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民为本:《柳文指要》的核心思想
郭华清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广东广州510006)
摘 要： 《柳文指要》是章士钊在晚年撰写的一部疏解柳(宗元)文的学术名著，出版以后，反响很大。该书是章士钊晚年思想的集大成者。章士钊在解柳的过程中，表达了他自己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和文学思想。本文认为，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是《柳文指要》的核心思想是贯穿整个《柳文指要》的一根思想红线。
关键词： 柳文指要；民本；思想
《柳文指要》是中国现代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章士钊在晚年撰写的一部研究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学术专著，洋洋百万余言。1971年出版以后，反响很大。对中国古典文学颇有造诣的毛泽东称之为“解柳全书”[1]，认为该书“义正词严”[2]，“颇有新义引人入胜之处”[3]，表示对其“敬服之至”[4]。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国总理周恩来把这部书作为礼品送给尼克松的随从。
这样一部学术名著，世人多把它看成是一部解柳专著，似乎著者只是在解析柳宗元的作品、生平和思想，这是极大的误读。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 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5]该命题告诉人们，今人所理解的历史，已不再是或不仅是古人视野中的历史，而是今人心目中的历史。对历史作怎样的解读，折射出来的其实是解读者自己的眼光。章士钊对柳文的疏解也是这样。表面上看来，章士钊是在解柳，实际上他是在借解柳表达自己对国家、对历史、对社会和对文学等问题的看法。因此，《柳文指要》不仅是一部解柳著作，更是一部研究章士钊晚年思想的资料，《柳文指要》里蕴含着章士钊晚年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文学思想、历史观、文化观等，是章士钊晚年思想的集大成者。在《柳文指要》里，人们可以看到一个耄耋老人对中国传统文化透彻的审视，对中国历史睿智的洞察，对古典文学独特的见解，对国家诚挚的热爱，对未来殷切的期待，以及对时事卓越的评论。章士钊的思想光芒处处闪耀在《柳文指要》的字里行间。
章士钊晚年的政治思想在《柳文指要》中尤有体现。章士钊在解柳时，拿柳宗元来思考现实政治，又用现实政治去解读柳宗元，形成了他别具一格的解柳视角和深邃的政治眼光。但是对章士钊晚年的政治思想，目前学术界很少触及，至今没有多少真知灼见的研究成果出现。笔者在校注《柳文指要》的过程中(1) 笔者的《〈柳文指要〉校注》已经于2016年1月出版。 ，非常关注《柳文指要》的政治思想。通过认真研读，笔者认为，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是《柳文指要》重要的政治思想，也是《柳文指要》的核心思想，是贯穿整个《柳文指要》的一根思想红线。
章士钊的民本思想是在解析柳宗元的民本思想中流露出来的。
一、章士钊对柳宗元民本思想的解析
民本思想是一种以民为本、崇民为上、惟民为尊的价值取向，主张敬民、重民、爱民。中国的民本思想源远流长，《尚书》强调：“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尚书·皋陶谟》)《论语》主张“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孟子》发展了民本思想，不仅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而且告诫统治者：“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梁惠王下》)。《老子》强调：“圣人常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老子》第四十九章)《管子·牧民》提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当代著名学者谢扶雅将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概括为民本主义。他说：“中国五千年来之政治思想实为一气呵成，可作一幅整个图画来看，因其无非发挥一个‘民’字，故全部得称为‘民学’。”[6]认为：“吾国历代各派伦理思想，无论子学、经学、理学、玄学、心学、朴学，皆不外乎‘人学’之演化与阐明。由人本的伦理思想推衍而来的政治思想，自然地亦逻辑地必演为民本主义，而其政治学说遂得谥为‘民学’。”[7]谢的概括颇为精确。
可以说，民本思想是柳宗元重要的政治思想，也是章士钊《柳文指要》的核心思想。那么，章士钊的民本思想究竟是什么？与柳宗元的民本思想有何区别？又有何联系？章在解柳时对当时的中国究竟有怎样的思考？提出了什么样的见解和主张？
