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庾信批评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代论文,批评论文,庾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庾信的文学创作，以其四十二岁出使西魏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在梁，作品多为宫体，轻艳流荡，富辞采之美；后期诗赋大量抒发怀念故国乡土的情绪及身世感伤之慨，风格转为苍劲、悲凉。是文学史上争议较大的作家之一。（注：见章培恒，骆玉明的《中国文学史（第三编）》魏晋南北朝文学第三章第一节：北朝诗文及其他版本的《中国文学史》。）
对庾信的批评开始于南北朝时期，就是说他尚在世时，人们对其人其文就已经发表了批评性意见和看法，此后就没有停止，一直延展到今天。将历代庾信批评的意见观点加以归纳整理，大致可以得到一个批评体系，此一体系既具有特定的时代性特征，也表现出历史一贯性。我们分几个阶段予以描述和论析。
一、宇文逌的肇始
今所见最早的将庾信其人其文结合起来加以评论的是北周宇文逌。逌《北史》、《周书》均有传，前者记载：
滕闻王逌，字尔固突，少好经史，解属文，武成初，封滕国公。建德三年，进爵为王，逌所著文章，颇行于世。（《本传》）
由此可以作出如下的判断：字文逌少年时代即爱好诗文，政治上的发展非常顺利，身居高位，又是“文章颇行于世”的著名作家。这里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和庾信的关系。
据《周书·庾信本传》和《北史·庾信本传》所记，宇文逌与庾信的关系很密切。后者写道：“至于赵、滕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群公碑志，多相托焉。”[1]此所言“有若布衣之交”既指宇文逌放弃侯王身份而与庾信平交所产生的友谊程度，也从另方面说明庾信的文才和地位在其时是极为显赫的，至少平交王侯的资本。这样的关系，决定宇文逌对庾信的评价可能会搀杂较多的感情倾向。
公元579年，宇文逌在新野为庾信作品集作序，此篇序文就是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关于庾信其人其文的评论。该序开篇前先有一段定调性的议论，大意是说韵律音节与乐器之间如果有高度的配合，就能产生高层次的乐章，而这种乐章既可作为王政的思想基础，又可反映出创作者的水平才能；同时从社会功利的角度看，这样的乐章还具有“弘孝敬，叙人伦，移风俗，化天下”的价值作用，而那些“吟咏情性，沉郁文章”的文学作家也可体现出同样的价值。序作者以此形象地比喻并揭示庾信作为文学作家在艺术上所达到的高超程度及其作品的社会价值。这样开场定调以后，序文就按着论人及文的程序进行：边述评庾信的家世、个人仕宦经历，以及他在政治、文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边加以肯定和评价。指出：庾信以儒家道德理想立身，在政治上位望通显，人格上才望过人，生活优游而为人矜简，品格至德至孝，对庾信诗文词赋创作的批评就夹杂在这述评中。有关后者的内容主要有两段，第一段是综括性的：
信将山岳之灵，蕴烟霞之秀，器量侔瑚琏，志性甚松筠。妙善文词，尤工诗赋，穷缘情之绮靡，尽体物之浏亮，诔夺安仁之美，碑有伯喈之情，箴似扬雄，书同阮籍。（《庾子山集注》卷首）
认为庾信的文学创作在形式方面达到了陆机以来所提出的理想标准，即“缘情绮靡，体物浏亮”，而就各具体体裁的创作言，也都可以与其前文学史上的高手相提并论。后一段是一个总结性判断：
余与子山夙期款密，情均缟柠，契比金兰。欲余制序，聊命翰札，幸无愧色，非有绚章，方当贻范缙绅，悬诸日月焉。（《庾子山集注》卷首）
这是在表述自己与庾信友谊程度之同时，对庾信作品给予高度的称赞。认为庾集是一部可以让作序者毫无惭愧之色地大加称颂的文集，把这样的文集提到杰出的高度并非文饰，因为文集确实具备这样的质素，推出的文集应当可以“贻范缙绅”，而文集本身又可“悬诸日月”。
从上述的批评意见可以比较明显地见出，宇文逌与庾信的深厚私谊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其批评理性，因而导致他对庾信的创作评价未能体现出准确和客观，尤其是那段“妙善文词，尤工诗赋，穷缘情之绮靡；尽体物之浏亮，诔夺安仁之美，碑有伯喈之情，箴似扬雄，书同阮籍”的评价，过誉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平心而论，庾信的创作是有继承发扬前人的地方，而且有些作品还做到了翻新出奇，有所超越，但他的各种体裁创作是否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都可以和前代高手媲美，却是不能一概而论的，而且宇文逌对庾信南朝宫廷文学创作所体现出的浮艳轻绮风格的忽略，显然是批评上的失之允当。
宇文逌的评论虽然有着过誉和偏颇，但作为生活在同一时代且交谊深厚的朋友之间的评论，其中还是包含着许多有价值的成份，尤其是对庾信在六朝文学史上所处集大成之地位的确定、对庾信创作风格主要特征的揭示，再加上能够把庾信的人格和文学创作结合起来加以评论的做法，在当时都是弥足珍视的。更值得称道的是，宇文逌所作的上述评论，开启了历代评论庾信之先河。自宇文逌以后，文人学者对庾信的评论大约经过以下几阶段。
