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中国经济聚焦消费拉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十一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正确处理内需和外需的关系是“十一五”时期亟需解决的棘手问题之一。立足于扩大国内需求，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重大战略方针；预计“十一五”期间经济平均增长速度将保持在8％左右，我国将进入一个比较稳定的发展通道之中，成为一个在全球经济中举足轻重的经济体。但这一前景的实现，是建立在内需增长特别是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基础上的。中国经济增长将开始从前二十年的投资拉动型向消费拉动型转变。
一、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
1.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投资、消费和外需是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十五”期间，中国投资和出口持续快速增长，经济增长呈典型的二轮驱动特征，而消费却始终处于蓄势和调整状况。在投资、出口需要调整的情况下，“十一五”期间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中将发挥领跑的作用。这是因为：
①外需增长动力减弱。1980——2004年期间中国出口持续高速增长，在全球主要出口国中的排序迅速上移。2004年，中国进出口贸易超过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三大出口国和进口国。2002年至2004年，中国贸易依存度年均提高十个百分点。如果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将远远偏离正常水平。随着部分产品比较优势的变化、贸易摩擦高发期的到来和基数较大后增长减速等因素的出现，前二十多年出口对增长所起到的显著带动作用今后有可能减弱。从外资看，目前在一些高增长的行业中，外资的比重已经较高，同一行业中有多家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激烈竞争；这种状况使外商投资企业近两年在中国市场上的盈利水平持续下降，而且这种趋势还在继续。竞争加剧和盈利空间缩小，会减弱外资进入的动力。目前来看，未来几年外商在华投资仍然会保持较大规模，但增长速度会明显降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带动力会下降。外需留下的缺口，必须依靠内需来弥补。
②投资增长己近极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长，可以说是一种GDP资本超分配和投资拉动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即依超低廉的劳动力和快速集中的土地资源，在短时期内迅速形成和积累交通、城市基础设施、厂房、设备等社会和产业资本，从而推动经济高速增长。2004年投资在GDP中比重已经上升到51.3％，按今年一季度的投资增长率，2005年全年可能会超过53％。过高的投资率，加剧了资源的紧张和短缺，加大了物价上涨的压力，使经济运行绷得过紧。如果按照现在的高投入、高能耗、低效益的增长模式继续走下去，“十一五”期间的资源、能源瓶颈制约将更突出，中国经济增长也将因此走入死胡同。因此，“十一五”期间，我们必须实现从投资型增长向消费型增长的转变，否则就会爆发生产过剩危机。
③消费已经积攒了充足的动力。2000年，消费和经济增长速度的差距只有0.79个百分点，而到2003年两者的差距则扩大到4.09个百分点，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下降。2001至2003年间，GDP年均增长10.8％，而最终消费总量年均增长6.7％，比GDP增长慢4.1个百分点。这说明，这一时期经济的启动主要依靠的是重化工业和投资部门的自我循环，国内消费处于明显的积累期。根据经济学理论，投资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拉动经济0.2％，而消费每增长1个百分点，则可拉动经济0.8％，是投资的4倍。从目前国民经济核算情况看，居民消费增长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相当于固定资产投资率提高1.5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消费增长的快慢直接影响经济的增长速度，对经济增长具有非常突出的拉动作用。
目前，中国的最终消费率仅为53.6％，而全球平均为61％，低收入国家为70％，中等收入国家为59％，高收入国家为61％。因此，在经历了较长时期的调整后，“十一五”期间，启动消费的体制和政策时点将会出现。
2.充实居民消费内容、推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是实现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的重要动力。发展经济的终极目的是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居民整体生活水平和质量是否上升，不仅要看生存性消费，还要看发展性消费和享受性消费是否得到同步扩展。我国现阶段的居民消费贡献率和消费结构都还有很大的差距，与欧美国家相比，欧美等发达国家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0-80％，消费支出中吃穿用、汽车、住房、旅游大体各占1/4，并且住房、旅游的支出比重还在不断提高。发展中国家消费率也在50％左右，而我国居民消费率只接近50％。因此，扩大消费、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二、制约消费需求的因素分析