《柳文指要》也强调民本在柳宗元思想中的重要地位，指出：“《柳集》中人民本位思想，随处可见”[9]，“子厚文字所表现之人民性，最为浓厚”[10]，“子厚取惟民主义以为政本，一切轻君而重民”(2) 《柳文指要·通要之部·序》。 。因此，《柳文指要》对柳宗元的民本思想非常重视，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用了相当多的笔墨来诠释和论述。如疏解《眎民诗》《贞符》《封建论》《舜禹之事》《伊尹五就桀赞》《送薛存义之任序》等柳文时，都直接、间接地揭橥了柳宗元这一思想。《柳文指要》把柳宗元的民本思想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张民为至上。“子厚惟民至上”[11]，“子厚崇民至上”，[12]“子厚之尤异者，在主张民为至上”。[13]《柳文指要》多次揭示柳宗元民本思想中民为至上的宗旨。
二、强调君权民授，反对君权神授。对于统治阶级的统治权力来自何处这个问题，中国历史上大致有两种基本的回答，即君权神授和君权民授。君权神授说认为统治权力来自神的授予；君权民授说认为统治权力来自民众的授予。柳宗元是持君权民授说的思想家，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贞符》里。《贞符》说，唐朝的兴起，“受命不于天，于其人”。《柳文指要》认为，《贞符》这句话鲜明地体现了柳宗元的君权民授观念。“其作《贞符》曾崭崭宣示曰：‘唐之受命，不于天，于其民’，熟视此语而推定其义，势不能外于实斋(3) 实斋：指清代学者章学诚。章学诚，字实斋，浙江会稽(今浙江省绍兴)人，著有《文史通义》等。 之所论断：凡不学于众人，即不得为圣人。何以言之？夫民者授命于朝，不论其朝为唐为某，而要视民为国家威令之所从出”。[14]“子厚则于《贞符》篇中大声疾呼，谓唐之有天下，与天无关，以祯祥之词令出之，则是受命不于天。夫受命不于天，将何于也？曰：于其人，人者人民之谓”[15]。
三、强调官吏要服务民众。既然统治权力来自民众，那么民众就是主人，统治民众的官吏就是受主人雇佣、为主人服务的。柳宗元在《送薛存义之任序》就很明确地表达了这一思想。他说：“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16]《柳文指要》认为，这句话正表明“子厚之政治理想，完全以‘为民之役而非役民’为主干”。[17]
低地竹占竹林总面积70%，分布于本香古勒-古木兹、奥罗莫、阿姆哈拉等州海拔540～1 750 m、年降雨量1 500 mm、年均温23 ℃的地区，是一种非常耐旱的竹种。旱季时叶子全部枯黄，雨季时重新萌发新叶。秆高6～10 m，直径4～8 cm，壁厚或实心，节长20 cm。主要用作房屋、篱笆、家具和薪材，鲜叶喂驴、羊、牛等家畜。为竹炭和竹浆生产的优质原料。
果真像父亲说的，几天后，我便接到了回校读书的通知。此后的我，将那个晚上父亲奔跑的姿势，牢牢地记下，且以同样神奇的速度，紧咬了牙，一直跑到高考结束。
四、主张惟民所好。施政要惟民所好，以民众的意志为转移，是源远流长的中国民本思想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如《大学》就强调：“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主张惟民所好，自然也是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熟读《大学》等儒家典籍的柳宗元民本思想中题中应有之义。这一点，《柳文指要》阐述得很清楚：“盖惟民所好，为子厚坚执不移之大义，民可以反君，君决不许反民，何以故？君之所自受命，不于天而于民故。”[18]
五、主张“急生人”。“急生人”强调，不但要服务民众，而且要使这种服务快速见效。柳宗元在《伊尹五就桀赞》中说，伊尹四去仁汤而五就暴桀，不为别的，只为桀居君位，相桀可以借桀的权势施善政于民，做到“朝吾从而暮及于天下”，使民众很快可以感受到自己治理天下的好处，因此伊尹五就桀，目的就在“急生人”，即服务民众并快速收效。章士钊认为，柳宗元以“急生人”来解释伊尹五就桀的动机，实际上也是柳本人“急生人”襟怀的流露。《柳文指要》解析说：“子厚一生为学入政之大宗旨，不外‘急生人’三大字，合乎此义者，至不恤枉寻直尺以殉之，此殆子厚贬窜终身而不悔者也。夫永贞七、八月短短期间，所行善政如彼之多，感动人心如彼之大，即可证伊尹就桀，朝吾从而暮及于天下者，涉思不谬。后来子厚到永而永民治，到柳而柳民怀，彼从无以贬所为传舍之褊心，或故与州民隔绝之傲态，循循善诱，汲汲为治。所谓‘吾生人尧舜人’之怀古大愿，亦庶几于边州小试其端”。章认为《伊尹五就桀赞》，“本题之大关目，为心乎生民，欲速其功。”[19]后来，章在解析柳文《吏商》篇又说：“‘急民’二字，为一篇关目。”[20]章士钊屡屡揭橥柳宗元“急生人”的襟抱，赞赏之情洋溢于《柳文指要》的字里行间。
六、认为有益于民之用者曰道。章士钊指出，柳宗元跟中国封建社会多数文人一样，非常注重“道”，但柳宗元眼里的“道”，不是空洞或者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是实实在在有利于民用的，不便(利)于民用的，即使是所谓的圣人之道，都应当吐弃。章说：“子厚曰：‘圣人之道，不益于世用’，盖子厚崇民至上，即圣人之道，有不便于民者，亦应在吐弃之列，反之，凡有益于民之用，不问其语言出自何人，举所推崇。于是吾人可得就此为道作达诂曰：凡有益于民之用者曰道”[21]。
