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合作历史的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共两党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共产党成立已73年。这73年里，经过风风雨雨，千锤百炼，有过不少失败的教训，更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中国民主革命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有三大法宝：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中基本力量是工农群众，统一战线中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最复杂。反映在政党关系上主要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这两个党在中国近代现代史上是两个最大的政党，它们都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与社会基础。这两个党的分裂或团结，直接影响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
第一次国共合作（1924-1927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集中力量组织工人运动，掀起第一次罢工高潮。1927年“二七”京汉铁路工人罢工震撼全国。中共在实践中认识到：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党应该采取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工人阶级和其它民主力量的统一战线。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一面革命的旗帜，孙中山坚决反帝反封，在广东已有块革命根据地，也有一支武装力量。可是孙中山在革命中到处碰壁，十分苦闷，他也需要像中共这样的革命力量的支持。于是在1923年中共召开三大时，讨论了与国民党合作问题，确立了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
当时孙中山提出实行党内合作，即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共产国际也是这样指示，中共同意。于是通过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为新三民主义，接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现党内联合。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特点是有共同纲领、有组织形式的合作。
国共合作的结果，革命迅速向前发展。国民党在共产党员帮助之下，组织扩大了，党员增加了，工农运动发展，黄埔军校建立，很快组织了北伐战争，推翻了北洋军阀统治。
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逐步叛变革命，夺了军权、党权、政权。这时，中共党内也发生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适应了蒋介石的要求。蒋介石经过“四·一二”、“七·一五”，大规模屠杀工农群众，导致国共分裂，大革命失败。
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年7月－1945年8月）
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背景
从1931年起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入侵中国，1935年进一步入侵华北，中国人民有沦为亡国奴的危险，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的主要矛盾，阶级矛盾、国共两党的矛盾逐渐下降为次要矛盾。大敌当前，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各党各派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才能挽救民族的危亡。在这种大形势下，提出国共第二次合作的问题。
第二次国共合作经历了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曲折过程。
1.抗日反蒋。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中国主义开始侵略中国，国民党蒋介石采取了“不抵抗政策”。相反，中共中央发表了抗日宣言，明确提出：“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口号，进行全民族的革命战争。不过，这时民族战争仅包含工、农、兵、学，不包括剥削阶级、国民党抗日派。我党实行的是抗日反蒋。这个阶段一直延续到1936年5月。
2.逼蒋抗日。这是以1936年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五通电》为标志的。该电文中，不提反蒋介石，只提反“卖国贼”，重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过渡中，我党作了大量工作。首先是努力扩大抗日红军和根据地，这是根本；其次，争取中间势力，做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爱国将领的工作，重点是做东北军、西北军工作，促建西北地区“三位一体”的联盟，动员各方面力量逼蒋转变；第三，直接做国民党蒋介石的工作。
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也迫使蒋介石国民党走上抗日的道路，寻找国共两党合作。
首先，华北事变后，蒋介石国民党也看到日本全面武装入侵迫在眉睫，民族危机严重，开始感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面前，他在中国的统治也受到严重威胁，也存在着当亡国奴的命运。
其次，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已到处碰壁，遭到人们愈来愈多的反对，而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深入人心，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
第三，蒋介石在国际上谋求与苏联关系的缓和，取得苏联的支持。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原先是依靠国联、英、美、法出面调停，结果没有解决问题，蒋介石直接与日本妥协，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结果日本侵略行为变本加厉。当时，只有苏联积极支持中国抗日。所以，蒋介石在华北事变前后，一反常态，出人意料地提出了政治解决的办法，积极主动地寻找渠道，同共产党秘密对话。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以大局为重，把抗日利益放在第一位，通过各条渠道与之进行秘密谈判。
各条渠道秘密谈判都经过针锋相对的激烈争论，最后都没有达成具体的协议。尽管如此，通过秘密接触和谈判沟通了两党的思想，初步了解彼此的观点，为以后接触、谈判创造了条件。
