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弘扬社会道义——公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义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公正论文,社会论文,弘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4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697－（2002）03－0025－03
1997年度，今日中国出版社曾出版系列丛书《中国问题报告》一度畅销，其中何清涟女士的《现代化的陷阱》叫你拿起就想一口气读完，读它有一吐久淤胸腔的秽气一般的畅快，为作者张扬在字里行间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正义感和骨气而感动。时隔几年的今日，重读《现代化的陷阱》依然使我激动不已。读到作者的《后记——追寻学者生命的真谛》，心灵遭遇震撼、洗礼和荡涤，当看到“也许是他们思想生命史上不应该有的夭折，我常常觉得自己现在做的事情，并不仅仅只是代表自己。”“我现在用这本《现代化的陷阱》来祭奠我青少年时期的友谊和那批‘思想史上的失踪者’——那些已在我的生活中成为回忆的朋友，是我对他们一种最好的纪念，因为我永远记得他们当年以‘知青’和中学生身份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这一段话，使我眼眶不禁湿润，人间的悲伤，哀莫大于心死，哀莫大于见人心死，她祭奠“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的哀思，比哀悼物质意义上的生命消亡更让人伤感。《现代化的陷阱》呼唤着社会的道义。
一 公正、公平是社会的道义
时至21世纪的今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运行了一段时间，是否完善，是否成功，经济学家们自有公论，但可以肯定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中，也经历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人性丑恶暴露无遗的现象。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描绘，“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尽管如马恩描绘的资产阶级思想及行为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出现，有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初衷，可在“摸着石头过河”中，依然让伴随市场经济席卷而来的物欲横流冲走了在人们身上附着不牢的道德与良知，也付出了社会公正与道义的高昂代价。
何为“公”？何为“不公”？人间是否有公道？
发出此问，只在人类社会进化到一定的文明程度才有可能。原始社会，由于物质的缺乏，生产力的低下，分配多少不可能产生太多的悬殊，也就不存在太多的公与不公的问题。奴隶社会，奴隶主不会对奴隶讲公平、公正，奴隶们也没想过自己能在奴隶主那里找到公平、公正。封建社会，尽管没有人身依附关系，但精神的附庸，使受不公待遇的人们也很少奢望真正的公平、公正。只有到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交换的等价原则唤醒了人们的平等意识，公平、公正才成为人们的强烈呼唤。
何为“公”？何为“不公”？人间是否有公道？人间有民众，人间就应有公道！
“公”与“不公”，是有史以来人们一直努力想界定的两个概念。在中国，几千年农业社会中人们“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维惯性，使人们苦苦追寻的“公”就是利益的平均分配，“有衣同穿，有饭同吃，有田同耕”成为人们的理想社会，即不管过程的如何不同，只求结果的相同；不论能力的高低，贡献的大小，都要求大家同等享受。这种“公”实际上掩盖了更大的“不公”，但在农业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的利益驱动没被激发，实际的“不公”被淹没在人们对人格追求的“公”之中。中国传统社会，“公”的概念理解为整体利益，常掩盖了“私”的概念的存在，“公平”、“公正”是人们道义的追求，“公而忘私”、“大公无私”是人们超越自我的理想人格，这其中实际上也包含了否定“私”作为个人利益存在的合理性的“不公”。“公”是人们崇尚的“为民众”的一种社会道义，即为民众做事、为民众说话，心中有正义，为大多数人利益的行为是光明磊落、“正当”的行为；心中有“公”，就有宽阔的胸怀，各种利益关系就能摆正、平衡。否则，就是“不公”！《礼记·礼运》描绘的公正——“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国父孙中山更以“天下为公”为自己的理想追求。
因此，中国传统社会的“公正”、“公平”是个人理想人格的追求，是社会倡导的一种道义。
“公”，在《辞海》中解释：公与“私”相对，指“公众”、“公共”、“集体”与“公开”。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指民众人数的规模，二指民众对行为的知晓。“公”的概念，是在人类社会产生的同时就存在，因为单个的人作为“私”的概念就存在于作为“公”的概念的社会集体之中。而“公”的概念为人们强烈觉知是在“私”的利益被人们强烈感知的时候。“公”的概念有人数规模的解释，又有行为知晓的解释，因此“公”的概念具有相对性和模糊性。个人相对小范围的集体是“私”，集体是“公”；集体相对国家、民族是“私”，国家、民族是“公”。谁为知晓者？知晓的对象是什么？知晓的程度是多少？知晓的范围是多少？这些都是如何做到“公”必然会遇到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少人发问“人间是否有公道”，也使很多人有托词“人间难得有公道”。前者一般是弱势者，而后者一般是权势者为自己寻找的理由。然而，只要有人类社会存在，就应该有社会道义存在。所谓“道义”，即社会道德观念，是社会所必须的精神支柱，并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如果说，“公正”作为社会道义是传统社会的理想，其实现只能停留在感性的物质利益层面；现代文明社会，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情景下，人们要求的是更具真实含义的“公正”、“公平”，即从起点到过程，从机会到准则，全方位的平等、公正。
二 “公”与“不公”成为当前的重要问题
随着社会的转型，市场经济激发了人性中本来的利益驱动，“公”与“不公”成为了当前社会最为关注的焦点。问题的存在首先是因为不公的现实已为世人知晓，谁都知道，中国的基尼系数接近临界线，中国80％的存款是20％的人拥有，而80％的人只拥有20％的存款。这种收入差距的悬殊已使人们强烈感到不公。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人们仅仅从感性认识到收入差距的拉大，人们已日益深刻认识到收入不公的原因是因为权力的不公，因此，公与不公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首先是社会的道义问题。女学者何清涟在《现代化的陷阱》中指出：“公平与效率，是人类文化中带有终极意义的一个基本命题。它的意义，主要在于作为一种理想，根植于社会制度和人们心中，成为人类世世代代追寻的目标。”公正、公平实质上包含了道义上的价值取向。经济学家秦晖也在《转轨经济学中的公正问题》中指出：“公正（或正义，即justick）是人类普世性的基本价值之一”，当社会出现严重不公，且不公的原因又严重不合理时，人们就会感受到社会道义的失落、道德的沦丧。
其次是市场运行的问题。对市场而言，公正、公平不应仅仅是一种作为人格理想追求的道义，更是市场运行必要的前提。市场交换，必须将公正、公平的道义置于市场运行的规范和制度，通过公平竞争、公平交易，使社会资源得到合理配置、优化组合，实现最大社会效益，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行。失去公正、公平，不要说市场完善，就连市场存在也失去意义。
