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庆玉[1]2003年在《工业建筑设计方法及观念的变迁》文中研究表明工业建筑本质上作为现代新技术和新材料的主要载体，作为一种公认的房屋类型始于19世纪下半叶，开始成为建筑师工作的一个新的领域，同时促进了建筑工业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人类的居住、生活条件，为大规模的商业活动、集会、教育学习、政治、文化生活等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提供便利。如今，建筑师不仅要设计有形的加工生产环境，研究工艺生产所需要的真实的空间，还要研究隐形技术对工业建筑的渗透和支持。信息社会的发展和构成，产生了新的价值体系，因而也对建筑创作产生了新的认同，建筑艺术更多地表现为象征性、抽象性、隐喻性和建筑立面的独立性特征。工业设计是在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与社会观念的基础上综合了功能、材料与技术等而形成的技术美学思想指导下的创造过程，与工业建筑设计息息相关。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建筑师满怀激情寻找美学和工程相结合，在工业建筑设计中建立人类工程学的概念，可使工程设计中注意“人的因素第一”，避免在先进科技面前发生“见物不见人”的弊病。上海是中国乃至亚洲最早诞生近现代工业的城市。在造型风格上，上海的建筑经历了从殖民地风格向学院派复古主义发展。近期我国综和工业技术及物质基础还是落在世界发达国家后面，工业建筑被人为地、硬性地与民用建筑分开，不仅使工业设计院的建筑师与民用建筑无缘，更造成大量民用设计院的建筑师对工业建筑一无所知，80年代以前，我国工业建筑少有优秀作品。90年代后，在工业建筑设计中出现了新技术、新材料、及新的设计理念，工业建筑面临一个新的发展契机。无论在何时何地，工业建筑设计都应以以下几点为目标：在方案设计时考虑将来的发展；为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吸引人才；给所在地区带来效益。要考虑工厂建筑应能灵活地对应生产内容、设备的变化；建筑物、设备都应能经受长期的使用；其设施应该是初期投资、运转资金都较低廉，并且是节能的；工厂内外都应是一个舒适的环境。
周挺[2]2015年在《城市发展与遗存工业空间转型》文中研究指明城市的快速发展使得城市中遗存工业空间的转型研究成为热门课题。本论文以重庆这个中国西南地区的重要工业城市为研究重点,以历史主义的观点和系统论的方法。探讨城市发展与遗存工业空间转型的策略方法,并力争形成一套对遗存工业空间转型的认知框架,为城市发展实践提供参考。论文对城市发展和工业空间转型的理论,指出城市空间的变化与传统工业空间的调整均不是孤立的现象,两者具有明显的关联性。论文首先从城市发展和工业空间转型两个方面,通过理论研究,找到工业发展与城市空间形态之间的深层次联系,并对国内国外不同城市发展状况,不同工业类型的转型方式,进行比较分析,探讨不同模式下的转型特征。重庆有独特的城市自然和历史环境。两江水运促成了城市工业萌芽,抗战和叁线建设推动了重庆近现代工业兴起,工业技术进步引起了生产空间形态规模和布局的变化,主导工业的更替也引起了城市文化的变迁——可以说每一次城市的发展变化的背后都蕴含着工业的演变。因此在当前传统工业转型的大背景下,工业空间与城市发展的联系更加紧密,关系到一系列综合性的现实问题。笔者在大量实地调研发现,在重庆城市快速发展中,这些问题并没有很好的解决,转型后的新空间没有能为重庆带来可持续的发展前景,反而是为了实现利益,大量的转型采取了单一的方式去解决一系列综合性的问题。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论文尝试从历史主义和系统论的角度出发,在城市发展和遗存工业空间转型的关系中发现普遍性的规律。核心通过基于城市历史形态的要素提取,建立转型“策略机制”,由此可以指导空间转型并适应未来城市发展。论文认为,只有通过对城市历史形态的考察,才能发现遗存工业空间转型的未来形态。这个未来就是城市空间必须是具有丰富人性的集合体,它具有系统论的特征,转型需要从城市功能复杂性、密度和肌理、节点与形象、连贯性、文化生态等各个因素进行综合全面考虑。论文以历史主义为态度,系统论为方法,将各个因素纳入一个融合系统中进行研究,并依此建立综合的”五要素FLICC”转型策略——转型应当是满足以恢复功能复杂性为核心(Function),以调整密度与肌理为基础(Land),以构建节点与形象为保证(Image),以修补连接与编织为依托(Coherence),以重塑文化与生态为助推(Culture)等一系列多要素条件的实现。在建立了“五要素”转型策略后,论文针对重庆遗存工业空间的整体转型实施,提出了自己的对策建议。