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社会主义：可以借鉴但不可照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关系，有两种说法不合乎历史实际
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关系，有两种说法：一是把社会民主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二是说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这都是不合乎历史实际的。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信奉的是共产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在他们指导和帮助下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的名称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同盟的纲领就是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在当时还是一种改良性质的社会思潮，是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甚至封建贵族都可以接受的思潮。
与此同时，在法、德等国还出现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和社会民主党。就法国而言，这个派别，实际上是1848年至1849年欧洲（民主）革命时期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代表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代表结成的联盟。因此，它不能不同时表现出民主主义的色彩和社会主义的色彩、小资产阶级倾向和无产阶级倾向。至于哪一种色彩浓一些、哪一种性质强一些，则因形势而异。马克思、恩格斯坚持自己的共产主义立场，但对这类政党并不是采取僵硬的排斥态度，他们指出：
“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民主共和制度作为手段，并不是为了消灭两极——资本的雇佣劳动，而是为了缓和资本的雇佣劳动之间的对抗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其实质始终是“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但是这种改造始终不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而在某种形势下他们也希望社会民主派中的无产阶级继续“左”倾，朝着共产主义目标不断革命。
对于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面临着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双重历史任务的德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待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问题上态度更为明朗。他们甚至称自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红色民主主义者”、“民主共产主义者”。当然，这应该说是在极少的情况下说的，并且他们总是赋予社会民主主义以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容。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判断这种思潮和党派的性质以及自己对其的态度。其根据主要是这种党派和思潮对所在国家社会发展面临的任务的立场和态度。作为共产主义学说的创始人，他们并不是脱离革命实际空谈坚持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奋斗目标的。
19世纪60年代起，许多工人派别都接受社会主义思潮，社会民主主义的概念在工人运动中被广泛运用，从这时开始的大约50年间，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均采用社会民主党（或社会民主工党）的称谓。另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也使自称社会民主者的许多人接受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的。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同意“社会民主主义”的提法，从1873年起又以“科学社会主义”自称，以示区别。可见，在谈到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态度时，任何倾向的简单化都会扭曲历史的本来面目。恩格斯在1894年的一篇序言中比较全面地历史地说明了他们的态度。他说，在（19世纪）70年代上半期的那些文章里，“我处处不把自己称作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作共产主义者。这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种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的人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因此对马克思和我来说，用如此有伸缩性的名称来表示我们特有的观点是绝对不行的”。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恩格斯认为，“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个词也许可以过得去”。但对于共产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然而，对真正的政党来说，名称总是不完全符合的；党在发展，名称却不变”。
十月革命后，191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沿用这个名称20年之后，正式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其主要原因是当时布尔什维克认为几乎所有的正式的社会民主党都堕落成社会沙文主义或社会爱国主义，成了社会主义运动的障碍，必须果断地同它们断绝关系。列宁在说明改名的原因时指出，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而“共产党这个名称在科学上是唯一正确的”。这是因为苏维埃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就是国家实行强力的特殊的机构开始消失；在经济上，不仅要实行公有制，而且要更进一步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这就是说，共产党的名称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相一致。这时，布尔什维克对世界革命的进程和共产主义实现的进程的估计是很乐观的。
面对两种“主义”的分歧、对立，我们需要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
恩格斯逝世以后，在马克思主义队伍中出现了伯恩施坦主义，逐步形成了西方社会改良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即列宁主义）的长期对立，特别是1919年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的成立，以及第二国际的复活，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形成两种“主义”对立的局面，两面色彩迥异的旗帜，在将近20年中，基本上处于对立、对抗、互相攻伐的状态。
两种主义的分歧、对立的根本问题在于二者的目标、搞社会主义的主张和道路根本不同，即我们常说的“是革命还是改良”的分歧。前者主张通过“革命”和“专政”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后者则主张通过“民主”的手段、“议会选举”的办法实现社会主义。
这种对立的症结和根源是二者实际上都不承认东西方社会的重大差别、不承认各国国情不同，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多样的，不可能有统一的社会主义模式。不仅如此，还常常自认为自己的那一套思想观念、政治主张是唯一正确和普遍适用的。
布尔什维克党为什么要走暴力革命的道路？试想，当一国广大工农大众处于完全无权、受压迫、受盘剥的地位，面对着剥削阶级的暴力统治，他们难道不该起来改变这种地位吗？至于选择什么手段则完全是由一国国情决定的。把十月革命看成是少数人意志的产物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实际上在彼德格勒武装起义前夕，俄国许多城市的工农代表苏维埃都通过了拥护布尔什维克方针路线的决议。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广大工农选择的结果。工农大众为什么拥护布尔什维克党？因为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方针政策正是代表了他们的迫切要求和愿望：和平、土地、面包和自由这“四大件”。
