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徽商集团拓展壮大原因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明清论文,时期论文,徽商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中国商业经济史上，最让人困惑同时也是最使人亢奋的现象，就是明清时期徽商的崛起与勃兴。徽州以一隅山地，历史上人口最多不过百余万，而至于国内“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注：谢肇淛：《五杂俎》卷四。引文中“新安”，为徽州古称。），成了我国封建社会中晚期唯一可以与财力雄厚的晋商平分秋色、鼎足而立的商贾大帮。这种情形，即使放入各国商帮发展史中考察，也是一个特例。
关于徽州商帮崛起的动因，古往今来学者已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得出了受到广泛认同的一般性结论。如明代顾炎武认为：“徽郡保界山谷，土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独宜菽麦红虾籼，不宜稻粱。壮夫健牛，日不过数亩，粪壅缉栉，视他郡农力过倍，而所入不当其半。又田皆仰高水，故丰年甚少，大多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之一。小民多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者，常十九。……中家而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其势然也”（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卷二十。）；著名学者叶显恩则从人地矛盾激化这一推力源上说明了徽州人出外经商的必然性。据他考证，明初徽州人口数已近60万，人均耕地日趋萎缩，至明万历年间，徽州人均耕地面积仅2.2亩，清康熙年间为1.9亩，而明清时期的生产力水平，维持“一人一岁之食，约得四亩”，由此徽州本土则积蓄起日益强大的人口外向推力，最终迫使徽州人选择了外出经商的道路（注：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一；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笔者亦分析过徽商崛起的社会、经济、文化原因，并且将明清社会商业需求急骤扩张所产生的巨大外部“拉力”视为徽商崛起的诱致性动因。此外，国外学者斯波义信、宋汉理等及诸多国内学者亦对此问题进行了充分的关注和深入的探讨，此处不再一一赘述。
但是，从动力源上考察徽商崛起的可能性，并不能说明徽商崛起的必然性及界定崛起的确定含义。要准确地对“徽商崛起”加以定位，至少需要两个坐标系：一个是纵向的，即由徽商自身的发展轨迹去把握崛起的基本内涵；另一个是横向的，即于某一时点上，某一时段内，徽商在实力和经营规模方面对其他商帮的超越。就前者而言，答案相当明确，入明以后，几乎每次改元，徽商在规模、数量、经营领域和活动范围上都有新的扩张，有关徽商活动的文献记载也成倍增加，其动力源主要在于本土“推力”与社会“拉力”的趋大化；就后者来说，经验事实及相关研究所提供的证据虽确凿无疑，但“推拉”源动力则不足以说明其原因。以其时的两大商帮——徽商、晋商——关系论，社会商业需求增大所产生的“拉力”因素对两帮作用力是一致的，且明中期前晋商无论在实力、规模及既有的“势力范围”等诸方面远比徽商更占优势，而徽商却能在对手强大的竞争压力下迅速扩张、逆势崛起，短期内即与其“鼎足而立”并最终取得优势地位，成为国内第一商贾大帮，个中缘由，则须依赖于分析徽商崛起的内因——如徽商的商帮结构、文化底蕴、经营方式等，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基于此，本文即从上述三方面入手，对明清时期徽商集团拓展壮大的原因作一些研究、分析。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研究的徽商，并非指单个的徽州商人，而是指谓以徽州本土为联结纽带的庞大的商帮集团。
二
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构建起具有极强凝聚力的商帮网络结构，是徽商得以迅速扩张并在明代中期后成为宇内第一商帮的秘诀之一。
