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之外：曾琦与梁启超的关系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系论文,国共两党论文,曾琦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史学发展到“后现代”时期，研究者逐渐注意那些在历史上不很“彰显”的人物和重要人物不很“重要”的方面。国家主义派的领袖曾琦向来研究的人较少，即使有研究者涉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也较重，属于前者；研究系的领军人物梁启超虽不乏研究者，但既有研究多集中其戊戌至五四时期的活动，“五四”后则多强调其学术而少注意其政治方面，即使注意其政治方面，也是偏重在“五四”后期，而对其在北伐前后的活动语焉不详①，属于后者。至于在民国政治生态中国共两党之外第三势力的源头活水梁启超和曾琦之间的关系，就少有研究者注意了②。然而，通过爬梳相关史料，笔者发现两者在“五四”至北伐时期的关系不仅涉及近代中国国家主义思想的传承，而且涉及相互间人事关系的分合，值得深入探讨。由于篇幅有限，两者间有关国家主义思想的传承关系只能另文探讨，本文着重考察后者。大致而论，崛起于五四时期的国家主义派领袖曾琦与梁启超系在“五四”至北伐前后经历了曾琦接近梁启超系，曾琦对梁启超失望之余而将目光转向青年一代，曾琦在留欧及归国后不再认同梁启超以及在国共两党压力下又不得不与梁启超再议携手的分合历程。本文主旨要在通过对两者在“五四”至北伐时期人事关系的分合历程及其前因后果的考察，一方面厘清两者关系的来龙去脉，另一方面揭示1920年代中国政治生态的复杂面相，进而揭示民国时期第三势力的起源困境及其式微因缘。
一、接近“梁系”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梁启超的影响最为突出。并且，其影响大多通过报刊、图书等现代传媒传播③。崛起于五四时期的国家主义派领袖曾琦和那一时代其他人物一样，主要受梁启超主编之《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的影响。李璜曾经谈到：“任公先生可以说是新知的启蒙运动者，其在时务报与新民丛报所发表的言论，可以说我们这一代人大都受其启发，而对于为学立志乃有了新的境界。”④可为旁证。具体到曾琦，1905年他在广西宁明高等小学堂读书时，就读过在广西陆军测绘学堂读书的长兄昭玙携回的梁启超所著《中国魂》一书，并由此产生国家思想⑤。据蒋维乔日记，《中国魂》“实则《清议报》《新民丛报》中之论说杂凑而成”⑥，可见曾琦所读的是《清议报》《新民丛报》的选本。不过，1907年料理完父亲的丧事以后，曾琦由宁明州赴桂林，在桂林中学堂读书半年，其间得阅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全份⑦。众所周知，《新民丛报》乃型塑当时青年国家思想的重要文本，故曾琦所说其国家思想源于梁启超所著的《中国魂》应为实录。
同时，梁启超所主编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也是宣传革命的温床。因此，曾琦受到影响，此时也产生革命思想。不过，曾琦此时的革命思想也受到章太炎主编《民报》的很大影响⑧。尤其在辛亥革命前后，革命活动频繁爆发，曾琦受其影响，1909年转学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以后，不仅革命思想更甚，而且与四川地区的同盟会联系紧密，积极参与四川当地的革命活动⑨。从此，曾琦的人生选择徘徊在“读书”与“革命”之间。
曾琦参与革命活动，其目的或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然事与愿违。民国肇建，他不仅“对当时党人之骄纵，自居贵族，极不谓然”，并峻拒出仕，且“日为文批评当局之所为”，益遭当局疑忌⑩。政治既不可为，曾琦只有继续求学。1913年春，曾琦续入四川法政学校。适易长风潮起，他不得不与同学熊仁山、易志高等另入共和大学。秋季，“二次革命”爆发，曾琦赴重庆参加熊克武、杨庶堪的反袁运动，失败后亡命绕道潜回乡居(11)。这时，家人欲以婚姻束缚曾琦，使其不至冒险再为革命。但曾琦认为，“不读书即革命”，不受儿女私情之累(12)。因此，1914年春，曾琦在二兄的资助下，准备留学法国。因阻于欧战，又北京留法预备学校已为袁世凯所解散(13)，他于是就学上海震旦学院。