二、隋唐学者文人对庾信的毁与誉
继宇文逌之后，对庾信进行创作方面批评的是隋朝的王通（584～617年）。王通生逢隋朝统一，其时正值新兴的隋王朝廓清旧朝陋习弊政，以雄健的气魄与拓新精神展开新时代。政治上的除旧布新，反映到文学上就是对六朝靡靡文风加以排斥和否弃，而操作这些内容的人主要就是当时的哲学家、文学家，王通是其中之一。王氏宗崇儒家，儒家的文学观一般是重实用反浮华的。如果按这样标准来衡量庾信前期创作，显然是应该被否定的。王通正是秉持着儒家的文学价值观来批评庾信的，他在《文中子·事君篇》里说：“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这里，他是把庾信和南朝宫廷文人徐陵并列的。此可以断定，王通眼中的庾信，还是梁朝宫廷里作着艳诗艳赋的庾信，而生活在北朝的那个“虽位望通显，常作乡关之思”的庾信，却被他忽略了，这样的评价显然是比较片面的。
初唐史家令狐德棻发挥了王通的观点，对庾信的创作也持诋毁态度。他说：“子山之文发源于宋末，盛行于梁季。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故能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昔扬子云有言：‘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若于庾氏方之，斯又词赋之罪人也’”[1]无独有偶，初唐的另一史家李延寿对庾信也大加挞伐：“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采，辞尚轻险，情多哀思。”[2]令狐氏和李氏所以在史书中对庾信的评论不谋而合，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所共处的时代背景。两人虽非处于隋代而是唐初，但隋和唐初的政治背景，尤其是文学背景上却大同小异。隋朝短暂的统一，很快就覆灭在农民起义之中。李渊代隋而据有天下之初，仍然体现出突出的政治、文化创新的态势。这样的氛围和思潮作用到文坛上，就是面对“依旧齐梁风尚”的文坛，进行革除弊端，开创一个“积年绮碎，一朝廓清，翰苑豁如，词林增峻”（杨炯《王勃集序》）的开阔、清爽之文学局面，以适应“上升时期的封建阶级对美的追求以庄重、威严为尚”[3](P.101)的审美思潮。这样，庾信所代表的六朝文风就自然处于被排斥、被扫除之列，因而在文学批评上庾信遭到诋毁也就宜乎其然，只是当这个批评具体地以令狐德棻和李延寿的意见表述出来时，还与这两人的思想基础有更密切的关系。作为史家，令狐、李二人所秉持的自然是传统儒家思想观念，表现在文学批评上，则是重实尚用的文学价值观，在这样的思想支持下，他们对庾信创作加以诋毁和排斥似是合乎情理的。
从对上述两家诋毁论点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基础的描述中，我们可以较明确地见出他们批评的片面性。因为他们至少共同忽略了庾信后期创作的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因为令狐、李二人所处的批评背景在以后的历史进展中还将有类似的重复，所以当后代学者站在与两人“类似”的时代背景上批评庾信，而批评者又恰好秉持着传统儒家的文学价值观，则令狐、李的批评意见还将得到特定的“重复”。因之，令狐、李对庾信的批评观点对以后的庾倌研究，是有着深远的影响。
到了盛唐，唐帝国体现了前所未有的驾驭能力和雍容大度。其博大胸襟包容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内容，文学上也自然作到兼收并蓄，即允许各种创作风格的存在和发展，正因为在这“其调则飘逸、雄浑、深沉、博大、绮丽、幽闲、新奇，猬琐靡弗谐矣”（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三）的宽松和谐的文化与文学环境里，诗人杜甫以其深刻的洞察力比较全面地考察、体会了庾信的创作，从而给庾信的创作以比较客观、中肯的评价，此种意见带有一定的批评上的平反昭雪特色。首先，他对庾信的创作，尤其是赋作品予以了高度肯定，所谓“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同时也对他的创作风格予以分别的对待和一定赞扬。他认为庾氏的创作风格既有“清新”的一面，即“清新庾开府”，又有悲凉感慨的一面，即“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庾信文章老更成，凌去健笔意纵横”。（杜甫《咏怀古迹·戏为六绝句》）在这里，我们可以见出杜甫已经认识到庾信前后期创作的不同以及风格方面的变化，并且准确地揭示了他后期创作风格的主要特征。杜甫所以在庾信批评上作到比较全面和客观，有盛唐文化背景因素的作用，但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是一个“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元稹《杜群墓志铭》）的大诗人。令人遗憾的是，杜甫的评论因为时代局限，在方法上更多的是凭着直觉性的艺术感受而完成的，在形式上又采取“戏为绝句”的方式，从而使他的评论观点既缺少严密的逻辑依据，又缺少科学所应有的规范和严肃性，所以到了宋代，这些观点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