近年来，徽商的商帮网络问题已引起个别学者的高度关注，如日本新一代汉学家臼井佐知子在论及徽商建立商帮网络的必然性时认为：“明清时代，商品经济的竞争日益剧烈，商人资本的大小、信息的灵通与否、雇佣商业伙计是否可靠，直接关系到竞争的成败……因此，商人必须建立起自己的网络”（注：臼井佐知子：《徽商及其网络》（何小刚译），《安徽史学》1991年第4期。）。
在封建时代，构建一个较为完善的网络是地方性商帮增强内聚力和外拓力的有效实现途径，因而明清时期大大小小的商帮都建立了或松散或紧密的商业网络，但网络内部凝聚力及由此决定的外部拓展力的大小，却取决于构建商帮网络基础的差异。与晋商为代表的、以地域关系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其他商帮网络有异，徽商商帮网络构建的基础有二，一为地缘纽带，二为宗族血缘纽带。
联结徽商的地缘纽带是极强有力的。如休宁金坤“遇同邑乞者，倾橐济之，且教为贾”（注：张海鹏等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65、72、67页。）；又如婺源人汪远元“尝持千金往赣州，遇旧居停孔某十余口，贫乏不能自存，元分五百金赠之而归”；再如婺源人李士葆“性慷慨赴义，芜湖建会馆，倡输千余金”（注：张海鹏等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65、72、67页。）。凡此事例，皆因地缘纽带作用力所致。一般而言，徽商地缘纽带可分为三个层次：一同域（徽州府），二同邑（县），三同乡（村），层次越低，疑聚力越强。但对商帮发展作用力最大的却是同域、同邑地缘纽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建立了一种独特的、成效卓著的组织形式——会馆。徽州会馆是徽商商帮网络的支点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几乎遍布大半个中国，明清时期不仅全国主要商业大都市，如北京、临清、南京、扬州、苏州、杭州、汉口、南昌、泉州、广州等，无一遗漏（注：康熙《徽州府志·风俗》曾述其详细：“徽之富民尽家于仪扬、苏松、淮安、芜湖、杭湖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广之汉口，远如北京，亦复挈其家属而去”。），即便在偏僻小镇，徽商亦建立会馆。徽州会馆既为所在地同邑坐商和途经同邑行商服务，也为外出徽州人（如赶考举子）提供食宿方便甚或资助，极有利于当地徽商开展商务活动和整个商帮势力的向外扩张，且极大地提高了徽州人的自豪感和凝聚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学贯中西的胡适之先生，在他晚年的那篇不长的《口述自传》中（注：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仍数十次不无自豪地以“我们徽州人”开篇叙述，就是例证。由此可见，即使只论地缘因素所形成的凝聚力，徽州商帮也较其他地域性商帮更为强大。粗述其原因，笔者认为包括以下几点：(1)徽州域治范围有限，与晋商等大区域商帮相比，徽商构筑紧密型商帮网络的阻力更小，技术上可操作性更强；(2)地理更为封闭，文化、语言同一性更为突出，相互之间的认同基本上不存在障碍；(3)文化底蕴更为深厚，“建网”目的更为明确，网络布点更具前瞻性。因而，商帮发展的空间也就更大。
如果说地缘纽带在徽商的商帮网络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连接作用的话，那么，宗族血缘纽带则使徽商网络更为强固，更牢不可破。地缘纽带与宗族血缘纽带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臼井认为，“地域关系，实质上只不过是血缘关系的扩大，是一个个宗族血缘群体通过联姻纽带的联结和交叉”（注：臼井佐知子：《徽商及其网络》，《安徽史学》1991年第4期。），此论极是。也正因为商帮网络里凝固了血缘纽带，所以比起其他商帮网络来，徽商网络的基础更为坚实，对商帮拓展所发挥出的作用更大。据唐力行先生的研究，构成徽商资本来源的七种资本，大多与宗族势力有关（注：唐力行：《论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唐先生又指出：“徽人经商不是单个人或单个家庭的行为。他们以乡党族人的纽带联系在一起，移民有一定的方向。