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和不可知论的政见———个致力于跨文化融洽交流的计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可知论论文,政见论文,融洽论文,世界文化论文,跨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293/Z(2004)02-0057-06
一
随着先进的通讯和交通工具的发展，各国之间经济上的依赖关系日益密切，世界正变 得越来越小。狭隘的文化定位显得不再实用，在道德上也不再无懈可击。鉴于这种情形 ，在20世纪最后的几十年中和新世纪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大学纷纷开设了 《世界史》《世界文明史》或《世界文化》《跨文化传播》类的课程。数年来，我们一 直致力于《世界视角的人文学科》(“Humanities in World Perspective”)这一课程 的设置和讲授(这是一门一年制的课程，包括东西方文化中的许多议题，牵涉到历史、 宗教、哲学、艺术诸多领域)。在此过程中，如何扩大这类课程的积极影响这一问题越 来越引起我们的关注。我们在本文中将要阐明的观点和计划，是可以采取双重的策略来 实现的，一方面依靠课程自身的拓展与调整；另一方面依靠媒体或是行政手段。
目前西方的世界文化史或相类课程通常以地球上史前人类的诞生作为开篇，接着是美 索不达米亚、埃及以及印度河流域最早的人类文明的出现；然后，课程不断调整设置及 侧重点，围绕世界史上的主要文化类型，以人类发展的主要阶段和方面为线索，继续讲 授希伯来、亚述、波斯的文化，印度、中国、希腊、罗马的文明，基督教的崛起等等。 然而这些课程牵涉到的内容很多，需要学生有基本的历史、政治、哲学、文学、艺术等 等学科的知识学养。而在我们看来，他们的视线还过于狭窄，还不具备当今世界需要的 理解能力。我们认为通常为一年的世界文化史课程有必要拓展为学制三年的课程组合， 并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内容有机地整合到历史材料中去。如果说人文科学方面的知 识在理解人类发展形态时必不可少，那么要应对当今的问题，自然科学知识也同样不可 或缺。课程组合中的自然科学部分将涵盖基本的科学原理和方法论，将关注的目光主要 投向人口爆炸、疾病的全球传播、海洋污染、热带雨林的破坏、耕地退化、臭氧层的损 耗以及气候变暖等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有些是现代科学造成的，有些可能又反过来 要靠现代科学来解决。全球生态系统的这些问题反映了世界历史中一个惊人的事实，即 人类文明正以自我防御、自我中心、自我扩张的方式激进地改变着抚育它的自然环境( 注：为了更好地探讨这些问题，不太了解的读者可参见阿尔·戈尔《平衡中的世界：生 态与人类精神》(波士顿、纽约、伦敦，1992)，特别是第1-163页[Al Gore,Earth in
the Balance:Ecology and the Human Spirit(Boston,New York,London,1992)esp.pp.1-163]。)。从科学的方面来看，既然这些问题的产生与广义的世界文化史关系密切， 那么任何完善的世界教育就应同时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该组合中的社会科学课程 将聚焦于国际冲突的解决方案、武器控制、世界财政和贸易政策、民族间财富的不合理 分配、国际犯罪团伙的控制和剿灭、以及社会与个人间关系调节之文化策略比较等等。 当今世界呈现出强烈的互动态势，世界文化学习只有通过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有机 结合，才有可能突破分支学科的局限；学生也才有可能获得必要的知识，从而更为有效 地应对重要的人类问题。大胆开设这些整合课程的大学和学院应尽量不作其他技术或是 专业要求，使课程普及化。
