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社会转型中的不良亚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抑制论文,不良论文,社会转型论文,亚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社会转型以来，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的改革，带来了意识形态领域和文化领域的空前活跃。传统文化的僵化、封闭的状况被打破，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开始生存，人们思想解放，各种亚文化丰富多彩，充满活力。与此同时，不良亚文化也在滋长，社会生活中文化冲突的现象全面展开。因此，当我们在思考经济、政治层面的不稳定因素时，也应关注文化层面的不稳定因素，把文化整合问题提到应有的高度来认识。
一、关于亚文化的界定
西方社会学者对subculture即亚文化研究投入了很大的热情与精力，但其含义却众说纷纭。笔者认为，对亚文化的论述，概括起来就是广义与狭义两种涵义。广义的亚文化概念，认为亚文化既有与主文化相吻合的部分，也有与主文化不相吻合的部分。狭义的亚文化群的概念，主要强调与主文化的差异、对立、偏离内容，把内涵限定在越轨亚文化方面。
亚文化定义关键在于如何确定亚文化与主文化的关系及共同点与差异。笔者试图将亚文化的特点归纳为：(1)亚文化是某个社会中文化的一部分，它与主文化既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又有一定程度的相异性。(2)亚文化存在于一定社区或某些准群体之中。准群体或隐群体是指具有某些共同思想意识和行为特点的社会不定型群体。(3)亚文化一经形成便有相对独立的功能，对其成员具有影响力和约束力。(4)与主文化价值观相吻合的亚文化称同一亚文化，与主文化价值观不一致的部分亚文化称不良亚文化或越轨亚文化。(5)亚文化群中的成员，共享某些相似的价值观、信仰、思想、观念、道德观、习俗、生活方式，以某种心理默契为纽带，呈现出某种共同的行为方式，区别于其它社会成员。
本文主要探讨不良亚文化。不良亚文化即某些准群体所拥有的与主文化相异的不定型的意识形态、规范准则和行为模式。
二、我国社会转型中的不良亚文化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速度加快，社会改革向纵深发展，从个人到组织，从组织到整个社会充满了活力和生机，蕴藏的能量逐步释放，社会经济取得了长足进步，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同时，社会发展也伴随着某种程度的失落和混乱状况，比较突出的是各种制度化逃避现象，即相当数量的社会成员的行为，有违社会主文化所倡导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而在现实生活中又似乎是行得通的，产生了社会规范与现实行为的脱节，社会制度似乎可以容忍某种越轨行为的状况。制度化逃避的主要表现是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大量与社会主文化不一致的不良亚文化。
(1)政治领域中关于权力问题，主文化价值观为：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干部是为人民、为国家服务的公仆；规范：廉洁奉公、兢兢业业。而与此相反的不良亚文化价值观为：权力是个人可资利用的工具；规范：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2)经济领域中关于利益问题，主文化价值观为：个人、集体、国家利益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兼顾；规范：依法竞争、公平竞争。而与此相反的不良亚文化价值观为：金钱高于一切，手段为金钱服务；规范：竞争可以不择手段，不顾道德法律，不计后果。
(3)文化领域中关于文化作品问题，主文化价值观为：文化作品要教育人、鼓舞人，有益于身心健康；规范：注重社会效应，有利于精神文明建设。而与此相反的不良亚文化价值观为：作品给人以感官刺激，才能获取巨额利润；规范：什么有利可图，就制作什么作品，不必计较社会后果。
(4)道德领域中关于利己与利他，主文化价值观为：克己、奉公、利他；规范：遵纪守法，助人为乐。而与此相反的不良亚文化价值观为：个人至上、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规范：“人不利己，天诛地灭”，良心不值钱。
(5)生活方式方面，主文化价值观为：贡献社会的义务与享受人生的权利相结合；规范：生活应科学、健康、勤俭、朴素。而与此相反的不良亚文化价值观为：享受人生，醉生梦死；规范：吸毒、嫖娼、赌博是个人生活方式。