首先对转型区域的遗存工业空间进行特色分区,增强城市整体特色和多样性;其次在转型中建立适宜的空间密度与肌理,改变以往单一的现代主义建设方式;对于转型后节点和形象的建立,提出了保留、融合、对比和强化细节等设计具体手法;对于道路的交通的设计,则基于国有工厂布局特点,提出重建一个具有多重选择性,连续性的道路模式;最后对于新空间中文化塑造的问题,提出建立文化地标、文化区和文化节等解决方案。论文最后对重庆钢铁公司的整体搬迁这一热点现实问题,依据”五要素FLICC”转型策略,提出对遗存工业空间进行了功能定位与分区、开发强度与密度、公共节点及整体形象,交通连接、工业遗存与景观生态修复等一系列设计,以期能为类似的遗存工业空间转型提供借鉴。当然任何先验的办法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必须接受一个差异性的转型路径与多元化的转型结果,但只要我们以历史主义态度,尊重那些空间的常识性法则:尺度、形态、密度、多样性等空间要素;以系统论的解决方法,将空间视作多要素组合的有机整体,就可以在城市发展和遗存工业空间转型中,不断保持城市的生命力。
黄琪[3]2007年在《上海近代工业建筑保护和再利用》文中研究指明虽然我国总体上还处于工业化的中期,但是沿海城市和中心城市以及一些传统工业城市的经济社会结构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一迅速转型和激烈变化的形势下,如何使更多的工业建筑得到妥善保护和再利用,成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的新课题。作为中国近代工业中心,上海是研究工业建筑最具典型意义的城市。在上海旧城更新已经将工业建筑作为改造对象的今天,工业建筑保护和再利用的意义和价值尚未形成普遍共识,已有相关研究与实践经验的深度和广度还不足以形成完整理论推而广之。论文在对相关国际经验进行系统、明确的研究总结基础上,首先对上海近代工业建筑的界定、分类标准进行探讨,同时对其保护和再利用的基本原理、应用方法和实用技术,在上海这个特定的城市化历史背景下加以论证。论文主体研究为1894年至1949年这一时段的上海工业建筑。文中第二章揭示了近代工业建筑的综合价值基础,建立起近代工业建筑的价值评估体系,为近代工业建筑的保护和再利用提供理论依据;第叁章则对上海近代工业建筑产生和发展历史脉络进行梳理,通过对其基本构成、发展演变与老化衰退等现象论述,剖析了其背后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深层原因,阐明了上海近代工业建筑保护的特殊性以及保护中再利用的重要性;文中第四章主要针对上海近代工业建筑保护和再利用已有现状,包括现有政策和实例的概述,归纳出目前对上海近代工业建筑保护和再利用的现实影响因素;文中第五、六章在评价、控制、目标叁个层面上初步建构整体性的上海近代工业建筑保护和再利用的策略,再经由实践层面的物质性实证研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具体改造设计方法;附录部分附有西方工业建筑保护和再利用的情况,现有上海近代工业建筑相关的政策、法规,上海近代优秀工业建筑保护名单、现存调查名单等,使论文主体部分可以处于更为宏观的背景中,便于研究者对该时段特征的全面理解和把握,和今后进一步的调查研究提供资料。
黄磊[4]2018年在《城市社会学视野下历史工业空间的形态演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是针对我国城市历史工业空间的形态演化所展开的研究。在近些年我国城市快速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城市中历史工业空间也经历着微观空间转型与文化转变,文章针对建筑学以往在保护与再利用研究中过度以物质空间变化为中心、以主体实践需求为导向,以及对空间变化规律性特征认识不足的弊端,通过借鉴城市社会学的理论视角,以“空间生产理论”为基础,建立“空间生产-形态演化”的分析工具,选取我国城市历史工业空间这一“单位制”影响下的类型空间作为研究对象,重点对其在中国当代城市语境下空间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因素、实践主体、价值偏好、主体互动关系、生产模式等进行研究,展开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考察,并结合实证案例对我国当前城市历史工业空间的主要再生模式进行了分类,解析其在整体定位、空间组织、功能置换、建筑形式语言、城市关系等多方面变化的共性与差异性特征,进而通过对形态演化与城市影响的关联性分析,透析城市历史工业空间向文化空间转变这一现象。首先,第一章与第二章为理论研究部分。其中第一章交代了选题的依据,将研究对象的内涵与边界进行框定,并在对其进行整体性综述的基础上,提出了既有研究方法所面临的问题,进而阐述了文章研究目标与研究展开的整体性框架。