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一轮城市化进程中的制约因素分析——基于社会阶层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一轮论文,中国论文,视角论文,进程论文,制约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9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82（2011）04－0079－05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2010年3月25发布《世界城市化展望2009年修正报告》指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极为迅速，目前全球超过50万人口的城市中，有1/4都在中国。全球共有50万以上人口城市961个，其中中国占到236个。报告预测，到2025年，中国又将有107个城市加入这一行列，城市化水平将达到59％。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0年9月21日在京发布了《中国发展报告2010：促进人的发展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提出了关于中国新型城市化的战略目标：从“十二五”时期开始，用20年时间解决中国的“半城市化”问题，使我国的城市化率在2030年达到65％。这意味着要以平均每年2000万人的速度，从2010年到2030年基本解决4亿农民工及其家属的进城和落户问题，使他们享受与城市原有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和各项权利。但是城市化能否顺利推进并达到预期的目的，如何在实施和推进城市化进程中重点解决好农民工以及农民进城来推动城市化发展，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阶层理论以及农民阶层的现状
1.社会阶层理论。在现代社会学理论中，阶级或阶层都是指按一定标准区分的社会群体。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2002）提出的“断裂社会论”，认定弱势群体身份的改变是很难的。他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出现了社会资源继80年代中后期的“社会扩散”而向少数人手中积聚的演变；在向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出现的那些弱势群体，如国企下岗失业工人、进城的农民工等，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很难实现由传统社会身份向现代社会身份的转变；经济改革的结果并未带来相应的社会发展结果，并未为广大的社会成员所分享，形成了一个断裂的社会。
由社会阶层结构的实质和功能共同决定，使社会阶层结构在社会结构的宏大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郑杭生（2007）认为，社会阶层结构的实质，是“不同的社会群体基于社会权力、社会资源的占有和分配所形成的社会地位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这种不平等关系结构不仅直接决定了不同社会群体的活动范围和所拥有的社会机会，也间接地对各种社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关系的基本分界线，是决定社会权力和社会资源分配的核心机制，是决定整个社会结构状况及其变迁过程的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之一，同时也是影响社会利益结构、社会矛盾冲突、社会公平正义的最重要的因素。①
2.农民阶层的形成由来。阶层从其本源来说，源自阶级，但阶层又表现着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丰富性和多样性。阶层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人们在特定的劳动分工关系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具有不同的作用，从而导致社会资源在不同人群中的不均匀分布，进而在不同人群中出现了阶层，即阶层是因资源在社会内部的不均匀分布而形成的团体。改革开放前，我国呈现2＋1的社会结构，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自1978年以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社会不仅形成了一些新的阶层，如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从农民阶级、工人阶级中分离出来，而且在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内部也出现了新的阶层。在农民阶级内部，已经形成了农业劳动者、农民工、乡镇企业工人、农村干部、私营企业主、个体劳动者等不同阶层。② 在市场这一强大拉力的作用下，中国传统的农民阶级自身发生了分化，出现了农民工阶层与乡镇企业职工阶层两大新兴社会阶层。③ 但是，由于受到以户籍管理体制为核心的城乡二元体制的限制，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后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产业工人阶层，出现了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农民工阶层的出现仅仅是农民阶层的分化，而没有身份的改变。