再次是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问题。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是政府职能实现的必要基础。我党历来非常重视人心向背，重视民众的拥护。民众对政府的心理预期能否实现决定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改革开放，民众对政府抱着极大的期望，但结果却大失所望，因此，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及合作度大打折扣，某些地方民众与当地政府人员发生冲突，应该可以说是社会不公导致民众不满的一种情绪发泄，这种现象已造成了社会不安定因素。
造成这一系列问题的原因，第一，是问题的严重性。社会不公现象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第二，是民众对这一问题的敏感度。利益是人们最关注的利害关系问题。“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国民对收入差距的拉大非常敏感。第三，也是造成问题严重性的重要原因，即权力的市场化。何清涟认为“深刻反思改革中的全部难点问题就会发现，成为改革最大阻力的因素就是权力市场化。”从资源的配置、市场的竞争、收入的分配，几乎每个环节都有看得见或看不见的手在干预，掌权者最先通过市场获益。在任何社会，权力和金钱的结合都会衍生出怪胎。因此，权力不退出市场，市场经济无法完善，民众也无法找到公平、公正。
马克斯·韦伯曾在《儒教官僚政治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城市和行会》中指出：“在西方，皇族的特权可凌驾于普通法律之上，这一原则推动着合理地制定和裁定法律的发展。但这一原则并不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立法机构的发展（像它在中世纪对西方所起作用那样），因为这里的城市缺乏全体共同的政治自治，而且，也不存在由宪章所确定和保证的那种必不可少的立法机构。”马克斯·韦伯在这里深刻分析了中国社会“缺乏全体共同的政治自治”，即缺乏公共权力，权力向少数人集中，因此，在当时的中国没有资本主义发展中所需的公平与公正。公正、公平通俗地讲，是公众共同承认的正义和平等，公众没有权力，就无法评价正确、正义、平等与否。权贵势力站在自己的立场，只会设计维护自己立场的非公平、公正、合理、平等的制度。因此，马克斯·韦伯认为：“直至今天，中国仍缺乏中世纪欧洲使兴旺的自治市中自由民得以发展的那些制度。中国经济中一直不存在资本主义‘企业’的法律基础和社会基础。官员们拥有征税权，也就有了积聚私财的最好机会，这是世袭制国家中的通弊。……”
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就精辟、透彻地看到了中国社会所缺乏的推进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时至今日，他所看到的因素在中国仍然存在。在当时，这些因素不能推进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现在仍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的极大障碍。中国几千年专制制度的推行，不仅造成权力的泛滥，而且造成根深蒂固的官本位的思想，人们不仅追逐权力，而且是权力膨胀。因此，在中国谈如何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首先要了解中国的国情，否则只会使理论的移植陷入尴尬。
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弘扬公正的道义
马克思描绘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美好的社会形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高度发展，而精神文明建设与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社会特征与优越性的体现。因此，弘扬社会主义，就应该弘扬社会的道义，通过弘扬正义、张扬公正与公平，体现社会主义社会对人类的终极人文关怀。尽管我们当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社会的道义不能停留在初级阶段。
市场经济是道德经济。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伴随产生了给人们以人文启迪的思想启蒙运动。新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的发展必然带来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变化，使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生产方式相适应，并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生产方式的发展。因此，马克斯·韦伯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因为新教伦理成为资本主义精神而产生的推动作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不仅没有伴随一场大的思想启蒙运动，物欲横流的浪潮反而使八十年代的反思被冲得烟消云散，伴随的是旧的道德体系在“文革”经过一场扫荡后，又经历了一场金钱物欲的“洗礼”。然而，不择手段地追逐利益并非市场经济的本质。经济学家秦晖说“市场经济实际上是‘公正经济’”，马克斯·韦伯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能比在一切交易中严守时刻和公平合理更有助于青年人飞黄腾达的东西。”在市场经济中，市场交换的原则：一为等价，二为自愿。因此，权利平等、自由竞争、公平交易、诚实守信、遵守法律构成了维系市场经济有序运作的道德规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应以牺牲社会道义——公平、公正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短期发展，以牺牲公众的利益为前提，来谋取少数人的利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学习西方文明，吸取西方经济发展中为我所用的文化思想和先进观念，更要体现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和优越性，将公平、公正作为社会道义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体系，更要将公平、公正作为规范引入社会制度，通过社会制度制造各个领域、各个环节的公平、公正，让正义驱除权力笼罩的阴影，还人们以透明、纯净、舒畅的空间；让市场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通过机会、过程的公平和均等，实现分配结果的公平，实现社会的公正。
因此，无论从经济的角度、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将公平、公正作为社会制度和道德规范，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还是从社会主义社会的角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应该将公平、公正作为社会道义，弘扬社会主义精神，向世人昭示人类为之追求和努力的目标，使人们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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