在第二章中则对城市空间研究的跨学科理论与方法进行了归纳与总结,在系统梳理空间生产理论的基础上,将其与建筑空间形态研究的方法进行结合,并针对历史工业空间特性进行方法适调,构建了适用于历史工业空间研究的“空间生产-形态演化”的分析框架。其次在第叁章与第四章中,文章回顾与总结了我国城市历史工业空间形态演化的基础。其中第叁章对我国近现代城市工业空间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溯,在分析其历史脉络和历史性政治经济文化要素的基础上,总结了其历史性的空间特征。在第四章中则对其在当今城市发展语境中演变的成因机制进行系统分析,其中通过借鉴社会学中的结构化理论,分别对社会系统结构性因素与实践能动者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将其与历史工业空间的“空间价值”进行关联,进而将社会、个体因素与历史工业空间的物质形态特征进行了关联。其后,第五章与第六章展开了实证研究。其中第五章运用拟定的分析框架对不同空间生产模式下历史工业空间形态演化的不同路径与特征进行了分析。文中以空间生产的不同模式作为研究主线,在有针对性的进行案例选取之后,将其归于不同的社会过程、社会关系、价值演替、空间互动所影响的生产模式之中加以分析,横向比较其在整体定位与布局、空间肌理、功能组成、建筑形式等多方面演变的共性与差异,进而分类总结城市历史工业空间形态演化的不同路径及其特征。而第六章则对物质空间形态特征及其城市性影响进行进一步总结,分别对形态演化的公共性特征与环境意向元素进行了归纳,而这一部分也是对物质空间形态反作用于城市与个人的研究补足。随后,第七章试图从理念层面将空间生产与形态演化进行融合,提出以动态、行为视角理解城市历史工业空间的文化转型。文中将其定义为城市历史工业空间在文化生产机制下的空间响应:这种空间响应一方面呈现于微观的、内在的空间要素之中,使得实体建成环境、活动、环境意向具有了新的文化意涵;而另一方面则呈现于宏观的、外部的、与之相关联的城市空间之中,这其中包括的资本生产方式的转变、政策法规治理方式的转变、生活秩序与社会网络的改变等。最后,第八章是空间生产理论运用于历史工业空间形态演化研究的总结,分别从历史工业空间再生产的成因与过程、形态演化的不同模式与特征、空间文化转型的本质与效应叁个方面归纳本文的基本成果,指出研究本身的局限性,并对后续研究的内容与方向进行讨论。
刘锐[5]2017年在《基于人与自然协调的广州旧城滨水地区设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带给人类巨大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自然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对人与自然协调的呼唤日益强烈。广州旧城滨水地区,它处于自然水体和陆地相交的边缘地带,生态敏感度高、人文历史悠久,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矛盾也更为集中突出,寻求两者关系的协调,其挑战也更加艰巨。当今的广州旧城发展过程中,重经济轻生态、重利用轻保护的问题在旧城滨水地区普遍存在,使得旧城滨水地区的自然环境和历史人文环境受到很大破坏,滨水地区一度从城市的正面走向城市的背面,甚至变成了城市中被遗忘的地带。面对现实的各种困境,需要重新思考广州旧城滨水地区整体重塑和协调发展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本论文基于人与自然协调的主线,展开广州旧城滨水地区设计研究。广州旧城滨水地区在两千多年的演进历程中,人、水、城关系密切,经历了从傍水而居、因水而兴、水城一体,而又逐渐瓦解变化的历史过程,总结不同历史阶段的演进特征和启示,归纳出了 "古代自发协调"、"近代逐步失调"、"现代全面失调"的人与自然关系演变脉络,深刻反映出人与自然关系是贯穿广州旧城演变历程的核心主线。抓住这一主线,从规划、建筑、景观叁个层面概括总结了广州旧城滨水地区的现状特征,结合相关理论和国内外经验教训进行相应的设计策略分析,进而综合集成了规划、建筑、景观一体化设计策略群。一体化设计策略群作为互联、动态、开放的体系,价值取向是内在的核心影响因素,论文最后基于人与自然协调的价值观念,探索性地从稳定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有序活力的人类滨水活动、延续多元的城市历史文脉叁方面总结提炼出了广州旧城滨水地区的设计价值取向。论文分四大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立题。包括本论文的第一章、第二章。结合背景研究、相关学科理论及各种研究的综述,通过追踪广州旧城滨水地区演进历程,确立了"基于人与自然协调的广州旧城滨水地区设计"作为本论文研究的主题。第二部分:体系建构。主要是本论文的第叁章。结合"人与自然协调"这一主线,从"整体思维、价值观念、专业理论"叁方面,对广州旧城滨水地区设计的内涵进行解读和研究体系建构。