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和谐社会论文,中国社会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一般意义上讲，和谐社会体现的是社会关系中的一种状态：人们各安其职，各得其所，相互协调，和睦共处。但是，达到这种局面往往意味着具备了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在社会分工与分配领域运用了同样的衡量标准，人们虽然不能实现彼此平等，却能够体现社会公平。二是全体社会成员能够比较均衡地获得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利益，人们虽然不能得到数量平等的好处，却可以得到比例公平的好处。三是社会建立了覆盖全体成员的保障体系，从保障人们生命安全的平等条件开始，逐步向保障人们受教育的平等条件过渡，社会关系环境呈现出渐进发展、日益完善的状态。
按照上述理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提出和谐社会命题具有必然性：改革最重要的实践成果是确定了运用市场体制建设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内在的竞争机制自发地产生优胜劣汰后果—持续的优胜劣汰将使利益分配差距拉大而导致社会关系紧张局面—和谐社会作为对紧张社会关系的化解举措应运而生。然而，如果从深层次思考，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与和谐社会的联系具有更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基本形成自身主体条件后政治权力运作重心转移的需要，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式寻求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开始，还将是人类社会主义理想模式浴火再生的过程。
笔者试对上述结论做出阐述。
一、和谐社会目标对中国改革进程的推动
在特定意义上，市场体制是人类在经济领域的一种社会普遍动员形式。它运用法制前提下的自由竞争方式，让所有的社会成员各尽所能；运用市场环境中的客观运行机制，解决资源配置的归属问题。在这里，资源配置既是社会得以达到最佳效率的途径，又是个人得以实现自身利益的途径。
市场体制的合理性在于：人们后天培养条件和先天遗传因素的差别导致能力表现各不相同；人类在还没有全部走出物质匮乏的现阶段，只有把资源向最有能力的社会成员手里集中，才能使之在促进社会财富积累方面发挥最大效益，进而为全体成员提供越来越充足的消费条件。这一过程的关键是如何认定人们在劳动能力方面的不同并相应完成资源配置的过程。市场方式正是在这方面发挥了出色作用。
一方面，市场对人们能力的检验具有客观性质。从理论上说，人们共同参与市场竞争，但任何人也不能单独控制市场却必须接受市场对自身能力检验的后果。市场对人们能力的认定这种公正性保证了资源的合理配置。
另一方面，市场对人们能力的检验具有动态性质。市场对劳动者能力的判断，往往只把其劳动产品作为依据，并不特别关注产品背后的生产者是谁；一旦新的更优的产品出现，就将毫不犹豫地推动资源流向新的主体。这就保证了资源合理配置的持续性。
市场经济要完全体现上述机制，应该具备两个标志性的成果：其一，市场主导配置资源的局面基本形成，其标志是相关法制规范体系的出现并已经支配人们的市场行为；其二，市场主体已能够通过竞争产生并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力量，其标志是相当数量的经营者已经从以资本积累为主转向以资本运作为主。
上述机制是逐步完善的。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在建立市场体制的初期，国家权力都需要对上述局面的形成发挥推动和扶植作用，即帮助市场主体的形成：首先通过相关法制体系的建立让他们获得从事竞争活动的自由；其次通过干预最初的竞争活动让他们在行使自由时取得“第一桶金”。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运作方式又不尽相同。资本主义国家权力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的条件主要是：一则法制，主要用于对内规范经济秩序；二则暴力，主要用于对外开拓市场。社会主义国家权力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的条件主要是：一是运用法制方式给予包括私有制经济成分在内的市场主体以发展空间；二是改革并扶植公有制经济成分，使之成为适应市场规则的经济主体。
换句话说，“行动自由”和“财产自主”应该属于市场形成的要件，当这两项要件基本确立——在市场机制中已占据支配地位的时候，国家权力关注市场经济的重心就可能做出调整或发生转移，即从直接帮助上述要件形成转变为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政治权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开始体现自身的管理理念。对于社会主义政治权力而言，它对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目标的承诺与追求，将在此时获得凸显的机会，由此它将选择与资本主义在运用国家权力时有所不同的价值标准。
与此同时，市场体制的初步形成，将意味着财富积累与贫困积累的自发趋势出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曾用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来化解由此而激化起来的社会矛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受其社会制度本质的制约，不可能让这种局面长期延续。从1992年正式推行市场体制起不足15年，从1978年启动改革起不足30年，中国共产党人就鲜明地表达了调控贫富分化的决心。
和谐社会命题就是在政治权力职能需要转移的这一历史阶段提出的。它表明，中国社会主义沿着建立市场体制方向的改革，已经成功地走完了第一步——嫁接市场体制后的社会主义植株生机盎然；接下来，它将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根系在自身社会基础中获得源源不断的营养，直至长成参天大树。