从1936年10月起，蒋介石对中共的政策，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之前，蒋介石虽然没有放弃以武力消灭中共的企图，但比较重视两党的对话，从这时起，他对中共的政策又回到武力解决的老路。对此，中共中央始终保持高度警觉。中央的对策是：不主动关闭谈判大门，谈判可以继续进行；其次，严阵以待，坚决粉碎蒋介石的军事进攻。不过，我党根据当时民族矛盾日益严重的总发展趋势，仍然力图使国共向政治解决的方向前进，主动要求谈判。蒋介石一方面积极布置军事围剿，另一方面也未立即关死谈判大门。11月初、12月初，先后派陈立夫与潘汉年举行了三次谈判。但是在谈判中，陈立夫态度冷淡，充分表现出没有谈判的诚意。谈判无奈中断。
在谈判期间，中共对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坚决反击。中共再三对国民党表明，如果蒋介石逼人太甚，“我们愿意以战争求和平，绝不作无原则让步”。
1936年底，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迫口头答应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西安事变成了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转折点，也是国共两党重新联合的新起点。
3.“联蒋抗日”。西安事变之后，进入了“联蒋抗日”阶段。国共两党为正式合作举行了正式谈判。从1937年1月开始到9月，正式进行了7次谈判。在多数情况下，是两党高层领导人蒋介石、周恩来面对面的谈判。谈的内容广泛，斗争激烈。谈判期间，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为了尽快地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中共中央致电全会，提出5项要求4项保证。电文既表明了中共中央当时对时局的基本政治主张，又表明了中共中央在国共谈判中的基本立场。国民党对中共这些原则立场表示同意，但当谈判落实到红军改编、边区改制等具体问题时，分歧就暴露出来了。
关于发表国共合作宣言问题。《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于7月中旬由周恩来在庐山谈判时，已交给蒋介石，但蒋介石提出要予以修改，并要康泽参加谈判，实际上将此文件搁置起来。
中共中央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一再让步，但让步是有原则的。在红军改编上可以改变番号，但要保持独立性。蒋介石硬要派副师长、副旅长、副连长，经反对，改派联络员，并前往西安。中共中央得知后，立即去电“不许踏入营门一步”。在边区政府人员上，坚持“包办原则”，新的9名人选中无一人是国民党人士。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日本进一步发动了全面战争。“七·七”事变后，很快进攻上海。蒋介石调集了70多个师抗击日军，日本也不断向上海地区增兵，以海陆空联合作战猛攻上海。蒋介石为了牵制日军，减轻上海方面的压力，希望红军早日出动到华北前线参战。为此，蒋介石在红军改编上作了让步，8月18日，国民党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同意我军改编后设立总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也答应部队给养一律照发。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会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对“国共合作宣言”的谈话。共产党的宣言和蒋介石的谈话，宣布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成立，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式和特点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式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式完全不同，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国民党本身就是两党合作的组织形式。第一次合作的纲领是《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而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战八年之久，是既无固定的组织形式，又无协商一致的共同纲领，它是一种奇特形式，周恩来将其喻之为“东方手续”，即国共两党遇事协商谈判，商量问题或公文来往，或坐下来谈判，又多是临时协商。中共根据自己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要求对方，国民党则根据《抗战建国纲领》来规范共产党。所以称这次合作形式是遇事协商的“东方手续”。
造成这种不完善的特殊的合作，根本原因是蒋介石始终不愿意也没有以真正平等地位来对待共产党。在合作谈判时，中共中央曾向国民党建议，以大革命时期的党内合作形式再次实行党内合作，蒋介石国民党不同意。中共中央又建议两党实行党外合作的形式，具体提出建立民族联盟，蒋介石提出要建立“国民革命同盟会”作为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蒋介石的这个主张，显然是要在“国民革命同盟”的名义下，从组织上把共产党溶化在国民党之内。中共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要求先确定共同纲领，以作为同盟会及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在共同承认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可同意国共两方各推出同等数干部组成最高会议，另以蒋为主席，承认其依据共同纲领有最后决定权。蒋介石不同意中共这些合理化补充意见。他多次提出无理要求，要共产党自行解散，全体加入国民党，从根本上取消共产党。所以第二次国共合作没有一个组织形式。
在制定共同纲领问题上，中共先后拟定和提出了《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民族统一纲领草案》、《中华民族抗日救国纲领草案》，但均未得到国民党承认。以后，我党提出由国共两党发表合作宣言，又遭蒋介石拒绝。国共两党都承认三民主义是两党在抗战时期合作的政治基础，但对三民主义的解释不仅国共两党各不相同，在国民党内也有蒋介石的三民主义和汪精卫的三民主义。蒋介石的限共、反共，使两党无法有一个共同承认的共同纲领。
所以，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一个极其松散的联合。尽管这样，国共团结，共同抗日，建立起一个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保证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三、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分裂
抗日战争后期，194年和1945年，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蒋介石提出坚持长期合作，抗战胜利后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蒋介石拒绝了。抗日战争一胜利，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我党本着和平建国的方针，毛泽东亲自去重庆谈判，并签订了《双十协定》，以后又签订了《停战协定》。但蒋介石在美帝的支持下，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迫不及待要打内战，撕毁了所有协议，对共产党发动了全面军事进攻。中共被迫进行了三年解放战争，1949年解放了全中国。国共两党第二合作遂彻底分裂。