在震旦年余，曾琦仍时时支助革命党人，难以忘情革命(14)。据李璜回忆，当时曾琦“早夜与同窗年少，谈论国事不绝”“成绩既不佳，弃去北游，请益于章太炎与梁启超两先生，两先生皆以国士目之”(15)。李璜回忆的后半部分应有误。沈云龙先生指出，这次曾琦与梁启超并没有见面，只因通讯而产生师生关系(16)。虽然如此，这并不能稍减曾琦对章、梁的心仪之情。张梦九注意到，在日本三年，曾琦与他衡论民国人事，“文化人物只佩服梁任公、章太炎”(17)。但左舜生指出，曾琦心仪梁启超与章太炎实是梁、章谈政治或革命的方面，并不在于他们的学术方面，甚至章太炎讲学的精微处，他也不太能理会(18)。揆诸前文所述，左舜生所说乃是实情。
撇开章太炎不论，专就梁启超而言，曾琦这时实有由同情革命党转变为接近梁启超的倾向。转变的关键在于梁启超及其所主导的进步党在护国运动中的突出表现。1915年5月底，曾琦陪二兄昭琪由川进京向平政院申诉(19)，适值袁世凯接受日本所提二十一条要求，且欲帝制自为，并冀以爵禄羁縻天下英豪，他深感士大夫无耻。恰值此时，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而蔡锷也在紧锣密鼓地准备起义云南，反对袁氏变更国体，曾琦由此觉得“正气尚存，人心未死，天下事犹有可为”(20)，对梁启超心仪之感油然而生。
1916年春，曾琦留学日本。其间，梁启超领衔的进步党在北廷势焰正彰，曾琦屡屡致信梁启超，表现出明显的接近倾向。1917年夏，曾琦在房州避暑时，曾致梁启超一封万言书，力劝梁氏“慎于出处，并继续提倡国家主义勿懈”。梁启超覆书说：“得手书，字字悉如鄙怀，而所以匡其不逮者且无量，禹闻善言则拜，况闻而至再三哉。下走谨再拜服之而无数矣。”(21)曾琦此函写在段祺瑞组阁之际，梁启超有入阁可能，故他劝梁氏“慎于出处”。到梁启超入阁，1917年11月13日，曾琦又致函梁氏，指出：今之当局“或动于正义，而为功名心所激，慨然引公以共国事”，但“与彼辈习处既久，不知其奸；聆公道义之言，终不若彼辈利害之言为亲切而有味，一时暂合而共谋，必难久处而无间”。故他建议梁氏，“不如退保潜势，益结人才，徐收众望，以俟时机”；而“于段内阁加以赞助可也，遂与共事，则殊不必”。尤其，军器同盟风说传来，他主张梁氏应不负留日学界众望，宜有解之之道(22)。由此可见，曾琦对梁启超不仅心仪有加，而且不顾交浅言深之虞，期望梁启超保持与段政府的距离，并出而担当社会的中坚。
事实上，曾琦留学日本期间及回国后不仅与梁启超时有通信，而且与“梁系”重要人物如石醉六、周宏业、汤化龙、林长民、周善培、蒋百里等往还甚勤。
1916年冬，蔡锷病逝于日本福冈医院。曾琦做挽联予以纪念。联曰：“率滇黔健儿，背水同趋，当时直迈淮阴略；告巴蜀父老，长城已坏，此日空怀严武才！”(23)后因询问蔡锷事迹，曾琦结交石醉六(24)。据《戊午日记》记载，曾琦在1918年春为了解蔡锷的生平特性与同寓石醉六往还甚勤(25)。由此，曾琦通过石醉六的介绍，一方面了解了蔡锷的特性(26)，另一方面也对蔡锷更加敬佩，以致他后来的言行受蔡锷影响较深。
关键在于，由于相互之间的频繁交往，曾琦与石醉六的关系发生升华，由蔡锷话题延伸到彼此诗词唱和及互相的交流与劝勉等友谊层面。1918年2月26日晨，曾琦赠诗石醉六，而石醉六也于是夜依曾琦原韵和作七律一首见酬。3月9日，《戊午日记》载：往日有一谬见，即谓“豪杰不宜有拘束，但使能立功，即稍失之奢侈，亦为无害”。因与石醉六谈及此说，曾琦乃知其不然，盖“今日所为救国之豪杰，方当冀其献身以救国，安有迷于物质而能勇于牺牲者哉？”3月17日，《戊午日记》载：“与友人谈及吾国社会之坏，由于君子难进而易退，小人易进而难退所致。”石醉六则认为“中国未始无善人，但善人多无力，故虽进而无补”，与曾琦之言互相发明。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以后，石醉六渐渐发现曾琦的不足处，便于6月4日致函曾琦，提醒曾琦：“无恒心者，无善不为；无善不为，犹之无恶不作，故序鸡鸣之诗者曰，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曾琦感觉石醉六意在“讽予意志之驳杂也”。但他认为：“所见多过人者，录之以志良友之雅意。”7月22日，曾琦已回国，石醉六仍不忘致函诘问：“一入国门，非张迷网，即坠苦海，足下以何根据，自脱于迷与苦之外？苟不尔者，则我辈片刻之惺惺，竟成永久自欺之污痕耳。”曾琦认为“其言足发人深省”，但他“自信颇有把握，尚不至堕迷网与苦海”。8月10日，他便以回国舟中所做五言杂诗做答：“勿效王尼叹，休夸陶令言，心安能悟道，到处是桃源。”表现得相当乐观。据张君劢1920年1月12日致黄群函，石醉六与梁启超、蒋百里交情甚深，与他自己也熟识有年(27)。由此合观，可见曾琦结交石醉六并不仅仅在于“询问蔡锷事迹”，而应含有接近研究系的意思在。
