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俄罗斯当前的大国外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大国论文,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二战后苏联外交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大国霸权主义，俄罗斯作为苏联的继承者，其大国外交的展开是否意味着大国霸权主义又卷土重来了呢？本文为回答这一问题，从产生条件和具体做法两方面比较分析了俄罗斯大国外交与苏联大国霸权主义的异同，认为，俄罗斯当前并不具备复活大国霸权主义的实力与条件，其为推行大国外交采取的措施也与大国霸权主义的表现相去甚远，但同时不应忽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传统和俄对独联体国家的某些强硬政策的消极影响，应对俄罗斯外交的发展趋向给予必要的关注。
【关键词】大国霸权主义 大国外交 苏联外交 俄罗斯外交
1993年4月30日，俄罗斯在忍气吞声， 当了西方一年多的“小伙计”之后，终于推出了《俄罗斯联邦外交构想基本原则》，提出复兴俄罗斯，树立大国地位的总目标。此后在1994年2月24日， 叶利钦在《国情咨文》中再次重申恢复强大的俄国。随着大国外交的全面展开，有人担心苏联的大国霸权主义是否又会卷土重来？我个人认为，俄当前的大国外交与昔日的苏联大国霸权主义不可同日而语。
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传统由来已久，从最早的莫斯科大公国到沙皇俄国，历代统治者都野心勃勃，妄图争夺世界霸权，建立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斯拉夫帝国。在沙皇俄国存在的300多年间， 就从周围邻国掠夺了两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奴役着100多个被征服的民族， 无怪乎列宁把它称为各族人民的监狱。奇怪的是，这种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余孽非但没被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荡涤一清，反而得以再生，苏联对外政策中的大国霸权主义至今仍使人记忆犹新。原因何在？
二战后，冷战开始，两极对抗格局出现，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理所当然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带领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激烈对抗，其“国际共运中心”的地位为大国霸权主义的抬头创造了有利条件。再看苏联国内，如果说战后的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期苏联迫于经济与军事实力的落后，只能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称雄，尚无力在全球范围内争霸的话，那么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国力增强，勃列日涅夫则不仅在社会主义阵营里把大国主义发展到了极点，而且公开走上了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之路。可以说，苏联国力的日益增强为大国霸权主义的步步升级提供了物质保障。
如果说国际格局与国家实力给了大国霸权主义的繁衍必要的温度和湿度的话，那么，苏联几代领导阶层对国家、民族和阶级利益的认识错误则是其滋生的温床。几十年来，苏联的领导人们始终不忘“世界革命”，在他们看来，苏联模式是社会主义唯一正确的模式，苏联为了推进世界革命的到来，有义务在别国推行它的模式，加强对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控制，使之成为世界革命的基地，有责任向第三世界国家输出革命，以巨大的援助和积极的渗透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而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迎接世界革命的到来，就必须心甘情愿地照搬照抄苏联模式，不可有一丝一毫的改动，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就必须毫无怨言地使自身利益服从于苏联的国家、民族利益，唯苏联马首是瞻。我们姑且不论苏联领导人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中有多少真诚的成分，这里更重要的是，他们这种把国家、民族利益与阶级利益混为一谈的错误认识实际上成了大国霸权主义得以推行的理论依据，助长了大国霸权主义的气焰。另一方面，苏联长期处于恶劣的国际环境之中的经历使其领导者经常怀有受颠覆、受攻击的不安全感，他们把在周边国家建立缓冲地带对于保障国家安全的意义看得尤为重要，他们为保卫苏联安全所采取的措施中也许有某些合理的成分，但他们为巩固周边的缓冲地带不惜牺牲周边国家的利益的做法，无疑是把本国利益置于他国之上，这种对本国利益的极端化认识直接导致了大国霸权主义的产生。
当前，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两极体系土崩瓦解，俄罗斯的地位一落千丈，由世界一极沦为西方国家的“小伙计”。应该看到，俄罗斯独立之初采取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既是其国力衰落、地位下降所致，也是其领导人全盘接受西方意识形态的主观选择的结果。俄领导人曾一度认为，只要全盘西化，挤进西方阵营，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得到西方的支持，以巩固国内的“民主政权”，摆脱经济危机，拯救俄罗斯于危难之中。为此，他们不惜牺牲国家和民族利益，对西方国家亦步亦趋，以图换回俄急需的所谓“援助”。这里，他们又一次混淆了国家、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西方国家可不象俄想象得那样单纯，他们对俄罗斯这个昔日的大国、现在的“小伙计”并不敢掉以轻心，因此他们许诺的援助始终是雷声大雨点小，始终没有让俄罗斯捞到多少实惠。西方的做法激起了俄罗斯民众的强烈不满， 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上升， 面对1993年议会选举中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的获胜，俄罗斯领导人终于认识到，依据意识形态决定敌友是不可靠的，在制定对外政策中真正长期起作用的因素还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也发现国际局势并不象他们想象的因两极格局的消失而变得简单化了，相反，日渐增多的难题使他们穷于应付，不得不求助于俄罗斯的合作。可以这样说，尽管国际格局的变化使俄罗斯已不具备可与美国抗衡的充当世界一极的实力，但是，它仍有可能在国际舞台上争得与西方国家平起平坐的地位，发挥其大国的作用。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俄罗斯改变了全面追随西方的政策，展开了以复兴俄罗斯为总目标的大国外交。