像滚雪球一样，客居他乡的徽州人越聚越多”（注：唐力行：《明清徽州的家庭与宗族结构》，《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这就是说，在徽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宗族血缘纽带都起到了基础性乃至于根本性的作用，而商邦网络的成功构筑及不断拓展，亦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这种宗族血缘纽带。由于徽州维系宗族血缘联系的方式行之有效，“千年之冢，不动一抷；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注：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一一。），故其对徽商内聚力的强化和商邦网络的固化作用，不仅显著，而且持久。
地缘纽带、尤其是宗族血缘纽带的存在，使徽商的商帮网络组织结构更加科学、合理，伸张力更强，在“网中”苦心经营的徽商们，较之他帮商人，也更具凝聚力、活力和外向拓展力。强大的商帮网络，奠定了徽商集团获取竞争优势的组织基础。
三
徽州本土深厚的文化底蕴造就了徽州儒商，而徽州经商者对儒商角色的选择，则为商帮集团提供了锐利的拓展武器并为自身扩张营造了极为有利的社会氛围。
商业经营的基本特征就是贱买贵卖，因而，见利忘义、“奸商”遂成为商人的同义词。中国封建社会对商人的鄙视是极为普遍的，这既使徽商的经商之途更加坎坷，又为徽商“业贾”成功并超越其他商帮创造了机遇。既然社会和商品需求者排斥的是“奸商”及其见利忘义行为，那么，所谓的机遇，也就存在于对商人角色的重新定位之中了。
徽商进入商途选择的是“儒商”角色。笔者曾对此作过分析，认为“与外埠商人相比，徽商的一大特色就是‘贾而好儒’，他们或由儒入贾，或先贾后儒，所谓亦贾亦儒，时贾时儒，即是对徽州商人所充当的社会角色和经商特征的典型概括”（注：汪雷：《徽商：民族商业的骄子》，《中国商人》1994年创刊号。）。还必须指出的是，“儒商”角色的选择，正是徽商排除发展障碍并迅疾崛起的深层次奥秘之一。
关于“儒商”，史料载记甚巨，如汪起凤“少好读书，从父四峰公命，以儒服贾”；程悦“隐于贾，而不沦为贾。居积渐致赀雄一方，而一方之人皆德之”；汪玎“父命商于菊邑双河口，交易以公道自持……子曰植，好文墨，雅饬干蛊，绰有父风……孙曰沾瀚、汴瀚，质颇粹，命习举业，翼以塞其志。”（注：张海鹏等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454、448、445、109页。）因国内外学者于此亦有详论，故这里不再赘述。但是，为何徽商能担当“儒商”角色，而他帮商人却不能胜任呢？我们认为这是由徽州和徽商的文化底蕴决定的。
历史上的徽州曾经是山越人的天下，汉唐及后随着中原士族的不断徙入，剽悍尚武的山越古风逐渐为徽州社会所遗弃。经“中原衣冠”改造过的徽州，其主体文明是士族文明或儒家文明，而两宋期间程朱理学的崛起，更使徽州诵经之声不绝，崇儒之风日盛，乃至于“十户之村，不废诵读”。此等盛况，在宋、元、明时期的中国，不言空前绝后，也属凤毛麟角。教育发达，人文昌盛，既提高了徽州人的整体素质，又使徽州社会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当徽州人迫于生计而最终走上经商道路时，这种“厚积”的文化底蕴在经意不经意之间都会喷发出来，并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依靠文化优势和素质优势获得优胜。同时，由于徽州人在经商之初曾进行过痛苦的“从儒从商”抉择，虽则通过确立利、效标准而解决了两者之间的矛盾，但“业贾”则意味着放弃“仕儒”，这对“业贾”者毕竟是一大遗憾。而儒商则将儒与商直接同一，徽儒业贾者不需要再为“张儒张贾”绞尽脑汁（注：“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侧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见汪道昆：《太函集》卷五二。），至此，徽商与儒商的联姻已势所难免。可以说，儒商角色，除徽商外无其他商人可以担当。
儒商是徽商走上商旅之途的角色选择，这一独特的角色定位，改变了传统商人的社会印象，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效消融了民众对商人及其经商活动的抵触和防范心理，并使徽州商帮的竞争优势进一步凸现出来：