(6)人际关系方面，主文化价值观为：人与人之间是平等互利的；规范：相互尊重、理解、互助。而与此相反的不良亚文化价值观为：人与人是利益交换关系；规范：没有关系办不成事，有了关系没有办不成的事。请客、送礼、行贿是有效的交换手段。
在社会转型期，各种亚文化异常活跃。社会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方面，都存在一些与主文化格格不入的不良亚文化，形成了对主文化的某种冲击与威胁。判断亚文化性质的标准是看其是否符合一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被管理者所倡导，为广大社会成员所接受的主文化。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意识形态为核心的各种文化形态和形式。其中主文化的价值系统和规范系统是判断各种社会现象、人们行为的主要标准。不符合主文化的价值、规范系统的文化，就是不良亚文化。
三、不良亚文化的特点与功能
首先，具有隐蔽性。不良亚文化因其性质与主文化的异质性，其价值、规范与主文化的偏差甚至对立，因而它在公开的、以传播主文化为内容的传媒中没有地位，是一种社会管理者不允许存在，主文化明确排斥的非制度化文化，不良亚文化只能通过非正式的人际传播渠道，在某些特定的群体中生存、流传。多数社会成员并不认同不良亚文化，接受不良亚文化的成员往往在利益上有某种相关性，或具有某种越轨倾向的共同指向性，他们也具有相似的思想基础和共同的心理状态。
其次，具有自发性。不良亚文化的形成与传播，往往由于一部分人在利益追逐过程中受挫，这样或那样地受到主文化的价值、规范的制约，与主文化产生摩擦甚至对立。为了解释其价值取向的合理性和论证其行为的合法性，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制造一些符合自身利益的观点、口号、论据，甚至某些庸俗的顺口溜和格言这些由零碎的、片面的、极端的、模糊的概念、命题构筑而成的亚文化，充其量只能是一些初始的意识形态，没有主文化那样严格明确的规范体系和高度理论化的形态，因而具有不完整性。它也不具有真理的力量，而只是提供不良亚文化群成员渲泄不满的功能。
最后，具有传染性。我国不良亚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个人利益至上，衡量事物的标准是看它能否满足个人需要，把追求感官上的物质享受和精神刺激放在首位。不良亚文化对过度追求个人利益而机会欠缺的人，对人生观有偏差而道德素质较低的人，对世界观未成熟的青年人，具有某种吸引力和腐蚀力。不良亚文化富有活力，它一旦产生出来，就积极地活动，寻找新的成份，并在它的范围内把它们加以同化。罗伯特·贝尔写道“亚文化刚刚开始活动的时候，它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招募和同化新成份……个人一旦被亚文化吸引过去，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便可达到完全同化的地步。谁想要归属亚文化，谁就应掌握它的全部符号和特征。他不仅应当根据自己的意愿，而且要根据亚文化的要求作出非随众行动。他的行动应当首先得到亚文化的认可，而后才是他个人赞同”①。不良亚文化对主文化始终存在着缓慢的、有力的消蚀力，对社会化的失败者、越轨者等社会病人始终存在着吸附力。
不良亚文化在我国社会中的功能主要有：
(1)提供另一个参照系统。不良亚文化构成的非正式世界，它吸引、凝聚着游离于主文化之外的各种非主流文化的特质，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文化结构，补充着正式的社会结构的不足，创造了秘而不宣的道德新角色，为部分社会成员提供另一套价值系统和规范系统。美国学者索罗明·科布林认为：“人们一旦找到了使自己适应矛盾的愿望的方式，他们就会把这种策略传授给处于同样处境的其他人。这样一来，冲突亚文化群就能够被那些需要他的人所得到。”②肖和麦凯同样认为：“某些活动一经被确定为某种亚文化群的组成部分，它们就将以赞成犯罪的价值观念和如何从事这种犯罪的专业知识的形式传播给其它人”③。接受不良亚文化的成员，与其他社会成员相比，其越轨行为往往由无意识变为有意识，由不自觉变为自觉，由无理论变为有理论。
(2)助长社会越轨行为。不良亚文化具有解释越轨行为的机制和化解主文化对某些越轨成员心理压力的功能。它的初始的文化形态，为越轨者创造了一种特殊的文化氛围，越轨者在其中如鱼得水，学习不良亚文化中的价值观、道德观、特殊规范，对越轨行为作出中性化或合理化解释，相互模仿越轨的技巧、行为模式，交流越轨经验，提供新的游戏规则。不良亚文化为越轨者提供了精神支柱和化解心理不安全感、解释越轨行为合法化的理论依据，给越轨者提供了精神“绿岛”，支持了越轨行为。因而，不良亚文化与主文化性质是不相吻合乃至冲突的。不良亚文化的价值与规范的存在，是对现存主文化的嘲讽与挑战，对主文化起着腐蚀、瓦解作用。它是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异化力量和不良成份。