曾琦留学日本的目的除了求学深造外，还有揭露日本图我及北洋军阀与日勾结内幕的目的在(28)。因此，为了维护中国的利益，曾琦在留日期间与留日友人发起组织华瀛通讯社，以阻止日本控制对华舆论。据《戊午日记》记载，为了使通讯社的章程与办事细则之起草、理事之选举及大会之召开等事顺利进行，曾琦与湖南人周宏业(字伯勋)联系密切，往还甚勤。需要追问的是，曾琦为何与周宏业往还甚勤？回答此问题要弄清周宏业的身份。原来周宏业是梁启超任总教习的时务学堂之西文留课生，与范源濂同班(29)，民初在梁房超主办的《庸言》、《大中华》上发表文章多篇，为进步党做舆论鼓吹。由此看来，曾琦与周宏业往来除了组织华瀛通讯社外，实有接近研究系的动机。正因如此，4月19日，当范源濂由日转美时，曾琦便往访周宏业，交华瀛通讯社章程数十份，托转范氏赴美洲散给华侨。
自从研究系在1918年的国会选举中失败以后，梁启超声言不复再问政治。但研究系的另一领袖汤化龙却志不稍衰，仍为民主政治的实现而准备出国考察。因此，为考察国外国会的详情(30)，汤化龙于1918年3月24日偕林长民、蓝公武等先往日本，居东京两月余而至美国考察。据张梦九回忆，在日本留学期间，曾琦就称道民国人物中汤化龙为政治家(31)。如今，汤化龙一行来到东京，曾琦当然不能放过接近机会。因此他是屡屡造访、询问信息、交流思想并有所请。1918年4月4日，汤化龙在一次谈话中谓：“十年以前，彼等但知当变法，而不知所以变之之道，是以国愈乱而术已穷；十年以后，国事当属少年，若再无素养。国将何望？”曾琦听后，认为“言颇沉痛”。4月10日午后，曾琦赴本乡追分町帝大青年会，与华瀛通讯社同人欢迎汤济武(化龙)、林宗孟(长民)、蓝志先(公武)、陈博生诸人莅会演说，汤林二人各述其已往之经验，及将来之理想。曾琦认为林说最为沉痛，也起立发言，略谓“诸公在国内号为稳健之士，惟其稳健，愈当急进，国家已濒危殆，何为尚徘徊新旧两党之间”，有质问之意。4月26日，曾琦写致汤化龙、林长民各一函，劝他们不必久留日本。4月29日晨，曾琦偕张梦九访汤化龙，询其对于近日所传日本对中国的要求条件，有何主张。4月30日晨，曾琦又偕张梦九赴帝国旅馆访林长民，询其近日对于所传消息，意见如何。林长民因昨日曾琦致函劝其归国，遂引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曾琦认为二语措词太激，颇抱不满，并与林发生辩论(32)。5月4日晨，曾琦偕雷眉生、若飞访汤化龙，询其近日对中日交涉所得消息如何，并劝其关于留学生倡议全体归国事，宜有所主张，免致青年失学，无所归宿。5月11日晨，曾琦又偕瞿仲弥访汤化龙，询其近日留学生归国事意见如何，并劝在国内办一学校，以收容此归国失学之青年。而当听说汤化龙不日将赴美国考察，曾琦于5月26日晨，再偕若飞访之，询此次来游日本观察所得的感想如何。汤氏历述种种，先谓：“日本维新先辈之规模，终较今之人物为伟大，又其国政治之进步，由于社会未坏。”次述中国近年的政变内容及其与梁启超入阁的政见。曾琦颇有同感，认为“皆阅历之语”。9月4日，报载汤化龙于美洲被刺身死，曾琦阅后不禁深为太息，认为：“汤之为人，固有不足取者，然要是吾国之新人物，贤于旧官僚远甚，且政党竞争，自有其轨道，出以暗杀，殊非所宜。”于是感叹党祸的日益激烈。由上述可见，曾琦不仅与汤化龙等接触频繁，而且一方面，他期望汤等在稳健的基础之上“愈当激进”，摆脱“徘徊新旧两党之间”的局面，为彼辈代言；另一方面，他又期望汤等能主导当时中日交涉的舆论，并办学以收容归国学生。遗憾的是，汤氏不幸在美被刺身死。
曾琦在日本还结交了一位与梁启超关系密切的人物周善培，他们的关系甚至影响到曾琦此后的私人生活(33)，值得一述。周善培与梁启超关系非同一般，并对梁启超影响较大(34)。尤其周善培在清末曾任各省督抚幕僚及四川、广东官立学堂督办、提调等职，与民国军政界要人联系广泛，故曾琦在接近周善培方面上很是下了一番工夫，希望于己有所助力(35)。据《戊午日记》记载，留日期间，曾琦曾多次拜访周善培，以取得联络。由于谈话较为投机，两人相互之间的关系迅速接近。1918年6月1日午饭后，曾琦往访时，周善培就向其指出：“体质太弱，由于神气不固，盖志虽具而气不充，终不能有所成就，今后宜从养气工夫入手。”曾琦听后，感觉“其言实深中予病”；6月3日，两人谈话更进一层，开始讨论学术，周善培谓：“程朱之学，为高明一派人说法，使其敛才就范也；陆王之学，为沈潜一派说法，使其超凡入圣也。义各有主，皆足为法。”这一观点对曾琦思想影响较大，可以当时日记覆按。后来，两人交往密切，至有联姻之举。
