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全球战略调整中的六大矛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矛盾论文,战略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战略格局进入一个大转变时期，两极体制瓦解，多极化进程加速。这一新旧格局交替的过程，由于是在和平条件下进行，势将是一个长期渐进的演变过程。为了适应国际战略格局的大转变，美国的全球战略也正进行着深刻的大调整。这一调整可概括为两大转变：一是从冷战战略向冷战后战略转变；二是从20世纪战略向21世纪战略转变。
美国全球战略的大调整早在布什政府时期已经起步。1989年5 月布什提出“超越遏制战略”，对于加速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和平演变起了重要的催化剂作用。海湾战争美国获胜后，布什又于1991年初提出建立美国领导下的世界新秩序的主张。苏联解体后，克林顿政府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状况出发，于1993年9 月提出用“扩展战略”取代冷战时期美国长期奉行的“遏制战略”，以“经济安全”、“军事优势”和“全球民主化”作为新战略的三大支柱。1994年7月， 克林顿政府又进一步将“扩展战略”发展为“参与和扩展战略”，强调通过积极参与国外事务以扩展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注：参见克林顿政府历年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克林顿政府第一任期内发表的三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均以“参与和扩展战略”命名。第二任期的报告虽改用“面向新世纪的战略”的提法，显示美全球战略的调整更加突出面向未来，为即将来临的21世纪早作运筹，但从内容看，“参与和扩展战略”的本质未变。
综合分析，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都是为谋求美国的全球霸权、确保21世纪仍是“美国世纪”这一战略目标服务的。其策略手段和政策的调整主要围绕以下六对矛盾展开：
一、孤立主义与全球主义
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内的“新孤立主义”思潮抬头，曾于1992年和1996年两度参加美总统竞选的保守派政客布坎南为其代表人物。新孤立主义者认为，冷战后美国已不再面临全球性的威胁，“理应享受冷战胜利所带给美国的和平红利”，减少对于国际事务的参与，撤回海外驻军，甚至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世界贸易组织，集中精力经营美国，奉行“美国第一”的原则。
在全球化进程加深的今日，上述退回“美国堡垒”的政治主张显然不合时宜。克林顿政府的“参与和扩展战略”针对这种时起时伏的“新孤立主义”思潮，坚持美国只有更加积极地、全面地“参与”世界各地区和各国的事务，根据“全球化”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的现实，推行更富进取精神的“全球主义”，才能实现维护、增强并扩展美国全球利益和价值观的战略目标。克林顿政府为推行“全球主义”制造了“内外不分”的理论依据，强调在今日之世界上，“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越来越密不可分”，“世界上任何国家内部出现的麻烦都会牵涉到美国的全球利益，影响到美国的安全与繁荣，呼唤美国的参与和领导”。（注：参见克林顿政府历年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从冷战结束以来的实践看，美国对世界各地区和国家事务的“参与”不是减少，而是更多、更广、更深，从北约东扩、中东和平进程，直到东亚金融危机、印巴核试验等等，都离不开美国的插手干预，或者美国自称的“领导作用”。近两年，鉴于各国独立自主倾向的增强，美国对外国事务的“参与”方式不得不针对不同对象有所调整变化，趋于更加灵活和务实。例如，对古巴的封锁制裁有所放松，先后五次推迟赫尔姆斯一伯顿法的生效；设法与伊朗缓和紧张关系等。然而，美国政府坚持“全球主义”的方针不会改变。
二、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
像美国历届政府一样，克林顿政府的全球战略同样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结合，既注重维护并扩展美国的现实国家利益，又力图维护并扩展美国的传统价值观与政经模式。不过，与布什共和党政府相比，克林顿政府继承了民主党的传统，更富理想主义色彩，更加强调在全世界兜售美国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这一特点在其第一任期内表现尤为明显。1993年初克林顿提出的美国不仅要“为维护美国的利益而战”，而且要“为维护美国的价值观而战”的原则，（注：克林顿1993年1月20日就职演说）被美国舆论称为“克林顿主义”。 克林顿政府坚持将“全球民主化”作为其根本战略目标之一，力图建立一个美国领导下的“全部由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美国报刊把克林顿称为“领导美国进行新的十字军运动的总统”。（注：美国《波士顿环球报》1998年7月13日）
为了实现“全球民主化”的战略目标，美国除大力巩固由“民主国家”组成的西方联盟外，多方推动独联体和东欧“新生民主国家”实现向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的转轨，对坚持“极权制度”的国家则施加种种压力和制裁，迫其尽快向“民主制度”转变。美国的这一努力在有些地区已见成效。美国认为，在拉美地区除古巴外均已建立了民选政府。1993年5月， 克林顿上台不久即宣布将对华贸易最惠国待遇与“中国的人权状况”挂钩，就是这种重视意识形态政策的反映。