明确了基于人与自然协调的广州旧城滨水地区设计包括:"规划"、"建筑"、"景观"叁个层面进行分析,综合集成一体化设计策略群;并提出"指导原则"、"多级策略"、"总结提炼"叁个层次的设计研究推导模式。第叁部分:分析求证。主要包括本论文的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结合人与自然协调的主线,分别从规划、建筑、景观叁个层面进行论证,详细分析并概括了广州1旧城滨水地区的现状特征,结合相关理论和国内外相关的经验教训,总结出规划层面"总体协调"、建筑层面"特色延续"、景观层面"多维均衡"的多项具体策略。第四部分:总结提炼。总结回顾前文基础上,围绕人与自然协调的主线,综合集成了广州旧城滨水地区的规划、建筑、景观一体化设计策略群,并进一步结合人与自然协调的价值观念,总结提炼出了广州旧城滨水地区的设计价值取向。
刘宇[6]2015年在《后工业时代我国工业建筑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策略研究》文中提出本文属于工业建筑遗产保护与再利用领域中以建筑类型为核心的专题研究,研究的主体是城市发展更新过程中大量出现的旧工业建筑,研究的目的是试图寻找出适应中国国情、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与后工业时代城市发展语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建筑遗产保护及再利用的途径,系统分析保护与改造过程中的策略与方法。目前,我国城市的整体状态还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但是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主要城市在城市更新进程的冲击下,社会结构正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已逐步进入到后工业时代。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如何使更多的工业建筑遗产得到妥善的保护与再利用、保留城市发展的印迹、延续城市发展的文脉,这已成为我国遗产保护事业中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的研究课题。特别是伴随着旧城改造与城市更新,工业建筑保护与再利用的意义与价值尚未形成普遍的共识,虽然已进行了大量的实践项目和操作经验的积累,但仍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对其进行指导。论文在对国外的相关经验进行数据统计和系统比对研究的基础上,以后工业时代发展为背景、建筑、环境和文化的综合理论作为支撑,从工业建筑遗产的综合价值体系为切入点展开系统的分析,通过国内外理论发展与实际项目的比较与研究,探讨我国工业建筑遗产现实存在的问题与差距。同时,从城市功能的调整与优化、建筑功能的调整与置换、综合利益因素的参与与平衡等方面阐述工业建筑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的基本原则,同时构建完整的可实施性的工业遗产评估体系以及普查、定位和管理的相关机制。文章针对工业建筑遗产的再利用模式展开探讨,从工业建筑自身的特点和建筑的内外部空间以及旧工业构件的艺术再造和再利用中的情感补偿五个方面来深入分析再利用的实施策略。通过多样化的技术手段,以实际改造案例为支撑,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去构筑全面系统的改造设计方法。文章立足于后工业时代的属性,从工业建筑遗产不同的核心价值和再利用导向为切入点,以实际案例的形式阐述了不同导向因素对改造方向及结果的影响。文章最后以天津和台北两个不同地域和不同历史背景的城市为研究目标,分别以城市中河道和铁路沿线两种不同的工业遗产廊道为对象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两种不同城市形态下工业建筑遗产保护与发展的经验与问题,探讨对工业遗产廊道进行“活化”利用的不同路径,为未来中国主要城市的工业遗产再利用提供更具操作性和推广性的经验。