三、两宋庾信批评的平静状态
杜甫给予庾信的公允评价，因着批评者本人杰出的文学史地位，而具有了权威性和影响力，所以终唐之世，我们很少见到诟病庾信其人、其文的观点。
到了宋代，虽然政治上改朝换代，但文学上却与唐朝基本一脉相承。宋人诗文特重学唐，杜甫在宋代文人的心目中尤为崇高，宗杜诗派屡见不鲜。爱屋而及乌，因此宋人对杜甫的文学批评意见一般也采取了尊崇的态度，庾信也因此没有遭到隋初和初唐那样诋毁。但，这仅是问题的一方面，另方面，有宋一代文学环境氛围，其包容性不亚于盛唐和中唐，而在风气上则倾向崇尚艳丽和声韵，尤其是以“西昆体”为代表的台阁文人。在创作上更接近六朝风习，这或许也是决定他们不对庾信施加诋毁的原因。
两宋时期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言及庾倌及其创作的，主要有彭叔夏、王秷、王应麟、洪迈、晁公武、黄庭坚、尤袤诸人，他们的意见大多是支持杜甫观点，称赞庾信的创作。其中尤袤的观点可为代表，他说：“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全唐诗话》）
但是，在宋朝并不是所有的评论者都对庾信众口一词地称赞，也还有些颇露微辞者，只是这些人在发表意见时不像前代的王通、令狐德棻、李延寿那样激烈，而显得比较和缓。如黄庭坚就曾说：“谢康乐、庾义城［信］诗，炉锤之功，不遗余力。”（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三》）孙复也说：“沈、谢、徐、庾妖艳邪侈之言，杂乎其中，至有盈篇满集，发而视之，无一言及于教化者。”（《答张炯书》）前者是从文学语言的角度对庾信创作过程中过于锻炼字句表示遗憾；后者则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批评庾信创作于社会教化无补。但是，尽管有这些不甚和谐的声音出现在宋朝，比起隋代和唐初的庾信评论，仍可算是平静的。
四、金代的庾信批评
公元1115年，女真族在中国的北方消灭了辽国建立了金帝国。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再一次的除旧布新，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文学重建也随之在金朝开始。金立国不久，即在文学上勇敢地驱除辽、宋旧贵族的靡侈文风。关于这一情况，《金史·文艺传》有描述：
金初未有文字。世祖以来，渐立条教。太祖既兴，得辽旧人用之，使介往复，其言已文。太宗继统，乃行选举之法，及伐宋，取汴经籍图，宋士多归之。熙宗款谒先圣，北面如弟子礼。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丕变，庠序日盛，士由科第位至宰辅者接踵。当时儒者虽无专门名家之学，然而朝廷典策、邻国书命，粲然有可观者矣。金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传》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文治有补于人之家国，岂一日之效哉。
金文学的主要特征是朴素豪放，这种文学风格到金代末期也仍未衰歇。受此种文学风貌的制约和影响，金代的文学批评也就很自然地倾向于求朴素、求实用的标准，而影响到庾信的批评，则比较多地体现为否定意见，有金一代的庾信批评以其时文学批评家王若虚观点为代表。
王氏《金史》卷一二六，列传六十四有传，他是个有用世精神的地方官，又是个以“经义进士”“应奉翰林文字”的学者。在其著作《滹南遗老集》卷三十四里，王若虚对庾信的创作进行了全面的否定，并对杜甫以来赞誉庾信的观点实行了激烈否定：“尝读庾氏诸赋，类不足观，而《愁赋》尤狂易可怪，然子美雅称如此，且讥嗤点者，恐少陵之语未公，而嗤点者未为过也。”“（庾信赋）堆垛故实，以寓时事，虽记闻谓富，笔力亦壮，而荒芜不工作雅，了无足观。”
王氏的批评标准显然带着北方文学一贯的求朴素、求豪放特色，同时与前所述及的文学背景有关，还与他秉持的传统儒家思想、文学价值观有特定联系。关于后一点，我们也可以在史书上找到根据。王若虚曾经受过其舅父周昂的教育。史载：
其甥王若虚尝学于昂，昂教之曰：“文章以意为主，以言语为役，主强而役弱则无令不从。今人往往骄其所役，至跋扈难制，甚者反役其主，虽极辞语之工，而岂文之正哉。”（《金史》卷一二六，列传六十四）
在这段教诲里，可以很明确地见出，周昂是希望王氏在文章创作上继承韩愈以来的“文以载道”的传统，“以意为主，以言语为役”。这样的文学思想其实也成了他批评文学的基础和标准。另外，或许在王若虚的庾信批评中还有以文学家资质出发而故意挑剔、相互轻视的心态。
从传统文学价值观念看，王氏对庾信的批评是值得肯定的。只是文学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载道”，它还应该有艺术审美方面的功能；文学创作风格也并不止于朴素豪放，而是要万紫千红，花样繁多。从这样的观点看，王若虚对庾信的刻意否定就不免失之偏激。但是，他敢于否定杜甫的观点，敢于“不以圣人是非为是非”的精神，也颇值得肯定。这样，王若虚在庾信批评上的偏激，有着准确；在勇敢否定前人意见中，坚持了真理——因为庾信的创作像整个六朝主体文学一样，确实有着芜杂雕琢之弊。
五、明代双向度的庾信批评
王若虚在金末对庾信创作的诋毁，直到明代中叶才有杨慎的反驳。杨慎《明史》有传，言：
