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簋“岁鼎”析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利簋论文,岁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读何炳棣、刘雨《夏商周断代工程基本思路质疑》①(以下简称《质疑》)，很受启发，却也感到有可商榷之处，例如对于“岁鼎”的释读，《质疑》说：
利簋“岁鼎”之“岁”字，是否可以释为岁字，难以完全肯定，金文中岁字从无如利簋写作那样的。唐兰先生将此字释为“戉”即“越”字，古人有“杀人越货”的成语，“越”有“夺”意，“越鼎”即“夺鼎”，亦即夺取政权，其说显得更直白一些。退一步讲，即或可以释为岁字，是释为“岁星”，还是释为“岁祭”，仍难以确定。再退一步讲，即或把“岁鼎”讲成“岁星当头”，它与“岁在鹑火”也不是一回事。
利簋铭文记载了“武王征商隹甲子朝”，印证了相关的文献记载，但对于其后紧接的“岁鼎”二字理解却多有不同，今就《质疑》上述观点谈一些看法。
第一，从文字的构成看，“岁鼎”之“岁”(图一，6)的隶定可以肯定。利簋为周初之器，因而联系甲骨文看，是比较清楚的。
《说文》步部，释“岁，木星也，越历二十八宿，宣遍阴阳，十二月一次。从步，戌声。”甲骨文“岁”大抵有三种写法(图一，1～3)，其中从步、从戊(斧钺类武器的象形)者，当为“岁”之本字。
第一种写法(图一，1)见于《甲骨文合集》13475，正由“步”、“戉”两部分构成；第二种写法(图一，2)见于《甲骨文合集》14912，所从之“步”已经简化；第三种写法(图一，3)进一步简化为仅作斧钺的象形。后两种是卜辞常见的写法，用于表示“年”、作祭名或表示岁祭等。如《甲骨文合集》36978、36976皆有“今岁受年”；32510、32516皆有“又升岁于祖乙”；32519、32520皆有“又岁于祖乙”，三组同文卜辞中的岁字都分别为第二、三种写法。金文“岁”字的写法也可分几种类型，晚期出现了新的变体，但是如舀鼎(图一，4)、毛公鼎(图一，5)的岁字，结构上还保存着由从步、从戉演化而来的痕迹，与甲骨文的第一种写法一脉相承。而利簋“岁鼎”之“岁”(见图一，6)，显然与甲骨文“岁”字的第二种写法构成相同。
甲骨文“岁”字第三种写法，在金文中已从岁字中分化出来，读为“戉”，或引申为“越”。如师克
铭记王赐师克物品中的钺作“素戉”；虢季子白盘铭有“赐用戉，用征蛮方”；者
钟铭“唯越十有九年”之越作戉②。因此，字形结构处于演化中间环节的“岁鼎”之岁，在特定的语境中，读为“越”并非完全不可能，但参证甲骨文，作为常例显然应释作“岁”。
第二，《质疑》联系成语“杀人越货”，解释“越鼎”为夺取政权，这一说法值得商榷。“杀人越货”一语，始见于明清文献，再早有“杀越人于货”，“越”解作“颠越”或“于”。古代“越”似无“夺”意，《经籍纂诂》纂集汉唐旧注中“越”字的训解共66项，其中未见作“夺”者，只在“杀人越货”作为成语流传开来以后，近现代编辑的辞书《辞源》、《辞海》中，“越”之义项才列有“夺”。语言文字是一个能动的因素，现代辞书不能作为释读古文字的依据，这是基本的学术规范。
据今所见，清代已有“杀人越货”的成语，如吴伟业《绥寇纪略》卷六《谷房变》有“而于杀人越货之迹巧辞匿饰”。再早，这一用语见于明代，但同时还有“杀越人于货”与之并行。如章潢《图书编》卷四十九《两广总镇事宜》有“盘据扼塞，依阻林薮，杀人越货”。蔡清《易经蒙引》卷十一上《系辞下传》解释“重门击柝，以待暴客”，有“于是杀越人于货者有之矣”。明代虽然出现“杀人越货”一语，但“越货”，并非专指“劫货”，如《图书编》卷四十《茶马利病》叙及边境地区以茶易马，禁绝走私时，有“成化间，罢差巡茶，而敕专宪臣，法益备，故商无越货，边境肃清”。
“杀越人于货”一语，通行于明代以前，见于明代林俊《见素集·送宪副戚时望贵州兵备序》、元托克托等修《金史·昂列传》、郝经撰《续后汉书·司马懿传》，此外在宋曾巩《元丰类稿》、周必大《文忠集》中也都可以找到。而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如《尚书·康诰》：“凡民自得罪，寇攘奸宄，杀越人于货”，《尚书注疏》孔氏传：“凡民用得罪为寇盗，攘窃奸宄，杀人、颠越人于是以取货利。”孔颖达疏：“其劫窃皆有杀有伤，越人谓不死而伤，皆为之而取货利故也。”是将“越”解释为颠越。在古文献中“越”往往有“失”、“坠”的意思。如《尚书·盘庚中》：“颠越不恭，暂遇奸宄”，孔氏传：“颠，陨；越，坠也”。《国语·齐语》：“恐陨越于下，以为天子羞”，韦氏注：“陨，坠也；越，失也”。《左传·成公二年》：“射其左，越于车下。射其右，毙于车中。”杜注：“越，坠也。”可能正因为如此，《孝经衍义》卷十九《刑》援引《康诰》解释为“伤人颠仆未至于死”，而蔡清《四书蒙引》卷十三《万章章句上》则解释为“既杀了，则将其尸去掷而弃置之耳”。
