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首届中国影视高层论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首届中国论文,高层论坛论文,影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北京广播学院、江苏常州广播电视局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影视高层论坛”于2001年1月14日在北京广播学院举行。研讨会荟萃了2000年影视学界的最新理论成果，中心议题是围绕中国影视的国际化、人文化、民族化、本土化等重大理论战略问题展开交流，以专题发言、现场提问的方式进行，热烈讨论了中国影视的十大热点问题，即：WTO与中国影视命运；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撞；影视体制改革的症结；中国媒介产业化前景；数字网络时代的影视生存；市场化与电影艺术走势；视觉文化与美学的转型；影视艺术本体新论；新世纪的华人电影和中国纪录片的跨世纪演变。
南京大学教授周宪论述的视觉文化与美学的转型问题引起与会者的关注。他认为，我们正经历一个视觉文化的时代，其基本特征体现在图象成为文化的“主因”，传统的以语言为中心的文化逐渐被当前以图象为中心的文化所取代。六十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的“视觉文化转向”，是继上个世纪末“语言学转向”以来最为重要的文化变迁。电影深受视觉文化语境的影响，在这样的语境中，电影已经从传统的“叙事电影”模式，日益转向“景观（象）模式电影”，并使其成为主流。在这种电影中，文学性和叙事性无足轻重，画面和视觉冲击力乃是电影成败的关键。“景观电影”在塑造形象，虚拟场景和事件等方面，远远地超越了传统的写实性“叙事电影”，其虚拟性创造了一个高度逼真的“超现实”。这种“超现实”反过来改变和制约着我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
然而，“读图时代”的到来却让中宣部调研员王强博士忧心忡忡。他认为现代科技使人的能力更强，但人性丧失了。信息技术的发展，现代通讯手段的发达，虽然使信息的采集更加便利，但信息过剩也造成了不良后果。科学技术的极端发达与人的欲望被不断激活、膨胀往往联系在一起，人性中真善美的一面反而减少。现代科技革命提高了艺术传播的速度，扩大了艺术传播的范围，丰富了艺术表现手段，充实了艺术题材内容的同时，也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艺术价值的迷乱。对于迷恋技术，艺术追求退居其次，使得邪恶冲动取代了理性，感官刺激取代了艺术升华，而图象的泛滥使艺术更明晰也更表象。当人们运用最新科技成就推动当代艺术发展的时候，不能牺牲自然、优美、崇高、理想，不能用人的功利主义的外在生活代替自然和谐的内心生活。他提出，尤其需要警惕大众传媒，警惕互联网络。然而，不同的是，广播科学研究所教授杜百川却对信息技术的发展持乐观态度，认为不应当将现代科技的发展视为洪水猛兽，因为科技进步的脚步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住的，也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惟有迎头赶上，顺应潮流，才会有良性循环的积极发展。现代科技的发展将使广电事业从小农经济向集团化发展，数字化网络化是信息化的工具，技术发展使得电子院线可以实现，并将打破现存的媒体格局，技术创新与媒体的相互作用能够产生积极影响。
电影的“艺术与商业”问题也是一直困扰电影业的大问题。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教授周星分析了2000年中国大陆电影业状况，认为主宰2000年电影的不是艺术，而是掌握在无序的商业市场支配中，电影更多归入世俗的谈论中，发行、票房、盗版、广告、宣传发布、招标等商业术语频频出现。他提出，艺术完全不是商业的大敌，商业也不是艺术的克星，恰恰相反，艺术是商业的实现条件之一，商业也可能是艺术的存在基础，我们的问题确实是在扭转艺术忽视商业的同时，丧失了艺术与商业对话的条件。不能不说，在被市场驾御和驾御市场之间，艺术应当有自己明确的思路。既然没有逃脱市场的捷径，就应当把握艺术与市场之间和谐但主动的关系。站在二十一世纪角度看问题，承认市场与电影艺术是孪生关系已无可回避，只是需要正确把握好艺术对于电影本质上的价值，否则，市场将毁灭了电影这门二十世纪的艺术。