在日本留学期间及因抗议中日秘密军事协议事回国初，曾琦与军事学大家蒋百里也有所交往。1918年4月14日，曾琦曾题蒋百里著《军事常识》绝句二首。次日，曾琦在致陈愚生的信中附“致蒋百里书”。在曾琦看来，“蒋君百里为吾国军学大家，军人而有儒者气象，所著《军事常识》一书，读之极为倾倒”(36)。故他请石醉六作书介绍准备到北京以后往晤。7月1日晨，他便偕雷眉生赴东城北新桥街箍萧胡同访蒋百里，纵谈良久。蒋百里谓：“吾国风俗之坏，自上而下，欲挽颓风，惟有士大夫以身作则，为社会之中枢，庶几可补救于万一。”曾琦认为，其所谈皆“超越恒流”，与自己所怀若合符节。7月5日，曾琦在天津梁启超家又遇到蒋百里，相与倾谈良久。此外，曾琦还与研究系的张东荪等也有通讯或面谈，此不赘。
二、转向青年
梁启超及其主导的进步党因在护国运动中表现突出，颇得曾琦好感。相反，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因其内部混乱及其反日目的不够鲜明，不被广大青年寄予甚大希望(37)。然揆诸当时青年学生对“现实政治的混乱腐败多表示鄙薄不愿与闻”(38)的实情，曾琦接近“梁系”或和时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一样，乃是希望稳健的“梁系”能出而充当社会中坚(39)。因此，当留日学生因反抗中日秘密军事协议遭日警暴行而纷纷罢学归国时(40)，曾琦期望“梁系”能出而办学，以收容留日归国学生(41)。
曾琦之所以如此关注留日归国学生的安置问题，是因为：一方面他是此次留日学生归国的主要组织者；另一方面他认为这是“梁系”出而培植社会中坚的绝好机会。更重要的是他也想运动学界。曾琦自述他当时毅然辍学归国的原因时说：“尚非仅为一时之外交问题，而实重在重振中原之士流，以期外抗强权而内除国贼。”故留日学生救国团发起之初，他即力主“归国运动之目标宜特别注重于学界：一则以学生联络学生，其势顺而易；二则以纯洁无染之青年，容易激发其良知也”。所以他决定运动学界响应，首要目标即在北京大学。因此，他借此机会与张梦九绕道大连回国鼓动于京津学界(42)。
曾琦赴京津地区活动的目的之一，是打算在京津一带设立留日学生救国团分部，结果却发起了少年中国学会。1918年6月25日，曾琦在北京晤见王光祈，告诉其打算。王光祈听后，指出：“留日学生救国团的主张，明明是在反对段祺瑞，要在京津发动，障碍必大。”且“即使发起成功，也不过是一轰之局，势难持久”。因“二三千人一旦罢学归国，声势虽大，而其中大多是感情用事，以之而言救国，则办法当不如是之简单”。在他看来，“我们皆在青年求学时期，救国最要在早做好基础准备工夫，而准备工夫不外两事：一为人才，二为办法”。但“人才既不能求之于已成的势力之中，则应早日集结有志趣的青年同志，互相切磋，经过磨练，成为各项专门人才”。至于办法，“也非浅识玄想，东写西抄，便可以适合国家真正需要。因此必须每个同志都去增进自己学识，从事各种研究”(43)。王光祈所论句句打中曾琦的心眼。留学日本时，曾琦已与雷宝菁、张梦九及陈淯等“相与有组织团体之约”(44)。至于团体的组织形式，曾琦的构想是：“拟集合同志，提倡分业，为一真正之学会，各就所学，轮流讲演，要以根于学理，按诸事实为主，冀收切磋之实效。”(45)可以说与王光祈的想法如出一辙。因此，他便与王光祈等发起少年中国学会，并将学会的宗旨与办法大致决定(46)。
正在曾琦等发起少年中国学会之时，段祺瑞政府鉴于五月下旬归国留日学生发动的请愿运动有进一步推进国内学生进行排日救国活动的可能，便令警察驱逐留日归国学生，不许他们逗留都门。不得已，这些学生只有离京赴津(47)。为此，曾琦等也前往天津组织归国学生的排日救国活动。然而，段政府又运动法国领事，不容归国学生居天津租界。在此情况下，归国学生在天津除为文字宣传外，仍组织国货贩卖部，以实行抵制日货。最终，曾琦等鉴于“国人麻木如故，废约更无希望”，决意解散留日学生救国团支部，分途活动(48)。
虽然，王光祈有“人才既不能求之于已成的势力之中”之语，但曾琦到天津后仍希望能劝梁启超出而办学，以收容归国留日学生。因此，7月5日，他一到天津，便前往意界二马路拜谒梁启超，再劝其出而办学，遗憾的是梁启超并不见听(49)。
梁启超婉拒曾琦的办学要求比较符合他其时专心著述、绝意政治的生活实态(50)。相反，他还劝曾琦致力学问。在他看来，“处兹乱世，若投身社会，惟有日陷悲境，因事事反乎理想，万难有所成就也；若从事学问，则自有乐境，因开卷有益，日起有功也”(51)。
对于梁启超此举，曾琦颇感失望。由此，他加快了发展少年中国学会的步伐。按原来计划的安排，曾琦当南下上海。然而，就在曾琦离开北京前往上海之前的7月27日，少年中国学会的七个发起人复聚于中央公园，商定：“凡加入‘少中’会友一律不得参加彼时的污浊的政治社会中，不请谒当道，不依附官僚，不利用已成势力，不寄望过去人物；学有所长时，大家相期努力于社会事业，一步一步来创造‘少年中国’。”(52)我们如果联系到曾琦此次赴天津拜谒梁启超一事，当能感觉到这一规定实有防范包括梁启超系在内的已成势力或过去人物的嫌疑。