前人注疏或将“越”解释为“于”，《孟子·万章》曾引“《康诰》曰：杀越人于货……”，《孟子注疏》汉赵氏注：“越、于者，皆於也。杀於人，取於货”。焦循《孟子正义》也说：“《尔雅·释诂》云‘粤、于，於也。’《史记·宋世家》集解引马融云‘越，於也。’粤、越通也”。古文献中“于”可训为“取”，甚至“夺”，《诗经·豳风·七月》：“一之日于貉”，毛传云：“于貉，谓取狐狸皮也”，《毛诗注疏》汉郑氏笺：“于貉，往搏貉”，唐孔颖达疏：“往捕貉取皮”。据此，“杀越人于货”之“于货”可解释为“夺取其货”，那么此语中的“杀越人”之“越”即使训“于”，也难以解释为“夺”。
总之，成语“杀人越货”是比较晚近才出现的，不能作为释读周初金文的依据。
第三，“越鼎”不能解释为“夺取政权”，还因为“鼎”成为最高权力的象征是与西周礼乐文明的发展、天子九鼎制度的确立联系在一起的，现在还不能证明武王刚刚完伐纣大业时，已经存在了这一观念。
《左传·宣公三年》记载了楚王问鼎的故事，《战国策》等更有秦求九鼎、齐求九鼎，以及合纵、连横的斗争中秦、楚谋求九鼎的故事，说明历史上确曾有以“鼎”或“九鼎”作为最高权力象征的观念，但这是在春秋战国。
《左传》桓公二年有“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宣公三年有“成王定鼎于郏鄏”。这个“鼎”也代表西周的最高权力。但是，武王克商时，雒邑尚未建成，所以这是后人用自己时代的语言对武王、成王历史功绩的概括，也不能证明西周初已有了这种观念。
秦汉之际“九鼎”已经被定格为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宝器，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二十八年，“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孝武本纪》讲到铸鼎的故事说：“有司皆曰”，“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可见禹铸九鼎的故事已经广为流传了。到了晋代，杜预注《左传·桓公三年》武王迁“九鼎”称：“殷所受夏九鼎也”，当从王孙满之言衍化出来的。
在九鼎传说的较早“版本”——宣公三年王孙满答楚王时，讲的只是“鼎”，而不是“九鼎”，仅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并未明确是禹所铸。又说：“纣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其所论，与其说是指承载了天命的“鼎”，不如说“鼎”是“天命”的代称，从语境看，这在对话的双方都是清楚的。
《战国策·东周》载，齐求九鼎，周君患之，颜率为之解，说齐王：“夫鼎者，非效醯壶酱瓿耳，可怀挟提挈以至齐者；非效鸟集乌飞，兔兴马逝，漓然止于齐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万人挽之，九九八十一万人，士卒师徒，器械被具，所以备者称此。今大王纵有其人，何途之从而出……齐王乃止”。这段关于周初运九鼎的叙述，显然只是说辞而不是信史。实际上，无论是殷曾受夏九鼎，还是周受殷鼎，都不能得到证明。《书序·商书》和《史记》都载商汤灭夏，“俘厥宝玉”，作《典宝》，是俘获战利品的记载，宝物中应包括青铜礼器，但最突出的还是玉器。武王伐纣也有俘获战利品的记载，如《逸周书·世俘》历来解释“世、大古通用，世俘者，大俘也”③，其中包括：
咸刘商王纣，执共恶臣百人。
甲子夕，商王纣取天智玉琰及庶玉环身以自焚，凡厥有庶玉四千，告焚。五日，武王乃俾千人求之，四千庶玉则销，天智玉五在火中不销。凡天智玉武王则宝与同。凡武王俘商，得旧宝玉万四千，佩玉亿有八万。
武王狩，擒虎二十有二，猫二，麇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牦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罴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麋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
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国九十有九国：馘磿亿有七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