站在二十一世纪的门槛，我们的电影又面临着进入"WTO"，进入全球化体系的挑战。北京大学艺术系教授彭吉象指出，二十一世纪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全球化语境下，影视媒体跨文化传播的速度也正在日益加快，而即将进入WTO又使中华民族影视艺术面临重大考验。八十年代，华语电影曾有过成功经验，中港台及海外的华人影视艺术家，用最现代的艺术语言来体现最传统的中国文化，并进入了国际艺术电影的竞争行列，进入国际主流商业电影的竞争市场成为二十一世纪的艰巨任务，必须用现代意识来阐释传统文化。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黄式宪在分析了八十年代以来华人电影的发展历程后也指出，在世界电影的总体历史进程中，华人电影无疑是以其独特的东方风情和民族精神构成了一种不可代替的文化话语形态。处在当下世纪交替的历史当口，中国由于面对"WTO"的机遇和挑战，跨界而展开与世界对话的话题便更加突出，并被赋予了新时代的多重文化内涵。综观中国海峡两岸暨香港三地，摆在人们面前的焦点话题，或许应该是一个带有文化共性的命题，即：如何与好莱坞共舞，同时又不被其文化霸权所伤，并能保持住自身文化的主体性，从而融入全球化文化多元竞胜共荣的大格局。
刚刚从美国考察回来的清华大学传播系教授尹鸿则以实地观感谈论了好莱坞电影文化冲击下的中国本土电影走势。全球自由市场的形成使得文化“全球化”成为可能，而好莱坞一开始实行的就是全球化策略，进行全球性预算。好莱乌对中国垂涎已久，对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期待甚高。它向中国传输的不仅是电影，更是美国的文化。传输的方式有多种，包括影片输出、资本注入、东方文化的融入、利用多元化媒体等。其紧锣密鼓的一系列行为，表面上是一种全球化行动，实际上是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的输入。它的产业优势是，制片与独立制片方式互补、商业机制与艺术机制的融合，艺术因素的注入为商业增添了活力、走国际化商业路线、生产方式为工业化，有健全的市场机制、培养了全世界看好莱坞电影的观众、巨大的自我调节能力等，凡此种种，都对中国本土电影构成威胁。在全球化语境下，所谓“本土电影”应当以主要的资金投入、主创人员构成来划定。在中国，本土电影仍然具有一定的与好莱坞抗衡的能力，因为我们是一元化政治控制体制，又有悠久的东方文化传统，本土市场也很庞大，因而我们应当尽快建立适应本土电影发展的产业机制，这是当务之急，也是生存之路。
相比之下，对于美国好莱坞电影席卷世界电影市场的现象，南京大学教授孟建的见解更为理论化，也更为激进。他认为，美国影视文化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它在当今的表现形式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在文化交流的形式下实行不平等的文化霸权；二是借助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强势实施文化扩张。运用大众传播媒介所负载的价值密码和制造生活情趣，把文化上的“美国制造”推向世界。这些在美国影视作品中集中体现为：对影视本性认识的偏差，导致了美国影视的唯经济主宰；对高科技变成人类图腾的迷狂，导致了美国影视堕入滥用技巧的误区；对悠久历史文化的嫉妒，导致了美国影视呈现出极度的扩张欲望。他所措助的理论体系是“文化反弹”理论，即：如果一种外来的浅层文化侵害另一种丰厚的本土文化，经历一定的阶段，发展到一定程度，文化就会实施反弹，即人们会重新认识并认可原有的本土丰厚文化。我们一方面要看到“文化帝国主义”侵略的一面，也要充分认识到二十一世纪信息社会“世界文明”地图显示出来的文化沟通大趋势，要“有意识地介入世界文化话语”。
谈到影视体制改革的症结和中国媒介产业化前景，北京广播学院教授张凤铸指出，在中国的媒体集团化、规模化上，报业走前了一步，而电视的集团化、规模化则滞后。电视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然要走媒体联合、协作、合并发展之路，形成整体合力，形成规模化、集团化、产业化经营。来自复旦大学的副教授陆晔提出，二十世纪末，世界媒介行业进入了快速的市场重构，主要表现在：整个社会的经济变革使得媒介行业进行了行业结构调整，大媒介集团的垄断和集中控制加剧，越来越多的私人资本进入，媒介工业整体上的商业化、市场化和自由化程度提高，地方媒介公司与跨国公司之间的战略性联合加强，此外，新媒介技术的快速介入使数字化成为趋势。在此背景下，影响世界电视市场的重要因素有：有线与卫星电视的发展，促进了全球化电视节目市场的形成，大媒介集团日益重视全球化运作策略，家庭电子娱乐产品的普及也推动了文化工业生产的“类型化”。对此，她提出了中国电视业相应的对策：调整电视业的行业结构，建立包括资本运作、节目、广告和受众调查在内的一整套规范的市场营运机制，树立明确的市场目标，发展多层次、专业化程度高的电视节目生产力量，正确评估新媒介技术的影响力，制定切合实际的技术发展计划。