虽然如此，曾琦于7月28日路过天津时，仍“往谒任公，以学会章程及公函呈阅，请渠为赞成员”(53)。但这并不能掩饰曾琦对梁启超已然产生的失望之情。他到上海以后在《救国日报》上发表《归国感言》及《中国之青年与共和之前途》等文，即大肆发挥此意。他在文中指出，他们此次归国，“其所殷殷属望者，一为现在国内正受教育之青年，一为曾在国外已受教育之前辈”。然事与愿违。“所谓曾受教育之前辈，对于吾侪，不惟不加助力且从而暗嘲焉冷遇焉，或大加教训焉，或助政府摧残焉”。所谓“广义的前辈”既如此，那么在国内立于指导地位老成硕望之所谓“狭义的前辈”又如何呢？事实是，“非无多数老成人，而时至今日，大都趋于消极，对于吾侪救国之举，率皆目为浮躁，其能稍分心力代为谋事者盖亦鲜矣”。在曾琦看来，“夫吾侪少年举动，诚不免于轻率，然当兹国家濒危之际，似非貌为稳健之时，即曰辍学非计，而立于指导地位之前辈，亦当为之设法安置，岂能以其轻率而恝置不顾哉”。故“自今以往，吾侪少年对于国中先辈，已不敢多所希望”，而只得把希望寄托在“国内正受教育活气横溢之青年”及此次辍学归国坚苦卓绝的留日学生(54)。这里所谓“广义的前辈”当指接近官方者，所谓“狭义的前辈”当指在野的梁启超辈。由此看来，曾琦这时已对梁启超颇感失望，开始把目光转向青年一代。
本来曾琦南下上海主持《救国日报》笔政，实打算鼓吹舆论于上海学界。但上海学界沉寂尤甚于北京，“鼓吹逾年，迄无影响”，曾琦因此脑病复发(55)。
正在这时，五四运动爆发。曾琦闻讯以后，翌日即束装北上(56)。曾琦如此兴奋，原因在于：其一，北京学界活动起来颇合其辍学归国的初衷；其二，据周无致曾琦的信上所说：“因为当初决定，还是以本人意思为主，并且北京之行，不过消极的安排。现在既有了积极的进取，自然赞成的。不过因系尊重团体的决定，不能不有一形式。”(57)可以推测这次五四学生运动背后或有少年中国学会的推动。并且，曾琦原计划有“北京之行”，因病未果，如今，五四学生运动爆发，不啻是一个北上的好机会。
然而，北上之后，形势却发生了与曾琦期望相反的变化。一方面，由于京警禁阻，学界寂然无声。失望之余，曾琦往北大询学生会代表，该会定期请其讲演，为京警所阻，乃改至清华学校开会，曾琦以新闻记者资格前往报告“五四运动”的影响，略谓“现在全国各地反响甚烈，而北京为此运动之发源地，反淡然视之，大背运动之初衷”。另一方面，五四学生运动之后，鉴于段祺瑞政府的压制，为保全北大，参与维持北大的胡适等倾向妥协(详另文)。受此影响，少年中国学会会友李大钊、康白情等人这时都不以曾琦的主张为然，劝他“勿主再动，以全北大命脉”。曾琦大为鄙视，并面责以“全国之反响若彼，而汝等主动者反安然若此，殊非救国之道，无论如何必须前进”。而且，曾琦在清华演说完毕以后，主席朱一鹗即提议恢复游街讲演案，经众通过，明日续出讲演，从而诱发了“六三事件”。其时，曾琦在罗家伦的带领下，“导往北大第三院共致慰问之忱，于军警密布之中，发慷慨激昂之论”。最终，北京政府在由“六三事件”所引起的全国罢市、罢课、罢工风潮的压力下罢免曹、陆、章职，“以息众愤”(58)。五四学生运动由此取得初步胜利。
由上述可知：其一，少年中国学会内曾琦与李大钊、康白情等分歧明显。1951年8月，章士钊为张次溪所撰《李大钊先生传》作序，其中有一段话论及李大钊进入北大及其对五四学生运动的影响。他说：“盖守常虽学问优长，其时实至而声不至，北大同僚，皆擅有欧、美大学之镀金质量，独守常无有，浅薄者流，致不免以樊哙视守常。时北京民主运动正在萌芽，守常志在得北大一席，以便发磫指示，初于位分之高低，同事不合理之情绪，了不厝意。由今观之，守常一入北大，比于临淮治军，旌旗变色，自后凡全国去向民主之一举一动，从五四说起，几无不唯守常之马首是瞻。”(59)章士钊这段话不仅提示出李大钊促使以北大为中心的北方知识界激进化，而且与五四学生运动发生有关(60)。而在这两事之中少年中国学会都起着发酵的作用。又据张梦九回忆，康白情与周炳琳、许德珩、孟寿椿、易克嶷和袁同礼等就是这次曾琦由上海到北京着重物色而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的北大学生(61)。由此合观，可见曾琦与李大钊、康白情三人作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确有促进五四学生运动发生发展的作用在。然而，李、康两人转变态度不仅说明少年中国学会内部存在较大分歧，而且预示着曾琦冀少年中国学会而影响北大并最终影响整个青年学生的愿望难以实现。
