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筑历史与人生的诗境——现代历史小说的一种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的诗论文,历史小说论文,人生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时隔半个来世纪，五四之后30年间新文学作家重叙历史的小说文本也已成为历史。长期以来，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于用“讽喻”来概括历史小说的价值，如果“讽喻”是指一种历史与现实的关联，那么称历史小说为讽喻作品也并不失当。从着意凸现历史颓败之际殉道者的人格力量到无情撕破虚妄的历史表皮以至全身心地感应强权时代知识者的不同境遇，历史小说作家始终心系现世，通过被各自复活的一段段历史传达不同的时代吁求。这种目光贴近现实生活，用心倾听历史回声的自觉追求显示出传统史学的借鉴意识对作家创作心理的实际影响，历史小说也因此具备了一定的史学精神。但，需要指出的是，历史小说与现实的关联，远非仅是一种平实浅近的现实指涉，而是一再传达着作家对历史人生颇具现代意识的复杂感受。不管这是作家们在多大程度上自觉努力的结果，历史小说正是通过讽喻特别是讽喻的深化取得了历史与现实之间更为内在的联系，从而确立了现代作家历史小说在现代文学中的精神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与诗从来就是关于人类一切物质生产和精神活动的两种最主要的叙述手段，历史小说正是由于其独特的表达体式得天独厚地拥有了某种程度的双重品格——一种作为文学的历史叙述。当然，历史文学毕竟有其确定的诗性本质，有其超离的美学追求。“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受到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写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注：亚里斯多德《诗学》，《西方文论选》上册P65。）尽管亚里斯多德对“ 历史与诗”的区分与评判可以在历史小说中得到相当的融合，但以文学眼光看取历史应该是作家们更为本真的创作动机。即使是在那些讽喻（史鉴）意识较强的历史小说中（如郁达夫《采石矶》、冯乃超《傀儡美人》、曹聚仁《焚草之变》、唐弢《晓风杨柳》等），我们仍然可以抽离出其各自内蕴的诗意情怀，甚至在明显地身受时代心理浸染的叙写历史殉道者的那些作品中（如郑振铎《取火者的逮捕》、沈祖棻《厓山的风浪》、吴调公《突围》、罗洪《斗争》等），我们也确实看到了一个个凸现的历史形象，虽然这些形象的产生及其承载的意蕴大都直接导源于作家急迫的现世拯救意图，但文本有意无意地突破了浅近实在的功利框架，从而使历史形象获取了本应具有的文学意味。与前述各类历史小说在求真求善之际隐约透出的审美气息相比，冯至的《伍子胥》、鲁迅的《铸剑》、巴金的《沉默》集、施蛰存的《将军底头》……这一系列作品所代表的一类历史小说中展开的艺术追思就显得更集中鲜亮也更悠远深长。这些作家们试图超离有形的历史实体，努力抓取无形的历史灵魂，在对“历史与人”这一总题旨的诗意领悟中，选择最适于文学驰骋的不同情境，于饱含诗思的叙述中揭示出历史极具意味的一面。
