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反腐倡廉的成功经验与深刻启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区论文,反腐倡廉论文,启迪论文,成功经验论文,深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02)04-0014-05
我们党早在创建中央苏区之初，就十分重视并严格要求苏区党政干部养成清廉从政的工作作风，且实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反腐倡廉的措施。可以毫无愧色地说，中央苏区各级党政机关，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清廉的；各级党政军群的工作人员，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廉洁的官员。
我们今天总结当年中央苏区的反腐倡廉运动的成功经验，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借鉴。
一、中央苏区反腐倡廉的成功经验
中央苏区时期，我们党制定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措施，这些措施所起的成效是显著的，它使我们党战胜了国民党反动派频繁的军事“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它为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发挥了积极的重要作用。
1.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确保反腐倡廉工作有法可依
在中央苏区，绝大多数苏维埃工作人员，都能带头坚持廉洁奉公，反奢崇俭。他们与广大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真正做到了“有盐同咸，无盐同淡”，艰苦奋斗，不搞特权，涌现出许多感人肺腑的模范事迹。与此同时，苏维埃政府为了廉政建设，制订了许多严格的法纪约束党和政府工作人员，党政干部不管是谁，不论职务高低，一旦发生蜕变，触犯法律，就要受到严厉制裁。中央苏区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反腐倡廉制度：(1)在政府工作人员方面，1930年颁发了《政府工作人员惩办条例》，《条例》规定，政府工作人员如有怠工放弃职责，侵越职权，行动乖张为群众厌恶，及违反决议案行为之一者，就要撤职查办；侵吞公款，受贿，擅发捏造号令，把持政权借公报私，危害他人者，要撤职查办，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2)在群众举报工作方面，1933年12月，中央工农检察部发布《怎样检举贪污浪费》的指示，第一，要求人们提高对贪污浪费的警惕；第二，指出了贪污和浪费的不可分割性；第三，反对贪污浪费，必须发动群众，若不发动群众就不能彻底根查贪污浪费案件，就不能禁绝以后再产生贪污浪费事件；第四，要注意机关里的贪污浪费现象；第五，要根据中央政府新颁布的惩治贪污浪费的法令从严治罪；第六，要组织审查委员会审查贪污浪费事件。(3)在惩治贪污腐败行为方面，1932年12月1日，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发布《关于检查苏维埃政权机关和地方武装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及贪污腐化动摇消极分子问题》的第二号训令；同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随着这些文件和指令的公布实施，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贪污浪费的斗争在苏区广泛开展[1](P148-149)。
2.开展反贪污浪费斗争，确保反腐倡廉运动顺利进行
从1932年2月至1934年下半年，苏维埃中央政府曾专门发动了一场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反贪污反浪费的斗争，先后在财政部、劳动部、土地部、中央总务厅、粮食调剂局、中央合作总社等单位查出贪污腐败分子六七十人。对其中情节较重者处以重刑，极个别的还判处了死刑。一次，谢觉哉同志奉毛泽东之命到瑞金县苏区检查工作。发现瑞金县财政部会计科长利用职权，贪污公款2000余元；县苏维埃搬房子虚报伙食费1000余餐。于都县在一年中就发生贪污案件23起之多，一些干部采取吞没公款、涂改账目、销毁单据、造假凭证等各式各样的手段进行贪污，有的还用赃款大做投机生意，倒卖苏区内最急需的物资食盐和粮食，从中牟取暴利。这些问题的出现，在当时中央苏区的党政领导人中引起了极大的震惊，它败坏了党的优良传统和声誉，破坏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损耗了根据地大量的资财，给革命带来严重的危害。于是，苏区领导决定坚决果断地刹住这股贪污腐败的歪风邪气，狠狠地打击不法分子的犯罪活动。会昌内务部长因贪污60余元被撤职查办[2]。在苏维埃的法律之下，中央苏维埃政府总务厅工作人员左祥云因贪污公款246.7元等罪行，被处以枪决[3]。国家银行出纳科职员袁雨山、刘道彬，贪污腐化，工农检察部组织召开同志审判会，对两名贪污腐化分子进行审判，这是苏维埃第一次破天荒的群众法庭，苏区利用这一法庭形式来清查、揭发苏维埃机关中一切贪污腐化分子，只有肃清一切贪污腐化分子，才能强健苏维埃组织，争取革命和建设的更大胜利[4]。由于苏维埃政权是我们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建立起来的工农民主政权，它一扫封建官场贪污之恶习，政府工作人员清正廉洁，勤政为民。
3.设立监督机构，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反腐倡廉工作深入展开
