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怎样领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待续）——以建国后十七年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是怎样论文,为例论文,研究工作论文,哲学社会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了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80多年的征程中，无论是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给予了高度重视，在领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留下了不少惨痛的教训。在这方面，不少学者进行了总结。有一种观点认为，建国后十七年中国共产党没能处理好党的领导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关系，完全忽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独立性，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了“现行政治的奴婢、成了党的领导人和领导机构推行政策的工具”。这种看法对建国后十七年党的领导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关系作了简单化的判断。如何科学看待这一时期党的领导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关系，不仅仅是一个怎样正确看待历史的问题，也关系到我们今天怎样处理党的领导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关系。因此笔者试图从历史的角度，用事实说明建国后十七年中国共产党是怎样领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既与这种看法商榷，也为今天处理党的领导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关系提供一些经验教训。
一
新中国成立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科学和艺术的发展需要一种适合于它的环境。对于科学家和艺术家，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比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不知道要好多少倍”（注：周扬：《答〈文汇报〉记者问》，《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84页。）。
中国共产党领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首先就是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认识到了“只有抗战胜利，民主成功，中国的科学才能得到繁荣成长的园地”，“不能想象，在黑暗的专制之下，科学会有前途”（注：朱德：《科学与抗战结合起来》。），“民主的自由是科学发展的保姆”，“新民主主义就是民主政治加上科学的经济建设”（注：吴玉章语，转引自龚育之《中国共产党为科学而奋斗的历史篇章》，《中共六十年纪念文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
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就首先从法律上明确规定鼓励和支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第五章，规定了新政权的文化教育政策。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第四十四条规定：“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物。奖励优秀的社会科学著作。”第四十五条规定：“提倡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周恩来在《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草案的特点》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政策，这个问题讨论不多，简单地说来，就是民族的形式，科学的内容，大众的方向。”因此，中国共产党从执政一开始，就注意运用法律来领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
作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也重视法律赋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的权利。1956年他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中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让他们去说（注：转引自龚育之等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95页。）。
除了以法律形式鼓励支持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还从政策上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就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692页。）。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就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9年，周恩来代表新生的人民政权作了《动员更多的力量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讲话，呼吁全社会要高度重视社会科学，要充分调动旧中国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吸收他们的科研成果。为此，在政府财政负担非常重的情况下，对旧中国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人员采取了“包下来”的政策，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
1954年，周恩来在讨论中国科学院向党中央和政务院的工作报告时明确提出：“我们要充分重视科学研究工作，结合最近对总路线的学习，把科学研究工作提到应有的地位。”党中央向全党转发了这个报告，并加了很长的批语。这个批语强调了科学工作对国家建设的重大意义，强调了重视和团结科学家是党在科学工作中的重要政策，做出了一系列关于团结、使用和教育科学家，培养新生的科学研究力量的政策规定。
1956年，在党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科学工作作为要求全党关注的重要工作郑重地提到全党面前。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报告，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我们必须付出最紧张的努力，向现代科学进军。”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水平而奋斗。（注：参见《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4号。）在中共八大的一次预备会上，毛泽东还提出：我们对新的科学技术还不懂，还要作很大的努力。现在中央委员会是一个政治中央，将来中央委员会就是科学委员会了（注：转引自龚育之等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09页。）。
1956年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阐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时说，“哲学和社会科学是极重要的科学部门，所以一定要把工作做好”，“应该考虑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和教育工作中，依照情况，逐步改组力量，改变有些原来是错误的和原来不错误但现在已经过了时的制度和办法，以便动员一切积极因素，发展我国的哲学和社会科学事业。”（注：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民日报》1956年6月16日。）
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重视科学研究工作时，是将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看待的，同样予以高度重视。1955年建立学部委员制度、1956年进行科学规划时都考虑了哲学社会科学。
在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充分发挥人民民主政权的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人力、物力、财力上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和社会氛围，所以一些大型的学术工程，如整理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才得以进行。
中国共产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还体现在有组织、有计划地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上。
新中国成立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仅规模小，而且处于无组织、无计划状态。极少的人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而且常常陷入朝不保夕的生活困境。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确立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国家统一发展的体制。