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提出及展望
中国共产党在大陆执政以后，一直在寻求解放台湾、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和平统一祖国的方式和途径。
一、1950-1955年，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设想。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悍然发表声明，声称：“台湾地位未定”，并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空军第十三航空队进驻台湾，明目张胆地干涉中国内政。毛泽东、周恩来多次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发表严正声明，表示：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决不容许美国侵占，也决不容许交给联合国托管。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决不容许他国干涉。
1954年，国际紧张对峙局势有所缓和，朝鲜停战协议、越南停火协议相继签定。在这种新形势下，党中央及时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设想。7月，中共中央决定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解放台湾的运动，以粉碎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1955年4月，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又相机提出在美国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在此前后，中共中央通过多种渠道和各界朋友阐述我党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
二、1956-1965年中共中央和平解放台湾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国共秘密谈判。
1956年中国大陆取得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全面胜利，和平解放台湾和统一祖国的思想进一步发展。1月25日，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台湾那里还有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上，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①1月30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凡是愿意走和平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什么罪过，中国人民都宽大对待，不咎已往，凡是在和平解放台湾这个行动中立了功的，中国人民都将按照立功大小给以应得奖励。”他号召：“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4月，毛泽东又提出了“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政策。6月28日，周恩来在中国人大第一届第三次会议的讲话中，明确传达了中国共产党希望国民党派代表进行和谈的信息。他说：“我国政府曾再三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和平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毫无疑问，如果台湾能够和平解放，那么，对于我们国家，对于我们全体中国人民，对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都将是最为有利的。……现在，我代表政府正式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候，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1956年7月1日，蒋介石的代表曹聚仁从香港到北京来和中共秘密接触。7月16日，周恩来、陈毅会见了曹聚仁。曹问周恩来，“六·二八讲话”许诺过的“和平解放”的票面里有多少实际价值？周恩来答道：“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价值完全相符。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北伐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有第三次合作呢？”“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双方完全可以合作。”“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
10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见了曹聚仁。曹在一年后写的回忆录《北行小语》中讲到这次会见时说：毛泽东已准备和自己的政敌握手言知。在毛泽东会见后，曹与台北方面多次秘密联系，商谈和平统一大业。在此期间，中共利用公开场合多次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问题。
1957年4月，在欢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的宴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我们还准备第三次国共合作”。10月6日，中共中央以彭德怀名义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指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30多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
10月25日，中共仍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指出：“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以解决的，可以从长商议”，“我们两党之间事情很好办”，“化敌为友，此其时矣”，“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你们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希望，一切爱国者都有出路，不要怕什么帝国主义者。”
曹聚仁与台北方面多次秘密联系，一直到1965年夏才有了成果。蒋经国奉命从台北到香港接曹聚仁到台湾与蒋介石见面商谈。曹聚仁在赴台北前，曾直飞北京，与中共高层商谈了谈判大纲，然后匆匆赶回香港，蒋经国在香港到台湾的轮船上与曹聚仁密谈。船抵台湾后，第三天蒋氏父子与曹极秘密地进行了会谈，几次商谈，谈妥了双方同意的六项条件：
1.蒋介石偕同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作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驻地。
2.蒋经国任台湾省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期，期满再行洽商。
3.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照美国支援数额照发补助。