北京广播学院教授苗棣也认为，当今中国电视体制中存在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资源配置的极端不合理，一方面众多的无线和有线电视台自制大量节目却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播出，严重浪费了节目资源；另一方面各省卫星台在黄金时段播放相同或类似的节目，又浪费了宝贵的频道资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借鉴国外的有关经验，引进两极电视传播的概念，把电视机构的功能明确分解为向电视台、站提供节目的全国性（及区域性）网络和直接面向电视用户的无线电视台及有线电视站，并建立一整套布局合理的网络——台、站体系。这种制度性的全面改革将促进我国电视资源配置的合理化，保证电视事业的健康发展。北京广播学院教授黄升民指出：“媒介产业化”的概念，是指从单纯的文化、精神生产事业的媒介单位沿着经营和理性的轨迹向企业状态过度的一种现象。媒介经营的个体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向独立的企业法人过渡，并以市场平等、竞争的原则建构内外关系，从而形成经济学意义上的“同类企业的集合体”——“媒介产业”。因此，他认为，媒介的生存和发展，有赖于经营意识和方式的突破，有赖于社会资本的支持。而蓄势待发的巨大的社会资本正好把眼光投射到电视媒介。如果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媒介可以得到飞跃发展，国民经济也就此获得一个经济增长的热点。北京广播学院教授胡智锋提出，本土化是中国电视生产的战略目标，建构全新的电视传授关系是思路，而提升电视媒体的品质与品格则是对策。
常州广播电视局局长张建平则从实际工作经验中总结出：中国广播电视长期以来一直以新闻宣传为主，对其产业属性却没有正视，至少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更谈不上经营好广播电视。中国的广播电视改革也滞后于如火如荼的经济改革，甚至可以说，中国大地上至今没有参与改革的只有广播电视。中国的广播电视改革已到了关键的十字路口，必须作出科学、理性、正确的抉择。
此外，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一川则从最近出现的对于影片《幸福时光》进行的论争出发，继续他对于中国大陆影坛张艺谋现象的研究。他认为，张艺谋还在被继续当作神话英雄，只不过，是在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双重话语间煎熬的神话英雄。张艺谋拍的是大众文化作品，而媒体和企业在宣传攻势中也是按大众文化路径走的，但是，媒体和企业宣传的内容以及公众的美学期待中却又遗留了浓重的精英文化美学标准，这就形成有意识的大众文化制作及宣传与无意识的精英文化标尺之间的巨大悖逆。这种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雅俗悖逆状况，似乎是当前新旧转型期的必然结果：大众文化的规范尚在建立中，而失势的精英文化决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两者的冲突仍然会持续下去。而上海交大教授李亦中则回顾了中国纪录片传播途径的变迁、从“单声道”到“多声道”、从“无我之境”到“有我之境”的跨世纪三大转变。
本次研讨会是步入新世纪、新千年，我国影视学界举行的首次论坛，共有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广播学院、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等高校、研究机构的影视学者，影视界的各方面的领导、专家及影视专业的博士、硕士研究生60余人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