第一，儒商使徽商具有超凡的洞察力、审时度势和把握商机的能力。在徽商崛起过程中，进入盐业并最终垄断两淮盐业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万历时，徽州盐商已渐获淮扬业盐主导权，至康乾时期，“两淮八总商，邑人（歙商）恒占其四”（注：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三。），故有“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之说（注：张海鹏等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454、448、445、109页。）。但徽商为何要进入盐业且能迅速执两淮盐业之牛耳呢？这就与徽商的文化底蕴或儒商的独到眼光所联系了。明代初、中期，“开中法”兴废（注：开中法：明洪武三年创立的鼓励商人输送米粮等至边塞而给予食盐运销权的制度。），“善识低昂，时取予”的徽商即发现业盐蕴含的巨大商机（注：顺治《歙志》卷一。），迅速集中财力入主专营；而由于他们大都晓经史、通大义，谒见盐务官员时所谈总能切中要领，其谦谦儒风，则极易博得封建官吏的赏识，故徽州盐商能在“明中盐法行，山陕之商麇至”的不利局面下，后发而先至（注：嘉庆《江都县续志》卷十二。），很快主导盐场及盐的转运销售权，山陕商帮势力则只能退而居其次了。
第二，徽州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徽商依傍封建势力的“官商”之道通畅无阻。徽商经商成功所走的捷经之一，就是傍靠官吏，故有“官商”之谓。清末绩溪“红顶商人”故雪岩堪称“官商”之典范，但胡依附外邦官吏的做法在徽商中并不具有典型意义。一般而言，徽商傍靠的封建势力多为“乡党”或“族党”，即徽籍仕进官员。徽俗极重教育，明嘉靖时域内计有社学462所，明代共创立书院46所，这在其时都是非常惊人的数字。教育昌盛则人才辈出，以进士论，两宋计有624人，明为436人，清为516人，而终清一朝徽州即出状元17位，几占全国1/7。学优则仕则官，由于地缘纽带和宗族血缘纽带的作用，徽籍官员网络也就成为了营建徽州商帮网络的最有效的资源之一。从史实来看，徽商对这种资源的利用是充分而不遗余力的，徽籍官员网络的存在无疑为徽商撑开了一把巨大的保护伞，同时又构成了徽州商帮扩张的强有力推动器（当然，徽官徽商之间还存在着互利互动关系，此俟另文探讨）（注：参见唐力行：《论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因此，徽商之所以能具有“官商”特征绝不是偶然的，晋商等商帮就没有成为“官商”的条件和机会。
第三，徽商“贾而好儒”，尊重文人，雅好艺事，既为自身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扩大了社会影响，又为商帮的持续拓展消融了阻力，开辟了道路。徽商的“贾而好儒”，不仅表现在其文化底蕴上，也不仅仅表现在其先儒后贾、先贾后儒、亦贾亦儒的身份上，而且更典型地表现在其与文人艺术家建立的依从关系上。在封建社会，尤其是在明清时代，文人、艺术家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阶层，他们上通天子达官，下触百姓民情，饱读诗书，游历天下，创造并传播着崭新的社会风气。在封闭的小农经济时代，文人艺术家的活动是传播社会信息的一条重要渠道。由于他们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社会地位，一旦某个团体或某种生活方式获得他们的认同，社会接受这一团体或生活方式的诸多阻力就可能消融于无形之中。对文士阶层之于营造良好的经商环境等作用的认识，“好儒”的徽商无疑是入木三分的，因而商贾与儒士的交往结合也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程度。歙商黄明芳以资雄懋迁，“一时人望如沈石田、王太宰、唐子畏、文征明、祝允明辈皆纳交无间”（注：张海鹏等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82页。）；再以明清时期扬州为例，徽商马曰琯、观曰璐兄弟的小玲珑山馆，江春、江坊兄弟筑就的康山、紫玲珑阁，程梦星的筱园、漪南别业等，皆为四方名士的集聚之地，其时天下巨儒奇才，如梅文鼎、全祖望、厉鹗、朱彝尊、朱筠、钱大昕、郑板桥、金农、王士祯等，皆“馆其家”，或与之唱和，或得到其资助（注：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四、卷十；嘉庆《两淮盐法志》卷四四、四六。），以至于江坊逝去，阮元顿足长叹“从今名士舟，不向扬州泊”（注：阮元：《广陵诗事》卷七。）。