如果这套课程的价值得到认可，那么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推广它呢?特别是其中的文化 史和社会科学部分的推广，意义深远。很明显，这部分知识意在向学生展现世界上的不 同民族和不同文化。这类知识越丰富，就越容易正确地理解其他民族的信仰和风俗习惯 ，从而有利于跨文化的交流；而且从实用的角度说，在建立成功的外交和商务关系的过 程中，这样的知识也会非常有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知识是双刃剑。对外国文化的 了解并不能够保证对其文化之尊重；熟知也常易滋养蔑视之情。为了跨越后者的障碍， 我们建议，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世界上不同人群的多元信仰和文艺习俗、风土人情、衣食 住行的介绍上，而应进一步深化世界文化史的学习，让学生充分认识到我们的理解能力 之局限性——这些局限性从全球的角度看是人类共有的。既然我们所提倡的课程内容和 目标设置将直接建立在对这种局限性的敏锐意识之上，那么下面就先来深入探讨一下局 限性的本质。
二
可以这么说，所谓为人，其精髓之处是能提出大于自己回答能力的问题；人的好奇心 远胜于其理解自身存在的能力。或者，更好地说成，不同族群的人们都只能令自己满意 地理解存在的意义；声称自己的信念是正确的，而他人的信念是错误的，把自身信念的 完满建立在这种对比判断的基础上，尽管对方也是同等真诚地认为你错他对。其实，关 于真理和谬误，无论难以想象的最终衡量尺度是什么，存在之整体并没有所谓的“对” 或“错”，它只是“存在”。这就像在中国古籍中“自然”的原始意义一样，是“自己 如此”。所谓存在的正确和谬误仅仅是人类思维判断的产物。没有任何现成的标准可以 让所有人心悦诚服、摒弃差异，因此这种判断活动的不完满往往会导致冲突性言论的形 成。
的确，我们从世界文化中学到的最为清楚的一课，就是在人类宗教和哲学的纪录中这 样的冲突性言论连篇累牍。到底存有何种的“实在”，或“现实”，或“存在”?用什 么方式可以理解这个大问题?人们未能达成共识。对于诸如“经验”“理性”“直觉” 或“神秘”这样的概念，在判断方式的权威性和功效性问题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人们总是相信，他们作出的判断是和已知的东西相符合的，这些东西可能是物质、精神 ，或是意识、潜意识、集体无意识、形而上的或神的。有人宣称几种不同的存在共存， 而有人则将所有的标准合而为一，称为物质、精神、或者神。有些判断完全矛盾，如“ 上帝存在”和“上帝不存在”；有些判断只是部分冲突，不过非常明显，比如说如果都 信奉有神灵的存在，则有人持多神论(polytheism)，有人持一神论(monotheism)；如果 都持一神论，则有人持泛神论(pantheism)，有人持先验论(transcendence)；如果又都 持先验论，则有人持天佑观(providentialism)，有人持自然观(deism)。在信仰的谱系 中，差异的例子不胜枚举。而从现代西方哲学逻辑经验主义(logical empiricism)的角 度来看，上述所有信仰又无一正确。逻辑经验主义认为神学和形而上学的命题，既非逻 辑上的同义反复亦无法通过经验证实，所以就谈不上对或错，甚至无所谓前提的真实， 它们只能是无意义的——然而，逻辑经验主义本身也只不过是宇宙间众多的、将没有普 遍说服力的理论整合成自己认“真”的真理的断言之一。
当然，如果有某种宗教或哲学对于存在有合理而全面的解释，那这种解释就应该能够 适用于全人类而即便没有可能被人们认识，因为毕竟所有的人共享同一个宇宙。在现实 中，尽管有些教义或人文理想已经、或正在获得相对而言的更多的赞同或质疑，可是从 全人类的角度来看，根本无法确立一个真正的普适性理论。通过学习世界思想和知识的 发展史，人们会逐渐了解到人类的这一共同的缺憾，从而在面对持有不同观点的人时能 够保持容忍与宽恕的哲学谦逊和厚德载物。也就是说，关于各种各样的教义和人文理想 ，除了一些特定的人会对特定的种类感受到特殊的吸引或是排斥，从全球的立场说，人 类情境包罗万象，各种理解并无定论——而世界文化课程应该明确地说明这一情形。