杨慎，字用修，新都人，少师廷和子也。年二十四，举正德六年殿试第一，授翰林修撰。丁继母忧，服阕起故官。十二年八月，武宗微行，始出居庸关，慎抗疏切诛。寻移疾归。世宗嗣位，起充经筵讲官。常讲《舜典》，言：“圣人设赎刑，乃施于小过，俾民自新。若元恶大奸，无可赎之理。”（《明史》卷一九二，列传八十）
从这些片段资料中，可以见出他对于儒家传统的执著。这样的坚持，在今天看来，是有些偏激和迂腐。比如在世宗“大礼”议中，他就非常激动和焦灼，甚至认为在这上面献身而死，是死得其所，所以“大礼”议到白热化阶段时，他曾大叫：“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又与一批大臣以哭相争（注：见《明史》卷一九一，列传七十九：“杨慎、王元正乃撼门大哭，众皆哭，声震阙廷。”）。上述思想、行为方面的表现，可以视为他批评庾信的思想基础和价值取向。另外，杨慎还是其时杰出的文学家，他有“幼警敏”、“肆力古学”的禀赋和努力，后来成长为“好学穷理，老而弥笃”，以一身兼具文学家、批评家的士人；他又有被谪远迁的经历，期间颇多激愤，文学创作亦较为丰富。在文学观念上，他比较开放。这方方面面的因素，使得他对庾信的批评显得比较全面和客观。他说：“子山之诗，绮而有质；艳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为老成也。……不然子美何以服之如此？”（杨慎《升庵诗话》）
或许杨氏既有感同身受的对庾信后期创作的主观条件，又有赞同他前期艳丽之作的文学素质，因此，他便能以激赏庾信全部创作优点的意见而与王若虚的观点对垒。
王氏论赋，杨氏说诗，虽然批评的对象并不同一，但他们的否定、肯定态度却极为明显的。在这里，杨慎比较注重从辞采和风骨的结合来评论庾信创作，并以二者的对立统一来说明其“老成”诗风，因此比较地具有说服力；相形之下，王若虚单从用典造句等文学语言角度进行指责，就显得皮相和片面了。
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前后七子相继努力反对“台阁体”所造成的形式主义诗风，在文学批评领域体现出尚朴素的倾向。批评家胡应麟适应着这种文学环境氛围，提出了否定庾信创作的意见。言：“庾制作虽多，神韵颇乏，卢薛篇章虽寡，而明艳可观”；“世谓杜诗法庾子山，不然，庾在陈、隋淫靡间，语稍苍劲，声调故无大异。惟述怀一篇，类杜诸古诗耳。”（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二》）这两句话，前者是将庾信与卢思道、薛道衡进行比较，认为从创作数量上，尽管庾信多于卢薛，但缺少深刻的思想内涵和丰富的艺术意蕴，亦即“神韵”；后者是从驳正传统的认为杜甫诗歌取法庾信之观点的角度，判定庾信的创作地位：将其置于“陈、隋淫靡间”，而仅仅是语言风格上略有不同，实质上与南朝之陈、隋朝之初的宫廷作家仍为一个类型。这样，胡氏的批评用语，虽较王若虚客气，但两人批评意见的主旨却是一致的，而所以呈现如此批评结果，除了批评家个人的因素之外，主要的原因是在于当时文学上复古的氛围。
此外，明中叶还有王世贞、王志坚、周履靖等人对庾信其人、其文提出过批评，或褒或贬大率不出杨、胡两家意见范围。导致这种在批评上聚讼不已的根因，一方面在于批评家所持的批评方法和批评标准存在着相袭性，即往往以艺术感受为方法、以重实尚用为标准进行批评；另方面则是时代文学背景的影响，同时还与庾信本人文学创作的复杂性有特定关系。
明中叶以来对庾信批评的聚讼，直到明末才宣告结束。明末张溥作《汉魏六朝百三十家集题辞》，题《庾子山集》，将既往批评界庾信批评的观点作了整理和综合分析，追本溯源，着重对毁誉相伴的唐代庾信评论作了分辨和寻根，从而肯定了杜甫称赞庾信的意见，否定了令狐德棻和李延寿的观点。言：
“史评庾诗‘绮艳’，杜工部又称其‘清新’、‘老成’，此六字者诗家难兼，子山备之”；“令狐撰史诋为‘淫放’、‘轻险’、‘词赋罪人’，夫唐人文章，去徐、庾最近，究形写态，模范是出，而敢于毁侮，殆将讳所自来，先纵寻斧欤！”
显然，张溥能从历史和文学发展史等层面来考察和评价庾信，这是很可贵，也很中肯的，尽管其中也有像“殆将讳所自来，先纵寻斧”的主观臆断，但并不影响结论的可靠。于是，张溥将明代的庾信批评作了收束。
六、清代庾信批评的阶段性
清代是一个民族矛盾始而激烈、中而和缓、终于平静的朝代。在这样的王朝中，庾信这个“民族问题”颇为严重的作家，就难免受到时代的牵掣。因此，同清朝民族矛盾斗争的波动相起伏，有清一代对庾信的批评也相应地呈现出不同的阶段。
清初，满族统治者为了安定刚刚控制住的政治局面，他们对汉人士大夫采取了诱降与高压相兼的政策；而许多明遗民却仍在呼吁保持气节，并进行着特定形式的反抗。这种双向度的政治取向，在明降臣钱谦益身上有颇为具体的反映。满清统治者对于率先迎降的钱谦益表示了极大的赞赏，委以原任礼部尚书，且大加褒扬；明遗民们则对钱氏的变节投降，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和强烈的谴责。
庾信是梁朝大臣，后来出仕了西魏和北周，清初的钱谦益与这有颇为类似的经历。这样的经历，如果站在满初清统治者的立场看，当然是无可厚非；而倘从明遗民的立场立言，庾信就无疑是变节投降、背叛其本朝的叛臣。时人全祖望所说：“尝谓近人如东涧（钱谦益别号），信之徒也”（《鲒鱼奇亭外编·哀江南赋后》），就是最好的注解。因为这样的原因，清初的一些明遗民，尤其是士大夫对庾信表示了非常的痛恨。表现在文学评论上，也自然将他的创作看得一无是处，这显然缺少以前时代批评家的冷静与理性。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从清初开始至清末的庾信批评，始终体现着由人及文的批评程式。