应当指出，徽商与名士的密切交往，除了这一过程中双方都能满足对方的需求外，交往得以发生，还取决于徽商自身的素质、文化底蕴及其对学术、诗、艺的真心雅好。徽商往往幼习经史，自视为高士名流，很多徽商本人还是鸿儒巨匠，如马曰琯本人即好古博学，文艺、史传、金石文字无不涉猎，诗作尤重当世，有“南马北查”之誉；它如胡正言、汪廷讷、江观涛等，亦皆成就卓然（注：胡正言行医致富，擅金石、精鉴藏，以印辑《十竹斋笺谱》、《十竹斋画谱》名世；汪、江盐商出身，汪著有杂剧六种及《环翠堂乐府》、《华衮集》诸书，江则辑《新安诗存》，并有《荫园诗钞》、《卷勺轩诗》等诗著存世。参阅周芜：《徽州版画史论集》、许承尧：《歙县志》。）。虽“新都业贾者什七八”（注：汪道昆：《太函集》卷十七。），但经商属“士不得已而贾，寄耳”（注：徐珂：《清裨类钞·吴云翀耻为鹾贾》。），即或经商成功，亦可能重操儒业，或寄望于子孙士进，史载两淮徽州盐商入儒林者16人，尚义60人，笃行51人（注：《两淮盐法志》卷三三、三四。），故双方共同语言良多，交往基础十分稳固。许多学者将徽商与文人密切联系的原因，简单归结为徽商“附庸风雅”，是不确的，如徽商属粗俗一族，这种交往就不可能普遍发生。而徽商与社会名流的广泛接触和唱和活动，既提高了徽商的社会地位，致使儒商在海内声名鹊起，又营造了一种极利于商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和社会风气，其在徽州商帮扩张拓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四
徽商的崛起，同时还应归功于其在经营理念上胜人一筹，这体现在徽商的经营韬略、经营范围、经营方式等诸方面。
第一，本地化的经营韬略。本地化与时下跨国公司的本土化战略有异，前者主要指通过种种方式融入当地社会，不为营业地民众所拒斥，而在招揽店员、伙计上，徽商一向是信任本土、本族“子弟兵”的。商业经营的基本特点是贱买贵卖，由此极易产生“捞一把就走”的短期行为。倘如此，商帮的发展就难以为继。如何实施本地化韬略呢？徽商（无论是坐商，还是行商）的基本做法有三：首先，立足于经营所在地，甚至举家、举族迁居商贾地。如“海阳之东里曰草市，于歙比邻，诸孙相望而居……举宗贾吴兴”（注：汪道昆：《太函集》卷五十。），如此集聚，致使“山东临清十九皆徽人占籍”（注：谢肇淛：《五杂俎》卷一四。），湖南黄坡“城内半徽民”（注：《寄园寄所寄》卷九。），等等。这是徽商实施经营本地化韬略最彻底的措施，它不仅有利于形成徽商对当地商业的垄断局面，而且从根本上杜绝了商人经营短期行为的发生。其次，以“忍”和“仁”作为处世及从事商业活动的指导原则，重视协调与当地民众、乡绅的关系。如凌晋“仁义气蔼如。与市人贸易，黠贩或蒙混其数以多取之，不屑屑较也”（注：《沙溪集略》卷四。），歙人江梅“弃儒服贾，贸易吴门……重交游，乐与贤大夫款洽”（注：歙县《济阳江氏族谱》卷九。），而至今仍于黟县西递村随处可见的“我爱邻舍邻爱我，鱼傍水活水傍鱼”、“忍片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快乐每从辛苦得，便宜多自吃亏来”诸联，更是徽商经商处世风格的真实写照。再次，慷慨捐助当地教育及公益事业，通过博取好名声来获得商贾地社会对商帮群体的认同。这是徽商最乐于使用且效果卓著的方法，如马曰琯独力修缮著名的梅花书院，歙商汪应庚“动以十数万计”行善施与（注：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六。），歙商王福履“乾隆四十九年，江北大旱，建工赈之策，躬督之，活饥民数千。嘉庆十九年又旱，平价出所储麦，捐二万余金，如皋人至今德之”（注：民国《歙县志》卷九。）。黟商吴子敬捐纹银23500余两独资修建无锡吴桥（注：钱建栋：《吴子敬独资建吴桥》，《徽学》第 2期。），此等事例，在徽商数百年的经商史上俯拾皆是。与其将之视为一种义举，不如把它看成是徽商的一种精明的投资，其对赢取商德口碑乃至于顾客，对扩大商人及整个商帮的知名度并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对徽商帮扩张阻力的消除，都发挥出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二，数业为主、包蕴百业的经营范围。一般说来，每一商帮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地域特色非常鲜明的主业，如山西帮的皮货、票号，宁波帮的银楼、糖行及海味北货，绍兴帮的柴炭、钱庄、绍酒及染坊，福建广东帮的进出口行，等等，商帮内绝大多数商人的经营活动，几乎都围绕主业来开展。这有利于商帮形成行业垄断，积累管理经验并提高主业管理水平，但商帮的地域扩张亦将受到较大的限制。徽商则不然，除主业垄断更加显著外，经营范围几乎无所不包。