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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03)01-0102-06
我国有悠久的图书编辑出版的历史，但是编辑出版学教育却还十分年轻。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陆续开展了一些与出版事业有关的教育活动，但真正成规模的发展是从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兴起。回眸这20年的历程，编辑学、出版学教育的成长壮大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蓬勃发展和党中央对出版事业的重视密切相关。从目前学科现状分析，确实有许多艰巨的任务摆在面前。
一、编辑出版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
20世纪80年代是编辑出版学教育的起步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一些资深编辑学者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提出建立编辑学专业教育与学术研究已经是“当务之急”。1983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今后调做编辑工作的，必须具备大学以上的文化、专业水平，至少必须具备相当于大学的文化、专业水平”。“要加速发展北京印刷学院，在以后条件具备时，可改为出版学院。要选择有条件的大学设立图书发行专业”。这一决定充分说明了党和国家对编辑出版教育工作的关注和支持，成为80年代以来该学科发展的巨大动力。就在这一年，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建立了图书发行学专业，至今整整20年。
1984年，我国著名理论家胡乔木多次向国家教育部建议在高校试办编辑出版专业，这一提议对推动编辑出版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教育部研究胡乔木同志提出的建议后，明确给予答复要在我国高等学校设置编辑学专业。1985年首先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复旦大学建立专业，开始招生。经过18年的发展，我国编辑出版专业建设已稳定发展并已取得长足进步。主要表现在：
（一）编辑出版高等教育初具规模已得到社会认可。据不完全统计，到2002年12月，全国高校设立编辑、出版、发行等专业的院校已有40余家，这个增长速度是许多人想像不到的，其中半数为1999年以后上马。原有的院校为新闻出版行业输送了15届2000余名本科毕业生和500余名研究生。编辑出版专业的毕业生因其在工作岗位上的表现，已得到新闻出版行业的认可。近几年来，编辑、出版、发行专业毕业生受到新闻出版单位及众多媒体的广泛欢迎，人才市场由冷变热，需求量逐年上升，这正是专业教育迅猛发展的原因之一。
（二）教育部正式确认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层次得到提升。近两年专业教育发展迅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1998年国家教育部调整高校本科专业目录，在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之下，将编辑出版学列为二级学科。这次专业目录的调整不仅使得编辑出版学教育“名正言顺”，而且对学术研究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它一方面解决了学术界一直以来争论的“编辑有学还是无学”的问题，明确了编辑出版学的学科属性和范畴，另一方面促进了高校和学术界的合作，鼓励了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投入到编辑出版学的教育和研究中去。这是对多年从事出版、编辑和图书发行高等教育工作者辛勤耕耘的肯定，也确实为21世纪编辑出版学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还批准北京印刷学院出版系和河南大学文学院招收传播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编辑、出版、发行，使编辑出版专业教育向培养高层次人才方面迈出可喜一步。在此之前，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院校已经在相关专业之下培养了一批以编辑出版为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院校还招收培养了以编辑出版为研究方向的博士生，他们形象地比喻为“借鸡孵蛋”。
（三）出版专业教学内容日趋成熟，编辑出版教育步入稳定发展的良性循环。目前，早期开展编辑学、图书发行学高等教育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的编辑出版专业建设已逐渐成熟，一个适应我国出版业发展的高级人才培养体系正在形成。经过20年的实践，编辑出版学、图书发行学已经初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学体系。许多学校的教学计划、培养方案都已相对稳定。建立了10余门专业基础课、核心主干课和数十门选修课，与之相配的教材建设、学术专著出版也取得重要进展，据统计，与编辑出版学有关的教材著作已出版100余种。其中，特别应该提到的是辽宁教育出版社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版了我国第一套18种“普通高等教育编辑出版类规划教材”，被列入国家教委“八五”规划，新闻出版署专业系列教材重点项目，投入教学后，受到好评，近年来其中半数经过作者修订，目前仍在普遍使用，其他院校和出版社也编辑出版了一批应急的教材。