国家成立了各类研究机构，将科学研究变成国家事业，科研人员成为国家调配的工作人员，为科学研究创造了组织条件和制度保证。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全国建立了以科学院为研究中心，由高等院校和地方社科机构组成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体制。1950年建立了全国科学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其中就包括相当数量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同年，成立了新中国第一所哲学社会科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并在全国各大学建立了相应的哲学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机构。1955年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为系统研究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奠定了组织基础。解放前中央研究院只有历史语言和社会学两个研究所，而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科学院就有哲学、经济、考古、历史、近代史、语言、文学、外国文学、民族、宗教、法学、世界历史、世界经济、自然科学史和情报等十五个研究所。这些研究所还出版了《新建设》、《历史研究》、《经济研究》、《哲学研究》、《文学评论》、《法学研究》、《民族研究》和《中国语文》等十多种学术刊物。各个省、市、自治区也建立了社会科学研究机关。据统计，在“文化大革命”前，全国有22个省、市、自治区设立了37个社会科学研究机关。其中设立两个以上多至五个研究所的就达九个省、市、自治区。各个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研究机关出版的专门和综合性的学术刊物达20种以上。社会科学事业空前的发展，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科学事业的高度重视和领导有方。
国家从体制上加强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导、管理。一方面，借助于国家的体制力量，大大地促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有效管理和控制。国家政治制度、国家意识形态通过体制控制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方向、规模，极大地影响了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使之适合新中国的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反之，一切反对或者不支持新中国的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活动就得不到支持。
为了有计划地发展社会科学事业，1956年成立了以陈毅为主任的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集中全国一大批优秀科学家编制了1956—1967年全国科学发展规划。党的八大的报告和决议把实现这个规划规定为党和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在党的领导下，这个规划的主要任务1963年大都提前完成，1963年又开始执行新的全国科学发展十年规划。
中国共产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还体现在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方向的引导上。
中国共产党在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导时注重从政治上、思想上引导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使其能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此，对知识分子进行了思想改造，批判非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就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教育人民，是我们党的一项最基础的政治任务”，“要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封建主义思想，批评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这样才能确立马列主义—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权”（注：《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下卷，第82—83页。）。为此，在恢复国民经济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结合没收官僚资本、民主改革等工作，在人民群众进行广泛的社会发展史教育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并在全国推行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为了配合全国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宣传部门有计划地、系统地编辑出版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其中包括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两篇著作的重新发表和《毛泽东选集》的第1—3卷的编辑出版。同时，建国初期，还举行全国大规模的政治学习运动，全国大中学校师生100多万人参加了政治学习。在所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著作中，毛泽东的著作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是最大的。陈垣说：“解放以后，得读《毛泽东选集》，思想为之大变，恍然前者皆非”。（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贺麟说：“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其中论矛盾的转化的原则特别给我以更新改造的无限鼓舞和勇气。通过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懂得了阶级斗争的真理。”（注：贺麟：《两点批判，一点反省》，《人民日报》，1955.1.19。）
为了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权威，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思想领域进行了学术批判。包括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等等。通过学术批判，确立马克思主义对全国学术思想的主导。马克思主义作为学术指导思想地位的确立，引起了新中国的文化思想领域的巨大变化。第一个变化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实现了对中国社会意识的整合，统率了中国社会的各种意识，成为新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体现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精神信仰；第二个变化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分析社会的科学方法论，在文化学术领域得到普及，阶级、阶级分析、阶级斗争、历史唯物主义、唯心论、自然辩证法等概念被广泛地运用于学术文化之中、人文学科研究和学校教育内容，等等，形成了一整套的话语系统。这两种变化，使此前就已提出和包含在新民主主义文化中的社会主义文化方向，在新中国成立后变成了现实，成为普遍的文化追求和文化实践。
中国共产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具体领导是通过哲学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学派确立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主导地位，对学术机构领导权的主导和学术期刊经营权等学术建制的掌握来实现的。
新中国成立前，哲学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学派处于受排斥、压制的异端边缘地位。主要的学术机构都由非马克思主义学派所控制。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不仅成为全党全国共同的指导思想，而且主导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主要学术团体、学术期刊和大学教学机构。这些学术建制就成为实现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领导的重要媒介。中国史学会、经济学会、哲学学会等学术团体将各个学科的研究者组织起来，发挥了领导各个学科的作用，成为推动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中坚力量，很好地配合党的领导，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各个学科的指导地位。1949年7月1日成立的中国新史学研究会就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主体，把全国进步史学家组织起来，该会宗旨就是“学习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各种旧历史观，并养成史学工作者实事求是的作风，以从事新史学的建设工作”（注：《人民日报》，民国38年7月2日。）。1951年在中国新史学研究会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史学会，“以团结史学工作者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从事于历史教学及史学的建设工作为宗旨”。中国史学会在20世纪50—60年代，在推动历史学界学习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提倡实事求是的学风，加强史学界的联系，促进中国历史学的研究和历史资料的整理、编辑、出版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这些学术团体很好地领导了哲学社会科学界，推动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