对斩获的记载非常详细，尤其是俘获宝玉和佩玉过程，却没有“九鼎”，甚至没有对掠获铜器的专门记述。这说明所谓“周受殷鼎”不过是“周革殷命”的一种表述方式。到了春秋以后，如《左传》中才往往有诸侯国间“索”或“赂”钟鼎等青铜礼器的记载，应反映了在周初以前，无论作为礼器还是财宝，玉的价值受到更多重视。
对于《世俘》“荐俘殷王鼎”，晋孔晁注：“殷国之鼎”，也有今人注疏认为就是“进献九鼎”。然而，殷墟甲骨常见与“荐俘”相关的“逆羌”、“告执”卜辞，显示出尽管掠获车马甲胄也称“俘”，但“荐俘”之“俘”作为动名词应指俘获的人。《吕氏春秋·古乐》和蔡邕《明堂月令论》引《乐记》都有武王伐纣归“乃荐俘馘于京太室”，而不曾有献鼎之说。就《世俘》而言，“辛亥，荐俘殷王鼎”与“癸酉，荐俘殷王士百人”两段并列，祭法相似，对于后者早已有学者指出，是以牧野之战所获的百名高级官吏献祭，“废于纣共(大)恶(亚)臣百人，伐右厥甲(六十)，小子鼎；大师伐厥四十夫，家(冢)君鼎”。是先射杀，再砍下头颅，由“小子”和“邦君”们放在鼎里献祭④。所以，“荐俘殷王鼎”，也应是将殷纣之首放在鼎中献祭。
总之，在历史上“鼎”究竟何时成为政权的象征，还有待进一步考定，但从以上简单的考察看，在利簋铸造的年代，即武王伐纣后不久，鼎并没有成为政权的象征，其铭文也就不可能用“越鼎”表述“夺取政权”。
当然，以上解释涉及《世俘》的可信性。《质疑》作者援引顾颉刚所说：“这是一篇断烂的文章，错字、脱字、误字不知凡几。”例如“排起干支来，从‘一月壬辰’到‘四月乙卯’该有144天……从文字上看，‘一月’到‘四月’只有四个月，可见月份和干支是不适应的”，提出“《武成》、《世俘》所记史事或有根据，其引文中的历日实在令人不太放心”。毫无疑问，1963年顾颉刚《〈逸周书·世俘篇〉校注、写定与评论》梳理了前人的研究，提出了尚未能解决的“难关”，对于《世俘》的研究是一篇重要文章。然而，40多年过去了，在前人的基础上陆续有新成果问世，除了文献学的研究之外，一些研究甲骨、金文的论文也涉及了对《世俘》部分内容的考订，通过将甲骨刻辞、铜器铭文与《世俘》等文献融会贯通、综合考察，已经对顾颉刚指出的这篇“西周时代”“断烂”文章的“难关”，有不少突破，例如用甲骨文排谱研究的方法，已经可以解决“月份和干支”“不适应”的问题⑤。
第四，关于“岁鼎”究竟是“岁星”还是“岁祭”，及其与“岁在鹑火”关系问题，已有数位学者论述过。在“武王征商”之甲子朝，在两军对垒的战场上举行岁祭是难以解释的。而“岁鼎”释为“岁星正当其位”⑥ 或解释为正当岁星当空之时⑦，不仅有古文字学的根据，就整篇铭文看也能解释得文通字顺。当然，这种观点立足于将利簋铭文与先秦文献所载“武王克商，岁在鹑火”相联系，而《质疑》认为，“西周人还没有二十八宿和十二次的知识，也不可能说出伶州鸠那么一段话来”，这段话“是典型的战国星相家的星占说，用春秋时代的人伶州鸠的口讲出战国人编造的故事，这本身就近似于胡言乱语”。
应该如何认识《国语·周语》伶州鸠的一段话、十二次的观念出现在何时、二十八宿体系创立在何时等，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有待深入研究，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不过，应该看到，古代对于天象的认识有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尤其是十二次中的大火、鹑火等不仅是次名，也是星宿名，古代对这些星宿观测和记述的历史非常久远。
仅就分野而言，较早见于《周礼·春官宗伯·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郑玄注：
星土，星所主土也，封犹界也。郑司农说星土，以《春秋传》曰参为晋星，商主大火，《国语》曰岁之所在，则我有周之分野之属是也。玄谓大界则曰九州，州中诸国中之封域，于星亦有分焉，其书亡矣，堪舆虽有郡国所入度，非古数也。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纪，吴越也；玄枵，齐也；娵訾，卫也；降娄，鲁也；大梁，赵也；实沈，晋也；鹑首，秦也；鹑火，周也；鹑尾，楚也；寿星，郑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
对此，历来不少学者进行过研究并且提出了许多问题，有必要加以梳理，作为今天研究的起点，但这不是本文所能容纳的。概括地说，可以归纳为三个问题。