4.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编为4个师，其中一个师在厦门、金门地区，3个师驻在台湾。
5.厦门与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一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能接受的。
6.台湾现任文武百官官阶、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②
但是，1966年夏，由于文化大革命爆发，蒋家父子改变了主意，祖国统一的谈判由此中断了。
三、1979年以后，中共再次寻求第三次国共合作，实现祖国统一。
1976年粉碎“四人帮”，1978年12月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过拨乱反正，逐步形成了“一国两制”的战略决策。1984年2月邓小平第一次明确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在邓小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思想指导下，解决祖国统一的问题提到了具体日程上来，从此，解决祖国统一大业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1979年元旦，《告台湾同胞书》明确表示：“我们恳切希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共同发展建国大业”，并表示在解决统一问题时，一定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了座谈。出席的政协常委、各党派负责人和爱国民主人士热烈拥护，表示要与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在一起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协力同心，共同奋斗。邓小平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台湾回归祖国问题已提到具体日程上来。1月5日，邓小平在出访美国前夕，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我们将采取多种方法同台湾当局，特别是同蒋经国先生商谈祖国统一问题”，并提出了国共双方举行和谈的愿望。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提出了著名的实现祖国统一的九条方针和建议，即：(1)举行两党的对等谈判，为此可先派人接触；(2)双方为通邮、通商、通航等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议；(3)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4)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5)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6)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7)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回祖国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自由；(8)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9)欢迎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众团体以各种方式提供建议，共商国事。这九条方针实际上表达了“一国两制”的意思。正如邓小平在1984年12月19日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说的：“1981年国庆前夕，叶剑英委员长就台湾问题发表的九条声明，虽然没有概括为‘一国两制’，但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邓小平还在1984年7月31日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回顾了“一国两制”构想形成的过程，他指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不是今天形成的，而是几年前主要在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
1982年7月12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廖承志致蒋经国的信。信中说：“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倘能于吾弟手中，成此伟业，必为举国尊敬，世人推崇，功在于国，名留青史。”“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台湾上下众议纷纷。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缪。”信的最后以鲁迅著名诗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相赠，表达了对祖国和平统一的最诚挚的愿望。
1983年6月4日，邓颖超在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开幕词中说：“祖国统一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将持久合作，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祖国统一后，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互为补充，互相支援。”
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第一次明确提出：“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概念。他说：大陆与台湾统一后，台湾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
1984年以后，邓小平还在多次讲话中全面阐述了“一国两制”的思想。他指出：“一国两制”的理论根据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的话讲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照顾各方面的利益。中国的现实是，我们现在正处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上，在这个阶段上，就生产资料所有制而言，除了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包括国营、集体经营等形式）外，还有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包括少量中外合资和外商独资经营）。这样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结构，反映我国现阶段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有利于促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在香港和台湾这样历史上形成的特殊地区，长期保留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特殊补充。