彭瑶[7]2008年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期湘潭现代建筑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期这一时段内湘潭市现代建筑的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涉及到研究的两个层次:首先尽量将湘潭现代建筑发展历程清晰地展现出来;其次延伸到湘潭现代建筑保护与再利用、评价等方面,力图从更加广泛的时空范围上去理解湘潭的建筑问题。本文主要完成了以下工作:1、对湘潭现代建筑的发展及背景进行了分析,进而将湘潭现代建筑划分为五个阶段,并对各时期建筑实例进行调查研究和综合归纳,提出了湘潭现代建筑发展中的几点特色,为研究湘潭现代建筑的再利用,提供基础。2、从价值的构成、转换、表现和开发各层面探讨了湘潭现代建筑的价值。对其再利用的原则以及方式进行探讨,并结合典型实例勾勒出湘潭现代建筑再利用的前景。3、以历史和现实两种立场对湘潭现代建筑特色形成进行评价,分析新发展形式下的湘潭现代建筑特色的继承和发展。湘潭现代建筑的创作历程折射出解放以来新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面的演进与变化,它从一个角度真实地纪录了我国社会的变迁。本文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角度为全国同时期的城市历史建筑研究提供借鉴,为湘潭地区的建筑设计实践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马仁锋[8]2011年在《创意产业区演化与大都市空间重构机理研究》文中指出1980年代以来,全球化与新经济成为全球发展最重要的趋势之一。在这其中,大都市的创意经济迅猛发展、城市空间结构与功能剧烈变动,创意产业区、大都市空间随即成为21世纪初期需要深入探讨的两个重要命题。在我国,由于经济和城市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国家战略需求,借鉴国外大都市创意产业与空间可持续发展过程积累的经验,吸收和梳理相关理论并结合中国大都市空间及创意产业发展的态势,论证和阐明创意产业区演化过程中的大都市空间重构机理,不但对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国民经济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也是学科前沿,需要加以研究探索。创意产业区是20世纪末以来大都市创意产业迅速崛起的载体与产物,其演化过程有四维内涵。创意产业区既需具备生产功能,又得满足从业者的生活、休憩与交流等以促进创意的生产；更为重要的是创意产业区演化既促成了大都市空间基本构成单元趋向多功能复合,又诱发了后工业大都市趋向创意空间以实现创意产业与大都市空间的协同与可持续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创意产业发展—创意产业区演化—大都市空间重构既是经济空间动力学过程,也是新产业良性发展与城市空间结构重组升级的耦合和自组织过程。据此,本论文将创意产业区演化过程与大都市空间重构融为一体进行相应的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旨在促进经济地理、城市地理与规划的学科交融,同时又能为创意城市建设与新经济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本论文研究内容共由四部分构成。其中,第一部分(第1、2、3章)为绪论、进展述评和研究逻辑架构。首先从研究动态出发分别对产业区演化、城市空间重构进行文献综述,其次从经济地理、城市地理与规划两个学科的理论融合角度进行产业空间组织与大都市空间重构关联理论分析,最后在总结两者的关联性基础上,提出研究视角、研究内容与研究的技术路线,同时构建了研究的总体框架。第二部分(第4章)是创意产业区演化时空过程及机理的实证与理论探究。首先基于伦敦西区、东京练马区、纽约SoHo区演化历程的实证和案例分析,揭示了创意产业区演化的时空律,然后从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解析了创意产业区演化的驱动力、路径与趋向。第叁部分(第5、6、7、8章)是大都市空间重构机理的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首先通过国外典型案例(伦敦、纽约、东京)的全面解析,论证和阐明创意产业区演化对大都市空间重构的关联因素与作用机理、大都市空间对创意产业区演化响应的模式与机理；然后以中国最大都市上海为研究地区,对上述结论进行论证研究和解析同时,阐明上海创意产业区发展重构大都市空间的作用、格局及问题；最后提出大都市空间重构管治方略。在这个过程中,将创意产业区演化和大都市空间重构进行了交互式分析,由此验证理论假设与分析框架的确切性。第四部分(第9章)为结论与展望。本论文的主要结论：(1)创意产业区演化的时空过程表现为：①创意产业区构成要索量与质变及集聚-扩散运动,整体则呈现有机体的生命周期过程与空间维的集聚-扩散运动复合等时空特性；②创意产业区演化过程基本遵循形成、发展两阶段规律,但形成阶段受创意人才和区域优势作用明显、发展阶段受产业模式与文化艺术持续繁荣等作用明显,而且演化过程受内、外力源差异形成自发型、政府主导型两类模式等。