比较集中地刻写历史演进中人的复杂感知与情感困境的作品当属巴金收在《沉默》集中的一组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历史小说。“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一些人的幸福发展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实现的。”（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每一次历史的大震荡大蜕变都使冰冷的历史法则与软弱的道德温情之间发生激烈的冲突，从而令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不由自主地沉浸在悲喜交加的情感起伏中。当理性的辨析与认知无法对此作出一个客观公允的历史断言时，文学却获得了一个贯注历史感思、传达审美经验的典型情境。作家们往往倾注心力于叙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无意进行历史脉络的全面厘析。巴金选取的是一个发生着最充分、最激烈的历史变革的大革命题材，描写的又是三位历史浪尖上推波助澜、沉浮不定的弄潮者形象，因此《马拉的死》、《丹东的悲哀》、《罗伯斯庇尔的秘密》最为清晰而有力度地完成了历史小说所追求的一个诗性题旨。虽然巴金对这场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巨大变革始终抱着真诚的向往与感激：“我们都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都是在它的余荫之下生活，要是没有它，恐怕我们至今还会垂着辫子跪在畜生的面前挨了板子还要称谢呢！所以在法国大革命后一百多年，到了巴斯底广场上我不由得让感激之泪狂流。”（注：巴金《沉默·附录：法国大革命的故事》，《巴金全集》第十卷P298～299。）但是， 他笔下的三位大革命领袖都没有被简单肯定为内涵单一的历史英雄，而是分别处于各自难以自拔的身心窘困与磨难之中。相对而言，马拉是作者给予最多肯定的一个形象，他既饱含着革命的激情又富有清醒自觉的同情意识，献身事业却不狂热。作者基于对马拉在历史上“常常被人误解，被人诬陷，被人侮辱”（注：巴金《沉默·序》，《巴金全集》第十卷P168～169。）的激愤， 着意将马拉叙写成一个“热烈的，悲歌慷慨的，充满着爱护人民和正义的心的人”（注：巴金《沉默·序》，《巴金全集》第十卷P168～169。）。然而， 正如作者自己后来所说的那样，在重读了有关这段历史的许多著作之后，“我的愤怒渐渐消了下去，文章起了几个头，都被我把原稿撕毁了。”（注：巴金《沉默·序》，《巴金全集》第十卷P168～ 169。）巴金无疑感到了马拉这个人物所蕴含的更为深远的历史内容，因此当他最终鼓起勇气完成了这篇小说时，马拉及其马拉之死已经被作者赋予历史隐喻的色彩。“然而去年九月里那个插在枪尘上的朗巴儿公爵夫人的头就使他开始厌恶起血来。”“他想，血，为什么老是血？这太愚蠢了。”于是，马拉开始充当起调和历史法则与伦理关怀的理想性角色，但这种企图并不能被他持久地实践下去。即使他在街头可以利用自己的威望与智慧挽救几个无辜者的生命，可以转化群众偏激的情绪，但他自己的生命却不能保存，被大革命巨浪掀起的时代狂热也难以真正平息。马拉自己尽管十分清醒，大革命却需要他付出历史狂热的代价。“哥代刺杀马拉并不是偶然的事情，她实现了王党和吉隆特党的愿望。老实说她不过是一个误入迷途的狂热分子。”（注：巴金《沉默·序》，《巴金全集》第十卷P168～ 169。）作者在小说的结尾自己附加了一段对哥代行刺后的心理描写，只有当马拉已经成为自己的“牺牲者”后，哥代才恍然醒悟，只是木已成舟，疑惑与悔恨将伴其终生。虽然对史实作了一些添加，但作者相信“我的描写和历史记载也不会有多大的冲突”（注：巴金《沉默·序》，《巴金全集》第十卷P170。），的确，将人物置于一个无以逃脱的历史困境之中，正表明作者准确地感悟并捕捉到了历史形象身上那些更潜在的审美内涵。
马拉的悲剧将人类能否在历史进化中同时完善自我的永恒疑问形象化地提了出来。在《丹东的悲哀》和《罗伯斯庇尔的秘密》中，作者以人物相似的命运进一步昭示那种超越历史限度的企图其实几近梦呓。丹东天真地以为自己可以从非理性的恐怖高压下挽救法国与革命，却不知道自己“要用他的历史来激励法国，统治法国，这完全不可能了”。罗伯斯庇尔没有被叙述成一个“杀人机器”，作者让他处于历史与伦理之间的巨大心理磨难之中：“他只要望一下书桌上面的逮捕命令和处刑名单，黑影就在他的心上升了起来，渐渐地他的眼前起了黑点，心上的烦燥也突然发作起来。”面对死刑单上无辜的自己的昔日恋人的名字，面对幻觉中听到的“我们需要面包，你却拿人头来喂我们”的愤怒呼喊，这位被膨胀的自我与权力蒙蔽已久的革命者真诚地感到了惶惑与恐怖。历史的巨轮碾过，地上留下的不止是邪恶的碎尸，也有一颗颗本质上脆弱善良的心，包括驾驭历史的伟人。这场空前的资产阶级大革命一旦变成一匹脱缰的野马，巨人也要被它拖着狂奔，罗伯斯庇尔终于发出了这样的历史呻吟：“我疯了！我疯了！”