总而言之，苏联的大国霸权主义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是理论上的错误认识与两极格局的客观形势交互作用的产物。而当今的俄罗斯即使怀有大国霸权主义的野心，恐怕也不具备那个实力和条件了。
当然，仅仅从产生的条件来分析还不足以说明问题，要搞清俄罗斯的大国外交中是否含有大国霸权主义的成分，最具说服力的还是把俄罗斯大国外交和苏联大国霸权主义的具体做法作一对照比较。
首先，在处理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关系上，俄罗斯把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放在优先位置，力求与之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重返国际舞台。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经济和政治交往中，争取与西方国家平起平坐。面对西方国家允诺的经济援助兑现迟缓的现实，俄罗斯不仅公开对西方表示失望，而且明确宣布它不再谋求人道主义的援助，而要在贸易中得到平等的机会，一再告诫西方国家取消对俄的歧视性政策，要求在世界工业产品和武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面对冷战结束后美国俨然以世界霸主自居的状况，俄罗斯提出“利益均衡”作为发展俄美关系的基本准则，坚决抵制美国建立一极世界的企图，力求重树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为此，它谋求加入西方七国集团，并于1994年6 月成为七国集团政治范畴内的成员国，7 月它首次参加了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关于国际政治问题的正式会谈，这是俄罗斯大国外交的一次重大胜利。
第二，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不再追随西方，而是拉开距离，甚至大唱反调，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在有关日本“北方四岛”的争执中拒不让步，并不顾美国竭力阻挠坚持向印度出售导弹技术；在北约东扩问题上，从维护俄的安全利益出发，三番五次与美国和西方国家讨价还价，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表示出强硬的态度；在解决波黑问题的过程中，坚决抵制西方大国单独插手波黑事务，始终采取不同于西方国家的鲜明立场；在由朝鲜半岛核设施问题而引发的紧张局势中，多次呼吁召开多边国际会议，明确表示如果朝鲜遭外来入侵，俄将在军事上给予支持；在中东和平进程中，不是与美国协调行动，而是为扩大俄在这一地区的影响积极活动，力争与美国平分秋色；在波斯湾地区，反对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伊拉克进行打击和制裁，并拒绝了美国要俄停止向伊朗出售武器的要求。
当然必须承认，尽管俄罗斯争取与西方国家在经济、政治上的平等权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尽管俄罗斯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表现出了不与西方大国趋同的独立性，但是，它恢复大国地位的做法，它的某些对西方的强硬政策并不是没有限度的，毕竟，俄罗斯仍有求于西方，它的实力也不容许与西方发生正面的交锋，正如俄罗斯自己也一再强调的，它致力于与美国等大国保持战略伙伴关系，与西方国家进行全面的合作。在这里，合作才是俄与西方大国关系的主导方面，分歧和摩擦只不过是在不影响合作的前提下为了追求平等地位而表明的态度与立场。
与之相对照的是，翻开战后苏联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交往史，不难发现，对抗和争霸是苏联与西方大国关系的主题，合作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其目的仍是为了主宰世界。二战后，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以两大阵营、两个体系和两个平行而对立的世界市场理论为依据，对西方的敌视行为，采用阵营对抗和军事对抗的方式，带领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赫鲁晓夫虽然修正了斯大林时期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三和路线，但是与西方国家解冻的目的仍是为了“苏美合作，主宰世界”，换句话说，苏联和美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只要这两个国家联合起来，就足以称霸世界了；如果说赫鲁晓夫时期苏联迫于在经济和军事力量方面落后于美国，不得不缓和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并在双方的对峙中往往采取退让政策的话，那么，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随着经济、军事实力的迅速发展，苏联则走上了与美国全面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它借助缓和的有利时机，在与美国的角逐中采取进攻态势，加速扩张活动，迫使美国承认了它的世界大国的地位，并利用缓和物质化离间了美欧关系，埋下了美欧不和的种子。可见，与战后作为超级大国的苏联与美国和西欧国家全面的对抗与争霸相比，俄罗斯推行大国外交的做法只不过是为了争取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应有的平等地位和发言权，连“大国”的资格尚需争取，又谈何大国霸权主义呢？
其次，在对待东欧和前苏联各国时，俄罗斯主要采取了两项政策，一是遏制北约东扩，二是加强对前苏联各国的控制，推进独联体国家经济和军事安全一体化。