（四）教师队伍正在成长、壮大、锻炼和提高。在师资方面，年轻的编辑出版专业的优秀教师正在成长。20年前，我们有一大批富有实践经验的编辑家、出版家，但还没有从事出版教育的专家。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现在我们有了一批从事出版教育的教授、学者。他们中间的年长者称得上是我国出版高等教育的奠基人，而且还培养了许多本科生和研究生。在他们的带领下，还涌现出一批立志从事出版高等教育的中青年教师。他们学历高，外语好，懂得现代技术，具有开拓精神和创新意识。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编辑出版专业教育的未来和希望。
二、我国出版编辑学专业教育的特点
和其他专业相比，我国的编辑出版专业起步较晚，但是，正在走出一条短期内实现高水平办学的路子。我国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的特点如下：
（一）可以用“多专业、多层次、多规格、多渠道”来概括。
所谓多专业，就是根据我国出版事业发展的需要，已经相继建立了编辑学专业、科技传播专业、出版管理专业、印刷专业、图书发行专业、多媒体与网络传播专业、书籍装帧与美术设计专业等各具特色的专业和研究方向。
所谓多层次，是指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了三个大层次、九个级别的专业教育体系。既有高层次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又有双学士和学士本科生教育。双学士培养的是既有文、理、工、农、医学科知识，又懂编辑专业的复合型专业人才，所以特别受用人单位的欢迎，这一层次近年来发展迅猛。第三个层次是大专和中等专科教育，在印刷、发行和校对、出版管理等专业有一定的基础。具有投入少，见效快，来源广、分配方向明等优点，已为出版系统输送了数以万计的人才。
所谓多规格，就是满足不同岗位、不同工种、各类人员次序受教育的需要。9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的专业人员“持证上岗”就是一个很好的制度。出版行业对人才的需求是多样化的，单一的培养模式很难有生命力。现在，出版管理、市场预测、出版策划、版权贸易等方面人才最为短缺，呼声也最为强烈。
所谓多渠道，就是全日制正规大学、电大、函大、职大、夜大、自学高考、研究生课程进修班、专业证书班、短训班等多种渠道一起上。主要可分为学校正规教育和在职培训两大类。两者互相促进，不少高校的编辑出版专业都举办过各种类型、不同层次的在职干部培训班或专业进修班，在出版行业开展的较大规模的岗位培训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相比较而言，后者具有形式多样、时间灵活、招生量大、覆盖面广等特点。由于学生不脱离本职工作，大都从工作实际出发选定专业，在学习内容和教学方法上有针对性、计划性、实践性；还有省时间、省经费、省师资等长处。所以，中国“版协”早在1982年起就举办各种培训班，20年来一直搞得生机勃勃。1995年发布《关于在出版专业开展岗位培训实施持证上岗制度》的决定，从社长、主编、经理、厂长、编辑部（室）主任、到编辑、校对、发行，截止到2000年8月举办了795期岗位培训班，培养人员近42000人。新闻出版总署组织制定了出版行业72个岗位的规范和培训要求。2002年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了首次全国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据统计参考人数约17000多人。全国各地全面培训出版专业基础知识和理论与实务，这样的规模和魄力是许多行业不可比的。
（二）编辑出版学教育与科学研究同步发展。20世纪80年代既是出版教育兴起之时，也是编辑出版学研究的起步时期，两条战线水乳交融，齐头并进是这20年间非常明显的现象。一些研究机构和专业期刊在这个时期创立。高等院校编辑出版学专业师生和出版业界的专家通力合作，在研究学术专著的出版、学术论文的发表、学术阵地的开发、学术队伍的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有不少高等院校还建立了编辑出版研究所或出版科学研究所。如1998年成立的南京大学出版科学研究所，主要从事出版科学理论和实践的研究，通过教研结合，推动出版学专业的深入。此外，北京大学、河南大学、山西师范大学、河北大学等也都办有类似的研究所。
一些高校学报的社会科学版和相关专业的报刊的相关栏目，如新闻传播学、图书情报学、社会学等，也开辟了研究编辑出版理论和实践的专栏。在每一期的出版专业期刊和报纸上都能看到高校师生发表的研究成果。20年来，他们发表的学术论文、信息资料和研究评述数以千百计，这在推动理论研究、引发研究热点、组织学术讨论、促进学科建设等方面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资深编辑孙琇在第十届国际出版学会议的发言中谈到“中国出版研究的队伍已经形成了出版界与高等学校的结合，社会科学编辑与自然科学编辑的结合，老中青的结合。这三个结合，是学术研究的实际需要，也是20世纪末中国出版研究态势的一个重要特点，它对学术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战略意义”。