1.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减少，制约了居民的即时消费。改革开放后城乡居民收入有明显增加，1978年至2000年的20多年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增长了3.4倍，年平均增长8.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2.1倍，年平均增长6.2％；到2001年末，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比2000年末增长14.7％，增幅比2000年高6.8个百分点，全年储蓄存款比2000年多增478亿元。至2002年上半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突破8万亿元大关。单从数字上看，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是很快的，但实际分析起来，居民的收入进入90年代以来其增幅明显少于80年代。主要表现在：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增幅趋缓，实际购买力下降，我国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幅度从1993年的9.5％下降到1997年的3.4％，199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仅4.6％，比1996年回落了4.4个百分点，1998年呈继续下降的趋势。二是收入分布极不平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由于一些企业亏损严重，下岗职工已突破1000万，其相应收入明显下降，导致城乡贫困人员不断增多，制约了城乡居民的即时消费。
2.消费率偏低，投资率偏高，影响消费需求的扩大。我国近些年来市场有些疲软。据全国商业信息中心对全国市场主要商品供求情况的分析表明，供过于求的商品：1995年为14.6％，1996年为9.1％，1997年为31.8％，1998年为33.8％，1999年为80％，2000年为79.6％，2001年为83％。市场商品供过于求，反映居民消费需求不旺。其原因在于，长期以来，消费率(最终消费率)偏低，因而使居民消费率偏低，影响消费需求的扩大。我国最终消费率：“六五”时期平均为66.1％；“七五”时期平均为63.4％；“八五”时期平均为58.7％；“九五”时期平均为59.5％；2001年为60.6％。造成最终消费率如此之低的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我国的投资率偏高。我国投资率之高，是世界上罕见的。我国1980年为35.2％，世界平均为25.4％；我国1990年为34.7％，世界平均为24％；我国1995年平均为40.8％，世界平均为22.8％；我国1997年为38.2％，世界平均为22.9％；我国1998年为37.4％，世界平均为22.4％；我国1999年为37％，世界平均为22.9％。我国投资率不仅高于绝大多数国家，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0多个百分点。正因为长期以来，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据世界银行资料显示，2002年世界消费率平均水平为80.1％，与我国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即人均GDP1000美元左右)，如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的消费率分别为81.2％、78.8％和68.9％，而我国的消费率明显偏低，仅达到58％，这是与经济发展水平很不相适应的。大大削弱了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3.就业不足以及就业前景的不乐观制约了消费的有效增长。相关资料表明，目前我国7亿多劳动者中一半以上没有充分就业。在城市，由于国有企业改革造成大批职工下岗，虽然一部分下岗职工经过培训获得了再就业机会，但是仍有很大一部分职工处于失业状态。与1995年相比，2001年全国国有单位在岗职工数减少3000多万人，下降32.2％；城镇集体单位在岗职工数减少近2000万人，下降59％，两者合计减少了5000多万人，下降38％。城市就业机会的减少也影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使农村劳动就业形势进一步恶化。同时，人口自然的增长也对就业问题造成巨大压力。20世纪90年代前5年，新增劳动力绝对量年平均1250万人，后5年1450万人。如果按国民经济每年递增8％，仅能吸纳640-800万人就业。可见劳动力供需差额之大。就业问题的另一压力来自农村剩余劳动力。目前我国农村约9000万至1.3亿剩余劳动力，随时都会形成巨大的民工潮。这些民工在1996年以后的经济调整中，约有50％在城市找不到合适工作，多数人滞留城市，加重了就业的压力。因此，城镇就业不足和就业前景不乐观制约了居民的收入增长，从而进一步影响人们消费支出的增长。
4.供给结构不合理，影响了消费需求的增长。一是，在产品结构上，新产品开发落后于市场需求变化，如在家电消费热过后，新的消费热点出现断档。在城市居民一般性消费基本满足之后，没能及时面向农村市场，开发、研制和生产经济实惠的适合农民口味的产品。结果一方面造成部分产品“企业高积压、农村低普及”的情况，另一方面也使农民的购买力得不到充分体现，难以从根本上启动消费需求。二是，营销渠道不畅，限制了消费需求。我国消费品流通渠道主要以小商贩为主体，在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这种以自发性、流动性、小规模和手工劳动为特征的传统营销方式，难以承担起维持社会商品零售额持续增长和启动新的消费热点的艰巨任务。我国农村有近10亿人口，市场潜力巨大。据有关部门测算，1997年农村居民可形成的购买力达2.55万亿元，而实际形成的购买力却只有1.4万亿元，结余购买力1.15万亿元。究其原因，除了对农民的消费特点和商品需求结构缺乏深入研究以外，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农村销售网络和营销方式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三是，消费商品价格定位不合理，限制消费需求的增长。目前，我国部分商品如住房、汽车、正规厂家生产的服饰及其他名牌产品等的价格定位较高，与大多数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太大。这种超出一般家庭承受能力的高价位，既影响人们的即时消费能力，又给一些假冒伪劣产品提供了生存空间。同时一些与此相关的服务性项目收费标准也较高，远远超出了居民的实际购买力，也抑制了消费需求的拓展。