从18世纪启蒙思想家们的书斋中走向巴黎内外血与火的街头，法国大革命从“平等、自由、博爱”的梦想变成了冰冷的断头台上下正义与非正义之间的暴力角逐。当巴金又以一支文学家的纤笔将这段历史重新拉到案头时，他不仅没有解答那些纷纭复杂的问题，反而一再强化着来自历史的疑问。“在诗情的描写里，不管怎样都是同样美丽的，因此也就是真实的，而在有真实的地方，也就有诗。”（注：《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P154。）巴金的这组历史小说正是真实地叙写了被抛入历史漩涡之中的一个个具体可感的生命灵魂，而历史人物的局限往往呈示着历史本身的局限，因为只有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才会同时触摸到冰冷无情的历史法则。历史本身一往无前，却将前进的沉重代价卸落给弄潮儿，又分摊在每一个身处历史长河之中的生命之舟上。历史实际与道德理想在“幻而成真，真即非幻”的通常遭际中显得愈加缠绕不清。
当施蛰存有意识地运用精神分析的学说进行小说创作时，他的《将军底头》、《鸠摩罗什》、《阿褴公主》、《石秀》等小说显然也是站在历史的边缘重新绘画古代真实的历史人物或一方面的心理图式。中国现代作家自觉地将某些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移植于小说创作，这在历史文学中便落实到施蛰存所追求的这种“创作的新蹊径”（注：施蛰存《将军底头·自序》。）——用心理分析的叙述态度表现历史人物与事件，特别是“着重于性心理的曲折的分析”，虽然不免“失掉了人物的完整性格和作品的社会意义”（注：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P298。），但由于作者集中笔力叙写一种处于“道／欲”纠缠下的历史人性，所以他所重构的历史故事同样获得了一个个典型的文学情境和各自的审美意蕴。
施蛰存曾经对自己的历史小说作过这样的概说：“《鸠摩罗什》是写道和爱的冲突，《将军底头》却写种族和爱的冲突。至于《石秀》一篇，我是只用力在描写一种性欲心理。”（注：施蛰存《将军底头·自序》。）其中最富有浪漫诗情的当属《将军底头》。其实，《将军底头》不止叙写“种族与爱”的冲突，作者为人物设置的两相对立的矛盾至少有三重：种族观念上的吐蕃与大唐，汉族兵士间的仗义与逐利以及道令规约下的情理对抗。大唐名将花惊定可以在外表上兼具“美好的容貌”与“勇猛英锐的神情”，内心中却无法避免各种情感价值的缠绕。花将军血管里流淌着一半吐蕃人的血，种族冲突似乎生来便暗伏其身。当他统领汉族军队奉旨征伐吐蕃党项诸国时，心中却一再涌动起复杂微妙的念头：“现在我这样地去，是不是真的应该替大唐尽忠而努力杀退祖国的乡人呢？”手下兵士的武勇固然令他骄傲，可汉人那种骨子里的贪欲，又使他时时面临得胜之师同时干着抢掠奸淫勾当的尴尬。兵士们在义利之间的取舍使他觉得可厌却又找不到一种两全的态度，甚至常常以利诱策略使正义之师勉强地名实相符。这种无聊与无奈强化着他内心的种族争斗，他差不多已经决意“归根”了，只是“将军是企慕着从祖父嘴里听到的武勇正直的吐蕃国的乡人，而一面又不愿意放弃了大唐如在成都一般的繁华的生活”。如果说上述两重困境之中的花将军尚不失一种自我把持的定性，那么当那个容颜天真的美丽少女出现后，将军“对于在这样冷僻的西陲所遇见的少女，却从头就把全身浸入似地被魅惑着了。”于是，将军开始了自己沉睡已久的爱的痴求，同时小说中那种最难挣脱的选择困境——情理冲突也开始凸现，其实这也是《鸠摩罗什》、《石秀》等篇目中所蕴含的中心题旨。与西域高僧罗什及年青武士石秀不同的是，将军虽然也是一个笼罩着“二重人格”阴影的历史形象，但他更有勇气从精神困境中走出，特别是当他试图将愿望行为化时，将军这个形象显得更执著、更单纯、更忘我——更诗化。在施蛰存的所有历史小说中，兼具刚性柔肠的花将军是一个最义无反顾而又色调明朗的人物形象，作者给了执意追求的将军一个空虚的结局，却也同时完成了一个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诗境的构筑。