（三）出版高等教育和出版产业的相互支持，紧密配合。高校出版专业积极与出版单位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合作，利用出版单位的人才资源和基地优势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服务。如北京大学编辑出版专业与北大出版社，武汉大学与湖北省出版局就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出版单位积极扶持出版高等教育，为学生实习提供基地和指导。这两个出版单位还分别在北京大学、武汉大学设立了编辑出版奖学金或奖教金，社长、总编与教师一道讲课，为培养出版人才做出实际贡献。与此同时，办学单位也主动参与出版产业的发展，出版高等教育在出版行业在职干部的教育培训工作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编辑出版学高等教育的改革思路
（一）首先要大力加强编辑出版学的理论和体系建设。虽然我们的编辑出版学教育已经取得了较大成绩，但与其他成熟的学科相比较还很年轻，理论基础也很薄弱，尚未建立起完整的学术概念系统。2002年9月进行了全国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在编写考试大纲和考试辅导教材的过程中，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上海出版局和上海辞书出版社等编写人员和审定委员会进行的一项工作就是对编辑出版学科的基本名词进行统一和规范。大家都感到我们的教育、教材和实际还有一定的距离，很多是经验性的描述，难以进行科学验证的概念较多。我们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也与实际存在差距，迫切需要加强学科研究工作，吸收其他学科的成熟经验，建立较完备的学科体系。
（二）针对目前编辑出版专业教学点发展迅猛这一事实，业界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基本可归纳为两个思路：一种观点认为，学科点办得太多，发展太快，应该控制规模，限制招生人数，否则就会产生“供大于求”，“分配难”，“不对口”，“用非所学”等问题。另一种观点认为，要拓展学科领域，搞“大出版”、“大编辑”，培养的人才应该能够适用于图书、报纸、期刊、广播、影视、音像、电子和网络传播等各个传媒系统。既研究它们的共性问题，又开发各种传播媒体的特色和内涵，把共性与个性结合起来研究，在理论上方能有所创新，也才能跟上时代的发展，从而拓宽就业市场，不愁学生无用武之地。我们认为目前的四十多家办学点，有半数左右是近两年刚刚上马的，在教材、教师和设备等软硬件方面尚嫌不足，如果加大投入，努力建设，创造条件就会越办越好；反之，就会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淘汰。
（三）专业设置、培养模式和培养目标方面的两个思路：一种是强调通才教育，认为培养综合性人才是当今世界大学教育的潮流，特别是编辑出版专业是一个涉及面非常宽的专业，既要懂文史哲政经法，又要涉及数理化天地生，还要懂出版物的编印发全过程，所以应该进行专业整合，不要再细分为编辑学专业、出版管理专业、图书发行专业。要培养出宽口径、厚基础、高素质的全新人才，既能从事编辑出版发行管理，又能从事教学与科研的高层次人才，这才是理想的培养目标。另一个思路是强调特色化、专业化，认为人不能成为全才，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是多样的，是有分工的。我们现有的编辑出版专业点也各有不同的背景，也不都设在综合性大学，还有的设在理工科院校、师范院校、民族院校和专业高校，就其隶属的院系也很不相同，有的设在新闻学系或传播学系，有的设在信息管理系，有的设在中文系，科学技术系，还有的设在艺术系和少数民族语言系。每一所院校的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学科背景、基础增长点都大不相同，因此应该扬长避短，办出自己的特色，这样才能满足出版界对人才的多种需求，也有利于学生的就业，如果几十所高校都培养一个模式的编辑出版学人才，学生就业势必出现困难。所以要特别强调多样化和特色化，避免模式单一，办出专业特色，方能跨出新天地。其实，这两种观点并不矛盾，都有一定道理。就学生而言，应鼓励他们兼修其他专业的课程，扩大知识面，提高文化修养和综合素质，又要学有专长，成为复合型人才，才会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就各办学院系而言，首先应建设一批共有的规范化的专业基础课和核心课，同时在原有学科的基础上，办出自己的特色。这两方面只需加以综合思考，辩证思维，不难解决这一问题。