5.流通环节不畅，阻碍消费需求增长。之所以说流通环节是影响我国消费需求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因为我国目前尚处于经济体制的转型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够完善，行政性垄断、地方保护主义、紧张的工商业关系、落后的流通方式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无形中阻断了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天然联系，导致了潜在的市场需求不能有效地转化为企业利润的增长。由于人为的原因，无法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地方政府画地为牢、各自为战；流通产业散、乱、差问题严重，导致零售和批发企业被迫展开低层次恶性竞争；平均利润摊薄，难以进行技术创新和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又进一步导致工商业之间债务增加，关系紧张，信任度降低，难以给消费者提供优良的产品或服务。可以说，流通的本质就在于货尽其流，物尽其用，用最快的速度，最低的成本完成商品从生产到消费的“惊人一跃”，而我国流通产业的不发达状态显然难以胜任这样的角色。
6.城乡二元结构不利于扩大消费需求。城乡二元结构是影响我国消费需求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当前制约消费增长的最大的国情。2003年，城镇居民消费占居民消费总额的57.6％，呈上升趋势，农民消费只占42.4％。其份额逐年下降。凯恩斯消费函数指出影响居民消费有两个因素：可支配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去年初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自从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已连续7年低速增长，不及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1/5。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由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1.8∶1，扩大到3.1∶1。理论界对于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谁大谁小，尚没有明确的结论，实证研究时采用不同的方法会得出不同的结果。采用跨年度方法计算得出的结论是农民消费倾向明显低于城镇居民：采用城镇居民收入与消费分等资料，以及农村分省的收入与消费资料进行回归，结果显示除1991年、1995年之外，其余各年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都不及农村居民。由此说明，边际消费倾向的形成机制比较复杂，传统消费理论认为低收入阶层具有较高的消费倾向不能彻底解释中国的现实，而且提高边际消费倾向的政策取向在实施中效果如何尤未可知。
7.我国城乡居民的心理制约因素限制了有效需求的实现。目前，我国居民普遍存在“惜购”、“喜存”现象，居民“喜存”并不是因为手中的钱多，相反是因为钱不够用或担心不够用才储蓄。近几年，我国行政机构改革由中央逐步向地方深入扩展，并且在住房制度、医疗制度、劳动保障制度、教育、劳动人事及国企改制等方面加大了改革力度，明确规定取消福利分房和大包大揽的公费医疗。这些改革措施的出台一方面抑制了即时消费，使人们不得不为将来的子女就学、生老病死、住房购置甚至是下岗失业而储蓄；另一方面严重影响了人们消费预期，尤其是在现阶段，随着国企改革的继续深入，下岗人数不断增加，而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安全网”覆盖面较窄，消费者普遍对自己的预期收入持谨慎态度，感到实际收入下降，预期支出增加，使得传统的储蓄动机进一步强化。因此，在就业、社会保障等与人们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解决之前，居民不仅不敢花手中的钱，更不敢花明天、后天的钱，居民的这种防范意识客观上抑制了消费需求的扩张。
三、推动居民消费增长的政策建议
(一)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增强全社会的消费能力。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刺激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的关键是使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保持比较快的增长。居民实际收入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居民实际消费能力的升降。
1.围绕提高农民收入，扩大农村消费需求，进一步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应继续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以增加农民收入为重点，切实做好以下工作：(1)通过农业结构和组织结构的调整，发展优质、高效、高附加值农业和农业产业化经营，使农民分享由此带来的增加利益。(2)通过推进税费制度改革和降低或免除农业税，减少农村税费负担。(3)通过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放开粮食收购市场，改革补贴方式，把通过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改为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增加农民的种粮收入。(4)通过加快土地征用制度改革，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完善土地征用办法、补偿标准和补偿机制，建立健全失地农民就业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保障农民就业安全。(5)通过继续清理和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政策，推动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加快城乡一体化和城镇化进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将增加“农转非”居民的消费支出。