在情理冲突中失落是每一个追求超脱的心灵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将军底头》失落的是一个追求者的生命，《石秀》却以追求对象的牺牲作为代偿。在义兄的娇妻美妾面前，承受着道德伦理重压的石秀始终处于非道德的强大诱惑之中，潘巧云之于石秀“是明知其含着剧毒而又自甘于被它底色泽和醇郁所魅惑的一盏鸠酒。”石秀的复杂心态远不如花将军那般澄明，但其形象的美感力量同样是巨大的。石秀对于女性由爱而恨直至虐杀成性的变态心理折射出情理抗衡过程中二者的相互渗透与相互制约。道德观念本身也是有缝隙的，而正是这种有隙可乘的封建伦理在《石秀》中显示出两个巨大的负面作用：压抑人性与文饰罪恶。石秀既是“理”的牺牲品，又是以“理”害人的伪君子。可望不可及的爱欲对象终于使“嫉妒戴着正义的面具在石秀失望了的热情的心中起着作用”，怂恿并协助杨雄最终辱杀所谓淫妇贱人，这对于备受伦理压抑的石秀而言无疑是一种反以伦理作幌子的奇特却成功的报复，真正被伦理所囿的不是石秀而是杨雄。不能拥有便将她毁灭，毁灭也成了一种占有一种支配。一个变态者的石秀形象虽然失去了《水浒》中的一身豪侠正气，却换来了历史重叙后的诗意感染力。
没有挣脱的意识便没有挣脱的痛苦，当施蛰存又一次剥去得道高僧、天朝国师头上神圣的光环时，《鸠摩罗什》其实也在感叹“天国”终竟难存于人间的历史命运。在这里，道欲冲突难得地以“俗欲”的公然获得与“佛法”的彻底沦丧而告终。叙述这样一个功德高深仍不得心定的大智高僧的故事，固然显明了作者在“道”与“魔”的争斗中对于人性之本的肯定态度，但是，一个被灵与肉的永恒磨难撕扯得痛苦不堪的鸠摩罗什，以他所有的主动或被动的得失，昭示着那种期望逃离“一切的人世间的牵引，一切的磨难，一切的诱惑”的天国理想必将遭逢的永恒羁绊。
表现道欲困境中的选择之苦并不止于施蛰存的历史小说，郭沫若的《孟夫子出妻》、沈祖棻的《茂陵的雨夜》都丰富着这一主题的多重内涵。从“孟子恶败而出妻”（注：《荀子·解蔽篇》。）这句话而敷衍出来的一段历史故事，将孟子置于“鱼与熊掌”的矛盾冲突中，从对孟子的游移、决断并存的心理叙写中折射出作者开始关注无辜的女性在相同处境下的真实心态，并为历史小说中这一题旨的表现增添了一种积极乐观的理想色彩。《茂陵的雨夜》中的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所遇到的情理对抗不再具有明显的社会历史内涵，而更多的是一些日常化的“事理”在充当他们之间热烈爱情的障碍。作者为卓文君安设的具体心理矛盾是司马相如因病需要静养，而两人那种近乎狂热的爱情却无法稍作哪怕一夜的平息。作者避开外在的普遍性的压抑力量，叙写历史人物在追求浪漫人生时所遇到的内在的实在化的个体压抑与抵抗，从而使这篇小说获得了同类主题作品中一个似轻实重的视角。能够勇于蔑视社会的反抗者是否也能战胜自我的游移？“茂陵多病后，尚爱卓文君”，这个浪漫的爱的传说被作者更细腻地重新讲述了一遍后，小说便理想化地回答了这个疑问，但回答得并不轻易。直到篇末，作者才让人物结束了情理的争斗，“在有力的爱的拥抱中，一切生和死都失去她的力量了。”曲终方奏出爱的最强音，爱情终究成为他们生命的全部。外在压迫既已克服的人物又在作者笔下战胜了内在的阻力，肯定这种热烈真挚的爱情透露出作者对诗意匮乏的平庸生活产生的一种心理傲视。