另外，邓小平还以不可辩驳的事实充分论证了台湾为什么必须和大陆统一的理由。他说：这首先是一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识的。其次，只要台湾不同大陆统一，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又被别人拿去了。第三，我们采取“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统一问题，大陆搞社会主义，台湾搞它的资本主义，这对台湾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不会变，台湾人民没有损失。邓小平还进一步论证了台湾和大陆统一只会对台湾人民有利。指出有些人只看到当前台湾的国民收入比大陆多一些，经济发展水平比大陆高一些，从而不愿意和大陆统一，这种观点是缺乏发展的观点，是不全面的。从发展的观点看，台湾资源很缺乏，大陆资源很丰富；台湾潜力已发挥了，大陆的潜力还没有发挥，一旦发挥出来，大陆的发展速度是会很快的。大陆自从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发展速度大大加快，现在大陆与台湾经济水平的差距正在缩小。而且从全面的观点看，就整体力量而言，大陆比台湾强得多，要从中国的发展前途看大陆。现在的问题，不是大陆吃掉台湾，也不是台湾吃掉大陆，我们只希望国共两党共同完成民族统一，大家都对中华民族作出贡献。这样做，对大家都有利，各方面都能接受。
邓小平指出：运用“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要花时间，不能太急，要扩大与台湾的接触面，除了以国民党当局，以蒋经国为对手外，要广泛开展工作面，要做台湾各界人士的工作。同时，邓小平指出，还要做美国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台湾方面的工作，一个是美国方面的工作，都要花时间。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政策就是把着不放，我们要批评美国的霸权主义，批评它干涉中国内政。
根据邓小平阐发的“一国两制”的思想，中国共产党利用各种渠道，包括国际的渠道，吸引国际友人，对台湾国民党，包括台湾各界人士做了大量的工作，以争取早日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四、1993年4月27－28日，在新加坡举行的汪辜会谈成为通往国共两党谈判的一个“前奏”。此次会谈是海峡两岸授权于民间组织最高负责人之间的会谈。
大陆与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于1991年12月26日在北京成立。成立后不久，即于1992年1月8日主动函邀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秘书长来访。8月4日，海协会汪道涵会长向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发出会晤邀请，希望就当前经济发展及双方会务诸问题交换意见，洽谈方案。8月22日，辜回函接受邀请。
1993年4月8－10日，在北京举行了汪辜会谈预备性磋商。磋商对汪辜会谈的性质达成了共识，认为汪辜会谈是民间性的、经济性的、事务性的，不是政治性的，没有把政治列入议程，但谈的内容却具有政治意义，它涉及到中国是分裂还是统一这样一个方向问题，关系到中国人在21世纪来临和21世纪以后的伟大历史使命问题。
经过预备性磋商，终于在1993年4月27－28日在新加坡举行了“汪辜会谈”，会谈的内容主要有三部分：
1.三大议题：双方就海协和海基两会会务、两岸经济交流、科技文教交流等三大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2.正式签署了4个协议：《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两会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
3.会谈中还商定了1993年内两会事务性商谈的五项议题：“两岸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两岸有关法院之间的联系与协作》问题，《台湾商人在大陆投资的问题》等。
海峡两岸对这次汪辜会谈的成果是满意的。汪道涵认为“这是两岸关系发展中重要的一步”。辜振甫认为“这是历史性的一步”。他们共同认为：“两岸隔绝40多年，对许多问题的讨论是需要时间的，这次会谈能解决分歧是好的，如果有分歧一下子解决不了，完全可以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从长计议。”
1993年5月6日，江泽民会见台湾民营银行考察团时指出：“汪辜会谈“是成功的，是有成果的，它标志着海峡两岸关系发展迈出了历史性的重要一步。”
汪辜会谈对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有重要意义，汪辜会谈是通向国共两党谈判的一个前奏。它反映出第三次国共合作形成的特点。中共是以民间谈判为契机，打破国民党的“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通过解决民间组织的来往问题逐步走向两党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
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和平统一祖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正如邓小平说：“中国的统一完全是中国人民的愿望，是一百几十年的愿望，一个半世纪了嘛！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统一是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不是哪个党哪个派，而是整个民族的愿望。”但是，现在台湾有一部分人，主要是台独分子，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百般阻挠祖国统一大业，妄图分裂祖国，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种种谬论，他们提出“两府谈判”，即两个政府谈判，台湾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与中共谈判。不论“两府谈判”或“两个政治实体”谈判都是错误的，这种主张和提法违背了“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不能接受的。
只有“两党谈判”的主张是唯一可行的。因为大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政治结构，而国民党在台湾处于执政地位。由两党在对等或平等的基础上就统一问题和两岸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是合情合理的。两党谈判既遵守了“一个中国”的原则，又尊重当前的现实。
实现国共两党谈判和合作，关键在增强自己的实力，使经济持续高度增长，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保持社会稳定团结和良好的社会风气。要打击台独势力，打掉台湾重返国际制造“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企图。我们深信，通过不懈的努力实现国共合作，台湾回归祖国，中华民族振兴的目的是一定能够达到的。
注释：
①《人民日报》1994年2月27日《毛泽东与对台工作》。
②参见1993年5月19-22日《文汇报》，《毛蒋未能实现的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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