事实确实如此。本来在少年中国学会的七个发起人中，除李大钊之外，其余五人都与曾琦有同乡、同学或朋友的关系。顺理成章，曾琦成为学会的核心。但从思想上讲，七个发起人之中，曾琦、雷宝菁和张尚龄则倾向国家主义；王光祈、周无与李大钊和陈淯则较为接近：王光祈、周无倾向无政府主义；李大钊、陈淯倾向苏俄，赞成共产(62)。无形之中，曾琦在学会成为少数派。关键是从人脉上看，随着1918年7月27日曾琦南下上海主持《救国日报》笔政，周无、张梦九也相继到达上海，加上雷宝菁于1918年12月14日病逝东京，致使留在北京的学会发起人只剩下倾向社会主义的王光祈、李大钊、陈淯三人了(63)。这样，曾琦不仅在少年中国学会发展的方向上影响力下降，而且对学会吸收新成员等方面也逐渐丧失影响力。因为随着学会的发展，北大学生“近水楼台”，成为学会吸收新会员的首选，而在这方面，李大钊的影响相对突出。实际上，李大钊曾先后邀请北大国民杂志社与新潮社的活动分子加入少年中国学会(64)。由此，李大钊在少年中国学会中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当在情理之中。有鉴于此，曾琦只得改变初衷，留学法国，以寻求新的发展。
其二，诚如有论者所说，曾琦“于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之间，实为平、津、沪三地间之学运领袖及重要活动分子，于五四爱国运动中，自应居有一席之地位”(65)。尤其，在促发五四学生运动方面，曾琦等留日归国学生作用明显。时梁启超系失势，鉴于对段祺瑞政府不满，他们对五四学生运动的鼓动也是不遗余力(66)。由此看来，研究系与曾琦在促发五四学生运动方面虽非共谋，却有桴鼓相应之效。同时，据张梦九回忆，在1919年初，曾琦曾以巴黎和会重要，深恐我国被日本排挤，不得列席，又恐北京总统徐世昌受日本军阀挟制，和约或将对华不利，力促李璜、周无速与李石曾同往巴黎，筹组“巴黎通讯社”，将和会真实情形，向国内报导，以免外交真相为外国通讯社蒙蔽(67)。毫无疑问，曾琦这一思路又与梁启超一行游欧那监督国际舆论的目的异曲同工。虽然如此，双方的分殊是存在的。随着梁启超游欧及曾琦留法，各自开始渐行渐远。
三、渐行渐远
1918年，梁启超退出政坛以后，决心离绝政治，专事著述。不仅如此，梁启超的朋辈如袁思亮等也致函梁氏，劝他趁时联合同志从事讲学事业(68)。有鉴于此，1918年12月27日晚，梁启超等欧游一行在上海和张东荪、黄群讨论一个通宵，相约此后决然舍弃政治活动，从思想界尽力(69)。
然而，欧游归来，梁启超在欧洲所得新知的刺激下又跃跃欲试。1920年3月中旬，梁启超前往吴淞中国公学发表演说，认为此次游欧所得乃是“精神得以振作”(70)。不过，梁启超这一精神振作诚如缪凤林所说，并非“自悟其短，忘情于政治活动者”，而是“讲学之余，常思组织一党以握政权，时或借讲学以散播种子”(71)。而梁启超不能忘情政治的原因则如陈寅恪所指出的那样：“论者每惜其与中国五十年腐恶之政治不能绝缘，以为先生之不幸。是说也，余窃疑之。尝读元明旧史，见刘藏春姚达虚皆以世外闭身而与人家国事，况先生少为儒家之学，本董生身国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其不能与当时腐恶之政治绝缘，势不得不然。”(72)
的确，梁启超与政治不能绝缘，乃不得不然：一是由于外在的影响；二是由于“澄清天下”的良心驱使(73)。欧游归来，前一种影响不再存在，后一种驱动却时时撩拨着梁启超的政治兴会，使他难以决然于政治。
梁启超的这次冲动是想发起一个“国民制宪”运动。1920年7月，直系军阀取得直皖战争的胜利，吴佩孚宣布将召集国会，制定宪法，并望梁启超拟一宪草，以俾遵循。趁此机会，梁启超计划推动一个“国民制宪”运动(74)。诚如张朋园所说，该计划的关键在于：“制宪的不是国会，而是国民。”(75)
虽然，根据其时的国民素质，制定宪法的应是“国会”而非“国民”。但是，揆诸梁启超那“唤起国民意识而造成国民意力”(76)的苦心，该计划似又有执行的价值。因此，该计划提出以后，能够得到朋友们积极回应。黄群强调：“国民大会之说，虽亦决不成事实，但可于此时作文鼓吹。”(77)张东荪认为：“国民公决一层，比较难办，而国民动议则易为之。既名为国民动议，当然不可用报馆名义，即由吾辈签名可也。求人同意，不必名流，但社会上确知有其人者，皆可加入，一俟签名者有万人，则提出求公决，必可惊憾社会也。”(78)徐新六则指出，国民制宪大会“极应鼓动”“不论办得到与否，总应喊一喊”(79)。而傅治认为：“以创议手段撼动社会，为议论行动之出发点，诚为妙着。”(80)
尽管如此，该计划却只能用于鼓吹而不能落实于实践。黄群认为，其时制宪问题无从说起，若联合各方作实际运动，不但无益，而且“徒滋疑议”(81)。傅治也认为，政治运动须有基础。鉴于梁启超认为，非向国民说话，则青年团将不能成立；“欲求真团结，非共事不可，非觅事来共不可”。他指出，梁氏“仍在浮处用力，不在实处用力，仍于政治方面有泛运动之兴趣，不于社会方面下筑基础之苦工，思前顾后，可为寒心”(82)。