章士钊进一步指出，柳宗元“为正统论立定基础”(11) 《柳文指要·通要之部·序》。在《柳文指要》中，章士钊高度评价柳宗元《舜禹之事》一文在树立正确的正统论方面所作的贡献。除本处外，在《通要之部》卷八《郑献甫小谷》中，章还说：“子厚《舜禹之事》一文，即豁清正统论之先锋”。 的《舜禹之事》一文，与吕温的《诸葛武侯庙记》，两篇文章，正如铜山洛钟，“桴鼓相应”(12) 《柳文指要·通要之部·续序》。 ，有异曲同工之效，都体现了民本主义的正统观。吕温在《诸葛武侯庙记》所说的“桓、灵流毒，在人骨髓，……使人思汉，亦不可得也”，“夫民无归，德以为归，抚则思，虐则忘，其思也不可使忘，其忘也不可使思” ，“我之举也，匪私刘宗，惟活元元。曹氏利女乎？吾事之，曹氏害女乎？吾除之”等语，与柳宗元《舜禹之事》所表达的正统观如出一辙。有人说《舜禹之事》不是柳宗元的作品，而是唐代博士韦筹所撰，这是错误的。实际上，从柳、吕民本主义正统观相同来看，完全可以肯定《舜禹之事》是柳宗元的作品。柳、吕曾一同师从中唐经学家陆淳学《春秋》，了解到“章明大中，发露公器”，往复讨论，共同形成民本主义正统观，是完全可能的。韦筹不可能有这样的观念。因此，《诸葛武侯庙记》非吕温不能为，《舜禹之事》亦非柳宗元不可能下笔，有人认为《舜禹之事》为赝作，真是目论。
八、构建“民自利”的社会蓝图。在《晋问》一文中，柳宗元借吴武陵(吴子)之口回答什么是“民利”时说：“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于己，百货通行而不知所自来，老幼亲戚相保而无德之者，不苦兵刑，不疾赋力。所谓民利，民自利者是也。”这样的社会在柳宗元生活的时代根本无法实现，然而柳宗元为什么要提出“民自利”这样一个理想社会呢？章士钊认为，主要还是由柳宗元的民本思想决定的。以民为本，落脚点就是要使民众能够生活在“自利”的自由自在社会里，过上幸福安康的日子，柳宗元殷殷盼望民众能够过上这样的生活。因此，柳宗元在《晋问》等文章里构建“民自利”的社会蓝图，正是他民本思想的体现。
民本思想在柳宗元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一些内容闪耀睿智的光芒，具有超越时代的先进性。例如君权民授、吏为民役、民自利等观点，就是中国同时代的思想家难以达到的高度，只有柳宗元提出来了。《柳文指要》对柳宗元的民本思想十分赞赏，不惜笔墨加以阐发，概括全面，分析透彻。然而，章士钊在《柳文指要》中如此不厌其烦、不遗余力地解析柳宗元的民本思想，并不是简单地注释柳宗元这一思想，而是借疏解柳宗元的民本思想，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民本思想，并寄托自己对历史、对时局、对未来的思考和期待。
二、章士钊的民本思想
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柳宗元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把民本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民本思想是柳宗元思想体系中最为闪光之点，居于核心的地位。刘光裕指出：“柳宗元政治思想的两大支柱是中央集权与民本，而民本更是其精髓。柳宗元思想的主要成就，我以为并不是唯物论，恰恰就是民本。他以民本为武器与天命相对抗，要是没有民本也就没有他的唯物论。民本思想又是他全部思想的核心，在他的哲学观点、经济观点、法律观点、文学创作等方面，随时都可以发现民本产生的深刻影响和重要作用。”[8]此说颇为允当。
人的任何方面的能力都是在实践活动中形成和提高的。综合实践活动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所规定的小学至高中的必修课程。然而，广大农村中学语文实践活动却极少开展，甚至空缺。
(一)主权民授
《贞符》是一篇重要的柳文，集中反映了柳宗元的政治思想和哲学观点。在文章中，柳宗元提出帝王“受命不于天，于其人”、“正德受命于生人之意”的君权民授说。章士钊对柳宗元的君权民授说十分重视，从多方面对其进行阐发。他融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将柳的君权民授说引向主权民授说(人民主权说)和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高度，从而使自己的民本思想在柳宗元民本思想的基础上脱胎换骨，赋予其新的内容，大大提升了民本思想的先进性、适应性、实践性，增强了它的时代感、使命感和责任感。
《贞符》不但表达了柳宗元的君权民授思想，也表达了柳宗元反对天命论和君权神授说的态度。《贞符》列举大量史实，批判了盘踞在史学领域中的种种神学迷信思想，指出符命说纯粹是“妖淫嚚昏好怪之徒”的胡说，是“淫巫瞽史”捏造的欺人之谈。章士钊非常赞赏《贞符》对天命论、君权神授说的批判：
自唐有天下，佞者争以封禅谄李世民，旨在唐自张其有天下之功绩，向天陈述而止，世民伪为谦让，辄移功绩归之于天，此无过二五一十之欺人诡辞而已。子厚则于《贞符》篇中大声疾呼，谓唐之有天下，与天无关，以祯祥之词令出之，则是受命不于天。夫受命不于天，将何于也？曰：于其人，人者人民之谓，子厚为世民讳，乃略民而仅言人。
由子厚之言，天工人其代之，于是世民所为归功与报功之别，将无任何意义可得，封禅问题，于焉芟夷藴崇，绝其本根，关一切谗贼佞臣、及无耻文人之口而夺之气。噫嘻！子厚一言，而究休祥之奥，息千古之讼，大哉炎炎，以极于邦治，惟《贞符》有焉。[23]