清初士人对庾信的评论是由全祖望开启的。全氏对庾信由人及文实行了全面否定，他说：
甚矣，庾信之无耻也，失身宇文而犹指鹑首赐秦为天醉，信则已先天而醉矣，何以怨天？后世有裂冠毁冕之余，蒙面而谈，不难于斥新朝颂故国以自文首，皆本之天醉之说也。”（《鲒鱼奇亭外编·哀江南赋后》）
这种批评意见显然是秉持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传统中“文如其人”的程式：先判定诗文作者品行的无耻，而后再言及其文学的不足取。全氏认为庾信将自己的身仕西魏、北周借“天醉”加以开脱的说法，是一种文过饰非的无耻借口，也就是因为人格品德的无行，那些“故国乡关”之思的作品，就成了矫情和文饰罪恶的东西。这是自唐朝以来的又一次对庾信的全盘否定。
全祖望的观点表面上是一家之言，实质上却代表着清初大多数遗民士大夫对于庾信的认识。这是一种由民族义愤激发起来的批评冲动的爆发，它集合了历史对庾信批评的偏激。因此，这种批语虽然可以在民族感情上得到同情，但在文学批评上，却显然是一种感情埋没理性的观点。
清朝中期，满族的统治已经较为巩固，统治者已无需用惴惴不安的眼光来注视明遗民、不必再用高压和诱降来对待明士大夫，而将政治重点转移到怎样使士人“励士节，树忠心”，以便更好地服务于新王朝。因此统治者一反初期入主中原之故态，而大彰明忠臣的节烈、痛斥降臣的失节。这一点同样体现在他们对待钱谦益的态度上。因此，同是对那个在清初投降并得到高位的钱氏，乾隆皇帝此时却对他痛加斥责。言：“在明已居大位，又复身仕本朝……其人实不足齿。”（《四库提要》卷一四八）
与这样的因为政治的发展而带来的王朝新态度相适应，在统治阶级的文化态度上，庾信就不免要受到“株连”。其时颇具帝国文化权威的《四库全书》编纂者们就说：“信为梁元帝守朱雀航，望敌先奔，厥后历仕诸朝，如更传舍，其立身本不足重。”（《四库提要》卷一四八）这显然不是文化或文学意义的评价，而更多的是出自国家政治取舍的考虑。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亦即乾隆、嘉靖年间，士人们在异族严厉政治的压迫下，掀起一股治学热潮：一大批学者埋头于学术工作，而不问国事。在这样的浓郁的学术氛围里，许多学者能够依据历史事实来评价历史事件与人物。这给庾信批评又带来另外的情况。一些批评家和学者尽管不能违背统治阶级在政治、人格方面给庾信所作的结论，但在文学方面，却能从庾信所处的历史实际出发，结合当时特定的政治背景对他的文学创作给予比较客观的评价。比如《四库全书》的编纂者们又说：“至信北迁以后，阅历既久，学问弥深，所作皆华实相扶，情文兼至，抽黄对白之中，灏气舒卷，变化自如。”（《四库提要》卷一四八）这还是表现出一定的科学精神和学术勇气。显然，这种对于庾信人格与对其创作的不同向度的评价，实质上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与庾信创作客观成就两者间的矛盾折射，其时批评者主观的政治取向与客观的历史性分析的矛盾表现。
《四库全书》是清代学术的精华与权威性丛书，也是代表统治阶级政治意图和文学意识的文化成果。它在清朝学术界的地位是极高的，因此其中的某些观点也就意味着在当时的“定性”意见。所以该书对庾信的评价不仅成为清中期最有影响的观点，也还将这一影响贯穿至清末。
清朝末年，满清王朝对士人的政治高压有所缓解，但乾嘉学派造成的学术氛围仍然厚重，学者和文人们仍大都斋心学问而不与国事。这种心态反映到庾信批评上，就是批评者们几乎剔除了清中期的政治功利性批评标准，而完全凭借史实和客观情况说话，在这种求实精神的指导下，他们从历史的角度对庾信的叛降变节作了新的分析，得出了与前一时期不同的看法：
或谓子山终餐周粟，未效秦庭。虽符麦秀之思，终惭采薇之操，然六季云扰，多士乌栖，康乐、休文遗讥心迹，求共廉颇将楚，思用赵人；乐毅奔郸，不忘燕国者，又几人哉？首邱之思，亦可尚已。（陈沆《诗比兴笺》）
这是从历史客观事实出发对庾信出仕西魏、北周行为进行的分析和给予的谅解，尽管其中搀杂着法不责众的粗疏，但这一意见对于庾信人格的平反却极有意义，尤其是在“文如其人”的批评模式已经造成传统的时代。
或许正因为清末学者不断地为庾信进行人格、政治上的平反和翻案，所以在对其创作文本上，文学批评家们也开始恢复此前已经有过的肯定。如沈德潜就说：“北朝词人，风流影响，庾子山才华富有，悲感之篇常见，风骨所长，不专在造句也。”又说：“陈隋间人，但欲得名句耳，子山于琢句中复饶清气，故能拔于流俗中，所谓轩鹤之立鸡群者耶”。（沈德潜《古诗源》卷十四）许槤也说：“唐令狐德棻等撰信本传，诋为淫放轻险、词赋罪人，何愚不自量如此，诗家如少陵且推重，况模范是出者，安得不兆首邪。”（许槤《六朝文絮》）沈氏从横的剖面将庾信置于六朝作家群中进行比较甄别，突出他的优秀；许氏由纵的线索入手置子山于文学史流变之上进行评价，而见出其不凡。两人批评意见的共同点在于：将批评对象放置在比较性语境中加以阐发。由于这样一些比较客观批评意见的出现，使得庾信批评走入正轨，这一趋向发展到清末，就出现了倪璠对庾信其人其文的历史性、客观性批评意见。