对于西方革命为什么长期起不来，90多年来一些人一直把原因归结为“主观上的”，特别是社会民主党领袖的背叛造成的。这个问题也有重新思考的必要。十月革命后西方国家中曾经最有希望的是德国1918年革命，人们把革命失败的原因归结于社会民主党领袖的背叛。孤立地看，这些领袖在历史紧要关头的决定是可以这样指责的；但是，他们的方针和决定确实是拥有多数工人群众和其他下层劳动者的支持的。1919年1月国民议会选举的结果是，代表右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得票一千一百多万，而代表中派和部分左派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得票仅为其五分之一，这多少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当然，多数工人群众这种政治倾向是德国社会民主党长期的改良主义实践影响的结果，但这也说明在一定时期工人运动中是革命主义还是改良主义占上风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和历史根源的。
认识上的差异甚至严重分歧是不可避免的，重要的是有一个正确处理两类党的关系的原则和方针。也许是由于实践经验的不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很长时间都没有产生这种原则和方针。中国共产党总结了社会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和实行的“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就是发展各国政党之间（包括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的新型的党际交流与合作关系的原则和方针，是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的正确的原则和方针。
这个原则可以说是从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和方针派生出来的，但它不仅是外交政策，而且也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
从思想认识上，我们有必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是：
我们承认不承认搞社会主义要根据各国国情，国情不同搞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政策、社会主义的形式就有不同？
我们承认不承认东方和西方国家的国情（社会发展阶段、社会结构、历史传统、政治文化等）有着明显的区别？
如果我们承认，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不承认必须尊重各国人民及其政治代表根据本国国情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人民当家作主。中国共产党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和方针正是建立在上述正确的世界观基础上的。
世界各国社会主义怎么搞？虽然没有适用一切国家的统一模式，但从理论上看，也有共同规律。共同规律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不能说已经十分清楚。它仍要靠东西方国家进一步的实践来提示、证明。科学研究无禁区，但对于别国的社会发展问题，在其他国家民众及其政治代表面前，我们确实需要更多的谦虚和谨慎。仅靠理想的几个结论和原则，就要为其他国家指点社会发展道路、规划未来社会发展的蓝图，本身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也不是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既认真汲取其他国家的优秀文明成果，维护传统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同时也不照搬任何国家的社会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革除苏联模式的弊端走出来的。我国社会（尤其是在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已经实现和正在实现模式的转型。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当成第一要务；从单一的公有制转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封闭半封闭、闭关锁国走向对外开放，同世界经济接轨；从人治、过度集权甚至个人集权走向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把党的领导、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同依法治国结合起来的新的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从苏联模式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战略转向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从世界观上的“斗争哲学”走向“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哲学等。
正在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称为中国模式）同苏联模式和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都是社会主义，但它是另一种模式的社会主义。
苏联的解体，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但是至少说明苏联模式的弊端不革除就不能维护社会主义，就是死路一条。苏联的解体也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改革方针和思维、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失败。
中国的改革不能，也没有走苏联改革的套路；但这不等于回过头来去肯定苏联模式的弊病。我们党从深刻的历史教训中，作出了一系列的理论创新，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经济建设，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到更加突出的地位，把政治文明建设同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并列起来，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标志着我国正以稳健的步伐走在人类文明的大道上，不可能走回头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是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我们党在指导思想、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等方面同民主社会主义有本质的区别。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今天的局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去照搬民主社会主义，特别是我们党坚持并发展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不搞多党制和党内的派别化。
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一百年来自身也在不断发生演变。他们在改良、革新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也一步步地被资本主义社会所改造和同化。今天的社会民主党大多已放弃了替代资本主义的主张，从意识形态和实践政策上已同新自由主义重合了。他们有的思想家提出不应该把社会主义看成一种社会制度，认为“除了资本主义别无选择”。这是我们不可能接受的，因为这种观点、判断并不符合东西方许多国家社会发展的现实和趋势。
但是，我们也不能重复从前对其全盘否定、一切“对着干”的错误。既然我们现在已经正确地认定必须汲取和借鉴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的优秀文明成果，那么，社会民主党作为西方社会主义左翼势力或中间偏左的一部分，作为这些国家人民大众中某一阶层的政治代表，其观念、主张和政策措施毫无疑问也包含了我们需要借鉴的“优秀文明”成果。近30年来，我国在改革的实践中，社会民主党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促进民主等方面的某些见解和政策措施，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社会福利制度方面实践的经验和教训，正是我国一直在认真研究、汲取和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