明成化前，商帮主营行业有文房四宝、漆木、茶和米谷业，成化后则转变为盐、典当、茶、木四业（这一史实内蕴的含义有二：(1)徽商的经营行业选择呈现出开放型特点，甚至主业亦非固守不变；(2)成化时期是徽商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转折时期，此前经营主业为本土产需所囿，甚本上还是一个地域性商帮，成化后则已成长为全国性商帮）。至于其他行业，如粮、布、墨、丝绸、草货、瓷器、钱庄、饮食、药、书籍、染料、航运、古玩、酒、干货诸业、徽商几乎无不涉及，且各业经营皆成果丰硕，有些行业业内领袖亦非徽商莫属。如苏州丝织品冠绝天下，而徽商的经营活动却直接主宰着丝织业的兴衰，“倘商贩稀少，机户利薄则凋敝立形，生计萧索，市肆亦为之减色矣”（注：同治《盛满志》卷三。）。对此，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得出的结论是：“苏州商业之所以兴盛，可以说是由于徽州商人将该地的丝绸作为大宗商品向外输出，同时把外国商品输入而聚集于苏州之故”（注：《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上）。）。徽商“择业”，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利之厚薄，获利可能性的大小。因为文化底蕴深厚，故能“善识低昂”，因为决断力超群，故可“时取予”，于是，经营行业日多，经营范围日广。而由于众多的经营领域可以满足不同地域、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商帮的外向渗透能力和扩张潜力、速度也就远远超过其他商帮，“虽滇、黔、闽、粤、秦、晋、豫、贸迁无不至焉。淮、浙、楚、汉又其迩焉者矣。沿江区域向有‘无徽不成镇’之谚”（注：民国《歙县志》卷一。）。因此，完全可以这么认为，如果没有包蕴百业的经营范围，徽州商帮的扩张崛起同样是不可想象的。
第三，注重规章制度建设，内部分工严密健全；以“诚”、“信”为本，自我规范经营行为。徽商在经营过程中，为明确职责，提高效率，大多形成了较为严密的内部分工制度，这在典业中尤有突出表现。据业内人士忆及，徽商典铺的内部组织主要由六个部分组成，即内缺、众缺（朝奉）、写票、挂牌、学徒、勤杂（注：俞德华：《徽州典当和徽州“朝奉”》，《徽学通讯》第19、20期合刊。），其中内缺、众缺是关键部门。内缺四种（管理、管包、管首饰、管钱）最为核心，故由老板亲自任命，一般皆为宗亲心腹。众缺则视才能、技术而定，可由学徒逐级升迁。这种既能明确职责、又有利于激励员工奋发向上的内部分工制度，对增强典铺内部凝聚力，提高本铺在同行中的竞争力，是极为重要的，其次，徽商较重视行规与店规的建设，内部管理规章制度亦相当健全。典型的如兰溪徽商订立的商规俗约，即包含学徒“徒规”、伙计“店规”、店主“俗规”、宫业守规四个部分（注：江授南：《兰溪徽商的商规俗约》，《徽学》第2期。），所立规章非但学徒伙计须严格遵守，即便如董事、经理，亦不得违背，一旦店主违规，则交由董事会或股东会商讨处理。再次，强调经商以“诚”、“信”为本，重商业道德，重行为自律，鄙忌以欺诈手段获利。世人言徽商，往往以贪婪、奸诈视之，并以若干个案佐证，仿佛言之确凿，其实有以偏概全的嫌疑。就商帮总体而言，徽商经商，“仁”为核心，“诚”、“信”是本，这是由徽州地域传统文明和徽商自身的文化根基决定的。以明代嘉靖、万历期间南京典当业为例，其时南京当铺“不下数千百家”（注：同治《黟县三志》卷六。），大多由徽商、闽商经营，而徽典规模、竞争力又远在闽典之上，究其原因，则是因为“福建铺本小，取利三分四分。徽州铺本大，取利一分二分三分，均之有益于贫民。人情最不喜福建，亦无可奈何也”（注：《金陵琐事剩录》卷三。）。典当是徽州商帮主业之一，由此可见，徽商贪婪无度一说是站不住脚的。在徽商中广为传诵的《士商十要》则谆谆告诫经商者：“凡待人，必须和颜悦色，不得暴躁骄奢。高年务宜尊敬，幼辈不可欺凌……凡与人交接，务宜察颜观色，必要避恶向善。处事最宜斟酌，切勿欺软畏强”（注：《士商十要》，吴敏供稿。《徽学》第2期，第238页。），要求做到公平买卖，童叟无欺，笃实至诚，恪守信用。史籍记载徽商守诚守信的事例则更是汗牛充栋，如歙商王友权“与人交易，不较小利，极为江湖推重”（注：《泽富王氏宗谱》卷四。），许文才“贸迁货居，市不二价”（注：《新安歙北许氏东支世谱》卷八。），江长遂“业鹾宛陵，待人接物，诚实不欺，以此致资累万”（注：道光《安徽通志》卷一九六。），等等。诚、信为本，恪守商业道德，“做一去百来之生意”，可以说是徽州商帮现实地走上崛起扩张之路的不二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