既然如此，“国民制宪”运动无果而终乃意料中事。鉴此，梁启超不得不重新回到由“国会制宪”的老路。1922年夏，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吴佩孚主导的直系获胜，梁启超再次燃起对吴氏的希望。他不仅与吴佩孚、曹锟及黎元洪见面，而且鼓动黎元洪再度出山(83)。不仅如此，梁启超还于5月22日与熊希龄等十余人组成名流会议，同时致电吴佩孚、曹锟，主张恢复民国六年的国会，以制定宪法(84)。
对于梁启超此举，朋友们多不以为然，纷纷劝其歇手。先是张东荪于6月1日来函指出：“黄陂复位必见事实，其来路不正固不待言，而暗中黎派已欲存钳制直系之心，将来必重演黎、段之故事。此间旧国会议员早已置制宪于脑后，而专门于阁员之分配。五、六年之旧戏，行将重演，吾辈宜避而远之。”(85)然后是陈叔通在6月4日致籍亮侪的信中主张梁氏“仍以讲学为是，勿又以一时冲动，大谈政治”(86)。应该说，张东荪和陈叔通的劝勉不仅道出了梁氏的困境，而且也指明了以后发展的方向。因此，当梁氏醒悟并自责时(87)，他由“协同”政治转向“讲学”当是理所当然了(88)。
事实上，欧游归来，梁启超积极从事于“讲学”事业乃其题中应有之义(89)。梁启超认识到，既然难以忘情政治，就必须重振政党。鉴于过去的失败，乃因缺乏人才，知己太少，故必须再从培植人才与结交知己着手。而培植人才和结交知己，当以从事文化事业和讲学为要途。因此，他决定以退为进，从办文化事业和从事讲学入手。因此，梁启超积极组织共学社和讲学社，改版《改造》杂志，接办中国公学，甚且梁启超还不辞劳苦，讲学南北(90)。遗憾的是，结果并不理想。其中原因除梁启超积极从事“协同”政治之外，在“虚”处用力恐怕也是要因之一。
五四学生运动以后，随着“社会”的发现与“行动的时代”再起(91)，一个“社会改造”的时代已然来临。广大青年的“入世”方式也由“坐而言”转变到“起而行”。因此，号召青年的方式必须要适应这一形势的变化。张君劢在1920年1月12日写给黄群的信中已经注意及此。他说：“惟内地吾党旗帜不鲜明，则招致新人才之举，无由着手，故任公宣布方针，及此后杂志之论调，总以打破军阀，改进社会为标目。”(92)从《解放与改造》改版为《改造》来看，梁启超似采纳了张君劢的建议。但在具体着手处，梁启超在“改造社会”层面实际上仍停留在“言”而非“行”。对此，朋友们纷纷致函梁氏，希望他能顺应形势，实现转轨。1924年2月12日，张君劢致函梁启超，指出：“海外学生大有动意，不以吾辈居城堡中讲学为然。人心如此，吾辈殊少适应此种环境之兴会，奈何。”(93)4月3日，张东荪致函梁启超，称：“以后救国之道，不在空言，必须于社会上占有不摇的势力，故此后吾辈生死存亡关键，即在能否充分吸收新人物与开发事业。”(94)4月4日，陈筑山也致函梁启超，认为：“将来的社会中心势力，非托与学者与商人之团结不可，外此运用劳工，鼓动农民，都不过是时髦书生的见解，非徒无益，而且有害。”(95)但是，不仅梁氏由于“士大夫”意识的限制，无法实现转轨；而且从陈筑山等所写信的内容看，他们的认识也有很大的局限。依他们之意，他们自己也难做到“与一般人生出交涉”(黄远庸语)。然而，能否“与一般人生出交涉”已成为其时社会身份“新”“旧”的标尺之一，也就是“能”者即“新”，“否”者即“旧”。按照这一标准，梁氏似应划在“旧”者之列。留法的曾琦这时就是依此看待梁氏。
值得注意的是，到法国以后，曾琦对梁启超的失望情绪并不稍减。据考，留法期间曾琦不仅没有拜会游欧的梁启超(96)，而且与留法的张君劢“毫无私交”(97)。不过，这种失望情绪与后来他把梁启超划归“旧”派却不是一回事。前者属想依靠而不可得的境地，后者则属政治营垒的“敌”我之分，由前者转变到后者，中间隔着一段曾琦思想由“改良”走向“革命”的转变历程。
大致而言，曾琦在思想上由“改良”向“革命”转变完成于留法时期。曾琦等发起少年中国学会，最初目的在借团体的力量研究学术、砥砺修养(98)。五四学生运动以后，曾琦等因应时势，在学会侧重从事社会活动的形势下(99)，积极从事社会改造事业(100)。为此，曾琦留法的求学重点也由空疏的政治学转向实际的社会学(101)。到了法国，曾琦不仅学社会学不辍，而且始终认为“欲图真正社会改革，亦惟有努力提高多数人民程度”(102)，故主张创造“教育、实业、舆论各方面有形无形之力”以促进政治的发展(103)。也就是说，“社会活动”乃为“政治活动”之前车。1921年7月初，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召开年会，结果为大多数会员主张社会活动应包括广义的“政治活动”，从而间接承认“政治活动”(104)。这无疑有违曾琦的主张。因此，曾琦对此结果表示强烈反对乃是必然。更而甚之。曾琦不仅认为“社会活动”不应包含“政治活动”，而且还把“社会活动”与“政治活动”作为辨别新旧时代及人物的标准(105)。在他看来，主张“社会活动”者为新。主张“政治活动”者为旧。毋庸置疑，曾琦的自我认同当在“新”者之列。