然而，克林顿这种理想主义色彩较浓的全球战略在推行中一再碰壁。独联体等国的“民主转轨”并不顺利，在北约东扩的进逼下，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倾向发展。美国在亚洲扩展其政经模式的努力，受到马来西亚、缅甸、越南等许多国家的抵制，中国则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走有自己特色的道路。美国国内特别是商界对克林顿这种突出意识形态的“冷战思维”深为不满，强调应以国家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而不是价值观作为美全球战略的出发点和归宿。美专栏作家普拉夫认为，克林顿政府推行的“全球民主化”政策“实际上是全球事务中的一个不稳定因素。”（注：美国《波士顿环球报》1998年7月13日）
在这种情况下，第二届克林顿政府调整了全球战略，意识形态色彩稍有淡化，推行“全球民主化”的步伐不像第一届时那样操之过急。这突出体现在对华政策的调整上。在1998年10月克林顿签署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首次不再攻击“中国依然保持极权制度”，转而强调中国对美国全球战略的种种重要现实作用，申明美中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不仅有利于国际安全，更有利于美国安全。从新的中国观出发，克林顿政府降低了在人权问题上攻击中国的调门，停止了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带头向中国发难的做法；实现了中美两国元首正式互访，标志中美关系进入健康、稳定的发展新阶段。
三、地缘政治与经济安全
适应冷战结束后经济竞争逐步取代地缘政治成为国际关系主轴的大趋势，克林顿政府表示“要对美国传统的全球战略提出挑战”，将“经济安全”置于美全球战略的核心地位。1998年10月美《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国家安全日益以美国的商业利益为中心，经济外交是我们这个时代重大问题的关键。”该报告将“建立一个更加开放和更富竞争性的全球贸易体系”列为美全球战略的四大重点之一。
为了维护美国的“经济安全”，克林顿政府于1994年制定了“新兴大市场战略”，（注：杰费里·加滕著《世界十大新兴市场》，军事谊文出版社1998年7月中文版， 萨本望译）要求美国外交工作的重点由政治转向商业，为美国企业扩大对外投资和出口服务，争取到2000年使美国的年出口额增至1.2万亿美元。 克林顿政府积极推动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倡导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扩大与亚太各国的经济合作，并设法帮助亚洲国家缓解金融危机；推动北美自由贸易区向南扩展，力图在2005年前建成全美洲自然贸易区；向欧盟、日本、中国施加压力，迫使它们进口更多美国产品，减少美国贸易赤字。应当承认，美国经济能连续90多个月保持稳定增长势头，与克林顿政府重视“经济安全”，推行“克林顿经济学”的政策是分不开的。看来，在未来的年代中，“经济安全”在美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仍会呈上升之势。
四、军事实力与外交手段
适应冷战结束后世界安全形势总体缓和而局部动荡的特点，克林顿政府更加强调军事应与外交密切配合，共同为实现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服务。首先，应尽可能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但必要时也不惜出动美军对外进行干预。
针对地区冲突频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加剧、恐怖行动和毒品走私等跨国性问题突出等一系列新的威胁，美国军事战略逐步从冷战型向冷战后型转轨。1992年2月，布什政府正式确立“地区防务战略”，将军事战略的中心从对付前苏联的全球性对抗转移到干预地区冲突上来。1995年2月， 克林顿政府推出“灵活与选择参与战略”，进一步将军事战略的重点从“核威慑”转向“预防性防务”，更加重视军事力量在和平时期的“预防”功能。1997年5月， 克林顿政府对前四年的军事政策进行深入评估，之后进一步提出“塑造——反应——准备”三位一体的新军事战略。（注：美国国防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1997年5月）
新战略强调，在和平时期，美国军事战略的重点是“积极塑造对美国有利的国际环境”，军事手段应与外交、经济、政治等手段综合运用，通过巩固军事同盟、保持美军海外存在、与“非敌非友”国家建立军事交流关系，促进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强化国际反扩散和军控机制等一系列措施，尽可能将种种对美不利的危险因素化解在萌芽之中，使之不致形成对美的现实威胁，使国际战略环境朝对美有利的方向发展，使对美有利的“战略机遇期”尽可能地延长。
“反应”是指，一旦“塑造”活动失败，美军将“对各种危机做出迅速而有效的反应”，“以保护美国的利益，显示美国的决心，并保证美国的全球领导作用”。主要措施有：“实施小规模应急作战”，如海空封锁、空中袭击、维和行动、反恐怖行动、人道主义救援行动、有限军事干涉，直至“打赢两场几乎同时发生的大规模战区战争”。克林顿政府将美军的作战指标由过去的“两场大规模地区冲突”改为“两场大规模战区战争”，是一个重大的升级，表明在未来的岁月中，美对外军事干涉不会收敛，只会加强。1998年，美国几度增兵海湾，威胁对伊拉克动武；8月，美以打击恐怖分子为名， 对苏丹和阿富汗实施导弹袭击，就是这一指标的具体实践。据美参谋长联席会议透露，1990年至1997年，美军对外用兵约42次，年用兵频率较冷战时期高出约一倍。
“准备”是指“从现在起立即着手为变幻莫测的未来做准备”。一方面，做好当前和近期准备，使美军保持高度战备状态，可以随时执行“塑造”和“反应”任务。另一方面，又要立即着手为2015年前后可能出现的各种安全挑战、特别是新的全球性对手的挑战，做超前准备，大力推进以信息战为龙头的新军事革命，维持美军21世纪“压倒优势”的实力地位。
五、欧日盟国与新兴市场
冷战时期，美国的全球战略重点一直在欧洲，与西欧各国和日本结盟，联手对付苏联，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基石。冷战结束后，美国与欧洲和日本的联盟关系变得复杂化。一方面，在应付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特别是地区冲突方面，美国与欧日老盟友之间仍存在重大共同利益，通过北约东扩和美日新安全合作协定，使联盟关系得以维系。但另一方面，随着“共同敌人”的消失，联盟之间的凝聚力下降，加之各国都以振兴本国经济作为头号重点，美欧日之间的经济竞争日趋激烈，从长远看，它们之间的矛盾呈上升趋势。