（四）关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应该加强理论建设这一点应是没有异议的，问题在于我们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与实践确实存在一定的距离。就总体而言，国外的出版学教育注重对市场类、营销类课程的设置，而我国则偏重对语言文字能力的培养。北京印刷学院张晓新同志调查了国外18所办有出版学的大学，发现他们普遍开设了市场类、营销类课程，如美国纽约大学出版研究中心图书出版课程中有“图书市场营销”、“图书宣传”、“促销和公共关系”、“电子出版物网上营销和网上服务”；在硕士研究生的课程中，美国佩斯大学出版学专业设有“出版的市场分析”、“营销原理和出版实践”、“杂志广告经营”等课程。最典型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出版培训课程分为三类：第一类一般课程中包括“如何激发你的竞争意识”、“变化的统计学：不断出现的市场机会”、“影视现象策略规划和企业”、“邮购市场”、“扩展自己公司的经营权／宣传”、“网络环境下的出版商需要了解什么”等课程；第二类图书出版学则有“网络售书”、“图书包装学”、“开拓国际市场”、“新的发行渠道”、“宣传和促销策略”等课程；第三类杂志出版学课程则有：“杂志何时需要设计”、“杂志订购销售”、“新闻杂志的销售策略”、“发行经济学”、“广告销售策略”、“发行量控制和非盈赢性出版”等，这些课程生动而具体，很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而与之相比我国的高校编辑出版专业开设的课程则大量是增强学生语言文字能力的课，如“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古典文学”、“中文工具书使用”等课程，而市场、营销类课程数量较少，且以理论为主，实践性不强。如“图书发行概论”、“信息市场学”、“出版学理论”等。
（五）加强基础建设是当务之急。目前全国已有的40余所大学的编辑出版学专业，半数以上刚刚建立，在专业方向的定位选择上有些茫然，缺乏特色。这就将影响培养目标的确定和专业课程的设置。新建编辑出版专业一方面要认真思考专业特色定位问题，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同时必须做好师资队伍和教材编写以及对外联系等几方面的基础工作。令人高兴的是，中国编辑教育专业委员会的建立能使我们进一步打开这几方面的改革思路。
四、编辑出版教育建设的展望
新闻出版总署有关部门和中国编辑学会的领导很早就有这样一个共识：为了加强编辑出版学科的建设，有必要建立一个以研究编辑出版专业建设、组织教学交流为主、学校自愿参加的专业教育指导协调机构，以此来探讨协调各校共同关心的专业建设问题，研究出版教育规律，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向国家教育部及时反馈、沟通情况，提出建议。我们今天成立的中国编辑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就是这样的一个机构，可以说经过多年的酝酿，在大家的呼吁声中，应运而生。在筹备过程中，我们多次议论到以后的工作，提出来，供大家讨论。
（一）确立明确指导思路。编辑出版学高等教育必须努力适应出版产业发展，根据大出版产业发展对人才的特殊需求，调整好专业结构和人才培养模式；要深入研讨编辑出版专业及其涵盖专业方向的教学计划，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建立21世纪出版产业需求人才的教学新体系。
（二）抓紧师资队伍建设，在新建院系中，教师来自不同的学科专业，我们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对他们进行培训提高。现在的年轻教师最缺乏出版的是实践锻炼，要想方设法让他们到出版单位参加实际工作，认识出版、了解出版，熟悉出版工作规律，不断丰富实践经验。出版专业的教师和学生都要与出版单位建立密切的联系，注意研究出版动态，总结典型案例，积累信息资料，努力成为理论与实际结合的专家。
（三）加强教材建设。要办好专业教育，教材是十分关键。20年来，各学校在办学过程中，编写了一定数量各具特色的教材，也积累了编写教材的经验。“八五”期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批重点教材，填补了出版编辑学教材的空白，是一大贡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套教材的不足也日益显露出来，目前，该套教材正在根据教学和读者的建议，进行修订出版，以适应教学发展的需要。目前出版专业教材的短缺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我们编辑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的一项重点工作就是要从现在起着手规划设计，组织各方面力量，编写出一套适应21世纪要求的新教材。
（四）研讨编辑出版学科建设中的新课题。
1.确定核心主干课，优化专业课程体系。编教材要抓重点，当务之急就是要首先讨论明确编辑出版学专业的核心课、主干课，以利于把我们这个学科的课程体系建立起来。在讨论课程设置之前，首先应该明确我们的培养目标和有关的指导方针：我们的培养目标应该是培养适合21世纪编辑出版事业的发展需要，具有国际水平的专门人才。我在2001年9月山西临汾召开的全国高校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研讨会上提出一份课程目录：《编辑出版概论》、《中外出版业研究》、《电子出版技术》、《出版法规和版权贸易》、《中国编辑出版史》、《选题策划及案例分析》、《出版经营管理》、《编辑实用语文与写作》、《书刊营销》、《网站设计与网络出版》等。核心课程的确立还需进一步讨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有了中国编辑学会教育专业委员会这样的行业组织，就可以把讲授上述课程的有关教师组织起来共同拟定各门课程的详细大纲，求得共识后，分头撰写，又快又好的完成一批规范化教材，也有利于新上马的院系和专业在教材建设和教员培训方面上一个台阶，这项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基础工程。在这批教材的指导下，我们的学科建设就更具规范性和科学性。