(2)创意产业区演化重构大都市空间的机理是：①创意产业区演化对大都市空间重构作用体现在个体创意产业区演化直接重构大都市某一个或几个街区的实体、经济与社会文化空间并形成不同发展阶段的创意空间,群体创意产业区演化促使城区空间转型与“创意城区”生长。且个体或群体创意产业区演化重构大都市空间生产出的创意空间在不同发育阶段有不同的空间秩序和多样化路径。创意产业区的依托载体类型及利用模式、内部空间构成、产业类型和从业人数等是创意产业区演化与大都市空间重构的主要关联因素；总体而言,创意产业区演化对大都市空间重构的作用机理是：各创意行为主体利用创意产业项目网络环境,根据各自的空间需求,通过都市空间实践对项目实施的推动过程,在创意驱动下的博弈过程。②大都市空间对创意产业区演化的响应机理是指大都市空间通过创意产业行为主体的空间实践,对创意产业区演化响应的空间选择、自我调整和调适过程；动态响应模式具有层进性和阶段性,具有创意阶层主导型、规划主导型两种基本模式；政府与创意企业在空间博弈与空间权力互馈中实现自我的空间认知调整,最终在空间实践中达成共识是大都市空间对创意产业区演化的响应机制。③作用和响应过程的产出为创意空间。④总体而言,创意产业区演化重构大都市空间的机理主要体现在创意空间生产,在本质上是多元行为主体在时代背景与自我多边互动中形成的行为网络综合约束下主体利用自身空间能力追求空间利益并达成项目空间实践共识生产创意空间的过程。它既是趋向创意城市的大都市空间重构的内在作用机理,又是塑造创意空间的过程；其动力源自行政力、市场力和社会力,而生产模式以政府主导与市场主导为主。(3)上海的研究表明：①创意产业区演化推动了大都市内城空间的转型升级与创意空间生长,加速了创意城市建设进程,优化了内城空间结构,以此推动城市功能转换和提升；②创意空间的生产状态是大都市空间重构格局特征的指示器,可采用创意企业或创意阶层密集地加以判识,本论文综合运用GeoDA软件和回归模型分析发现,上海大都市创意空间呈现以静安、卢湾为中心的“双核”空间格局。本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第一,本论文系统评述产业区演化与城市空间重构研究成果,尝试构建了“创意产业区演化与大都市空间重构”研究逻辑框架,以此克服“过程—机理—格局”城市空间重构传统研究范式的弊病,将创意产业政策、创意城市战略和大都市空间重构融为一体加以研究和探索,具有较强的学科前沿性与理论创新性。第二,建构了大都市空间重构机理研究的“作用”与“响应”交互分析,阐释、论证与揭示了创意产业区演化对大都市空间重构的机理,具有较强的学科开拓性和学术创新性。第叁,通过探讨和论证单体与群体创意产业区演化与大都市空间重构的关联性,沟通了创意产业区演化重构大都市空间的一般规律与创意城市实践,提出了创意城市形成、发展的新路径。
李蓺楠[9]2012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从1986年开始至今，历届中国近代建筑史研讨会会议论文集上所收录的论文为主要研究资料，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的建筑期刊上所发表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相关论文及出版的有关着作为辅助研究资料，对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回顾和总结。内容主要分为研究过程回顾和研究现状分析。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过程回顾的部分，对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所经历的第一时期（民国末期至1986年之前）以及第二时期（1986年至今）两个阶段的研究过程做了评述。论文的重点放在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第二时期，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正式开展至今的发展历程。而对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第一时期的情况，仅作简要论述。文章以两年一度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讨会”为基本脉络线索，同时兼顾其他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事件和其他会议。通过对中国近代建筑史研讨会的规模、主题以及论文发表的基本情况的总结和纵向分析，描绘出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再次逐渐开展、步入正轨至向着深化阶段发展的历程。