识存量及相对较快的知识更新速度能吸引更多的物质要素向其运动，促进创新成果不断产生，且形成对金融、交通、信息、商店、餐饮、文化、娱乐等产业服务的需求，当这种需求达到和超过第三产业发展的门槛需求时，就成为第三产业发展的动力，带动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这时，工业化的带动作用将逐渐弱化，农业已实现现代化，第三产业蓬勃发展，成为城市化的主动力，进而推动经济增长。

       三、工业化城市化耦合演化促进经济增长的逻辑机理

       通过以上分析框架可知，工业化与城市化两者之间交互耦合的动态演化呈现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低级共生、协调发展、快速发展及高级共生这四个阶段共同构成经济增长→工业化→城市化→城市经济效益→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相互耦合→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反馈回路。工业化的实现主要由产业集群、人力资本、科技创新、资本积累等四个要素而形成发展圈；城市化的实现主要由以产业为核心，通过制度、资本、人力、技术形成约束圈。工业化与城市化通过发展圈和约束圈的动态耦合形成协同演化系统。工业化通过生产聚集和交易聚集，并借助城市网络系统，推动资金、技术、物质、人才和信息等要素交换与流动，实现资源配置优化和产业布局合理性的提高，加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及新兴技术的产业化应用，进一步将技术转化为经济效益，创造城市经济发展增长点，从而推动城市化建设。城市化主要通过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文化创新、资源创新为工业化的发展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工业化发展具有任意性。城市资源总量具有稀缺性特点，故城市化应根据城市自身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来选择适合城市特点的工业化。同时，通过有效制度供给，不断调整优化整个城市系统内部诸要素的组合，推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高层级协同演化，最终实现两者高层级的协调共生。

       一般而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耦合节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一是生产资料。城市化与工业化所需的共同生产要素主要包括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网络信息、知识科技等。二是主体。政府、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中介服务机构、社会公众等构成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行为主体，并以生产要素投入的方式直接影响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演进发展。三是机制。主要包括创新机制、激励机制、协作机制、监督机制等，其为系统的有效运行提供保障。四是环境。完备制度体系与先进创新文化的有效结合构成系统运行的良好环境，能有效明确主体的行为预期和明显降低主体的交易成本，为系统演化提供精神支柱，使更多的生产要素被吸入到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发展系统中，并使其产生最大合力。显然，无论是工业化，还是城市化，均可被看成为生产要素的流动过程：前者体现为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转移，而后者体现为不同空间地域的转移，但两者转移的目的均是为获得较高的生产要素预期收益率。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指的“生产要素”主要是指人力、技术、资本、制度等可以流动或具有流动特点的要素。

       从本质上来看，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耦合演化系统就是以上四种可流动的要素在“城市”这一特殊地域空间的聚集和互动。但是，仔细观察人力、技术、资本及制度这四种要素可知，技术、资本、制度均依附于“人”而存在且通过“人”而发生作用。由于人力资本积累而产生知识的替代效应可弥补经济发展中自然资源、物质资本与“原生劳动”的不足，而人力资本投资形成外部效应，使人的人力资本水平可在经济主体之间传递，不仅能增加劳动力和物质资本的生产率，而且还可以形成生产递增收益。因此，经济增长是由具有一定生产技能或掌握复杂生产技术的人所共同创造的。城市化与工业化耦合系统的运行过程中，“人”的因素贯穿始终。人力作为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的主体，既作为生产要素参与产品生产，又作为消费者去购买消费产品，其在向城市聚集的这一过程中，能带动工业化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空间交易费用因聚集经济效益显著而降低；二是人口规模因城市聚集而不断变大，对工业产品和服务产品的市场需求不断增加，产品市场规模也随之不断扩张，从而进一步带动工业化发展。随着工业化发展，逐渐会形成各类产业集群，产业集群的发展壮大带动城市化建设。城市通过改善生活条件、完善基础设施、提供优厚薪酬等优越条件，形成城市吸引力，通过刺激人力资本迁移，使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之间组合不断优化，从而让潜在的经济资源变为现实的生产力，继而壮大人才集群。同样，“人才集群”可形成丰富的人力资本和知识存量，加速知识更新度，吸引更多的生产要素向其运动，促进创新成果不断产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工业化进程，进而实现城市化，并在工业化与城市化互促中实现经济高质量的增长。