二、和谐社会发展对中国改革难题的破解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给人们的印象是“市场经济”在发展，而并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发展；并且，由于市场经济一向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趋于成熟的，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过程往往表现为对既有市场模式的追寻或仿照，似乎又是在向资本主义方向移动。因此，从现象上看，中国市场经济迄今为止所呈现的趋势是传统社会主义成分日益压缩、减少，资本主义特征日益扩大、增加。
现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革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问题，意味着有条件对这一过程的走势做出新的判断。按照和谐社会目标要求观察中国改革全程，可以断言，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在初创时期之所以无法真正展示自身与资本主义市场体制的区别，是因为这个时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态尚未最终完成。初始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需要弃旧图新，表现出急于吸收市场经济现有模式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成果的基本态势，似乎是在向资本主义方向驱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要完成从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只能以相应长的时间为载体才能予以实现。这是无法避免的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然是在成长的途中，当然也就不能全面显示自身的个性特征。
那么，确定和谐社会目标，是否就意味着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呢？事情当然不是如此简单。确定了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区别的发展目标固然很重要，但关键还在于所确定的目标是否能够实现。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认同两项事实：其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只能在市场体制条件下达到和谐社会目标。其二，和谐社会目标与市场机制的统一并无历史先例。
解决难题的出路仍然取决于对市场机制的判断。如前所述，中国改革对市场体制的选择大大改变了社会生产力面貌，使政治权力系统掌握了前所未有的调控生产关系的物质手段。这一基本成果构成了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社会主义政治权力的任何施为，都不应从这个基础上倒退，即都不能以牺牲市场体制的基本功能为代价。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只能在坚持市场体制前提下，通过分析市场体制的历史演进趋势，才可找出政治权力施展作为的环节。
市场体制之所以为当今人类所普遍采用，取决于它所体现的效率。所谓效率，是指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投入与产出的比率。市场体制的诱人之处，在于它是人们所知道的用较小投入获得最大产出的经济体制。正是依靠这一体制，许多民族迅速走出物质匮乏状态，进入了现代的繁荣。
问题在于，人类是否永远需要这样一种体制？或者更准确些说，市场体制是否永远停留在资本主义所达到的这种发展状态？
市场体制的奥秘是它运用利益分配方式鼓励更强者的出现。它通过按能力分配生产条件的方式体现按能力分配生活条件。这导致社会资源的配置呈现出不断流动的形态，并且始终使最强者拥有主要资源的支配权。在市场机制运行过程中，一方面，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另一方面，社会可以支配的财富越来越多。正因为如此，市场体制在张扬强者利益的同时，也使人类整体的生存状况得到改善。
然而应该看到，市场体制对更强者的认定是以能力为考量标准的，它是一个无限的尺度，任何具体的强者标准都只能占据其发展过程的一个片断；但与此同时，每一个体却必须经历自然生命从成长到衰老的阶段，谁也不可能永远居于最强者的位置。就此而言，市场方式不仅是鼓动人类内部竞争的方式，而且是人类任何个体都必须承受失败的方式。
人类需要市场方式已经是一种事实，然而，这种事实出现的必然性是与人类面临某种意义的生存危机状态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一个生命物种，人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维护自身生命所需要的物质消费品问题。这种与自然界的关系状态导致人类生存的压力。人类要及时走出这种状态，市场体制无疑是最合理的选择。但是，当人们已经有望远离生存危机状态的时候，还需要如此去做吗？
可以在这种设问的基础上思考当下市场体制的弊端：
1.它异化了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利益的竞争不能不让所有的人彼此处在要么现实要么潜在的对抗之中。
2.它异化了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当所有的人都设法尽可能多地利用资源去获得自身利益的时候，自然界是最容易受到侵犯的——当然，这种所谓侵犯，实质是指一部分人对自然界的先期利用妨碍了另一部分人同样性质的后续利用。其结果是人类的长期发展遇到不利影响。
3.它异化了个人与自身的关系。在竞争中，所有的人都受同样的游戏规则的支配，都是身不由己的。个人往往在其中失去了自我。
虽然，利用市场体制发展得最好的民族已经找到了一些办法遏制上述弊端，但他们往往付出了沉重代价。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后发展的市场体制，应该也需要减少其中的若干代价。