这一段肯定柳宗元的言论反映了章士钊本人对天命论和君权神授说的否定。在否定天命论和君权神授说的基础上，章士钊否定了西方的天赋人权说。(4) 章士钊早年就对天赋人权说不以为然。民国元年他在《国权与民权》一文中曾说：“天赋人权乃十八世纪不可通之旧说。”(见秋桐：《国权与民权》，《独立周报》第10期，1912年11月24日)。后来他对天赋人权说又有所肯定。1914年5月，他在《甲寅》杂志第一卷第一号上发表《读严几道〈民约平议〉》一文，针对严复(几道)《民约平议》中反驳天赋人权说的种种论调逐一进行批驳，捍卫天赋人权说。但在《柳文指要》中他对天赋人权说又持否定态度。
天赋人权说在回答是谁赋予了人们的权利时，“创立此说的学者们受到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影响，最终还是把‘自然’当作了神，以为是神赋予人们以‘自然权利’的”[24]。章士钊认为，天赋人权说笼罩着宗教迷雾，与柳宗元的唯物主义思想格格不入：
铃铎鸣山下，田畴雨露恩。 经声连静舍，法语闭柴门。 阴迹安无意，清思礼世尊。 春风来拂面，依旧是乾坤。
十七世纪中叶，法兰西初起革命时，有天赋人权之说，盛行一时。查拉丁民族，向奉天主教，一切以天为主，于焉以天赋诂权，极形自然。浸假他国倡革命者，即人不属于天主教，而亦一唱百和，势成绝倒。前清末造，吾国酝酿革命，辄以此说为目标，人无异词。殊不知千年前，柳子厚为《天说》，早言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知其赏罚者大谬，以柳说绳之法国天主教义，实凿枘不可入。
接着，章士钊否定了天赋人权说：
“二线”即教学线与实践线。教学线以项目数据库为案例数据库，将工程化教学思想[6]贯彻到数据库课堂教学中，采取“学习-模拟-设计”三段式教学法进行教学，即：学习阶段主要是学生学习知识并验证结果；模仿阶段是学生自己实现类似的任务；设计阶段是学生自己动手应用所学知识解决新的问题。实践线按“分析-设计-应用”三阶段完成数据库应用系统开发的实践教学目标，即：问题或需求分析、数据库设计、数据库应用系统开发三阶段。
在否定了天赋人权说后，章士钊郑重引用毛泽东于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同陈伯达等人的谈话：“天赋人权，是一种错误思想，甚麽天赋人权，还不是人赋人权？一言蔽之：我们的权，是老百姓赋予，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赋予。”[25]毛泽东这里“我们的权，是老百姓赋予”，阐述的是主权民授思想，是人民主权说。人民主权说认为，主权是国家的最高权力，人民是国家最高权力(主权)的来源，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授予的，国家的一切权力都属于人民。(6) 肖君拥认为，“民有、民治、民享”是对人民主权理论学说的极佳阐释。见肖君拥：《人民主权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第58页。 人民主权说虽然为西方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的武器，被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普遍确立于宪法中，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人民主权说，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也写入宪法。1954年、1975年、1978年、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规定了国家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主权说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普遍接受，章士钊引用毛泽东这段关于人民主权(主权民授)的谈话，作为批判天赋人权说的武器，表明章士钊虽然赞赏柳宗元的君权民授说，但他的思想并没有停留在柳宗元君权民授说的水平上，而是吸收并改造了柳宗元的君权民授说，将其发展为主权民授说(人民主权说)。(7) 人民主权说和君权民授说虽然都认为最高权力(主权)都由人民授予，但前者认为人民将最高权力授予国家，后者认为人民将最高权力授予君主个人，两者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后者的发展和升华。柳宗元，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士大夫，不可能具有人民主权的思想，提出人民主权说。