1.分星之说非常古老。如宋人所著《六经奥论》卷六《分野辨》说：“分星之说其来尚矣。然古之星经，至汉散亡，保章氏分星不可考，今堪舆所载，虽有郡国，所入度非古数也。”则意味着最早的分星说是后来十二次分野的源头，而不是它的结果。
2.《国语》所载鹑火与周的关系，和参为晋星，商主大火同例。如宋叶时《礼经会元》卷四《分星》论分野之疑，总结了各家之说。又征引郑司农注及史籍，论说“主分野之是者”，往往列举“鹑火之次，当周之分”；“实沈之次，当晋之分”；“鹑尾之次，当楚之分”；“大火之次，当宋之分”证明“分野之说为不疑失”。此四者相关记载较多，有一定道理。
3.堪舆所载十二次之分，的确多有疑问，对于《质疑》提出的伶州鸠之言“缺乏逻辑的合理性”问题，前人曾提出不少质疑，如宋人所著《六经奥论·分野辨》分析，“正得躔次者”仅并州、荆州；“得躔次之微差者”为益、幽、兖三州；“最差者”占一半以上。宋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卷一《历代州域总叙》也历数十二次之分可疑之处，并说“伶州鸠曰‘岁之所在，我有周之分野’，盖指鹑火为西周丰岐之地，今乃以当洛阳之东周，何也？周平王以丰岐之地赐秦襄公，而其分星乃谓之鹑首，又何也”。直到清代，还有学者们不断对分野说提出疑问，而可疑之处不是时代错位所能解释的，对此，前人也作过很多探索。
值得注意的是，《六经奥论·分野辨》认为，“国有分星，盖古人封国之初，命以主祀之意”，也就是说最早的“分星”是某些部族自古以来崇拜的星宿。宋代学者论分星，往往联系“辰为商星”，这个古史传说见于《左传》：
昭公元年：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襄公九年：陶唐氏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阅其祸败之衅，必始于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
而殷墟卜辞不仅证实了商人对大火的观测与重视，证实商人有“祸败之衅，必始于火”的观念，而且还有祭祀鹑火的迹象⑧，从而可知这一古史传说包含了真实历史，预示出最早“国有分星”的出现，远在二十八宿观念形成之前。“辰为商星”可以追溯到夏代以前，甲骨文“岁”字表明岁星纪年萌芽也很早，那末，商周之际已存在鹑火为周星的观念、武王伐纣时受到“岁星正当其位”的鼓舞之说，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以上简单的考察可知，将“岁鼎”释为“夺鼎”尽管直白，解释起来却有很多困难，尤其是放在周初利簋的铸造年代，能否有这种表述方式，就目前所见只有否定的证据。从甲骨文中对大火的记载，乃至鹑火的出现，说明尽管西周时还没有二十八宿和十二次的完整概念，却不足以否定“武王伐纣，岁在鹑火”记载的可信性，所以将“岁鼎”释为“岁星”和“正、当”仍是在诸说中较为恰当的。
注释：
①何炳棣、刘雨：《夏商周断代工程基本思路质疑》，原载《燕京学报》新14期，2003年。转引自彭正坤主编：《古史考》第九卷第128页，海南出版社，2003年。
②分别见《殷周金文集成》第4467、10173、122器铭文。
③朱佑曾：《逸周书集训校释》《世俘》第三十七。转引自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第4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④裘锡圭：《释“勿”“发”》，(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文研究》1981年第2期。
⑤a.李学勤：《〈世俘〉篇研究》，《史学月刊》1988年第2期。
b.罗琨：《从〈世俘〉探索武王伐商日谱》，见《周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⑥张政烺：《〈利簋〉释文》，《考古》1978年第1期；《武王克商之年》，见《洛阳考古四十年》，科学出版社，1994年。
⑦刘桓：《利簋铭文新释》，《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四辑，中华书局，2002年。
⑧罗琨：《殷墟卜辞中的火——兼说“去火”》，见《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甲骨文“焛”字探析——兼说卜辞中的“鹑火”》，《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辑，中华书局，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