克林顿政府对上述形势有较清醒的认识。1994年制定的“新兴大市场战略”，充分反映出美国全球战略重点正逐步由欧、日向新兴大市场国转移。克林顿政府将中国、印度、印尼、韩国、土耳其、波兰、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南非列为“十大新兴市场国”，认为“世界未来的发展并不取决于欧洲和日本，而取决于这十大新兴市场国家”。“它们握有全球贸易和投资持续增长以及民主制度演进的关键。它们正在进行着创造开放的政经体制的大规模试验。如果它们成功，美国也就成功；如果它们失败，全球经济和政治前进的车轮将难以转动”。因此，“美国应改变以欧洲和日本为优先重点的政策，把更大的注意力转向新兴大市场国家”。（注：杰费里·加滕著《世界十大新兴市场》，军事谊文出版社1998年7月中文版，萨本望译）
随着“新兴大市场战略”的推行，亚、非、拉在美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上升，发展中国家在美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上升，美国明显加大了与发展中国家交往和参与的力度。例如，1998年3月下旬， 克林顿访问非洲，成为近20年来首次访问非洲的美国总统。同年4月中旬， 克林顿赴智利出席第二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积极推动全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6月下旬，克林顿又对中国进行了首次国事访问，进一步落实1997年10月江主席访美开创的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进程，表明美在中国和日本两个亚洲大国之间搞平衡的趋势。
六、一家独霸与多极格局
其实，在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对于世界多极化趋势就有所察觉。早在1971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就曾预言：“当我们展望今后5年、 10年或15年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五个强大的超级经济力量。它们是：美国、西欧、苏联、中国和日本。这五大力量将决定世界20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间里的前途。”（注：美国总统尼克松1971年7月6日在堪萨斯城的讲话）这一讲话表明，尼克松政府在吸取越南战争失败教训的基础上，采纳了基辛格的“大国力量均势论”，以利用矛盾，谋求喘息，重振国力。
冷战结束后，尽管国际战略格局无论在全球范围还是地区范围，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政治和安全领域，多极化的趋势都在加速发展，并为世界多数国家领导人所公认。然而，自恃取得冷战胜利并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政府却不这样认为。从90年代以来，美国总统签署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根本找不到“多极化”这样的词汇，而充斥对于美国“独一无二领导地位”的鼓吹。从布什政府的“世界新秩序”主张到克林顿政府的“参与和扩展战略”，都反映出美国当权者企图在冷战后时期逐步建立美国一家独霸格局的野心。
1992年2月，美国国防部曾草拟《1994—99年防务计划指针》， 强调“美国在冷战后时期的基本目标应是，维持美国唯一超级大国地位，防止在西欧和东亚出现对美国至高无上地位提出挑战的任何全球性对手”。（注：美国《纽约时报》1992年5月24日）文件披露后， 受到国际舆论特别是日本和德国舆论的强烈抨击，不得不进行了删改。然而，美国国防部在1997年5 月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和近两年的《国防报告》中却老调重弹，把“地区大国的霸权倾向”列为今后对美安全的头号威胁；明确指出“到2015年之后，可能出现与美国势均力敌的全球性对手。中国和俄罗斯都具有这样的潜力”；强调“防止与美国为敌的新兴霸权国家的出现，防止重要地区落入与美国为敌的国家控制之下”，是维护21世纪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的关键。防止别国的“霸权倾向”是虚，谋求美国独霸是实。
近几年的实践表明，美国这种独霸天下的企图既力不从心，又不得人心。中俄和中法关于多极化的联合声明给美国以巨大冲击。广大发展中国家对美国独断专行的做法更是深为不满，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在推动世界格局多极化方面正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美国制裁古巴的行径和者甚寡，“赫—伯法”一再受挫；制造借口对伊拉克再次动武的做法，也因受到普遍反对而数度放弃，凡此种种都表明，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力、控制力和影响力总体而言呈逐渐削弱之势。美国国内不少有识之士也纷纷抨击美国的“全球称霸政策”，指出这种政策“将使美国背上沉重的军费负担，对美国国内产生有害影响，引起国际上的强烈反应，并会使美国失去同其它大国建立新关系的机会”。（注：欧亚基金会主席梅恩斯文，美国《外交政策》季刊，1998年夏季号）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得不进一步调整政策，加强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国家的对话、交往和合作。可以断言，美国一家独霸的美梦难以成真，一个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和多极化的世界新格局必将在21世纪呈现在世人面前。
本文完稿于1998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