社会主义者可以重新思考市场体制发挥作用的性质与范围。
从宏观上看，市场体制不过是人类发展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工具，是人类改善自身生命存在状态的方式。按照这一视角，以往的关于市场体制的判断通常是发现直接的价值，而没有更多考虑间接的价值；通常是肯定现实的利益，而没有更多考虑长远的利益；通常是承认局部的成本，而没有考虑全局的成本。这虽然能够推动人类的进步，但并不能体现人类生命存在的根本价值。
人类作为特定的生命物种，面对的基本关系是与自然界的关系，面临的基本问题是维护自身在自然界中的存在。人类要解决这一问题，只能使自己越来越全面地适应自然界；所谓人类改造自然界的活动，归根结底是增加适应自然界的方式；人类只有不断地深入认识自然界才能改造自然界。
这就是说，与其他生命现象不同，人类在解决上述基本问题过程中，将越来越注重运用理性手段；而理性的存在与发展，只能在社会关系中进行。一方面，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决定了任何理性成果都只能通过社会关系存留和延续；另一方面，理性成果作为精神形态的产品，理论上具有无限的使用价值，使用者的社会范围越大，其效能就越强。因此，人类优化自身生命存在的过程，取决于社会关系对理性成果的承载与传播状态的不断完善，与所处社会关系的优化过程是一致的。
社会关系的优化，质上体现为平等性，量上体现为广泛性。社会关系中的平等性以人类个体存在诸多差别为前提，只能以他们在生命活动方面的自由来体现；而生命活动的自由需要以个人的自由发展为基础，这意味着人们在能力方面趋于同等化。换句话说，在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中，自由逐步成为衡量平等的条件，只有实现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社会才能达到理想的平等状态。社会关系中的广泛性则是指人们交往趋于普遍化，其彻底实现是社会成员的自由往来。不难看出，社会关系的最优化，将是人类每一个体都获得能力充分发展的状态；此时，人类整体趋于最强，因而也是人类在自然界中生存状态趋于最佳。
从人类的历史进程看，无论是今天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今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还不具备完全实现个人之间平等的社会条件；这种理想化的完全平等，极有可能是一个漫长甚至是无限的过程，至少人们已经看到，由于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对平等的追求将不得不一再重新开始。自从人类通过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基本解决了自身的温饱问题，消除了因消费品匮乏所造成的生死存亡斗争之后，构建和谐社会的可能性就已经存在了。
事实上，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人类的和谐社会，马克思主义属于最早力图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为和谐社会的意识形态。由于当时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面发展的初期，人类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进程刚刚开始，普遍解决人类基本生存问题的生产力条件还不成熟，马克思只能把实现和谐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少数发达国家身上，提出由它们首先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然而，在人类普遍交往的形势下，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绝对地区别对内关系原则和对外关系原则，这两个方面客观上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和谐社会的彻底实现只能以人类整体为对象，单一民族内部的和谐状态只能在有限意义上成立。
人类发展到今天，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已经有可能全面解决自身的生存需要问题。但是，现今的世界秩序格局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确定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派生的实践模式就是市场体制。这种体制对人际关系的确定是在竞争中完成的，突出了胜者通吃的游戏规则。它所呈现出的巨大惯性影响到民族关系领域，正是依据这样的社会关系规则，发达国家试图以实力迫使落后民族听命于自己的制度安排。这种做法激起坚决的反抗。人类正在为这种局面付出代价。
要走出营造人类和谐社会的困境，需要使市场体制的运用从资本主义理念过渡到社会主义理念。
三、和谐社会理念对社会主义理想的重构
和谐社会与未来理想社会的关系是人们十分关注的话题。
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往往把理想社会的美好与现实社会的艰难对立起来，强调当下的艰苦奋斗、自我牺牲将换来未来的人类普遍幸福。这往往能够唤起人们的高尚情感，把个人的生命活动与伟大的人类解放事业联系在一起。从历史上看，这种召唤曾经吸引了众多的志士仁人，他们义无反顾地抛弃个人及小家的利益，不畏艰险，流血牺牲。他们的英名永远载入了人类文明的史册，他们的事迹永远被后人缅怀、敬仰。
人们当然希望知道，在通向理想社会的道路上，需要走多久。
种种迹象表明，社会主义理想社会的实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心目中并不需要很长的时间。他们在写作《共产党宣言》时，就对无产阶级很快夺取政权寄予很大希望。他们曾认为，资产阶级取得胜利后，无产阶级作为“刽子手就站在门前”，资产阶级“充其量只能提心吊胆地享几年福”，然后就将被无产阶级推翻。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以及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都是从当时具体的社会条件出发的。他们显然相信，无产阶级革命者能够亲眼看到自己奋斗的成果。