(3)反映社会结构弊病。“亚文化是社会结构和个人之间的媒介，它通常栖身于一种病态的结构之内，它们构成人们所遭遇的结构问题进行集体性解决的手段。”④不良亚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弊病和存在的社会问题之间有一种正相关关系。政治领域内的某些不良亚文化反映了社会政治制度结构、管理规范方面的缺失，经济领域内的某些不良亚文化则反映了经济制度结构、市场规则方面的不足。米尔顿·英格认为：“它的使用不仅为了提醒人们注意很多社会中暴露出的准则的广泛多样化，而且也为提醒人们注意非随意行为的准则方面。”某种不良亚文化的盛行，显示了主文化整合的局限性及支撑它的社会结构的不足与弊端。
(4)反映社会主文化整合程度的不足。亚文化的存在，一方面反映了作为文化基础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多元性和文化的多样化，同时也反映了社会成员对主文化认同的不一致性和差异性。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主文化的权威性不足，缺乏感召力和向心力。不良亚文化滋长越快，异质性成份过大，那么，主文化所倡导的价值观、规范被社会成员的认同程度，无论从质还是量上都不高，主文化便呈现出软弱性和虚幻性，这反映了主文化与实际生活的脱节程度。主文化仅仅停留在形式上（传媒宣传、思想教育上），而不能在实际生活中起作用。社会成员对主文化的认同程度，特别是对基本价值观的认同程度，直接影响到他们的行为模式，继而影响到社会秩序的稳定性。
四、我国不良亚文化产生的社会原因
1.社会结构层面的转型使亚文化有生长可能
改革前的中国社会结构，有着较高的整合性。在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下，党政军民的各类组织无条件服从中央，无任何自由度可言。与之适应的文化制度同样森严划一，通过不断的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意识形态高度纯洁，排斥各种亚文化的存在。整个社会结构呈现出集中、统一、封闭的特征，并决定了亚文化缺少充分生长的社会条件。在改革的推动下，社会结构发生了全面转型，经济领域生产资料多元化的格局引发了社会成员利益结构的重新分化、调整；政治领域民主化、法制化的进展，打开了僵死的思想禁锢的枷锁，新的理论、观点大量产生；文化领域“百花齐放”政策的实施，使不同利益群体基础上衍化出的各种非主导文化得以自由发展，被相当部分社会成员所接受。这种社会转型中的宽松环境，不只为与主文化相一致的亚文化创造了发展机遇，也为与主文化不相一致的亚文化提供了生长缝隙。
2.社会生活层面的比较利益引发不良互动
推进社会改革的深层动力机制是利益机制。个人利益的重要性和追求利益的合理性得到社会赞同与全体社会成员认同。社会成员个人利益的觉醒，因其长期的压抑及鲜明的国际对比反差而呈现出猛烈、强劲的势头，人们对经济的期望远远高于对其它需要的期望。特别是近几年中，富裕群体迅速生成、崛起，这一群体高收入的报酬获得方式和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对其他社会群体产生强烈震动与吸引力。这一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参照群体的出现，使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群体有了比较利益，无不产生出“相对剥夺感”这种不平衡心态，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经济压力和心理负荷。社会性资源是有限的，获取资源的机会也是有限的，对多数社会成员来说，还远离资源分配的权力中心，分享资源的机会也缺乏。当前，这种差异性有逐步增大的趋势。当社会成员利益的需求极为强烈而致富机会相对短缺时，某些社会成员会不顾自己的能力和条件，而不择手段地去拼命追求财富和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即否定用主文化认同的手法去获取利益，而选择用非制度化的手段去获取财富。例如，干部队伍中的腐败活动，经营中的制假售假，农民中的车匪路霸。而当这类越轨行为泛化，有相当多的人卷入，并持续一段时间时，不良亚文化产生的条件就成熟了。这些与主文化格格不入，但在现实生活中逐步累积起来的不良文化特质、因素，经过一部分越轨成员的互动，即通过相互介绍、交流越轨经验，对越轨行为不断解释、补充，其杂乱、朦胧的越轨意识形态便逐步明朗化，构成不良的亚文化集结，它的一些解释系统和行为方式被有关的人所认同和共享，不良亚文化便产生。
3.思想层面的价值选择出现紊乱