但是，如果对这种不确定性的认同超出了文化上多元的认识论和本体论所会产生的吸 引力或排斥力，那样的话，那些宗教哲学中原本包含的道德定论是否就会变得无法确定 ?再者，如果人们以这种不确定性作为行为准绳，会不会助长可怕的道德放纵?我们认为 不会，因为所谓宗教和哲学的不可知论(agnosticism，在这里意指无法确知宗教或哲学 的系统是否合理有力)也有自己的道德系统，也就是说，任何人都有信奉某一宗教教义 或哲学信条并用其指导自己的行为的自由，但是不能侵犯他人的同等权利。要违反这一 原则就意味着允许这样的可能性：某些特定的教义对其他的教义可以具有破坏性，而且 行之有效，这样，该教义信徒对非信徒的伤害行为就可以从道德上被所有人接受。而这 种做法，就不可知论的角度观之，就是认为自己是真理而别人是谬误；不就与其原则相 矛盾、转一圈又回到原先的争端中去、落到毫无效用的境地中了吗?所以请注意我们这 里讲的不可知论只是要接纳信仰的多元化，而不是要对抱有不同信仰的人实施暴力，当 然自卫除外。可是这样的话，不可知论是否只是众多信条中的又一则，是无教条主义(
non-dogmatism)的一条荒谬教条(paradoxical dogma)呢?即便如此，我们认为不可知论 仍然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和所有其他信条，给不同文化以最为恰当的宽容。
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然科学的理解问题重重。一方面，科学是除最原始的文化以外所 有的知识体系的基本构件。科学判断较宗教、哲学判断更容易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认同。 即使是一个丝毫不懂科学公式的门外汉，面对科学证据也会同样的信服。然而，在科学 知识通常被普遍接受和运用之际，知识的诸多方面却又大大增强了人类理解能力的局限 性。对于存在，科学知识同样无力于给出一个充分全面的解释。一来，科学知识是不断 发展的；在科学史中，已重复地出现这样的现象，曾被确认的东西随后又被摒弃、修正 或是扩充。在一些事例中，更为完备的新发现修正了旧的观点，缩窄了旧观点的适用范 围；在其他的事例中，全新的知识被直接提出，如人类分别在19世纪和20世纪发现细菌 和病毒——相似的例子还有很多。知识的扩充并不预示着停滞，科学的探索永远受阻于 一个不确定的界限；因为无论何时，从微观到宏观，人们都无法窥一斑而知全豹。人类 积累的科学判断只与特定的阶段相对应，但是无法反映存在的全部。也就是说，在过去 的各个历史阶段中，各种科学判断作为一个集合体一直都不完整，现在的科学也是这样 ——而且可以无需迟疑地说，在将来也会仍然如此。
我们看到，不完整的科学理解的边界正在扩张，并且常常在不同说法的冲突中得到彰 显。举一个宇宙科学的例子，在过去的概念里，宇宙静止不动、永恒存在；而现在天文 学家却纷纷赞成“大爆炸”理论。无论何种结论，如果确是大爆炸诞生了宇宙，那我们 还想追问究竟又是什么孕育了大爆炸呢?不得而知。这种追寻是永远无止境的，就如中 国古代的哲人老子早就平静地告诉过我们的那样。而且，“大爆炸”理论——正像所有 宇宙科学的发现一样——不涉及探讨宇宙本体的目的，所以这类研究是中性的或者说是 客观的，无助于我们弄清宇宙之所以为宇宙和人生的终极目的和意义，而这样的问题， 代代相传地困扰了和将会继续困扰哲人智者不已。
不管怎么说，自然科学在许多前沿领域中取得的进步是显著的，尽管对一些人来说， 这些进步还远远不能解决“存在”的终极问题。地球自然具有惊人的复杂性；宇宙自然 无论从空间、时间或是时空上讲更具有令人类却步的复杂性。自然科学从更深的层次探 讨这种复杂性只会加重“存在”的神秘色彩。
社会科学在很多方面与自然科学具有可比性，同样也有自己的问题和局限。拿牵涉到 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的行为科学来作为一个例子，这些学科研究人在独处 时和在群体中时的性格，可是，同自然科学一样，随着行为科学的发展，某些互相矛盾 的解释显现出来。例如，“行为主义”(behaviorism)认为人类的习惯仅仅是身体的(腺 体的和运动神经的)条件反射的结果，而这恰恰与用意识和无意识的区分或心智的水平 来解释人类行为的“精神分析学”背道而驰。无论如何，回顾自然科学的情况，当我们 从更宽广的哲学角度来考察时，行为科学对人类的任何解释都不是定论。仅从人类存在 这一事实出发，行为科学——或者其它的通常所说的社会科学——能够做到的，是从人 类存在这一事实出发，确定个人或集体的生存动因和制度惯例；经过必要的思考后找出 一些方法，再对其进行修正。