倪璠为《庾子山集》作注，在注释的前面有一篇洋洋洒洒的《注释庾集题辞》，他对庾信的分析和评价就集中表现在该题辞中。作为古代对庾信其人其文评论的总结者，倪璠是当之无愧的。他既能站在所处时代的高度，比较历史地客观地看待庾信的人格和创作，又能比较详实洽博地对庾信诗文进行较为合理的论证和批评，因而其评价表现出特定的历史性与客观性。承袭着已有的批评意见，倪氏也将庾信在南朝和北朝的文学创作区别对待：南朝的文学创作放在南朝历史背景和文学风气上进行考察评价，北朝的文学创作放进北朝的地域文化背景和文学风貌之中进行评论。在这样的分别考察后，倪璠得出了如下结论：
夫南朝绮艳，或尚虚无之宗；北地根株不祖浮靡之气，若子山可谓究南北之胜；江南竞写，曾与徐陵齐名；河北呈才，独有王褒并埒。然而青衿初学，同时子服之班；白首无徒，且结桓谭之好。徐既未可齐驱，王亦安能并驾。是以写片石于温子，余则无人：类一语于吴均，终须削札。专标庾氏，百世无匹者也。”（《庾子山集·题辞》）
这个结论说明：庾信在南朝形成了绮艳的创作风格，但到了北朝之后，他并没有继续这样的风格，而是将南北的文学风格有机地整合起来，造成“究南北之胜”的集大成之风格。这样的文学成就遂使得他既与南朝的诗文大家徐陵齐名，又与北朝诗文高手王褒并埒，而当他身兼南北诗风之长以后，却是超越了南、北两朝所有诗人的“百世无匹者”的集大成者。倪璠的评价无疑是整个中国古代庾信批评中最为历史、客观的观点，因此他不仅终结了清代，也终结了整个古代对庾信的批评。
七、现当代庾信批评对古代的“重复”
鸦片战争以来，随着外族入侵和中华帝国的自我图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更多地倾向于改良和维新社会思潮，与乾嘉时代学界热烈的古代文学研究态势相比较，此时的古代文学研究则显得很冷清。对庾信的批评和研究也处于搁置状态。
进入现代以后，随着整理国故，发展文化，建设新文学等思潮的接踵而至，庾信研究和评论又重新开始。从宏观的角度看，现、当代对庾信的评论，仍然是在古代的庾信批评之毁、誉两种观点的继续，其中更多的表现为“重复”。值得注意的是：现、当代学界对庾信的毁与誉是站在时代理论高度之上，尤其是当代的庾信批评，更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而进行的，因此这种重复是对于古代庾信批评的否定之否定性的“重复”。
现代评论庾信其人其文的主要学者有郑振铎、王瑶、钱钟书等。他们都是适应着建设新文化的时代思潮，力图从庾信的创作遗产里剔除糟粕，挖掘出有助于新文化建设的质素，并将后者作为主要目的。我们先看郑振铎先生的意见。他说：“（庾信、王褒）这二人所作原是齐梁正体，然而到了北地之后，作风却大变了。由浮艳到沈郁，由虚夸变到深刻，由泛泛的骈语变到言必有物的美文。……遂在齐、梁中达到了一个未之前有的最高成就，象那样又深挚又美艳的作用，是六朝所绝罕见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二卷·267页）显然，郑先生是本着倪瓃的庾信批评观点阐述的看法，也是将庾信创作分为前后期而分别对待。此外，郑先生却没有像倪瓃那样对庾信南北创作实行平分秋色的评价，而是对其入北后的创作成就给予更多的称赏，并在注意到庾信入北之后文学创作内容大变化的同时，将其文学内容和形式结合起来进行评价，这是前人所没有认真做过的。王瑶先生的意见与郑相近，不同处在于：他是将庾信与另一个南朝大家徐陵作了对比之后，而实行对庾信的批评。他说：“和徐陵相较，当然庾信的地位是更高的。他高出徐陵的原因，自然是因为他后半生二十多年的流离羁旅的生活经验，使他能在注重形式的文体里，输入了一点抒写悲痛的内容。”（王瑶《中古文学风貌·徐陵骈体》）比较说来，尽管郑、王二先生均对庾信入北后的创作持肯定态度，但肯定的程度却不相同。郑认为庾“美艳”而“深挚”；王却认为庾信能在“形式美的文体里，输入了一点抒写悲痛的内容”。结合庾信入北以后的创作实际看，王先生的意见显然失之允当，至少是不确切的。
现代庾信批评更为客观公允的是钱钟书先生，他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方法，在考察庾信全部创作的基础上，既将其南北创作区别开来，又从内容到形式给予分别对待，再从文学史的角度进行定位性处理。他说：
子山词赋，体物浏亮，缘情绮靡之作皆居南朝所为，及屈体魏周，赋境大变……无不托物抒情，寄慨遥深，为屈子旁通之流，非复荀卿直指之遗，而穷态尽妍于哀江南赋。早作多事白描，晚制善运故实，明丽中出苍浑，绮缛中有流转穷然后工，老而后成，洵非假说；[4]然章法时病叠乱复沓，运典取材，虽在左右逢源，亦每苦支拙，不得已而出于蛮作杜撰。[5]
显然，这种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评价，比起其前的观点是进步的，因为角度和方法的全面先进，也使得上述结论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略加比较可以见出，现、当代庾信批评的三家代表性意见，总体看来是倾向于肯定的，钱氏的对庾信创作形式方面虽有微辞，但也是在肯定基础上的有为而发，而就批评角度和方法，其共同特点则都是由人及文，从历史入手而进到文学评价，并涉及文学史地位问题，所以他们既继承了晚清的庾信批评方法和意见，又比晚清学者的评价意见全面而准确。
将庾信批评推向更新高度的是当代一些评伦家和学者。建国以后，由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原理和方法给广泛应用于文学研究，以及文学社会学研究、文学文化学研究、文学心理学研究的兴起，为当代的文人学者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方法，这些理论或方法也逐渐被运用到庾信批评和研究上来。