价值观的转变是一个由多种因素制约的长期过程。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决定着一种文化的性质，是文化的核心，属于意识形态文化。人们不能轻易对居社会统治地位的价值观提出公开挑战。但随社会结构的变化、利益群体的分化这些有力的客观因素，将对价值观这种深层的文化内核产生背离的力量。这种与主文化相背的不良亚文化特质的不断积累最终能动摇既定价值观的统治地位，在主文化统治薄弱处或空隙带滋长出不良亚文化，冲击原有价值观。文化选择不是个人选择，而是一种群体选择，主要是对价值的选择，社会主文化的价值观应是社会中个体或群体所有成员公认的，只有获得统一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标准，人们才能发生一致的行为，社会才能协调运转，不断发展。
当前，我国社会主文化的价值体系（如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等）仍占据着主导地位。但由于社会结构中的正负双重因素，导致了文化中双重价值系统、双重价值观范的出现，折射在文化上就是主文化与不良亚文化的矛盾并存。这使社会成员面临着两难选择，价值判断由明晰一致到模糊混乱，行为上价值依据的丧失，社会生活层面大规模的“失范”便开始产生。因此，现实生活中不同利益集团、不同职业群体、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价值取向越来越不统一。
4.文化整合机制遇到障碍
社会转型期由于新旧社会结构、新旧运行机制、新旧价值观念、新旧规范的相互交错，文化整合机制还远未形成强大的社会制约力量，在现实社会中，对不良亚文化的抑制是不力的，并遇到以前不曾出现的新问题。(1)制度化逃避现象蔓延。社会环境中存在的诱惑因素，使少数越轨者成功地逃避了规范的制约而达到个人获取财富的目的，没有受到应有的社会制裁，这在社会生活中产生负示范效应。一些原本诚实地遵循社会主文化规范，信奉主文化价值观的社会成员，对主文化倡导的一切产生迷惑、动摇、怀疑和不信任，看到主文化的软弱性，转而经不起诱惑，模仿越轨行为，信奉不良亚文化的解释系统。尤其是某些越轨者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掌握权力时，其负示范效应的影响力也越大，对主文化的瓦解力也越强。(2)社会成员对不良亚文化的麻木与宽容。这是因为对不良亚文化的认识有多义性，或认为它是少数人的事，微不足道；或认为这是对需要不能满足的自我调节等。此外，当某种越轨行为未直接涉及到自身利益，而只是间接地侵犯到国家利益或社会利益时，许多社会成员感到直接后果离自己较远，没有切肤之痛，则采取明哲保身态度，也不会采取行动干预。相当部分社会成员不能认清不良亚文化反主文化实质是反社会利益这一性质，而持漠视或宽容态度。这些状况使处于不良亚文化群中的成员在心理上违背社会公德的羞耻感或越轨的负疚感降到很低程度，从而形成有利不良亚文化发展的精神环境。(3)社会流动量的加大，相当数量的社会成员外溢于正式组织和原有社区之外。对社会主文化的认同、接纳，要依赖于稳定的正式组织和原有社区，它们是传递社会主文化的渠道，文化整合的基层组织结构。大量流动社会成员的出现，使他们脱离了文化整合的基地、场所，外部没有约束力更易接触到各种不良亚文化，当他们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挫折，或受到不良因素诱惑时，在自由选择行为目标时，比处于稳定的组织和社区中的社会成员更易接受不良亚文化的影响。
5.社会化过程的失误
一种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它能对社会生活中的事物有强大的逻辑解释力，能赋予人的行为某种深刻的精神意义。但在社会转型期，主文化的价值系统产生某种紊乱，表现在对义与利、公与私这些终极价值的解释力降低，对大量产生的社会问题，对社会生活中的大量相悖事物和现象，在理论上缺少逻辑证明，显得苍白无力。亦即主文化自身的维护能力、整合能力衰减，对寄生于社会结构缺陷上的不良亚文化无力消融。与此同时，文化整合的途径、手段也出现变化。各种社会化单位的功能有所弱化，学校强化了传授知识的功能，企业强化了经济生产的功能，传媒强化了广告效益的功能，但都弱化了政治思想教育的功能。对主文化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内容减少，宣传力度降低。这也影响了社会成员对主文化的了解、认同和接受，对不良亚文化的抵抗力、辨别力也随之降低。需要指出的是，开放是全方位的，与国外进行物质层面的交流同时，精神层面的交流就无法阻断。大量国外文化信息的涌入，使控制传媒的信息把关人筛选遇到困难，一些与我国主文化不适应的文化信息也会因疏漏而涌进国门。特别是国内某些人在追逐高额利润时，绕过我国文化管理制度，通过走私和自制等非法渠道，进口、制造了大量音像、书刊等文化制品，其中载有大量不良亚文化信息，如色情文化、暴力文化、享乐主义、淫侈的生活方式、极端利己主义、道德虚无主义等，这些不良亚文化的外来因素，如酵母会迅速泛滥成灾。
五、抑制不良亚文化
以社会主文化整合各种亚文化，抑制不良亚文化，是任何一个国家维护社会发展的一种内在需要。一个国家在经济起飞之际，没有统一的、鲜明的、强大的主文化，对社会成员而言就没有统一的价值观与行为规范，对国家而言就缺少民族的精神支柱和凝聚力，允许偏差亚文化的存在或放任不管，将导致社会成员制度化逃避现象的泛化，主文化的瓦解，最终拖延经济起飞步伐，导致政治不稳定。