如何给存在一个确定的解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都有自身的局限；知识的抽象领域 如逻辑学和数学在这方面也有同样的欠缺。当然，抽象学科并不包含有关世界的起源、 目的和命运等知识的假设。虽然这些学科以定论为特征并广泛地应用于实践，但现在的 讨论仍要不时地提醒，它们还是建立在争议的基础之上。例如，形式逻辑学对特定判断 的正误进行抽象推理。在逻辑学的特别发现受到相关各方的普遍认同之际，如果有人急 于追寻逻辑知识的深层次依据，那么他可能会遭遇一系列和其他知识领域类似的争议。 一些哲学家认为逻辑知识来源于实践，它反映了我们的经验，并且与我们过去对世界实 际运行机制的持续观察相一致。而另一些逻辑学家则认为，即便逻辑知识确实准确地反 映了经验世界的运行，但它却是源自先验的基础(a priori basis)；它在最初时纯粹是 理性或内省式的，告诉我们外部世界的本质。还有其他争议的看法。(注：这些观点的 比较评论，见斯蒂芬·F·巴克尔著《逻辑学原理》(纽约，1965)，第295-304页[
Stephen F.Barker,The Elements of Logic(New York,1965),pp.295-304].)
总结一下前面的讨论：为了尽力处理当今的问题，人们通过学习世界历史文化和自然 科学获得知识。而当超越了这种学习的实用价值后，更为深入清晰的信息显现出来：人 们持有了并确实持有着相互冲突的宗教和哲学信仰，并且没有一种宗教和哲学信仰可以 强制所有人都认同。虽然科学知识具有较为普遍的说服力，并且在前沿问题的探索上呈 现竞争的态势，但科学知识的发展仍受限于一个不确定的界线，且无论如何无法解决宗 教和哲学的问题。就连人类借以作出正误判断的逻辑推理，其基本的理解亦要经历争辩 。从全球的、不可知论的角度，人类理解力的不稳定性和不完整性是一种精神和智力状 态，它超越所有特定的、狭隘的信仰。那些敏锐掌握人类共通特性的人们，完全可以像 凡人那样思考、行动，而不是在种族上特立独行，在宗教、哲学甚至是科学上高傲狂热 。这套世界文化的组合课程的关键就在于希望教育人们摈弃这种自负的心态。
三
根据上述观点，我们提议一个教育计划。该计划可以获得非常广泛的收益，尽管这样 大的计划眼下看起来要付诸实施还困难重重，但现代的科技已经给我们条件，使这种计 划不一定会落入乌托邦式的幻想。因此我们希望，其实施的困难不会影响本文的读者对 其进行仔细的思考衡量。我们认为应该努力在世界范围内给学生提供机会接受世界文化 的常识教育，其中不仅要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专业知识，而且要强调人类的理解 能力在所有领域中的局限性。显然，在大多数情况下，相关课程组合的讲授需要多位教 师的配合(因为教师本身的时间、知识也是有限制的)。而且经验告诉我们，有一些课程 需要不同的教师联合或同时讲授。如何确定这种课程的主题?意见难以统一。但从根本 上来说，达成共识也不是没有可能。这种共识可能更易于在大学内部达成，但一旦成功 ，假以时日，就可以通过现代远程通讯的媒体技术提升到校际联合的水平。想像一下最 理想的情况，全世界的各主要大学最终开设相同的课程组合，讲授基本相同的内容。最 终，接受先进教育的世界人口阶层中，很大一部分人对世界抱有共同的理解和相互的宽 容。
这个发展项目的重要意义主要基于下面的事实：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首脑和高层决策者 均出自受教育阶层；如果这里提倡的教育体系能够得以实行，受过世界课程教育的人们 将在各自的社会中出类拔萃。试想，世界最终由一群这样的领导人来管理：他们对世界 历史和文化有着共同认识——特别是对人类理解局限有敏锐的意识；他们对宗教和智力 上的自负有清醒的认识，同时对导致敌意性和破坏性行为的教义束缚感到厌恶。对于专 业而深奥的学术知识，世界各大学间的合作计划已经就绪；建立一个致力于上述全球理 解共识的世界性团体，并以抱有此种共识的人充实各国的当政阶层，这不是非常有价值 的吗?