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中华苏维埃就建立了一套严密的检察制度，从中央到省、县、区政府机关都设有工农检察部、控告局或检查委员会，采取以下有效措施：第一，经常组织巡回检查，设置控告箱。苏维埃检察部门经常组织有关人员到苏区各地巡回检查，查明情况；为了便于群众举报，苏维埃政府在工农群众比较集中的地方设有控告箱。并在控告箱上标示：“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经济机关，有违反苏维埃政纲、政策及目前任务，离开工农利益发生贪污、浪费、官僚腐化和消极怠工的现象，苏维埃的公民无论是谁都有权向控告局控告！”在苏区反贪污浪费运动开始时，这些控告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中央工农检察部每天都要派人到各个控告箱去收取控告信，在群众的及时检举揭发下，仅瑞金县苏区一个月就追缴贪污款6000多元大光洋[1](P149-150)。第二，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城市苏维埃设有工农检察科，这些机构是各级苏维埃政权机构的一部分，其任务主要是监督国家机关、企业等单位的工作人员执行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和法令的情况，对损害人民利益的贪官污吏有权向各级政府建议对其撤换或进行处罚，对违法犯罪案有权送交司法部门处理[2]。第三，做好监控工作，组成群众性的监督网。为了进一步做好监控工作，苏维埃工农检察机关委托一些政治上可靠的工农群众为不脱产的通信员，代替控告局接受群众的控告，从而形成了一种群众性的监督网。第四，组织突击队，进行微服私访。为了加大反贪污的力度，苏维埃各级工农检察机关还组织了突击队，以公开的、突击的方式，检查政府机关或国家企业，有时他们还以普通群众的身份进行微服私访，以“揭破机关或企业等的贪污浪费及一切官僚腐化的现象”[5](P166)。
这一系列严格的规章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以及监督机构的设置和运行，为中央苏区反贪污腐败斗争的顺利进行、为中央苏区的廉政建设，对于敦促苏区干部的廉洁奉公、自节自律，对于“苏区干部好作风”的最终形成，为巩固中央苏区红色政权，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产生了巨大的效力。
二、中央苏区反腐倡廉的深刻启迪
中央苏区时期所采取倡廉肃贪的做法，虽然是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的，但它的基本精神和原则是永存的，它的影响，决不会因为时间的消失而结束。尤其是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中，我们借鉴中央苏区时期开展的廉政建设运动的成功经验，这对于我们党贯彻落实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对于我们党永葆青春和活力，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1.树廉政风范，做人民公仆
当年中央苏区党领导开展的廉政建设运动，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作风，成为全国革命根据地的模范区[7]。在中央苏区，火热的斗争培养和造就了人民共和国的一代英杰。他们尽管职务不同，岗位有别，然而他们心系人民，依靠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创造出了许许多多光照千秋的辉煌业绩。他们与群众一道吃“包包饭”，着草鞋，穿粗布衣，和群众一起开荒种地，熬制硝盐，打井抗旱，修桥铺路，处处为群众着想。毛泽东住的是普通民房，吃的是红米饭、南瓜汤，有时高烧到40℃还坚持工作。在江西瑞金沙洲坝村旁有一口井，井台上竖着一块纪念碑，上面刻着两行大字，“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这是苏区人民对主席崇敬之情的最好表达；朱德总司令与战士一样拿津贴，与士兵一起挑粮上井冈，留下了一段神奇的传说——“朱德的扁担”；何叔衡为中央政府“捡破烂”，董必武成了有名的“野菜大王”。这一件件为苏区群众耳闻目睹的事实，使广大苏区群众真正看到了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希望，跟共产党干革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毛泽东同志当年在这里写下了《关心群众生活，注重工作方法》、《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和《农村调查》等著名的篇章，凝聚着革命领袖的智慧和崇高品质，汇集着苏区人民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标志着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在理论与实践上的进一步形成和发展。
邓小平同志在讲到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时，曾经指出：“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成为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化身。他们的感人事迹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发生了巨大的深远的影响，不仅影响我们这一代，而且影响到子孙后代。”可见，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这方面的杰出楷模，他们位尊不忘俭朴，权重而不奢侈，艰苦奋斗，兢兢业业，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他们是廉政的风范，人民的公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风范，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崇敬和爱戴。
2.发扬苏区干部好作风，努力加强新时期党的廉政建设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这首形成于战争年代，至今仍广为传颂在江西这块红土地上的兴国山歌、朴素、简练地概括了当时中央苏区干部的优良工作作风，为我们党发动和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为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苏区干部的廉政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关键在于他们密切联系群众，甘当人民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虽然没有变，可是执政党的地位却使得党员干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面临着新的考验：一方面，权力地位为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为人民服务制造了更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权力地位也容易使我们党的一些干部产生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甚至出现贪污腐化等消极的腐败现象。