3.农民阶层处于社会低层。严振书（2009）将现阶段的中国社会阶层划分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企业管理者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自雇人员阶层、城镇体力劳动者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以及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从宏观上讲，阶层间的关系表现为三种形式：上层与中层关系、上层与下层关系和中层与下层关系。农民属于的阶层为以下三类：一类为城镇体力劳动者阶层（农民工）；其次为农业劳动者阶层；再者是城乡失业、半失业和无业者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是指承包集体耕地，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并以此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农民。农业劳动者阶层与城镇劳动者阶层是中国目前最大的两个阶层。他们虽然是市场经济的最早实践者和推动者，但由于几乎不拥有组织资源，而且拥有的经济资源、文化资源也低于上述所有阶层，他们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地位较低。城乡失业、半失业和无业者阶层主要包括城镇国有和集体企业下岗失业人员、新进入劳动力市场而未能就业的待业者，农地被征用而无地可种却又找不到工作的农民。从农村分化的农民多半滞留在这三个阶层，属于中国现存阶层划分中的最低层次。从目前阶段来看，赋予他们垂直流动的几率是很少的，而水平流动对改变其身份则无任何意义。
二、中国城市化面临的制约因素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发展始于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截至2009年底中国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46％。④ 虽然与西方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但是城市化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动力，也成为改革和调整的方向和重点所在。“十二五”期间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性5年。但是由于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城市化是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进行的，并且主要是靠农村外出劳动力在城乡间候鸟式地往复流动来实现的，⑤ 由此形成的中国城市化仅仅是劳动力而非农村人口进城，这种“半城市化”造成了诸多的问题，并连带产生了农民工阶层，三元社会。这些社会特质制约了新一轮农民工要素流动，使得“十二五”城市化推进面临着多方面制约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必将减缓“十二五”城市化的进程。
1.“浅度城市化”造成的消化准城市人口压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07年的44.9％。中国2006年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由1985年的9386平方公里到2005年增至32520平方公里，2005年是1985年的3.46倍。尤其是自2001年以来，每年城市征用土地面积都在1000平方公里以上。但同时也面临着“半城市化”特征突出、城市形态和布局不均衡、资源和环境约束严峻等方面挑战。正如蔡昉指出的那样，中国城市化进程就是土地城市化在城市发展中扮演了“发动机”的角色。“土地财政”带来城市面积的快速扩张，导致土地城市化明显快于人口城市化。在目前统计的6亿城镇人口中，包括1.5亿农民工在内，至少有2亿人并没有享受市民的权利。也就是说，中国过去每年消耗数百万亩的耕地转为建设用地，实现的城镇化率只是“土地的城市化”，而非人的城市化。这种城市化，不是由工业化来推动的，而是由政府工程以及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造成的，超出了当地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能力，并无法体现在就业的增长，仅仅为农民工提供了周期性很强的基建项目岗位。⑥ 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但没办法在城市扎根；农民工只有空间流动，但是没有社会流动，中国所谓的城市化是没有户籍的人口为主导的城市化即“浅度城市化”。“浅度城市化”产生了很多准城市人口，他们基本上都把在城市赚的钱汇到农村老家，在城市只做最低的消费。由此可见，解决目前存量的准城市化人口和减少未来新增的准城市化人口，是“十二五”城市化的第一压力。
2.价值链成为国际分工的边界以及产业结构不合理固化农民工就业领域。劳动力资源丰富且成本低廉是跨国公司向中国投资的基本动因，随着跨国公司不断强化着中国在其全球经营战略中的地位，中国在跨国公司内部化国际分工体系中被作为低增值环节生产基地的结果便是显而易见的。另外，跨国公司通过全行业并购，控制了国内原有产业集群和产业分工链条的某个环节，使中国的产业升级相当程度上受制于跨国公司的产业转移和分工部署。加之目前我国仍处在工业化发展阶段，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我国的产业结构状况，使得劳动力转移到的产业为第二产业居多，农民工成为第二产业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力量。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在加工制造业从业人员中占68％，在建筑业从业人员中占80％，农民工已是中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起草组，2006）。从社会流动的有关理论可以获知，我国目前大规模的农民进城打工形成的流动绝大多数停留在水平流动层次，垂直的向上流动很少，也就是说，农村劳动力的城市打工，仅仅是工作的变换或工作场所的转移，即仅仅是从务农劳动变换为其他形式的劳动，对农民工而言，这却并不能改变其自身的社会地位。
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国际产业转移的速度相对趋弱，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使农民工进城就业的职位固化，甚至无法进城就业，农民入城流动的机会也开始减少。