同时，对一些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重要问题和独特主题的研究发展做了梳理，包括：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基本概念和问题分歧和统一、中国近代建筑的保护和再利用思想发展和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学科建设和教学等叁个方面。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现状分析的部分，则以在历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讨会论文集上所发表的论文的各项信息及分类统计为主要数据来源，辅以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的建筑期刊上所发表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相关论文及出版的有关着作的数据统计，以阐述“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尚处在初级阶段，且存在明显的地域性研究偏好”为主旨，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以及研究所存在的不足两个方面，分析解读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当前的特点。最后对未来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进入深化阶段后所需注意和亟需改进的不足及弱项提出了建议。
黄恩泽[10]2018年在《南京建筑1950s-1990s》文中认为本文是从功能类型角度对1950s-1990s南京建筑设计特点及观念演变的研究,试图通过对代表性案例分类,以及建设时间、设计师、建设地点、规模等基础信息整理与分析,呈现出南京现当代建筑发展的状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南京作为非特色城市,其建筑创作的演变特征以及对中国现当代建筑发展的贡献。从民国首都转变为江苏省会是南京1950s之后建筑发展的重要背景,因而本文对1950s-1990s南京城市定位、基本建设、规模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提出1950s-1960s、1970s中期-1980s以及1990s的城市分期,并梳理了各时期代表性建筑类型的演变。在此基础上,对居住、文教、纪念性建筑叁种类型进行深入探讨,挖掘物质形态背后的影响因素、理念以及与城市的关系。居住建筑经历了从单一类型、以睡眠功能为主、均一化设计向类型多样、室内功能丰富、差别性的设计转变,同时逐步表现出对居住区环境的重视。文教建筑设计注重建筑与环境的和谐以及室内空间的灵活使用。理论研究也对居住和文教建筑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纪念性建筑则从重视单体塑造转变为关注环境、氛围和单体的结合、符号化的创作。基于城市变迁与上述叁种类型的发展特征,本文提出了南京建筑1950s-1960s,1970s中期-1980s中期,1980s末-1990s的历史分期,同时揭示了南京建筑更新式的创作方式,1950s-1990s的南京建筑整体表现出关注环境、注重实用,外观不突出,观念先进而实践滞后等特征。
参考文献：
[1]. 工业建筑设计方法及观念的变迁[D]. 孟庆玉. 天津大学. 2003
[2]. 城市发展与遗存工业空间转型[D]. 周挺. 重庆大学. 2015
[3]. 上海近代工业建筑保护和再利用[D]. 黄琪. 同济大学. 2007
[4]. 城市社会学视野下历史工业空间的形态演化研究[D]. 黄磊. 湖南大学. 2018
[5]. 基于人与自然协调的广州旧城滨水地区设计研究[D]. 刘锐. 华南理工大学. 2017
[6]. 后工业时代我国工业建筑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策略研究[D]. 刘宇. 天津大学. 2015
[7].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期湘潭现代建筑发展研究[D]. 彭瑶. 湖南大学. 2008
[8]. 创意产业区演化与大都市空间重构机理研究[D]. 马仁锋. 华东师范大学. 2011
[9].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D]. 李蓺楠. 清华大学. 2012
[10]. 南京建筑1950s-1990s[D]. 黄恩泽. 东南大学.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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