2.围绕增加城镇职工收入水平，调整分配格局，继续推进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1)提高城镇各类人群的收入水平。完善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落实最低工资制度，保证困难人群基本生活；进一步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层的人口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包括各种类型企事业单位科技人员、经济管理人员及技术工人等；机关单位在机构改革和精简人员基础上，也要提高工作人员的工资水平。(2)加大分配格局调整的力度。一方面，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以保证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不致降低；另一方面，提高累进税，对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进行再分配；适当增加对社会低收入人群的财政转移支付；对部分确实困难的地区，国家应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手段，增强其对低收入人群的保障救助功能，从而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社会平均消费倾向，扩大消费需求。
当前特别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收入水平。建立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企业职工工资与国民收入及经济效益同步的正常增长机制，逐步解决居民收入滞后于经济增长、滞后于预期支出的局面。
重点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者的收入，改变低收入阶层缺乏支付能力的状况；增加消费者的有效消费需求。传统消费理论认为这部分人边际消费倾向最强，约占农村人口的80％、城市人口的10％，约有6.9亿人，2亿户家庭。他们的消费处于温饱有余、向小康迈进的阶段。恩格尔系数在50％左右，是收入水平较低、但边际消费倾向最高的群体。培育这部分人的消费需求，要从提高他们的购买力水平入手，逐步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还要特别注意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在我国城乡居民中，城镇人口占36％，农村人口占64％。而在居民消费构成中，2000年城镇居民占54.8％，农村居民占45.2％，农村居民所占比重从“六五”期间的64.0％、“七五”期间的58.7％、“八五”期间的50.6％降到“九五”期间的47.8％。农民占消费市场的份额日益减少，与农民的人口比例形成巨大反差，这与近几年农民的收入增长幅度逐年下降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使占人口64％的农村人口达到目前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就意味着我国市场的规模比现有的扩大近3倍。城乡居民的有效需求，特别是最大的消费群体——农民的有效需求将成为市场经济运行的决定性力量。因此，培育国内消费需求，首先要培育这个潜力最大的消费群体。
(二)着力解决就业问题。就业问题是我国面临的一个大问题，仅仅从消费需求的角度来讲，如果就业不稳定，即使是在业人员也会谨慎消费。待业、失业人员的消费水平更可能绝对下降。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数据，从就业规模来看，1990年至2001年，我国从业人员规模从6.5亿人扩大到7.3亿人，增加8000多万人。从就业结构看，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从1990年的18.5％提高到2001年的27.7％，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由60％下降到50％。从再就业情况来看，1998年至2002年上半年，全国累计有国有企业下岗职工2600多万人，其中1700多万人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实现再就业，国有企业从业人口从7500万人减少到5000万人。可见，刺激消费在扩大就业上大有文章可做。
就我国国情来说，发展中小企业、发展第三产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加快城镇建设等等，都是增加就业的重要门路。目前新增就业机会大部分由民营中小企业提供，1990年至2001年，城镇个体私营经济组织的就业人员总量增加了近3000万人，相当于同期城镇新增就业的40％以上。但是许多领域民营企业受到市场准入的限制，失去了许多发展机会，使潜在就业不能变为现实的就业岗位，所以国内民营企业享受“国民待遇”的问题，也是改善就业前景所必须采取的措施。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高峰期。据中国社科院预测，2006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峰值。今后几年，全国城镇每年新增劳动力1000万人，另外还有1400万下岗失业人员。如果经济增长保持8％左右的速度，每年可新增800多万就业岗位，加上补充自然减员，可以安排就业1000万人左右，每年劳动力供求缺口仍在1400万人左右。就业是民生之本。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把扩大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位置，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岗位，这是十分正确和非常及时的。
总之，要加快改革当前的就业机制，使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市场导向就业机制尽快形成，使就业形式日趋灵活多样，就业规模不断扩大。
(三)处理好投资和消费的关系，逐步提高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即提高消费率)。目前，我国的投资率偏高，而消费率又偏低，在这两难的情况下，既要重视中央财政资金的投入对拉动经济增长的杠杆作用，又要充分认识到中央财政资金在启动消费中的重要支持作用。近年来，我国政府为了拉动经济增长，投入了大量的财政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建设，成效显著。但这种大规模财政资金的投入，对启动消费市场的效应并不太明显。为此，首先，单纯依赖政府扩大财政资金的支出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启动投资需求问题，我们必须大规模地启动民间投资，通过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带动加工业投资规模的扩大，进而拉动消费市场。