章士钊还将柳宗元的君权民授说上升到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8) 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的高度上来观照。章士钊说：柳宗元《贞符》中“受命于其人，休符于其仁”的观点，此“人”与“仁”，字为两个，而意思只有一个，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群众”。“受命于其人”，就是受命于群众，相当于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中的“从群众中来”；“休符于其仁”，就是休符之所集，相当于共产党群众路线中的“到群众中去”。“此人与仁之真实意义，非到社会主义国家，无能完满表显。盖惟群众为力量之总体，故对群众崇拜，惟群众为智慧之真源，故向群众学习。”[26]章士钊还说：柳宗元“唐之受命，不于天，于其民”的论断，与章学诚(实斋)《原道》“学于圣人，斯为贤人，学于贤人，斯为君子，学于众人，斯为圣人”[27]一语，根本精神是一致的：
我立刻转回屋里。淘米，舂粉，挎着菜篮，奔到了西头槐树林。这里又是一片雪白世界，空中流淌着甜蜜的清香。阳光从树缝挤进来，把绿叶白花映得亮晶晶的。远处一群细伢儿在嬉戏打闹，槐生也在里边。看到我，他就跑了过来。
凡不学于众人，即不得为圣人。何以言之？夫民者授命于朝，不论其朝为唐为某，而要视民为国家威令之所从出，凡国家威令之所从出，即不得不尊为人民智慧之所从生。智慧何在？斯学习何在？圣人虽圣，智慧要下于人民一等，如之何不学？古之言曰：王者往也，斯如今之言曰：从群众中来；古之言曰：君者群也，斯如今之言曰：还到群众中去，夫还到群众中去者何？曰：学。[28]
天是什么？天意是什么？章士钊说：“孔门之诂天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由是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欲为我民选拔一裁成辅相之人，必须与无言而行四时、生百物之天意配合得上，方为适当人物”。[29]章士钊揭示：天就是“行四时，生百物”、遵照自然规律活动的客观存在。天意——“天视”、“天听”，来自民意——“民视”、“民听”。章士钊更详细阐释了天意跟民意的关系：
章士钊这里的“帝”，即指“天”。章士钊指出，上天对民众不加干涉，“不动之以威”，“不止之以力”，完全“以民之中正意识为本”，以民意为转移，“从民所欲”，得民意者才能得天意。如何得民意呢？行仁政。章士钊引明代学者刘定之的《宋论》说：“宋统之幸不绝，而天留康王以续之，何也？曰：汴宋二百年矣，仁如庆历、元祐之日多，不仁如熙丰、崇宁之日少。其不仁也，民怨之，而其仁也，民怜之，其怨之也足以亡，而其怜之也足以不绝。民之心即天之意也，善得天者，得于民而已矣，善得民者，以其仁而已矣。”[31]章士钊在这里告诉人们，统治者只有行仁政，才能得民意，只有得民意，才能得天意，天、民、仁，“三者交相斡运，以成盛治。”[32]要说贞符，这就是贞符。“休符不于祥，于其仁”就是这个意思。
(二)民意即天意
可见，章士钊认为柳宗元的君权民授说，在本质上与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是一致的。
3.12 易腐食品。蛋白质或碳水化合物含量较高（通常酸碱度（pH）大于4.6且水分活度（Aw）大于0.85），常温下容易腐败变质的食品。
“帝视民情”四句：帝者上帝也，上帝察民情，无所谓幽明，纵或其情深藏于腹，均如色声之发表在外，无不显白，此言帝意一以民情为转移也。“亦无动威”四句：谓上帝之于民，不动之以威，亦不止之以力，威、力举无所用，一以民之中正意识为本，从民所欲。民极，本《周礼》：“以为民极”，极，中也，正也。“帝怀民眎”三句：《书》：“天视自我民视”，帝既将民情察看明白，于是为立君，为立辅，以成就之。夫君惟德最高者能任，故不言君而言明德，且辅惟庶明励翼〔语本《书经》。〕者能任，故不曰辅或臣而曰“明翼”，此所谓天生民而立之君、立之师也。[30]
这样的阐释不仅提升了柳宗元思想的现代价值，也揭示了章士钊对柳宗元民本思想的独特理解和对共产党群众路线的完全认同。诚然，柳宗元的民本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观点有某些相似，但柳宗元作为一个中国封建社会时代的士大夫，尽管具有卓越的思想和超前的认识，要说他的思想水平已经达到了二十世纪一个先进政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高度，显然是夸张的。那为什么章士钊要用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去解柳呢？章士钊这样做，除了力图证明柳宗元思想的先进性外，也表明他本人对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的认同、赞赏和服膺。
(三)民意所归的政权即为正统
正统就是政权合法的依据。在中国人心目中，一个政权只有是正统的，才是合法的，才有存在的理由；否则，属于异端政权，是非法的伪政权，没有存在的理由。可见，正统是一个政权存在的根据和基础。正因为正统有这么重要的意义，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任何政权都要寻找各种理由论证自己的正统性，论证敌对政权的异端性。那么，判断正统的标准是什么呢？历史上，各个政权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无不自立标准，曲为己辩，致使正统标准陷入“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的纷乱状态中。