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常会被提到，即虽然宗教和哲学的信仰差异并非总呈现负面效 应，但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差异确实成为挑起军事侵略和民族冲突的主要因素。确实，在 这些冲突中，通常很难知道双方的领导人及其追随者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受到自 称的宗教、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原则的驱动(这些原则和政治上的贪念是不同的，后者有 意无意之间只专注于把对权力和统治的贪婪合法化)；或是完全相反，只是为了缓和政 治、社会或经济的困境。这样的含混不清体现在无数的例子里，如中世纪基督教和伊斯 兰的冲突，16-17世纪天主教和新教的战争，几个世纪以来殖民主义传教士的布道，近 代共产主义者们及其对手间的冷热战争，日本的神道教原则作为领土扩张的依据；或是 现在，美国和伊拉克的战争，近东犹太人和穆斯林的争端，印度穆斯林和印度教教徒之 间的冲突……但是不管其中纯粹的自我扩张的动机达到何种程度，可以肯定的是，冲突 中的参与者可以感觉到，宗教和意识形态的杂糅明显加深了冲突的激烈程度。如今，联 合国竭力通过协商论坛和维和部队来阻止或平息公开的冲突。然而在思想意识上，人类 总倾向性地认为自我正确，这已不断地在人性的各主要方面中显现出来；因此单靠这手 段，建立持久的世界和平渺茫而不可期。希望通过推广世界文化史，各国的领导人能够 接受宗教和哲学的不可知论(即使同时伴有相当多的争议)；或许这样和平会容易实现些 。人们也许更加希望持不可知论、未可定论的统治者能够意识到，人类进化到现在的阶 段，需要的领导者是多元并存的全球文化的守卫者，而不是文化分歧的狂热分子。我们 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核武器时代，现在的几个世界势力集团之间，就潜在的互相毁灭的危 险性而言，已经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不同种族的人们，再也不能隔着愚昧与敌意的深 渊相互仇视——相反，如果我们还想继续在地球上——这个被英国经济学家芭芭拉·沃 德(Barbara Ward)称之为“太空船地球”(Spaceship Earth)(注：我们从芭芭拉·沃德 的书《太空船地球》(纽约，1966)中借用了这个短语。该书赞同“珍爱世界家园”(
patriotism for the world)等概念，很有说服力[Barbara Ward,Spaceship Earth(New York,1966)]。)的地球上生存与繁荣的话，我们人类必须努力学会相互欣赏。至少必须学会相互接纳、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彼此的不同——也就是把跨文化交流做好。
话要说回来，在各个自由程度较低的国度中，这个融洽跨文化交流的计划面临的会是 一个窘境，要推广有利于世界和平的教育课程大概需要依靠那里优秀的重要人士——即 所谓的舆论带头人的影响力；尽管在那些国家中还没有开展世界教育计划，但他们已经 有机会接受世界教育并受到其经验和成效的激励，比如已经参与世界课程并深受其积极 影响的海外留学生，或许可以通过他们，把这个计划的促进跨文化融洽交流的精髓带回 国去，接着再达到潜移默化地影响其所在国的整个教育体制的目的。