       四、工业化城市化耦合演化促进经济增长的案例剖析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工业化与城市化两者既有相互独立的次级系统的自组织演进，又有相互间的耦合与平衡，并基于相关耦合要素的相互作用而形成一个新的协同演进系统，其动态演化表现为低级共生、协调发展、快速发展与高级共生四阶段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整个系统运行过程中，人力资本表现为劳动力基本形态和知识存量衍生形态贯穿始终，在不同阶段，各种表现形态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也不相同。下面结合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案例，对工业化城市化的耦合系统及动态演化进行阐释。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工业化与城市化方面的实践探索，大体经历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后，为实现经济高速增长，通过学习前苏联模式，中国采取超前推进工业化进程的举措和选择国有化、集体化及中央指令计划，实施革命推进型工业化，迅速使其在较短时间内集中资源，建成独立、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工业化与城市化经历短暂的良性互动发展后，工业和非农产业产值比重在波动中大幅上升，尤其是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而此时的城市化率仅有小幅提高，工业产值比重上升对城市化率上升的带动作用较小，非农就业比重增长缓慢，城市人口比重波动起伏，直到1970年，中国城市人口比重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处于停滞，期间一些时点甚至出现城市化水平的倒退现象，工业化与城市化整个系统处于低级协调共生(Ⅰ)阶段。

       改革开放后，农村改革加速，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促使劳动力生产要素在产业间与城乡间不断流动，而城市工业化的发展诱使人口不断迁往大中城市，进而促进城市规模扩张和城市经济发展；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开辟”中国工业化的“第二战场”，引发包括乡、镇、县城在内的一批小城镇与小城市的快速崛起。在此情况下，工业化与城市化呈现互动发展的态势。伴随更加市场化的工业化战略转向，中国选择更为自由的经济政策，鼓励和保护市场竞争，维护市场制度建设，充分调动经济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市场繁荣和经济发展，且强化政府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提供相对安全而稳定的大环境，保证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连续性。同时，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快速提高，随着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的变化，出现政府主导，计划实施，资金、资源集中使用和国家重大项目带动的城市化发展和主要由民间力量所发动的以市场为主导的城市化发展。这“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制度变迁方式，大大加速中国的城市化建设水平，使其由1978年的17.9％提高至2012年的52.57％，平均每年大约提高1个百分点。显然，工业化与城市化整个系统在“十二五”处于协调发展(Ⅱ)阶段。

       当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十二五”时期及未来一段时期仍处于工业化继续发展的阶段，我国工业总量增长将推动城市化加快发展，工业结构调整将对城市化产生双重影响，第三产业发展对城市化的带动作用将不断加强，可以说，刚进入工业化与城市化耦合系统的快速发展(Ⅲ)阶段。目前，城市已成为具有多种服务功能的城市，其不仅能集聚大量资本、人力、技术、信息等各类生产要素以及多种经济活动，而且可为创新活动的发生奠定坚实基础，引发新产品的生产、集聚与扩张。此时，创新、集聚与扩张已不同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初期，而是一种新型且较高水平的积累与循环。在此情况下，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已变得更为复杂，是一种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状态，处于系统的快速发展(Ⅲ)阶段，也必然会受到资本、人力、管理、技术所形成的约束圈的限制。中国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系统面临着低端人力资本和高端人力资本双重缺失的局面：在低端人力资本方面，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的技能素质与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结构调整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适应；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的文化素质与中国城市化、市场化及现代化的发展不适应；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与其职业目标、发展目标不适应；在高端人力资本方面，中国严重缺乏一批能突破关键技术、引领新兴学科、带动新兴产业发展的战略科学家、企业科学家以及创新创业领军人才。未来，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协同演化的整个系统能否继续向前发展，关键在于对人力资本各种表现形态所构成要素集合的合理配置。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首先，要实现新型工业化需高端人才的引领，必须聚焦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将自主创新与技术吸收、技术引进结合起来，促进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整合，培育自身独立研发能力与创新体系，努力抢占产业发展的技术制高点，加速产业结构升级，实现产业链从低端向高端的迈进。