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西方的腐朽思想乘机而入，国内敌对分子的破坏，加上金钱和美色的引诱，就使得一些党的干部贪污腐化，脱离群众，损害党和国家以及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我们要发扬苏区干部的好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接受群众的监督，做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一方面，我们要正确使用手中的权力，用权力来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我们要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由于我们党的干部服务的对象是人民群众，我们党的干部活动轨迹群众心里最清楚。我们只有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才能够像中央苏区时期的干群关系一样，才能有效地克服以权谋私、滥用职权的腐败现象。
3.时刻牢记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廉政建设，要像中央苏区干部那样，真正认识到党是为人民服务和为人民谋利益而存在而奋斗的，我们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它来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增强“公仆意识”，使反腐倡廉的自觉性大大提高。我们只有像当年中央苏区干部那样，建立廉洁自律同制度、纪律、法制相结合的机制，并坚决维护各项廉政制度的严肃性，才能使党内腐败分子受到应有的惩处，使清廉从政真正形成风气。
在苏区，对于触犯苏维埃刑律的贪污腐化等重大案件，不论职务高低，一律绳之以法。如第二次全苏大会基建工程处长左祥云，负责基建时贪污百余元，被判死刑。石城县革命委员会主席举家搬迁入城，放了很多鞭炮，收了群众很多礼，也受到严肃查处。中央政府总务厅做了一张5尺宽的方桌，铺张浪费，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苏区干部崇尚廉洁，反对腐败，形成了一种良好的风气。他们掌握着党和政府各方面的权力，但是，他们不是高踞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滥用职权谋取私利，而是与群众艰苦与共，患难相依，“有盐同咸，无盐同淡”，没有一点特殊，真正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当年苏区领导毛泽东同志为我们做出了表率，正如湘潭教育学院全体共产党员在韶山毛泽东故居纪念馆的留言簿中写到的那样：“谁的权力最大？毛泽东同志。可是他一生最大限度地行使了自己的权力——奉献，奉献了六位亲人，奉献了自己的毕生。他不向人民索取，又要求亲戚不要向人民伸手。他对索取的回答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只有像当年中央苏区的领导干部那样，从我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率先垂范，才能更好地做到一级带一级，一级抓一级，使我们党的廉政建设进一步形成良好的风气。当然，今天我们党的廉政建设的内涵与当年苏区时期相比是更为丰富和更为深刻，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抓廉政建设，实行惩治腐败与保护改革开放并重的方针，以便更好地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强有力的保证和支持。
4.发扬苏区革命传统，营造党的优良作风
学习苏区革命精神，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继承和发扬苏区革命传统，进一步营造优良的党风。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党的作风问题，也是党的形象问题，作风不正，形象好不了，必然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切不可小看作风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党的作风，关系到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命。要全面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建设。”江泽民同志的这些论断，高屋建瓴，寓意深远，为我们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进一步增强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指明了方向。我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是由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决定的。我们要通过端正党风，坚决地卓有成效地进行反腐败的斗争来密切党群关系。党内存在的某些腐败现象，一直是疏远和破坏党群关系的一个根本原因，其根源就在于腐败行为严重地违背和损害了群众的根本利益。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彻底解决，党群关系就不可能有根本的和全面的改善，我们的党也就不可能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的利益。在今天，我们党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使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始终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和愿望，才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才能获得人民群众对党的执政地位的广泛而充分的政治认同；我们党也只有始终成为广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才能拥有最广泛、最稳定的社会力量[8]。
5.坚持标本兼治，教育、监督与法制并举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警钟长鸣。既要树立持久作战的思想，又要一个一个地打好阶段性战役。”[9]这实际上是邓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也是我们党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影响将长期存在，加上全球经济一体化、国际上各种思潮的影响，因此，反腐败斗争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历史任务，这就要求我们要有长远的观点和长期作战的准备。