3.社会断裂阻挡农民从下层向上层的流动。由于受到区域差异和城乡分割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社会结构在当前阶段呈现出多样化的局面，出现城市低收入群体与其他阶层逐渐在各个方面发生分裂现象。社会断裂，指的是我们社会当中出现一些障碍，阻碍了阶层间的流动，尤其是下层向上层的流动。社会改革已终结了早期社会阶层普遍受益的状态，而形成特权阶层独享收益和边缘阶层承担改革代价的局面。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等不断扩大，社会阶层结构中已形成了广大的边缘群体。而边缘群体又不具有强势群体所拥有的再分配权力、寻租权力和市场权力，能够成为突破阶层边界的因素和力量，却表现出极强的“嫌贫爱富”的特征和属性。它们作用力的强度和范围往往聚集在社会中的优势阶层或者强势群体之中，对优势阶层有极强的依附性，并成为强势阶层更加固化自身的阶层边界的手段和工具。同时较少地创造普通社会成员实现向上流动的机会，最大化地使普通成员保持原有的阶层属性，甚至于使其沦为社会的边缘阶层或弱势群体。⑦ 中国现阶段城乡社会断裂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城乡经济的断裂，主要表现在城乡居民收入方面；二是城乡制度方面的断裂，主要表现在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方面；三是城乡居民公共卫生、医疗服务水平的断裂；四是城乡居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断裂，主要表现在城乡居民教育方面；五是城乡生活环境的断裂，主要表现在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一般认为，能够催化社会阶层流动的因素主要有市场转型、制度转型、再分配权力、教育文化资本等，且这些因素是突破阶层边界的基础力量和实现向上流动的关键因素。然而，现阶段促进边缘群体突破“阶层边界”实现质的向上流动的力量有明显弱化的趋势。主导阶层与边缘阶层在利益博弈的背景下，阶层冲突有所激化。主导阶层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维护着本阶层的边界，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而边缘阶层在利益表达机制缺失的情况下，不断强化着边缘阶层的边界。当前，我国社会阶层流动总体呈现出“阶层边界”封闭性强化的趋势，阶层壁垒在一定范围内发生作用。现存的五方面“社会断裂”是农民流动无法逾越的鸿沟。同时我国目前的社会现实是开放的经济与社会断裂共存，这样的社会结构强制阻挡了部分劳动要素向上流动的机会，特别是素质较低的劳动要素的垂直流动。
4.阶层掌控资源的多寡以及农民对资金需求制约农民流动。社会流动指对一个人或群体而言，从一种社会地位或社会阶层向另一种社会地位或社会阶级的变化。社会流动有多种形态，诸如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代内流动和代际流动等。戴卫东、鲁军（2008）提出农民流动有三种类型：类型一：城市低收入群体向城市中间阶层流动；类型二：农村中间阶层向城市中间阶层流动；类型三：农村低收入群体向城市中间阶层流动。这三种类型中流动的强度与规模是不一样的，原因主要是在流动中存在着不同的障碍性因素。掌握资源的多寡是影响流动是否的重要条件。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都具有向优势群体集聚的特性，从而造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局面，阻碍低收入群体的向上流动。同时，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的封闭性特征要求使用者必须拥有一些资本或资源，这样才能获得进行交换的资格。现实的情况却是，低收入群体不具备这种资格。再加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中已经形成了一个由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构成的强势群体，他们拥有社会中的大部分资本，而弱势群体则由贫困农民、城市农民工和城市下岗失业人员构成，而且他们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却掌握的资源极少，⑧ 加上农民工教育水平低、抗风险能力较差，在城市所从事的大都是一些低收入、重体力、不稳定、环境恶劣、缺乏保障的工作。使得他们在向上流动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而且因阶层之间的合理流动机制不是自发形成的，而在原先那些阻碍阶层流动的机制仍在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从而产生一些新的阻碍机制，使得社会流动不畅，低收入群体在向中间阶层流动中出现的障碍性因素就比较突出。
我国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的平均成本约在10万元左右，这意味着我国未来每年为解决2000万农民工市民化需要投入2万亿元资金。同时城市低收入群体的产生本身就是改革成本的一部分，目前的关键问题就是这部分成本国家还是地方在改革之前都没有充分地估计到，国家和地方各自承担多少，还没有明确的划分，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投入2万亿元资金如何筹措还不十分明朗，低收入群体向中间阶层流动就显得困难重重。
三、对策建议
当前，为了使社会流动公正、合理，发挥更加积极的整合作用，实现以农民的城市化拉动消费，改变“土地的城市化，而非农民的边沿化”状态，达到城市化合理配置资源，应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加快农民市民化的速度，缩小农民阶层规模。所谓农民市民化，指农民逐步向市民转化的过程。它不仅是指农民由居住在农村转变为居住在城市，从农村户口转变为城市户口，从从事农业生产劳动转变为从事非农业劳动，而且更重要的是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生产生活方式等由农村范式向城市范式转变，最终成为一个符合城市文明要求的具有现代市民素质的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实现农民市民化的过程是现代社会结构变迁的必然趋势，它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当今世界，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城市化水平（这里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发达国家的城市化随着20世纪前半叶工业化已基本完成，而支撑现在和未来城市化发展趋势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重点是推进农民的市民化。目前，中国社会阶层的特点是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过大。据统计，在2008年我国GDP中，农业只占11.3％，但农业就业人员却高达39.6％。中国的农业就业比重是发达国家的就业比重的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但在真正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农业劳动者实际上是一个规模很小的阶层，例如，1992年，农业就业比重在英国为2％，在德国和美国为3％，在日本为7％。相比之下，中国在这方面要落后很多。只有实现了农民市民化，才会有中国的城市化。