把理想社会推到遥远未来的做法是同落后民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联系在一起的。由于这些民族在社会生产力水平上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在赶上它们之前，人们很难认同自己已经实现了比资本主义优越的理想社会。虽然在实践上，无论是苏联人还是中国人，都曾在某个领域或方面呈现出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优势，也因此有过宣布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的冲动，但最终又都予以放弃。现在，中国更是认为自己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把理想社会的实现推到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以后了。
这意味着，关于理想社会的认识，从社会主义原创理论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生了巨大的时空转换：一种可以迅速实现的社会形态被推向了遥远的未来。这种状况给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首先，它改变了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认知途径。按照马克思当年的判断，“科学社会主义”，“仅仅运用自己的科学认识去探讨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这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条件蕴涵在“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之中，具有现实性。这同时也赋予社会主义理想社会的当代性。而一旦把社会主义社会未来化，人们就不能只从眼前的社会运动来判断理想社会，而不得不仰仗理论逻辑来肯定它的存在。这显然有违马克思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初衷，也大大增加了人们正确把握未来社会的难度。
其次，它改变了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动员模式。马克思之所以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实现当代化，是因为他认为客观条件已经具备：一方面，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已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另一方面，暴力性的阶级斗争已表明，无产阶级已经可以通过这种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运用专政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在这场社会变革中，社会主义者仅仅是发挥“助产士”作用，帮助业已成熟的理想社会降生，人们将很快享受到进入新社会的幸福。而一旦把社会主义理想未来化，人们不得不在若干代人的时间内处在“前理想社会”状态，这意味着人们将继续经历着分工状况、利益分配、发展条件等方面的不平等局面；要使人们默许并承担它们，必须运用一种道德原则告知，这是为了未来利益牺牲现在利益。这种做法显然不能体现社会主义性质。从逻辑上说，社会主义所主张的社会平等，是立足于所有人生命权利的平等之上的。换句话说，它反对任何一部分人通过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来实现自身利益，也反对任何一代人通过牺牲另一代人的利益来实现自身利益。
对一种社会关系规则的修改，需要具备客观条件。像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这样的思想模式，一方面在对外民族关系方面酿成了灾难，另一方面在对内社会关系方面促成了进步，是不能予以简单化对待的。
当然，从历史过程来看，资本主义在对内社会关系方面也曾使自己的人民遭受到长期的灾难；而且，只要假以时日，即便是对外的殖民主义方式也会使殖民地人民得到发展。问题是由谁来承担这种发展过程中的痛苦？为什么由他们来承担这种痛苦？如果说，资本主义在对内社会关系方面从混乱、不堪走到了今天的有序、稳定，是在当事者双方都不能预测自己命运的情况下客观发生的话，那么，依据这种情况所形成的主观选择，就不得不面临着上述诘问。
这在某种程度上仿佛重复了社会主义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现实不完善，未来才理想。但除非是自愿，否则谁也无权要求一部分人为另一部分人做出牺牲，更无权要求别人为自己做出牺牲。这就是说，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其基本管理原则应该是使每一代人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尽可能地改善自身的生活。这是人类的自利原则。但另一方面，人生要延续数十年，人类代际是交错存在的。即便是每一代人只须对自身负责，他也要把这种行动置放在历史过程之中：他受到上一代人关爱才得以成长，要关爱下一代人才能够获得幸福晚年。显然，人类并不是唯一把个体融入整体的生命现象，但肯定是唯一通过道德意识强化了这种个体与整体生命相关性的生命物种。这是人类的利他原则。
在实践中，人类只能是在上述两种理念中做出妥协。可以预料的是，人类越是发展，对直接物质条件的依赖越少，两种原则的规定性就越是趋于一致，人们就越是能够在两种原则中取得选择的自由。
就此而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出和谐社会目标，是把社会主义的理想现实化，实质上是社会主义政治权力对弱势群体利益的明确承诺。这不仅是因为占据其中多数的是工人、农民，而工农是社会主义政权的根基，还因为知识经济时代正在到来，对弱势群体的扶助意味着对人力资源的普遍开发，社会主义在这方面采取有别于资本主义的举措，逻辑上展示了超越资本主义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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