虽然在争论正统标准时，各政权存在着抑扬由己、褒贬任情的情况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标准，但在这纷纭繁杂的“特殊性”背后，仍然可以看到一个大家大致可以接受和采用的“普遍性”标准：符合五德终始循环序列，即天命所归的政权，就是正统；能够建立以中原为中心的统一国家的政权，就是正统；能够实行敬德保民的礼仁文化的政权就是正统。汪文学在《再论中国古代政治正统论》一文中对中国古代的正统论有详细的分析：“正统论是在秦汉时期流行的大一统理论和天命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大一统和天命论是正统论的理论基础，也是论证权力合法性的主要理论依据。这是从理论层面讲的，就具体操作层面而言，判断一个政权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具体依据是礼仁文化正统、中原地理正统和五德终始循环。即，一个政权，既要认同礼仁文化，维护礼仁文化的主体核心地位，又要入主中原，认同中原地理的正统地位，建立以中原为中心的统一国家。惟其如此，才具备合法性。这两方面是正统论的核心内容，是与正统论的理论基础——大一统理论中的统一思想和统一地域内容相对应的，即只有在统一思想和统一地域的基础上才能建立统一政治，实现大一统，只有将思想统一在传统礼仁文化之内、将地域统一在以中原为中心向四周扩散的领土上的统一政权，才具有合法性。但是，一个政权若仅仅具备上述两个条件,其合法性是不充分的，还必须加入五德终始循环以获取天命，因为加入五德终始循环是标志着得到天命的主要依据。所以，五德终始说也是正统论的一个基本内容，它与正统论的理论基础——天命论相应，是论证政权合法性的具体依据之一。因此，从理论层面上讲，大一统和天命论是正统论的理论基础。从具体操作层面上讲，礼仁文化正统、中原地理正统和五德终始说是正统论的基本内容，是论证政权合法性的具体依据。”[33]
无如人之蹈常袭故，习与性成，吾之革命，如潮东下，天赋说亦乘流而往，无人董理。洎至最近，革命形势迅激变化，人民始警觉到多少旧观念之不合理，而特与检验，包括自汉以来受命自天之封禅典引，因并涉及三百年前法兰西民主陈言在内，概行洗伐。(5) 《柳文指要》下部卷一《柳文反封禅与王可庄》。这里所说的“三百年前法兰西民主陈言”，即指天赋人权说。
《柳文指要》提出，判断一个政权是否正统，不是有无所谓的休符所显示的天命，亦非曾否在中原建立统一国家，而要看民意走向，民意所归的政权就是正统政权，民意所非的政权就是异端政权。章士钊这一正统观是在讨论三国时期魏蜀吴孰是正统的问题时提出来的。魏蜀吴三国究竟孰是正统，历史上，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陈寿的《三国志》、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及欧阳修都尊曹魏为正统，习凿齿(9) 习凿齿(？-383)，字彦威，襄阳人。世代为荆楚豪族。曾被荆州刺史桓温辟为从事。著有《汉晋春秋》，于三国主以蜀为正统，魏为篡逆。 的《汉晋春秋》、朱熹的《通鉴纲目》、张栻(10) 张栻，南宋理学家，与朱熹、吕祖谦被称为“东南三贤”。 的《经世纪年》却奉蜀汉为正统，明代小说《三国演义》更是持蜀汉为正统的观点。由于《三国演义》等的推助，蜀汉正统论在社会上逐渐流行。
从民本主义出发，章士钊在《柳文指要》中奉曹魏为正统，坚决反对以蜀汉为正统。章士钊这一正统观，主要体现在他对柳宗元《舜禹之事》一文解析的字里行间。
章士钊指出，《舜禹之事》中“汉之失德久矣，其不系而忘也甚矣。……丕之父攘祸以立强，积三十余年，天下之主，曹氏而已，无汉之思也。丕嗣而禅天下，得之以为晚，何以异乎舜、禹之事耶？然则汉非能自忘也，其事自忘也，曹氏非能自系也，其事自系也。”等语明确地反映了柳宗元的民本思想。章士钊说：
子厚行文，取曹丕与舜、禹并列，谓曹魏之有系于当时之人，与舜、禹得天下之形势相等，至汉氏者，天下之浸忘之也久矣。魏审时度势也切，操在时，而以为己系天下也不熟，故必待“积三十余年，天下之主，曹氏而已”，丕始在南郊得汉禅，而躬行舜、禹之事。此是子厚之人民本位思想，充类至尽而发是论，宋代俗儒岂能知之？
七、主张民意所归的政权即为正统政权。章士钊说：“子厚之尤异者，在主张民为至上，凡事之病于民，或与民无涉者，皆当毁弃。如季汉之自绝于民也久，宁以正统与曹而不与汉”[22]，明确指出，柳宗元主张民意所归的曹魏即为正统。
企业知识型员工无论是成就需要、控制源还是自我效能感的人格预测变量，对人际关系的预测均高于对任务绩效和工作奉献的预测，分析原因可能是由于我国传统文化一贯重视人际关系，与人为善。工作环境要融洽，不要严格；人际关系要简单，不要复杂，这样的企业文化将有利于员工把精力投入到工作中，提高工作绩效，创造更多劳动成果。而知识型员工要求获得尊重的需求非常强烈，建议企业的管理者积极创造“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尊重员工、平等沟通，注重人情味，做到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和文化留人。给予员工家庭归属感，帮助员工职业成长，创造和谐、健康、团结的企业文化环境。
章士钊非常赞赏柳宗元、吕温民本主义的正统观，并对柳宗元、吕温文中的观点加以发挥，树立起曹魏为正统、蜀汉为异端的观点。