其次，中央财政政策应由单纯启动投资转向启动投资与启动消费并重，采取措施调整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第三，较大幅度地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从而提高他们的边际消费支出。第四，要注意发挥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四)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改善居民消费预期。由于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善健全，相当多的居民消费者对未来预期不稳定，即使收入总额增加，也不愿增加当期消费，而为可能出现的失业、医疗支出等进行储蓄。此外，家庭支出的不确定性加大，如子女教育支出增加，也导致即期消费减弱。为此，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改善居民消费预期十分紧迫。一是继续巩固“两个确保”，规范和完善城市“低保”工作；二是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提高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企业的社会保险参保率，完善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办法；三是完善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四是妥善解决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医疗保障问题；五是积极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五)完善消费政策，改善消费环境。认真研究居民消费心理与消费行为变化规律，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制定消费政策，为消费者服务，不断提高消费者的福利水平，以不断增加消费者利益，提高消费效益为政策的出发点。制定有效的消费政策并将其纳入经济增长长期政策之中。消费需求在短缺经济条件下主要随投资的变化而变化，而且由于当时居民存在消费“饥渴症”，因而，扩大投资必然会带动消费的增长。在消费品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的过程中，居民的消费行为变得逐渐理性成熟。消费行为方式的转变使消费需求开始脱离投资需求对它的决定性影响。消费需求成为经济运行中的独立变量。因此，要从根本上调整发展战略，由过去政府主导的投资推动转变为由政府引导的消费拉动与投资推动，把最终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清除一切抑制消费的政策措施，对消费政策进行适时调整，要转变消费观念，增强消费者信心，使政府启动内需的各项政策达到预期效果。
要扩大居民消费，就必须有良好的消费环境。因此，要加强消费环境的建设，强化对市场的管理，完善消费政策，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一是加强对市场秩序的整顿和规范，努力创造健康安全的消费环境；二是清理和修订不利于消费结构升级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清理各种名目的不合理收费；三是完善信贷消费政策，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步伐，进一步扩大信贷的规模和领域；四是探索扩大居民最终消费的新方式新途径，刺激即期需求增长，引导和拉动消费需求增长。
(六)增加有效供给，扩大消费热点。根据国内市场国际化和消费结构升级的新形势，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生产优质价廉的产品，满足城乡居民需要。首先，要培育和壮大“精神内需”。消费需求除了物质消费，还应重视“精神消费”。未来消费的重点是“三产”，因为“吃喝”消费是有限度的。培养和引导消费高品位的、符合各种阶层的文化产品，如音乐会、国际表演、大型比赛等。应提高国内科技文化的档次和水平。其次，启动民间投资，以投资促消费。投资是最好的消费，投资是消费的保证，投资是消费不竭的动力。高收入阶层更愿意把收入的大部分用于投资，他们急于找到适合自己投资的领域。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无论是现有投资还是未来投资，高收入家庭都把目标瞄准了股票，他们中有26.2％已投资于股票；有16％已投资于商业和服务业；8.4％投资国库券。再次，壮大“中产阶层’，提升中低层次居民的消费能力。这是提升我国消费整体结构的关键。由于收入水平越低，消费需求就相对越高，所以增加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将对促进整体消费带来较大效用。而“中产阶层”是我国消费的主体部分，他们的消费行为对我国整体消费状况的影响是最大的，对这一层居民消费的启动将直接关系到宏观调控的成败。目前国内缺乏一个厚实的中等收入阶层，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厚实的中等收入阶层，将难以形成拉动内需的主动力。因此，必须通过加快城市化进程，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造就一大批中等收入阶层。大力发展劳务消费，特别是提高高层次劳务消费在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人们的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的满足，主要依靠劳务消费来实现。高层次的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的满足，能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和今面发展，从根本上提高人的素质。
(七)建立健全个人信用体系，发展信贷消费。要针对居民消费的多样性，重点抓好连锁店、超级市场、仓储式商场、购物中心等现代商业业态的健康发展，满足不同的消费需求。同时要建立健全个人信用体系，建立对个人资信状况、信用等级的专业认证机构，为发展消费信贷创造良好的法律和制度基础。国家消费政策要为居民消费提供更为宽松的政策环境，应尽快完善分期付款、抵押贷款等信用消费办法，降低消费信贷门槛，简化贷款手续，发挥金融机构在推动居民消费升级中的作用，促进住宅、汽车、大宗耐用消费品等万元级与数十万级商品消费热点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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