2.建立普通编辑学。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到来，出版媒体形态将更加丰富多彩，这对出版高等教育及其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1995年第四次全国编辑学学术研讨会上，刘杲会长明确指出要从研究部门编辑学发展到建立普通编辑学：“编辑学的研究……向外还有报纸、期刊、广播、电视、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等多方面的编辑学研究。向内还可以分为辞书、科技图书等不同的图书编辑学研究。在此基础上，概括形成普通编辑学。这是从具体到抽象，从个性到共性的方法。”2000年3月，中国编辑学会邀请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多种媒体编辑工作和编辑学的研究者，共同研讨多种媒体编辑活动的共性，肯定了多种媒体编辑活动的共性是研究普通编辑学的必要的前提。80年代以来编辑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包括上百种的编辑学专著，数以千计的论文，既有编辑学的理论著作，又有编辑学的实用著作，既有书、报、刊编辑学专著，又有新闻、广播、电影电视、电子出版物等编辑学专著，这为普通编辑学理论框架的形成创造了基本条件。
目前，学者们基本达成的共识是：研究编辑学理论框架的基本任务是要阐明编辑学的学科性质、任务、研究对象和客观规律，以及它所反映的基本范畴和理论原理；它的内容要适用于书、报、刊、广播、影视、录音、录像制品等多种传播媒体，也包括电子出版和网络出版；力求吸纳近20年编辑学学术研究的成果。
3.电子与网络媒体研究。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现在，新兴的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早已介入到编辑出版行业，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为编辑出版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课题。
今后的编辑学研究，显然不能局限于纸质印刷的出版物。音像、电子出版物以及方兴未艾的网络出版物开始在人们的阅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改变了编辑工作的流程、方法、原则，甚至冲击到整个宏观出版业，所以，系统的研究电子计算机在编辑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和在出版业中的重大影响，是数字化时代的要求，也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编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关于这些出版物的编辑工作的研究还很薄弱，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是编辑出版学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重要课题，也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4.出版经营管理研究。突出编辑出版学“应用性”强这一特点，改变以往“重理论轻实践”的弊端，根据国际化和加入WTO的大趋势，应该选定出版经营管理为重点，运用传播学和系统科学的观点和方法，从宏观出版产业和微观出版社两方面研究有关经营管理的理念、体制、方法、策略等问题，认清出版业面临的挑战和当前世界出版业的发展趋势，汲取中外出版改革中的先进经验和经营策略，探讨新时期出版工作中的规律及实现传统出版业向现代出版业转变的路向。
5.增列硕士点，为建博士点打基础。虽然我们已经培养了10届以上的硕士研究生，甚至已有多篇以编辑出版为研究方向的博士论文获得通过，但总感到“名不正言不顺”，因为是在其他学科下“借鸡下蛋”。老一辈的编辑家、出版家为把编辑出版学列入专业目录，已奔走呼号多年，精神实在可敬可叹，可惜至今未能如愿。我们要尽快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具体方式有多种途径可走：一是继续向有关领导机关呼吁。二是联合起来，积极申报。三是在北大、武大等重点院校的一级学科下增列编辑出版学硕士点，力争突破博士点。
时代的发展和出版产业的进步带来了编辑出版人才需求的多样性，这既给传统的教育模式带来新的冲击，又给出版高等教育留下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任重而道远，让我们共同努力，谱写编辑出版教育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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