道欲冲突中的“欲”自然不仅仅是爱欲，像陈子展以孔子及其门徒的故事写成的一系列历史小说，大都含有儒学礼教观念与自然本真的人生欲求相抵触的涵义，其中《禽语》一篇便是对践行“君子谋道不谋食”的孔门弟子公冶长置身于知行窘困之中的一番含蓄的描画。只愿同不懂得势利的鸟禽“合在一道”的公冶长，躬行“谋道”准则，也着实尝过随之而来的有名或无端的痛苦，最后却依然没有挣开利欲之网。选取这样一个颇具典型意味的形象来寄寓作者有关义利的历史感思无疑会获得一语传神的文学效果。与上述沈祖棻等人的小说相比，陈子展的历史故事讲述得并不浓烈厚重，却同样叙写着一个并不轻松的历史话题，如同这篇短小的《禽语》，作者在不甚经意的叙述中告诉我们谋食的诱惑如何会一再击破求道的“梦呓”。
历史是人的历史，文学本质上是“人学”，真正攀援历史文学最高峰的作家应该更为自觉地从表现生存困境走向传达终极关怀，从重叙过去走向反思人生，从历史走向永恒。尽管前述两类历史小说中已积蓄着作家们试图参悟生活之谜的诗意冲动，但在我们所有的研究对象中它们还不是饱含历史与人生诗思的最为典型的文本。如果我们能够透过下面这组历史小说中“复仇”故事的叙述表层，窥见其抒写诗性人生的真实底蕴，那么我们将会最终得到“诚实的天才”们从心灵深处唤起的历史回声。
《苏丞相的悲哀》、《伍子胥》、《铸剑》三篇小说的作者分别是被舒芜称为“蘸着风雨尘沙，把无边的烟柳斜阳、故国山川，一起写进浩荡春愁里去”（注：舒芜《沈祖棻创作选集·序》P3。）的现代女词人沈祖棻、被鲁迅誉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的冯至以及文化巨人鲁迅先生自己，诗性本色不仅蕴于其身更被他们深深地植入了这组作品中。在这里作家们展开的是对交织着生与死、有限与无限、“停留与克服”（注：冯至《伍子胥·后记》，文化生活出版社，1946年9 月初版。）的人生诗意的艺术追思。他们笔下的主人公都是失去了生命安慰并且决意“复仇”的历史形象，这些人物在相同的人生背景与各自的具体情境中分别展开了他们永无和谐的生命历程。苏秦一开始丧失的是温暖的家庭之爱与知心的朋友之情，伍子胥与眉间尺则都是以单薄的身躯承受着丧失父亲的重负。这些来自生活的强烈刺激驱使他们踏上一条注定超脱“凡尘俗雨”的道路。沈祖棻似乎最早让人物走近了目标，但也最早让他感到了空虚与悲哀。苏秦从落魄失意、众叛亲离的功名末路到飞黄腾达、志满意得的锦绣前程。这是一段流传了千年的历史故事，而在作者笔下它终于突破了士人穷达之变的狭隘视界，实现了指涉人生底蕴的深长意味。第一次人生惨败后寻求报复的苏秦还只是一个被动的受刺激者，而终于偿到了复仇快感的得志的苏秦已经开始成为一个主动的自我鞭策者。叔本华那种理想实现与否都带来痛苦的人生理论其实也可以到远离现代的古人身上去获取验证。苏秦从亲历的世间冷暖中彻底体认了人性虚伪丑恶的一面，“他现在是什么都没有，属于他所有的只是满屋子的冷冰冰的、硬梆梆的金子、银子和一颗斗大的黄金的六国相印……而他是一个彷徨在无边的沙漠里孤独的游魂。”这种庸俗的成功反而会激起对真正的人生价值的追求，苏秦最后的悲哀成为他获取新的刺激、再求生命“正果”的一个起点。
一个获取世俗成功的复仇者却同时显示着无限追求中的人生局限，伍子胥替父兄雪恨申冤的历史传说如果只是被简单重叙出来，其形象的历史光影难免会比苏秦这个人物显得黯淡。冯至避开胜利的复仇结局，着力叙写人物的心理行踪，从而凸现出一个有着明显“浮士德”影子的历史形象。“《浮士德》里有一段著名的诗，在这首诗中，上帝对魔鬼靡菲斯特说：
人的活动太容易松弛，几乎都喜爱绝对的安宁，为此我乐意给他增添伙伴。
“我认为，魔鬼是一个必要的刺激者或挑剔者，而这正是关于人生的一个深奥的真理。”（注：《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与厄本对话录》， P176 ～177，王可如、沈晓红译，上海三联书店。）从“ 城父到吴市”，一个怀着坚执的复仇信念同时也克服着种种“安宁”诱惑的伍子胥，让我们真切地看到了这样一个永恒追求者的历史形象。林泽中的草舍，江面上的渔夫，溧水畔的少女……这一切都曾使伍子胥心驰神往，他留恋“简单的环境”中“一个青年的心像纸鸢似地升入春日的天空”，仰慕隐士那种将友人的坟墓“也会用一支宝剑把它点缀得那样美”的可爱的生命。