思想政治教育确实要为统治阶级服务，但是在实现政治目标的同时，还必须注重对中学生人文目标的发展，不能一味的将思政教育当成是政治宣讲的工具。尤其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间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交流不断深入，学生能在互联网中接受更多的多元化信息，会对学生的价值观造成一定的冲击。因此，我们的中学思政教育课堂要适当的改变传统的课堂模式，改变以意识形态性教育为思想指导主线，引导受教育者自觉形成社会主流意识。同时，也要在兼顾政治目标的同时不能忽视人文目标，将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融化在人文目标之中，使人文关怀包含着正确的政治关怀。
章士钊以民本主义为武器，批判了习凿齿尊蜀毁魏、以蜀为正统的观点，认为习凿齿“以魏有代王之德，则其道不足，有靖乱之功，则孙、刘鼎立。道不足则不可谓制当年，当年不制于魏，则魏未曾为天下之主；王道不足于曹，则曹未始为一日之王”以及“定空虚之魏以屈于己，孰若仗义而以贬魏哉？”等论调，“曾无一字涉及人民”，“人民于焉归往，概置不论”，丝毫不考虑人民，完全是“拘儒迂阔之论”。刘备三分天下、建立蜀汉政权，这在中国旧文人眼里，是一大了不起的功业。但章士钊认为，从民本主义的角度来看，刘备“全以一己利害反魏，毫不从人民著想”[34]，在历史上毫无价值。章士钊引用王安石“千载纷争共一毛，可怜身事两徒劳，无人语向刘玄德，问舍求田意最高”(13) 王安石：《读蜀志》，《王文公文集》卷第七十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该处“无人语向刘玄德”，《王文公文集》作“无人语与刘玄德”。 一诗评论说，刘备与魏争鼎，“无禆于国，无助于民，诚不如其已，而以归农为得计也”。对“功盖三分国”(杜甫：《八阵图》诗)、辅佐刘备成就帝业的蜀汉丞相诸葛亮，章士钊也多有指责，认为诸葛亮“不解心乎生民，而蜀、魏其心，因而功业不越鼎足一步”，“谕民不以本，临民不以忠，当至公之运，而强人以私，妄称汉宗，勤而靡获”，远不如历史上的伊尹。章士钊还引用唐代薛能(14) 薛能：《游嘉州后溪》，《全唐诗》卷五百六十一。该诗《全唐诗》原作：“山屐经过满径踪，隔溪遥见夕阳舂，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薛能(？-880)，字大拙，汾州人。会昌六年(846)进士。官至工部尚书。后被忠武军袭杀。 “山屐经过满径松，隔溪遥见夕阳舂，当年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一诗奚落诸葛亮一事无成，并深为诸葛亮惋惜，告诫他说：“曹氏真能爱民，孔明应即从人民之后，而归心于曹，安有蜀决不能事魏之理？”章士钊对刘备、诸葛亮等蜀汉政权开创者的贬斥，实际上是对蜀汉正统论的否定。
着力推进水利职业教育改革 为水利跨越式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胡四一(22.3)
在批判蜀汉正统论的同时，章士钊树立起曹魏为正统的观点，有力地回击了历史上流行的曹丕篡汉的论调。章士钊说，曹操“攘祸以立强，积三十余年以系于民，而使民不忘以至于思”[35]，“久为汉相，因以造成移转神器之资，则历史之进程自动为之”[36]，“民于曹氏，既思之而不能忘”[37]。认为曹操雄才大略，顺应历史潮流，致力于国家统一，代表人民利益，获得人民的支持，人心归曹已不可阻挡。相反，“桓、灵流毒，在人骨髓，……使人思汉，亦不可得”。汉既然已久失民心，曹氏早已为民心所系，那么曹丕接受汉献帝的禅让就是合情合法的，曹魏政权就是正统政权，曹丕篡汉的说法就不能成立。
在“指要”柳文《舜禹之事》的过程中，章士钊反复强调了一个观点，即对待历史上五花八门的正统论，只能用一个标准来判断其是非，那就是民本主义。“举凡拘儒腐生正统、偏统之论，征诛揖让之争，职近而摽诸大门之外，远乃放诸无何有之乡，一切以民为本，而折衷于抚后虐仇一语，浑无例外。”[38]只有符合民本主义的正统论才是正确的，可取的。民意所归的政权即为正统政权，民意就是正统。
章士钊“民意就是正统”的观点接近历史上的礼仁文化正统论。“民意就是正统”的观点认为，一个政权只有行仁政，才能得民意，只有得民意，才能得天意，才能算正统。这一观点排除了“天命所归就是正统”的五德终始说，以及中原地理正统和汉民族正统等正统论，而以民意归向作为正统的唯一标准。这一观点，既是对柳宗元民本思想的继承，也是对它的发展。
(四)社会主义是以民为本的
以民为本，最终就是要使民众过上安康幸福的生活。在章士钊看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保障民众过上安康幸福的生活，社会主义真正是以民为本的，社会主义思想跟民本思想是相通的。章士钊认为，柳宗元的民本思想就含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成分(15) 王永泰说：章士钊“认为柳宗元具备毛泽东认可的‘社会主义’思想”。见王学泰：《怪书〈柳文指要〉的书里书外》，《粤海风》，1999年第4期。 。他说：“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鲁论》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孟子又引《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又《礼记》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又曰：‘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子厚综此数义，制成《眎民诗》一章，其道大通，直贯今之社会主义建设而无违牾。”[39]章士钊还说，柳宗元在《晋问》里描绘的“民自利”理想社会，与《眎民诗》里描绘的“士实荡荡，农实董董，工实蒙蒙，贾实融融”四民和谐现象，是柳宗元规划太平盛世的宏伟蓝图，与《礼记·礼运》篇描绘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的社会，“精神一致”[40]，“与马克思共产主义不相违牾”[41]。