更多的根本性的问题会让人想起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观点。全球性文化课程组合 的关键在于创造一个接受跨文化教育的阶层。这些人会在世界或实际事务中举足轻重， 并在接受不可知论的基础上持相互包容的心态和姿态。尽管世界各地的“大众”大都不 会放弃自己珍视的狭隘信念——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正是这些观点给予了他们身份和 自尊。并且显然，宗教信仰将继续给芸芸众生以必要的信念，让他们相信，当一切终了 ，他们在世间遭受的苦难绝不只是一个偶然的荒谬(a random absurdity)；凭借正确的 信仰和艰苦的工作，这些苦难将受到公正的评价并换得来世永久的幸福。世界上的大多 数人也将继续凭借这样或那样的信念来维持情感上的平衡。接受过世界文化教育的领导 者们会发现，这些信念从不可知论的角度说十分典型，或是值得怀疑，或是仅仅具有暂 时的合理性。这些领导人将会组成一个跨文化的团体，他们有着与生俱来的能力，可以 从容游走于不确定、不同的人生哲学之间；他们善意而又策略灵活，明察秋毫而又情怀 超脱，不会轻易受其形形色色的支持者们在跨文化交流中表现出来的敌意和嫌恶的影响 。换言之，虽然不尽相同，但这样的领导者就像柏拉图思想中身为哲学家的国王。他们 是经过长期教育精心培养的少数人，能够独立地试着去理解和追求具有永恒“形态”( “Froms”)的终极真理。永恒不变的“形态”是仅被意识所察觉的超验现实，是构成有 形实体、物质品性以及道德活动的雏形。相比之下，“世界史之王(World-history
kings)”就应该最能透彻地认清所有形而上学(也包括柏拉图的理论)的不确定性本质。
不过柏拉图式的统治者和学习过世界文化史的统治者都需要凭借道德优势来进行家长 式统治。相对而言，生活在当代世界文化中的领导者们要管理的世界比古希腊复杂得多 。他们认识到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不可避免，不过他们努力通过他们对不可知论的共同认 知，来保持不同团体和不同信仰之间、国家内部、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实际上，对柏 拉图来说，与良好道德行为的超感官原型(an extrasensory prototype for morally
good behavior相比，“善”的“形态”有更高的地位，因为“善”是人类掌握正确知 识的能力来源；“善”的“形态”是“知识和真理的源泉”(注：《柏拉图的理想国》 ，译自佛朗西斯·麦克唐纳德·康福特的介绍和注释(纽约和伦敦，1967)，第220页[
The Republic of Plato,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Francis
MacDonald Cornford(New York & London,1967),p.220]。)。因此，鉴于柏拉图式的君 王们用独享的“善”获得统治权，则生活在当代世界文化中的领袖人物将更有资格管理 世界，假如他们互相容许、承认终极的无知。
人类天生热衷于体验扮演救世主的快感，并经常将这种快感转化为可以在伤害性的跨 国或跨文化冲突中获得的兴奋。如果上文主张的世界教育项目在国际关系中最终确定下 来，那么由此而来的世界和平会不会过于单调乏味，而不能满足人类对上述兴奋的需要 ?我们认为不会，至少大多数人不会。可以这么说，大多数人希望避免改朝换代、贫穷 饥饿、满目疮痍，或是在暴力冲突中死于非命。人们尽可以思考和设想世界和平共存、 民族稳定状况下激情和丰富产生的可能性。这里构想的世界和平并不要求清一色的种族 一致，也不摒弃个人、家庭、社区层面上的生活体验，诸如成功失败、喜怒哀乐，这些 恰恰是人类生活的鲜明特点和魅力所在。不可知论的政见并不包治百病，也不主张乌托 邦。超越令人头痛的宗教、哲学信仰争端，从国家和全球的层面上说，不可知论的政见 意欲给世界各国提供一个良好的可能性，让全世界的人类团结起来共同致力于科学发展 ，以解决经济、生态环境、疾病传播等问题。这些努力反而让人们有机会得到物质和精 神的双重满足，这是一个尚不完美的世界所能给予的。
收稿日期：2004-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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