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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轰轰烈烈、喧嚣与骚动之后，图书市场正渐渐归于沉寂。
图书市场能否走出低谷，再造辉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也许能从昨天的故事中找到答案。
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
图书市场涛声依旧，书商们似乎已想不出什么新招了，书已经滥市，“洛阳纸贵”已是昨日辉煌，今天，任何离奇古怪的“天方夜谭”也不能使久经考验的读者青目有加。难怪书商感叹：除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真想不出还有什么书可写。
盲目从众造成了书商们今天的尴尬境地。回顾过去，书商们选题方面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点石成金”成了书商们情有独钟的“三板斧”，遗憾的是，“三板斧”下去，却并没有产生预期的读者“大出血”的火爆场面。
中外名著再版与改编是众多书商的首选，一度大受欢迎，于是一哄而上：系列丛书、名著大全；缩写本、普及本、白话本、插图本甚至连环画，花样百出，令人眼花缭乱，但表面的热闹却掩盖不住内在的寂寞与冷清。由于供过于求，图书滞销，在几次全国性书市中，这些改头换面的中外名著却受到了冷落。众多装祯精美的书并不是捧在读者手中，而是躺在书店的书架上、书商的库房里饱受尘封之苦。
名人隐私、奇闻、宫庭艳史曾是二渠道与地摊文学的兴奋剂，但不知何时，某些正规的出版社也“不耻下问”，开始争夺这块风水宝地，一时间，似乎人人都有了“点石成金”的金手指：《名人大曝光》、《后宫艳史》、《历代名妃》、《中国鬼话》、《中国乞丐史》……香艳扑鼻、火爆刺激的书名后面是一堆堆陈年垃圾，更有甚者，居然推出《妓女秘史》一书，堕落至此，文明何存？斯文何在？长此以往，也许不久以后就会有人推出《嫖客秘史》、《面首秘史》了。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令某些书商们意外与失望的是，读者远非他们所指望的那么堕落与愚昧，这些香艳火爆的书并不像预想的那么有市场，大多印数不足万册。《中国乞丐史》印数仅5600册，《妓女秘史》10000册，《中国鬼话》也不过22000册。
图书市场的程咬金们在砍完了“三板斧”后，面对1996年，皱起了眉：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
包装：像雾像雨又像风
受影视界、歌坛明星大包装的启发，书商开始对图书进行大包装。
三分货七分包装，书商们花在装祯设计方面的心思比靓女们花在脸上的心思有过之而无不及。不管一本书的内容如何，但其表面文章却总能激起部分读者的购买欲：软精、硬精；礼品书，盒装书；塑封，布封；彩插，POP设计……令人目不暇给，真可谓挡不住的诱惑。
图书包装的另一招是新瓶装老酒，换汤不换药。出了《古典名著》、还要出《古典名著注释本》、《古典名著读本》；有了《世界名家散文》，还要来一个《世界名家随笔》；《少年知识大全》已经有了，却偏要再来一本《中国少年百科知识》。名目繁多，似乎百花齐放。但打开一看，内容重复，几乎如出一辙。其中尤以所谓“百科全书”类图书最令人困惑不解。《十万个为什么》、《少年十万个为什么》、《幼儿十万个为什么》、《小学生十万个为什么》……太多的为什么，令人不禁要问：谁能告诉我，什么是什么？
传媒宣传是促销的有效手段，但言过其实的传媒宣传却又往往造成负面影响。一本书未曾露面先炒得十分火爆，动辄什么“当代奇书”，“新时期文学里程碑”，“作者心灵的真实坦露”，吊足了读者的胃口，等到“千呼成唤始出来”后，却又往往令人大失所望。深圳文稿竞卖创下天价的纪实文学《深圳人》（80万）与剧本《秦皇父子》（100 万），如今均“泥牛入海无消息”，令人顿生疑窦。《刘晓庆——我的自白录》一书也曾闹得沸沸扬扬，然而一旦面世，却反响平平，在上海书店日售出量仅10册左右。
“有偿评论”败坏了宣传媒介的声誉。一些赞誉过度的评论实际上是书商花钱买来的，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软，灵魂被收买后只好睁着眼睛说瞎话。更有甚者，作者干脆“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自己写好评论，然后以别人的名义发表。不难想见，这种宣传有多大的可信度。难怪著名作家萧乾拒绝作者与书商的赠书送酬，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评论的“客观性”。