但，留给他的毕竟只有父亲的血，兄长的血，“等待他亲手去洗”。冯至将自己对人生所有的诗意感受都尽可能地贯注到陷入千种纠结万般缠绕中的伍子胥这个形象身上。“他明明知道，他距离他的目标已经近了许多，同时他的心里却也感到了几分失望。”似乎没有一个哪怕暂时的终点能够让这样的处于不缀追求之中的生命停歇，《伍子胥》的结束其实正是人物复仇行动的实际开端，在这之后的子胥应该是怎样的？冯至在《伍子胥·后记》中曾向友人作了回答：“如果写，我就写他第二次的‘出亡’——死。”歌德最后让浮士德在至美的预感中长逝，冯至也准备为一个“浮士德”式的人物安排一种相同的结局——对于所有的无限生命的追求者，诗意的死亡正是一个必然的人生走向。
以“死亡”换取生命的永恒，这其实正是鲁迅意义上的“死亡”——富含生命的本质内涵，如同《野草》中所希望的“火速到来”的“死亡与朽腐”，“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实际上，“死亡”已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生命存活与新生的证明。与《野草》创作时间相仿的《铸剑》，将《伍子胥》的作者没有在文本中完成的意愿实现了，《铸剑》中的复仇者通达了自我生命的最高境界——一个生死交织的人生场景。鲁迅的叙述兼及过程与结果，被超离的是脆弱的肉体生命，凸现的则是永恒的意志力量，黑色人便是这种意志的化身。当眉间尺付出了性命与宝剑后，也便即刻拥有了这种力量。肉体是脆弱而易受伤害的（如眉间尺父亲的被害、眉间尺尸体被饿狼吞食），而不绝的是精神的力量，人的肉体本身也许并不能承受这种坚硬执著的意志，所以鲁迅将它直接化为一个奇异的“黑色人”——严格地讲，这并不是一个人，在“黑色人”身上只有铁一样的生硬的仇恨与火一样猛烈的力量。仇恨与力量积蓄得如此之深以致使它自身也几乎承受不了，除非将它们付诸复仇的行动。鲁迅如此看重这种意志力以致于不惜将之人格化，并由这人格化的精神力量实践了复仇的愿望，这正是为了显示人的精神与意志一旦被唤醒，一旦被激活，那么不管倒下去多少有形的肉体，都丝毫无损于这种无形的力量本身。复仇的场景之所以奇异，是因为“黑色人”没有把仇人身首异处即作为大功告成，最终的胜利是由头颅之间的争斗决定的，头颅正是精神与意志之所在。肉体的脆弱与意志的强悍在《铸剑》中恰成反衬，生命意义的显现由此映衬而变得异常分明——它只能显现于那不灭的灵魂，对于活生生的人而言，这种意志是否会成为一个神话？追求带来死亡，死亡却使追求成功。毕竟，这从有限变为无限的神话是由人类自身创造的。
“萧红的《呼兰河传》、张爱玲的《金锁记》、钱钟书的《围城》、冯至的《伍子胥》和师陀的短篇集《果园城记》，都让人体味到叙事文学中真正的诗。”（注：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三）， P13。）虽然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并没有从文学的制高点上对更多的历史小说作出评价，但将《伍子胥》代表的这类历史小说精品放入现代文学更广阔的创作背景中进行某种横向参照，确实可以帮助我们明辨历史小说的实绩及其与小说历史相通的某些现实依据。三十年的新文学发展历史，无时不与文化上的中西、新旧冲撞和政治、军事上的内外抗争密切关联。时代是一个充满矛盾、危机四伏的大更生时代，既躁动不安又困惑无奈的现世心理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作家们的创作心理与审美选择，历史小说中这些集中叙写二元困惑、构筑人生诗境的作品，正反映着作家自觉不自觉地寻找历史契合的创作心态。我们从文本中解读出的作家灵魂飞扬的诗意，其实都可以在心理同构的意义上找到其现实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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