谭正壁、纪馥华两先生是当代庾信研究的发轫者。在具体的研究中，他们基本继承了前人对庾信其人其文分期看待的观点和做法，但对庾信前期创作否定的更坚决、更客观；对后期创作肯定的更高，更全面。他们说：
庾信的一生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因此他的作品内容和风格也随着这两个时期而不同。第一时期，写过许多内容空虚的、轻浮的、绮艳的宫体诗。第二个时期，诗赋作品的写作动机和态度可以说完全变了，读了他后期的作品，我们好象听到了一曲格调慷慨凄凉、气魄宏伟瑰丽的悲歌。（《庾信诗赋选·序言》）
这段评论里，他们对前人观点的突破表现在：一方面明确地指出了因其生平经历不同而在其创作中有着前后截然不同的创作风格；另方面又从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上探讨了后期创作风格的形成，即“由于他生活在北方，北方民族的豪放性格，荒凉严寒广袤的自然环境，以及北方民歌中的那种‘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朴素辽阔的意境，也都给他以极其深巨的影响”。（《庾信诗赋选·序言》）这样，谭、纪两先生的评论，无论是论点的鲜明准确，还是论述考察范围的广阔，确是对前人有所超越。因此，这样的观点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是被视为权威性结论的。此后的刘开扬、王毓、游国恩诸人在评论庾信时都基本采用他们的观点，或作补充，或袭承其说。
60年代中期，由于“左”倾思潮的泛滥，文学批评界和研究界受其影响，明显地出现了“左”的倾向。在庾信评价上，张可礼先生就认为他“是一个投降变节的可耻文人”，其品中的“故国之思”也是文过饰非、掩人耳目的欺人之谈，根本没有什么真情可言，而他在创作中过于追求用典和辞采也不甚可取，从而对庾信进行了全面否定。张先生的观点显然带有当时社会思潮的特征，而批评观点的根本又完全是金人王若虚和清人全祖望观点的翻版；论证上，又大多从社会政治角度出发，过分地强调阶级性，并把民族之间、统治阶级内部之间矛盾均当作阶级矛盾来笼统处理。因此，他的观点是全祖望以来的又一次带有政治倾向的偏激[6]。
“文革”结束以后，庾信研究得到继续。从1980年起，陆续有张明非、张锦池、顾竺、于非、葛晓音、凌迅、许逸民、孙秋克、李岚、钟优民诸人先后著文。台湾学者许东海在1984年又以专著《庾信生平及其赋之研究》参加到这个行列中。在大陆的所有论述庾信的文章中，一个共同特点是：大都用文学社会学的方法，从庾信的家世来历、生平事迹、创作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特色来分析和评价庾信。他们大都比较成功地吸收前代人的研究成果，又比较地能从更深的社会学角度考察庾信及其创作，所以得出的意见、观点也就体现出比较历史、比较客观的共同特点。这里仅以张师锦池先生的论点作一说明。先生说：“庾信是南北文风交流与统一的产儿，也是这种交流与统一的促进者和杰出代表，他上集南北朝文学之大成，下开唐人诗歌之先河。在我国文学史上，不愧为一位‘继往开来’的杰出诗人。”[7]
因为时代和时代理论的发展，单纯的文学社会学角度的分析和揭示，显然存在着一定的死角和层次限制。因此，“文革”结束以后大陆诸家庾信批评观点和结论，虽然有一定的历史客观性，但就其得出结论的方法和论证过程看，又不免显得笼统和缺乏严密逻辑，尤其是对庾信的艺术成就分析结论，更是如此。
台湾学者许东海的分析，基本沿着晚清学者的道路前进。在对庾信总体结论时，主要以广博的引证和全方位归纳前人观点来实现。在对庾信赋作的研究上，又采取了大陆学者一贯的时代背景与篇章结构分析法。所可贵的是，这部力作在对庾信艺术成就的分析方面大胆地采用了现代科学方法。通过日本学者及作者本人所掌握的一些理论和材料，甚至包括计算机处理的材料，来说明庾信在辞采追求、声律努力等方面的巨大成就。从而使他的著作在庾信研究的史程中占领了一个时代的制高点。这样，《庾信生平及其赋之研究》固然在对庾信的总体评价及采用的评价方法上，虽不能令人十分满意，却给人以新的启示，而且该书对庾信艺术成就的量化分析和比较评价的方法也是空前的。
从1994年到2002年，据不完全统计，学界又出现了四十七篇庾信批评文章，除了一些借助西方文学理论或科学理论研究庾信个别作品外（注：如《枯树意象：庾信在北朝》，见《中国文化研究》1994年2期；《庾信诗赋中悲秋心理透视》，见《西弱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2期。），尚没有突破许东海的研究深度和范围。
八、结语
历代庾信批评明显地向我们展示出两条纵线平行前进的图案。也就是说，自宇文逌之后，对庾信批评基本是沿着隋唐开始的毁与誉两条线上的平行推进。
北周宇文逌对庾信评论之后，便出现了以王通、令狐德棻、李延寿为代表的，视庾信创作为“艳冶”、“绮靡”、“轻险”的诋毁说，和以杜甫为代表的视庾信风格“清新”、“萧瑟”、“老成”的赞誉说，从此庾信批评就开始在这双向意见上推进。两说并行发展，相持历时千余年，而且几次出现类似的“重复”。