“无可奈何花落去”，96年的图书市场，会“似曾相识燕归来”吗？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公正地说，图书市场不景气的根源并非全在于书商们运作不当，它也与我国目前的文化大环境息息相关。
商品大潮的冲击，使图书市场举步维艰。纸价一涨再涨，图书价格令人咋舌，上百元一套的丛书比比皆是，94、95两年的图书节上，已出现上千元，甚至上万元一套的丛书。读书人买书已是超豪华享受。图书馆门可罗雀，书店另谋他路不在少数，办舞厅、开商店、出租门面，斯文扫地，财神升帐。四川最大的省图书馆近期尴尬地从繁华的市区迁往市郊，再也找不回当年门庭若市，学子黎明叩门的壮观场面；北京 350万儿童，却仅有300平方米的书店为他们提供精神食粮； 上海是我国经济文化重地，但全市年人均购书量却十分有限，高收入家庭也不过25元，中收入家庭9元左右，低收入家庭仅3.6元。这就是说，高收入家庭一年可以买两本书，中收入家庭可以买一本书，低收入家庭只能买半本书！
面对如此尴尬的境地，我们无法不问：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答案应该是肯定的：春天不会太遥远。
全民文化素质下降，令人堪忧的“万般皆下品，唯有经商高”的社会风气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他们正采取各种措施使人们迷途知返。
河北省95年做出明文规定，博物馆、图书馆严禁办舞厅、歌厅、商店，已经开张的必须限期关闭。北京市花市新华书店首开全国书店做广告的先河，花60万巨资在电视黄金时间播出宣传广告，吸引读者重返书店。江苏常州市新华书店不惜投资370万装修店堂， 以使读者有一个良好的购书环境。
1995年，由国家教委组织召开的全国高校教育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了“提高大学生文化素质”的目标，全国各高校纷纷响应。清华大学已提出了大学生“应读应知应会”的具体要求，为大学生列出必读的中外古今文化名著，应知的中外文学艺术作品，学会有关的文学艺术知识，否则不予毕业。全国各地高校目前也行动起来，已经或正在为提高大学生文化素质而制定相应的读书计划。可以预见，一个全民读书的热潮不久将在神州大地掀起。
但是，图书市场的春天是等不来的，必须靠自己去创造。
事实证明，“三板斧”不啻是饮鸩止渴，图书出版必须另辟蹊径。
书商首先必须明白一个道理，书不能与其它商品划等号。薄利多销并不适合图书发行，高层次、高质量才是图书市场的正道。调查表明，高层次，高质量的图书并非不如“快餐文化”受欢迎。商务印书馆的书长销不衰已多多少少说明了这一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套美学译文丛书，其平均印数几万册，其中不少书超过了10万册，如《艺术与视知觉》等。 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二十世纪哲学》一书的印数也在9万册以上。
我国存在着大量的知识分子读书群，他们是高层次、高质量图书的忠实读者。根据统计，我国目前（95年）具备大学文化程度以上的知识分子，约有1789万人，占总人口的1.5%， 这还不包括人数众多的“五大生”。如果一本图书能使1789万知识分子的1%购买，那就是17万， 这对中国的图书市场来说，无疑已是相当可观的了。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放弃这一潜在的巨大市场呢？
高层次的图书需要高层次的作者，要实现这一目标，书商们必须改变过去那种“守株待兔”的经营模式，主动出击，寻找和发现作者与准作者，有时甚至需要一定的风险意识。我们知道，《根》的作者在未成名前，美国的出版商就能付给他9年的生活费，让他安心写作， 《侏罗纪公园》一书的作者新书尚未动笔，电影制片厂已以350 万美元的高价买下了改编权。风险与利润往往成正比，图书市场也服从于这一规律。我们有胆量到股市去碰运气，为什么就不敢在图书市场赌一把呢？
最后一点也许是令人难堪的，书商们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已成了当务之急。勿庸讳言，某些出书人不读书已不是什么秘密。一些书商往往自我感觉良好，自以为已经炼就了火眼金睛，只要知道选题，听听书名，或者看看提纲就立刻可以判断图书的“卖相”。这种草率的做法恰恰就是各种低劣图书滥市的根源，“职业写手”摸透了书商们的心理，于是就拼命在所谓选题、书名上下功夫。“吃喝嫖赌”成了“食文化”、“酒文化”、“性文化”和“博奕文化”，个人传记命之曰：“灵与肉的真实坦露”。其结果是形式与内容的严重脱节，读者往往大呼上当。
1995已成过去，1996，路在何方？
图书市场变幻莫测，我们无意也无力为图书市场指点迷津。“是非成败转头空”，我们也许能从昨日的成败得失中找到经验与教训，使我们面对1996时，不至过于茫然失措。
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