为此，我们要像中央苏区时期那样，反腐败要做到标本兼治，教育、监督与法制并举。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首先，要做到警钟长鸣，加大教育力度。多打预防针，多通过广播、电视进行宣传教育，各级党的组织要加大宣传教育的力度，健全各种规章制度，做到防患于未然。从当前的一些大案要案来看，一些党员领导干部违法乱纪、以权谋私，都是因为不能与几千年的封建意识彻底决裂，“官本位”等意识浓厚，经不起执政掌权和改革开放的考验，理想信念动摇，革命意志衰退，精神消沉，最终背弃党的宗旨和原则，走上了违法乱纪的道路。为此，我们要经常开展警示教育，深刻揭露和剖析反面典型，使我们党的干部从中吸取教训，惩前毖后，以儆效尤。警示教育要结合“三讲”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进行。江泽民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所有党员干部必须真正代表人民掌好权、用好权。”这一要求，深刻体现了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体现了我们党的各级干部手中权力的性质，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群众的意愿，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体现。其次，扩大民主，加大监督力度。“权力腐败”是我国当今社会腐败现象的首要祸源，遏制腐败就要从制约权力入手。制约权力必须建立和健全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相互制约的监督体系，建立和完善纵向监督的领导体制，广开监督渠道，强化群众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通过纪律监察部门的工作和广播、电视、报纸的舆论监督，切实搞好政务公开、财务公开工作，大力推进以民主集中制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各项监督机制。再次，严肃法纪，加大惩处力度。[10]我们还要借助法制的威力，认真查处大案要案，极力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把反腐败斗争纳入法治的轨道。通过教育、监督和法制并举，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
根据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我们还必须从制度上全面有效地整治贪污腐败，从而使得反腐败斗争产生“四个不”效果。第一，就是政府给予执政掌权较高的、可公开的、正当的收入，从经济的角度看，“高薪养廉”的成本反而少于“低薪助贪”的代价，使得掌权者“不必贪”。第二，国家制定各项严谨而健全的规章制度，尽可能少留下含糊和自相矛盾之处，让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难有可趁之机，使得他们“不能贪”。第三，政府在执政掌权者头上，要时刻悬挂两把利刃，一是公开的舆论监督，一是严厉的法纪惩处，一旦有贪污腐败行为，依法严惩，使他身败名裂，前程尽毁，从而使得他们“不敢贪”。第四，国家要进一步加强对执政掌权者进行伦理操守教育，使得他们内心深处，有“知耻”的道德意识，因而对贪污腐败能时存厌恶之心，使得掌权者“不愿贪”[11]。
6.加大反腐败的领导力量，建立和健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把反腐败斗争同纯洁党的组织结合起来，在党内决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9]这表明了我们党进一步加大反腐败斗争的决心，为此，“各级党委务必做以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工作锲而不舍”[9]。做到“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坚决遏制腐败现象”[9]。这就要求各级党委必须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和紧迫性，切实贯彻和执行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进一步加大反腐败的领导力量。要建立和健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行领导干部的追究制。对领导干部的培养、提拔要与部门的廉政建设挂钩。要抓好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就像当年中央苏区干部那样，真抓实干，动真格来硬的。
中央苏区是在长期的反“围剿”的革命战争中发展和成长起来的，而革命的战争是人民的战争，没有广大苏区人民的支持和参与，中央苏区就不可能存在和发展，更谈不上坚持七年之久。在整个中央苏区时期，由于我们党抓住了广大农民迫切要求解决的根本问题，即土地问题，所以，我们党能够最广泛地发动苏区广大贫苦农民积极参加土地革命战争。同时，也由于我们党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广大农民积极拥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他们为支持革命战争，保卫红色革命根据地，积极缴纳各种税收，积极购买公债；厉行节约，为红军筹款、借粮、献粮；踊跃报名参军参战，组织人力物力支援前线；他们倾其所能，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2]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经成为历史，历史留给后人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革命精神。这一精神的丰富内涵，集中表现在坚韧不拔的共产主义信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精神。廉洁奉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以身作则、奋发进取的工作态度，核心就是我们党始终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收稿日期：2002-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