2.激活初始阶段的“普适化”效应，扭转突破阶层边界因素的力量。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聚集是城市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全民共享城市化的文明成果是城市化的本质要求。城市化作为城乡利益格局整合与重构的过程，其主要目的是要让农民分享城市化的利益，增进农民的福利。农民作为城市化进程中最活跃的因子不可能也不应该被排除在外。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农民在城市务工，但不能成为城市居民，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一直得不到明显改善，这反映了城市短缺的客观现实。在我国“社会的最少受惠者”的社会流动受到诸多有违社会公正的政策的限制，旧体制之上建立新经济秩序的过程中，权力因素的渗入，使拥有权力与不拥有权力的人们处于不同的竞争地位与生存状态。社会保障的削弱，使无力参与竞争而依赖社会救助的人们沦为贫困阶层。为此，应真正从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坚决取消不利于合理流动的政策，改变农民群体在城乡非均衡利益格局中的不利地位和失利状态，帮助他们实现资源替代和能力扩展，致力于保障弱势群体的社会和经济权力，创造社会和经济的事实平等，从而在社会公正的基础上构建健康的社会分层。
3.造就富有竞争力企业，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弱化职位对农民阶层的限制。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城市化滞后在相当程度上就是由于缺乏富有竞争力的企业，导致重工业化过程乏力，产业结构升级困难，第三产业比重长期徘徊不前，非农产业就业空间难以拓展。为此，应造就一大批富有竞争力和创新企业，它是带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微观基础，也是造就第三产业大规模发展的市场基础，更是形成劳动力转移浪潮的前提条件，也是农民阶层流动的外在动力条件。
农民阶层的垂直流动必须消除不合理户籍管理制度，才有可能。现有户籍管理制度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城乡分割体制的延续，户籍制度所造成的社会隔离，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福利待遇，而且还严重影响着人们初职地位的获得、教育资本的积累、现职地位的提升。这种制度等于在城乡之间划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使农村流动人口的职业发生转变但是未实现空间上的转移，严重影响了我国城市化进程，因而，必须改革传统的户籍制度，逐步取消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区别限制，逐步放开户籍管理，积极探索和构建适应城市化人口资源流动和城市化公平原则的人口管理体制。
4.强化政府执行收入再分配职能，突破阶层边界的条件。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受全球化进程影响的社会经济可能越来越难以实现帕累托意义上的改进，在全球化进程中必然会产生受益者与受损者，无论是由于开放本身的影响，还是各群体实力对比悬殊所致，都会给社会中部分人群尤其是弱势群体造成损害。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收益和代价在中国各社会群体间并非均匀分布，强势群体在行为模式上往往有意愿也有能力为自己争取利益，弱势群体却没有能力或者至少是很难与前者在利益冲突中相抗衡，甚至连自己应得的利益也难以获取，这就使得全球化进程中两者的境遇差异很可能变得更为悬殊。社会的分层一旦严重失序，呈现分层的起点不平等，分层过程不规范，分层结果不公正，一定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这就迫切需要政府执行收入再分配职能，以较为完善的管理机制化解潜在社会冲突，防止社会结构失衡，进而缓和经济增长波动性的作用。收入再分配针对社会各群体之间的不平衡直接进行经济义上的干预和协调，是冲突管理机制的重要一环。具体方式包括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实行转移支付、扩大公共教育受益范围等等。在这种反应模式中，政府充当的角色是社会各群体之间利益的协调者与最终裁决者。
注释：
① 严振书、程元恒：《八大社会阶层的划分及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宁夏党校学报》2010年第1期。
② 徐行、薛琳：《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研究中的阶层分析与阶级分析》，《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③ 李培林、陈光金、张翼、李炜著：《中国社会和谐稳定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④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⑤ 白南生、李靖：《城市化与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08年第4期。
⑥ 《城市化须防误入歧途》，《时代周报》2010年8月26日。
⑦ 程启军：《阶层间封闭性强化：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新趋势》，《学术交流》2010年第1期。
⑧ 李友梅等著：《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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