东欧国家一直是苏联的战略缓冲区，冷战格局的瓦解使俄罗斯丧失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权，北约东扩更是直接威胁了俄罗斯的安全利益，遏制北约东扩因而成了俄罗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然而，尽管美国碍于俄的强烈反对，提出了折衷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尽管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阻止北约东扩的措施，但是，俄罗斯并不拥有在北约扩大问题上的否决权，东欧国家也不再有义务听命于俄罗斯，从这个意义上说，俄罗斯在北约东扩问题上的被动地位是在所难免的。
在失去东欧之后，前苏联地区可说是俄罗斯最后一块势力范围了，为此，俄一再强调它在这一地区的“特殊利益”，并把与独联体国家的关系摆在俄对外政策的首位，对这一地区进行干预和控制，以发挥其主导作用。在经济上，俄罗斯为保证它的“首领地位”，增加了对独联体各国的优惠和补贴，成立了以俄为首的跨国经济委员会，大力推进与独联体各国的双边和多边经济合作；对前苏联各国间的矛盾及国内的动乱，俄罗斯频频插手，意在加强对前苏联地区的影响，使俄的驻军长期化和合法化，实际上，俄已与几乎所有的独联体国家签订了集体安全条约，除乌克兰外，其边防军也已经与所在国一起承担了保卫独联体外部边界的重任。最近，俄白同盟的建立和俄、白、哈、吉四国条约的签订更进一步深化了独联体一体化的进程。
俄罗斯把前苏联地区公然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加以保护和控制的做法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苏联对东欧各国采取的大国霸权主义政策，独联体经济和军事安全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也会让人不安地忆起经互会和华约组织曾经发挥的作用，但时过境迁，且不说俄罗斯对独联体国家的影响力远远逊色于苏联对南斯拉夫独立倾向的声讨，对波匈改革的干预以及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出兵，单就主客观条件而言，俄罗斯与苏联时期也已大相径庭了。在两极格局下，面临来自西方的主要威胁，苏联和东欧国家为了共同的安全利益，需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这是苏联在东欧采取大国霸权主义的客观条件，而现在俄罗斯与独联体各国虽仍有维护集体安全的一致利益，但并无十分明确的共同的敌人存在，也就是说，独联体国家一旦寻求到更有利的“保护伞”，就有可能义无反顾地摆脱俄罗斯的控制；从主观条件来讲，苏联甚至为其大国霸权主义的做法创造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依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勃列日涅夫主义了，而俄罗斯加强对独联体国家的控制非但无“理”可讲，而且遭到了国外甚至于国内的反对，独联体内部以乌克兰为代表的离心倾向始终存在，西方国家对俄在前苏联地区扮演的角色始终抱有戒心，就连俄国内也有人批评俄的独联体政策与俄的民族利益背道而驰，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俄罗斯在前苏联地区的特殊作用。因此退一步讲，即使俄罗斯的独联体政策更多地是出于保卫自身安全的考虑，而不象苏联的东欧政策那样不仅是出于安全需要，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争霸世界巩固自己的基地，它对独联体各国的影响力也会因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而大打折扣，而不会象苏联在东欧那样为所欲为。
再次，在发展与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方面，俄罗斯的政策更趋务实，抛弃了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在交往中更加注重本国利益。这突出表现在与中国的关系上，尽管俄罗斯选择了不同于中国的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但从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考虑，中国对俄罗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俄积极发展对华关系，两国在许多领域展开了合作，今年4月叶利钦总统访华又进一步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 另外，考虑到亚太地区巨大的经济潜力，俄罗斯开始重视与亚太地区国家的交往，频繁出访，并积极参与该地区的经济活动。同时，为扩大俄罗斯的大国影响，获取经济利益，俄还加强了与第三世界其他许多国家的关系。
与俄罗斯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做法相比，苏联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则带有浓重的意识形态的色彩，服从于它称霸世界的需要。三十年前开始的那场中苏论战与其说是意识形态分歧所致，倒不如说是中国对苏联大国霸权主义的反抗在意识形态乃至国家关系领域的反映。而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苏联都是在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推进世界革命进程的旗号下，对第三世界进行渗透和扩张的。由上述可见，俄罗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是不可与苏联的扩张同日而语的，前者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以恢复俄的影响，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后者则是在意识形态的旗帜下，以扩大自己的地盘，争夺世界霸权为目的。可以说，在俄罗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中已找不到大国霸权主义的蛛丝马迹了。
综上所述，俄罗斯推行大国外交意在恢复大国作用，争取在世界舞台上的平等地位和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这与大国霸权主义主宰别国、称霸世界的目的是迥然不同的。并且，当今的俄罗斯也不具备复活大国霸权主义的实力与条件。但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传统并未消失，俄罗斯对独联体国家的某些做法亦使人警觉，因此，我们应时刻关注俄罗斯外交战略的发展趋向，不能对之掉以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