为什么千载以来，在庾信其人其文的评论上，一直呈现着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竞长争高、此伏彼起的情况？这曾引起过学界的注意，也有人试图给予解释，但一直未能令人满意。在诸多答案中，钱钟书先生的解答比较深刻。他认为历代庾信批评中这种现象存在之根因在于：“好其文乃及其人者，论心而略迹；恶其人以及其文者，据事而废言，半桃啖君，憎爱殊观；一口吐息，吹嘘异用。”在这里，钱先生仅仅将这种现象的出现归结为人们对庾信创作的爱好与否，认为毁誉意见的造成是艺术好尚不同所致。客观地说，这一结论并不正确，至少是片面的。因为从上所述评过程中，我们已经可以明显地见出许多诋毁庾信的观点大都依托一定的社会政治背景，而此时的庾信批评者又几乎都未涉及自己的艺术好尚，而是直接由人及文的。当然，对历代赞誉庾信的意见观点的产生，钱先生的这一揭示还是有道理的。
我们认为，历史对庾信的评论，之所以出现了这种特点，其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是传统文化的政治伦理性人格标准及“文如其人”的文学批评模式所致。中国文化非常鲜明地体现着政治伦理特点，传统文化对于人格的要求和评定也就主要以政治表现和伦理表现为标准。在这样的文化基础和氛围中，庾信的所作所为便无疑落到下品。政治上，他事二国，过三朝；相应地在伦理上也就有对君的不忠和为臣的不义之失节。这种有缺陷的人格，在王朝频繁更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由于每个王朝，尤其是王朝初期和王朝巩固以后，对于臣节人格要求的不同，便出现了庾信时而应该诋毁可行非议；时而又可原谅无可厚非的评价上波动。这种变动不居的人格评判，使得批评界对庾信“好恶其人”加入了更多的历史、社会因素。此外，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一直将作家人格与其创作过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判断，从而形成“文如其人”批评模式，此一模式经过曹丕的“文气说”论“建安七子”及钟嵘《诗品》分品论诗便逐渐被巩固了。这样，随着各个时代对庾信人格的不同认识，就导致了对他创作的或毁或誉，文学的评价取决于社会时代对其政治、伦理方面的人格臧否。这是导致历代庾信批评毁誉并行的根因。
第二，与中国古代传统重实尚用的文学价值观有密切关系。古代中国是农业文化为主体的国家，农业文化表现在思想意识方面的突出特征是重实尚用，也就是前代学者所认定的“吾人重实际而黜幻想”。这一思想观念也深刻地渗透到艺术领域，从而导致中国传统的文学价值观也带有浓重的重实尚用色彩：往往以作家、作品的实用性社会价值多寡作为衡量优劣的标尺，文以载道、经世致用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最高理想（到后来这一文学价值观又与社会学角度的文学研究之价值观有许多相近之处：文学社会学研究对文学创作也更多的是作出历史的、社会方面的价值评定）。重实尚用文学价值观表现在对文学风格的批评上，也体现为尚朴素而不重“浮靡之气”，并对辞采华丽语言雕饰等艺术形式方面的追求有着天然的反感。庾信的创作产生在六朝，六朝是形式主义文学最繁盛阶段，庾信又是六朝文学家中的翘楚，这便成了他在大多数传统文人学者眼里不被容涵的主要原因了，所以王通、令狐德棻、李延寿这些以儒学为根基的哲学家和史学家都对他大加诋毁。正因为他们使用的批评标准比较片面，其观点、意见自然给从另一方面批评庾信的文人学者留下驳诘的余地，所以便有了庾信批评上的争持和对立。
第三，与中国古代传统以艺术直感体认为主的文学批评方法，以及因此导致的文学批评之笼统性、模糊性特征有密切联系。中国古代文人学者使用的批评方法主要是艺术直感的体认，因此其批评结论并非主要凭借逻辑论证，而是靠对灵感的捕捉，这使得其批评意见和观点缺乏坚实的逻辑基础；另外，以艺术直感的方式评价文学创作，对批评者的素质要求甚高：既要有杰出的创作才能，还要有深刻的艺术感受力、概括力。因此，像杜甫这样的大诗人能做到，他人则未必能做到，后者如王若虚、胡应麟诸人。再者，因为这种方法本身缺乏逻辑根据，容易造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甚至盲人摸象，各执一隅之弊，而这类弊端恰好给对立意见留出了可攻击的空隙。此外，艺术直感的文学批评方法，因为没有严密的概念和理论体系可依，在实行过程中，批评者不是借助科学的概念和一定的理论体系进行逻辑的描述与分析，而是凭借自己的审美经验和生活感受“把某一作家作品的共同特色一下子串起来，想象起某种美的境界，给予概括”，并常常使用雄浑、飘逸、绮丽、纤秾、幽婉等一些伸缩性极大、内涵难以界定的概念，这些概念倘若硬要给一个界说，别人便会提出异议，结果一个概念言人人殊。古代文学批评因为习用这些近于抽象、近于玄学、缺乏科学准确性的概念和没有一定理论体系可依，便导致了笼统性和模糊性的特征。诗论、诗话、词话、戏为绝句等都是这一特征的具体表现[8]。这种特征一旦具体到对庾信其文的批评上，也必然导致观点、意见的笼统性和模糊性，其结果也必然是言人人殊，争持不已。
标签：文学论文; 王若虚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庾信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读书论文; 明史论文; 四库全书论文; 杜甫论文; 宇文述论文; 杨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