《柳文指要》认为柳宗元的民本思想含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成分，将柳宗元塑造成一位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思想家，有人觉得章士钊如此解柳牵强附会，不可思议(16) 例如，赵鲲说：“所谓柳宗元的思想与新社会之间的契合，都是章士钊本人对新社会的歌颂的附会。”见赵鲲：《“极端书写”中的政治与学术——重读章士钊〈柳文指要〉》，《现代中文学刊》2014年第6期。 。但是，如果懂得克罗齐的名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就不会有此想法了。历史从来就不是纯粹客观的知识，人们对它的理解往往因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阶级立场和不同的历史观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对历史作怎样的理解，折射出来的是理解者自己的眼光和思想。章士钊对柳宗元的理解也是这样。章士钊拿柳宗元来思考现实政治，又用现实政治去解读柳宗元。把柳宗元理解为一个社会主义思想家，实际上是章士钊在解柳中寄托自己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与认同。柳宗元成了章自己的代言人。可见，章士钊在借《柳文指要》宣传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
医院中生殖医学中心要设置独立的诊室，诊室独立设置要点如下：①满足患者的二次检查需求，诊室应该与医技部门的检验科、B超室保持良好的联系。②根据妇产科设置情况，合理设置取卵术后病房。③如果医院的建设规模比较大，诊室要与其他科室保持紧密联系，并根据其他科室的位置，科学设置独立诊室[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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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ople -oriented :The Core Thought of liu wen zhiyao
GUO Hua-q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Guangzhou Univisity ,Guangzhou 510006,China )
Abstract :liu wen zhiyao is an academic masterpiece written by Zhang Shizhao in his later years to understand Liu (Zongyuan). After his publication, there has been a great response. The book is the epitome of Zhang Shizhao's thoughts in his later years. In the process of solving Liu, Zhang Shizhao expressed his own political thought, philosophical thought and literary thought.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people-oriented thought is the core thought of liu wen zhiyao 's instructions and a red line running through the whole Liu Wen instructions.
Key words :liu wen zhiyao ；People-oriented；thought
收稿日期： 2019- 01- 12
作者简介： 郭华清(1966-)，男，汉族，湖南常宁人，历史学博士，广州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中图分类号： G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102-( 2019) 04-0022-08
(责任编辑：邓 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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