主文化对不良亚文化的整合，是以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的改革为基础的。不良亚文化的滋生，有其客观现实性和必然性。只有文化的环境和社会结构的弊病得到根除，产生不良亚文化的客观条件才会消失，但这不是说对文化的整合可以放任自流，或采取“文革”前意识形态激烈斗争的方法，而应在新的形势下，探寻文化整合的有效途径和新的机制。
1.定位：落实社会化单位的教育功能
改革前社会化依赖于各个具体单位，频繁的政治学习和教育是每个基层单位的主要功能，虽流于形式，但文化整合的功效是明显的。新形势下，单位的目标转向功利，追求效率，单位的政治社会化、道德社会化、法律社会化的内容几近消失，思想教育的功能明显衰退。而政党、群众团体的思想教育功能也已大大弱化。大量的新型组织（私营企业、三资企业、承包租凭企业）很少承担思想教育功能。成千上万的流动人口无单位依托，游离于社会化单位之外。原有的社会化途径的变化，需要探寻新的社会化机制。对不同社会成员群体的社会化，需要明确定位。学校、工厂、机关等单位的思想教育功能不应弱化。对农民、流动人口、私营、外资企业等社会化渠道阻断的群体或单位，要有明确的机构承担，或赋予思想教育功能。工商、税务机构在对个体、私营企业进行管理的同时，应进行法制教育、道德教育。对农民，基层政权、群众自治组织应承担教育任务。对流动、弥漫于各种单位之外的人群，劳动管理部门、劳务市场、公安部门，要管理教育，用工单位应将民工纳入职工教育体系。
2.清理：加强文化市场的管理
文化制品作为文化信息的载体，往往会成为散发不良亚文化的源头。对大量走私或地下非法出版的不健康文化书刊、音像制品的管理不容忽视。应将突击性清查和长期性日常管理结合起来，应制定有关文化法规，对制造、销售不良文化制品者给予惩处。重点是管住街头书摊报亭从非正常渠道来源的文化制品。不应否认，不健康文化制品的市场需求量是广阔的，若不加管理，泛滥成灾，其腐蚀力难以估计。对此，应用强制性的文化控制手段，包括法规惩处、制度约束、经济制裁等手段消除不健康文化制品。接受不良亚文化的成员，是社会化的失败者，已接受、认同了偏离主文化的文化特质，价值观已产生偏差，对主文化产生抗拒认同心理，并有其特定的行为模式。事实已经证明，思想教育对他们产生的作用是有限的。要纠正他们的偏差行为，依靠强制性的手段更为有效，即应以法规、纪律的惩处为主。及时、果断地打击不良亚文化群成员的越轨行为，对其本人是挽救，对其他社会成员是告诫，对不良亚文化也是直接的抑制和瓦解。
3.提升：提高社会成员文化选择能力
对不良亚文化的消除有其难度。不良的文化制品可以用强制性管理方法消除，但其意识形态不能从部分成员的头脑中根除。文化是一种群体选择，社会成员通过自己的认识系统，以其社会化的程度即对主文化的认同程度，对文化信息进行评估，依据自己的利益要求和价值取向作出判断，决定取舍。对不良亚文化也是一种选择，这种选择对社会成员个体而言有其现实性和合理性。因此，如何引导社会成员，用科学的标准对纷繁的文化信息进行筛选，是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一种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它对现实事物有强大的逻辑解释力，给人以启示和指导，从而赋予人的行为某种深刻的精神意义。社会转型中，理论工作者肩负重任，需要探索、创造、完善新的理论，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柱，要弘扬时代主旋律，以科学理论武装人，以正确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精神塑造人，以优秀作品鼓舞人。对此，传媒也应发挥舆论导向、社会评价的功能。传媒应旗帜鲜明地宣传社会主文化，不回避现实中的丑恶现象和阴暗面的存在，公开讨论、辩论与某些不良亚文化有关的社会热点问题，进行理论鞭挞、社会批评，揭露其危害，提高社会成员的是非观和鉴别力，形成强大的社会健康舆论力量，使其始终处于受主文化舆论谴责的不利地位，抑制不良亚文化的生长，使它难以发展到成熟的理论阶段。
抑制不良亚文化，使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同步进行，是改革深化和保持社会稳定中不容忽视的问题。
注释：
①见罗伯特·贝尔：《社会偏离》，纽约，1971年版，第27-31页。
②③见道格拉斯等：《越轨社会学》，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第102页。
④见（英）迈克尔·曼主编：《国际社会学百科全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成都，第6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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