       其次，要充分发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博士后站点、留学人员创业园等各类载体在集聚人才方面的作用，以重大人才计划、工程、项目为抓手，通过项目合作、人才交流等形式，激励自主创新，持续引进和培养一批能突破关键技术、引领新兴学科、带动新兴产业发展的战略科学家和创新创业领军人才，以领军人才引领人才集群发展，加快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力争在关键技术上实现重大突破，形成竞争优势，向产业价值链的高端攀升以进一步推进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协同发展。

       再次，要实现新型城镇化需要转移数量庞大的中低端农村剩余劳动力，要充分考虑到将农村剩余劳动力由生产性主体向生活性主体的转变，应该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优势，既要发挥其生产性主体作用，还应该提高人们自身的能力，包括良好的健康、教育和满意的生活质量等，要充分利用工业化中期经济快速发展的机遇，进一步繁荣城镇经济，增强城镇产业竞争实力，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尽可能多的就业岗位，积极稳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及相关的住房、入学、社会保障、社会管理等方面的配套改革，真正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最后，要大力提高劳动力质量，增强人力资本积累。在以城市化和工业化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要处理好高端人才培养与中低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关系，一方面，要不断推进农村教育改革，在政府的引导下，多方面合作，建立各种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积极引进高素质、高水平的师资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各种培训和教育，尤其是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技术技能培训以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促进农民就业能力的提高，保证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中低端人才的供给；另一方面，要加大高等教育的投资，针对科学技术和产业发展的需求，在选才、用才、引才、育才、留才、储才等环节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人才产出机制，创新人才协作机制，重点培养各种层次和类型的高技能、高素质和勇于创新的高端人才，从结构、数量、质量各个层面给予有力支撑，显著改善人力资本水平与存量，从而提高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

       五、结束语

       本文尝试从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耦合的角度来探讨城市化与工业化协同共生的进化系统及其实现机制，以及工业化与城市化协同促进经济增长的逻辑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工业化与城市化耦合系统具有低级协调共生(Ⅰ)、协调发展(Ⅱ)、系统快速发展(Ⅲ)、高级协调共生(Ⅳ)四个阶段：当整个系统处于低级协调共生(Ⅰ)和协调发展(Ⅱ)阶段时，工业化率超过城市化率，而在系统快速发展(Ⅲ)和高级协调共生(Ⅳ)阶段时，城市化率将超过工业化率。研究还发现，生产资料、主体、机制、环境四大方面是工业化与城市化耦合的节点，而在城市化与工业化交互耦合的动态演化整个过程中，“人”的因素贯穿始终。最后，本文结合中国案例对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耦合系统进行阐释，分析发现，中国目前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协同发展刚进入耦合系统的第三阶段。在此阶段中，城市化与工业化耦合系统“人力资本”缺乏。目前，中国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趋向更高层次的阶段发展，必须选择各种政策措施来缓解快速发展(Ⅲ)阶段中的发展圈与约束圈的矛盾，力求使两者之间的交互耦合关系不断向良性发展，最终获得高级协调共生状态。在这一过程，“人”的因素当是关键——以人为本，无论是低端人力资本，还是高端人力资本，均应体现出其价值性，才能更为高效合理地进行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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