然而，随着“曹锟贿选”及列强提出共管中国铁路等事发生，曾琦对形势的认识日益悲观(106)。相应地，其根本地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路逐渐由主张“社会运动”转变到认同“政治运动”。从思想层面看，这一转变表现为他由认同“儒家”转变到认同“法家”。留学日本期间，曾琦认为，中国革新的希望在中流社会，而“孔子之说，中正和平，大都为中流人士说法”，故欲救中国，非明孔道以振士气(107)。后来，鉴于国人“能言不能行”，曾琦主张“懦法互补”之道：“在学术上则当以陆王之学矫之，在政治上则当以管商之法药之。”(108)留学法国以后，曾琦认为，“中国数千年来，为儒者迂腐之谈，佛家寂灭之旨，老庄虚无之说所误”，故认同“法家”：“拟乎法家整齐之术，以霸功行王道，以菩萨心肠行金刚手段。”(109)
在此思想倾向的影响下，曾琦认同“革命”当为必然。曾琦观察到“中国人心之险诈，国体之涣散”，故深信“中国人非再经一次大革命，人人皆受痛苦之后，不能有苏醒之望”(110)。同时，他还认为：“今日之中国非再经一次大流血，使旧势力完全推倒，则政治不能入轨道。”(111)不过，曾琦认同“革命”并非有意为之，而是出于不得已。他说：“革命本为不得已之手段，犹之医者之施刀圭，然苟非痈疽，必不奏刀也。”(112)至于革命的具体步骤，曾琦认为，就今日中外大势而论，“非推倒军阀，不足以言改良社会；非改良社会，不足以言振兴国家；非振兴国家，不足以言促进大同”。因此，他发起中国青年党，以“推翻军阀，改良社会，振兴国家，促进大同”为宗旨(113)。
“革命”认同一旦形成，曾琦再遥顾国内的梁启超，其感觉恐怕就不是“失望”一词所能形容，而是有点“儿嫌母丑”的味道了。事实的确如此。就在曾琦反对社会活动应包括广义的“政治活动”时，他即因国民党与梁启超系有违政党政治原则而曾表示“厌弃政党而不与接近”(114)。具体到梁启超系，他认为，该系“早失信用，即有一二先觉之士，亦无支配全党之能。若欧美政党之旗帜鲜明，纪律严整者，殆难以望诸彼辈”(115)。因此，为避免与梁启超系被人误认为“一丘之貉”，曾琦坚持与梁系划清界限。
曾琦划界的依据仍然是“新”与“旧”。不过这时新旧的标准已不是“社会活动”与“政治活动”，而是是否认同“革命”“推翻军阀”。在曾琦看来，梁启超系由于与吴佩孚等北洋军阀“协同动作”，无疑应被划在“旧”派之列。不仅如此，为了实现“推翻军阀”的目标，曾琦积极联络新党以向旧党作战。1924年3月27日，曾琦草《神圣联合与统一前敌》一文，大意就是“劝新党联合以向旧党作战”(116)。1924年6月9日，曾琦对健社干事潘君也谓：“吾人对于一切新党，皆以友谊相待，期于联络一致以与旧党作战。”(117)甚至为了联络新党，曾琦不仅不计前嫌与共产党合作，而且还打算加入国民党(118)。1924年6月7日，曾琦与国共两党代表会商新党联络办法，订立规约十条，共以“打倒军阀，抵抗列强”为宗旨(119)。可以说，曾琦为了“推翻军阀”，几乎联络了除梁启超系以外所有可以联络的派别。曾琦之所以如此忌讳梁启超系，是因为梁启超系那与吴佩孚等军阀“协同动作”的事实。
虽然，留法的曾琦已不很认同梁启超系。但在国内，曾琦与梁启超实乃“一丘之貉”。不过，这有一个形成过程。以毛泽东的观察为例，先是在“民主的联合战线”的政策指导下，为了推翻军阀，中共主张尽量联合可以联合的力量。因此，毛泽东把梁启超系当做“非革命的民主派”包含在联合的对象之内(120)。但是，到了1925年底，梁启超系与北洋军阀的“协同”关系已经昭然若揭，故其又成了毛泽东眼中的“反对派”(121)。
梁启超与吴佩孚“协同动作”失败以后，本打算歇手，专心讲学。但时势的变化却使他欲罢不能。原因在于：首先，梁启超对北洋当局处理“五卅惨案”的交涉手段不满。“五卅”以前，梁启超对北洋当局已经不满，并“大做其政论文章”以表达之(122)。“五卅惨案”爆发以后，张君劢于6月25日致函梁启超，谈到己党形势时似有劝梁氏出山之意(123)。“五卅”以后，“不能不管政治”已成为多数稳健分子的共识。他们纷纷责备梁启超，表示梁氏不能袖手旁观。关键是，梁启超也对外交当局的交涉手段不满，决定随时“出山”(124)。
其次，梁启超的学生此时多在孙传芳幕活动，企图影响政局发展。虽然，梁启超免不了代学生受过，但他心颇坦然。觉得时局日紧，“不能坐视”(125)。北伐初兴，鉴于以唐生智为首的北伐将领多为自己的保定学生，而孙传芳又宣布东南五省自治，并在蒋介石和吴佩孚之间“中立”，蒋百里利用蒋介石和孙传芳分别拉拢他的机会，斡旋于蒋、唐、孙三者之间，企图先把蒋、唐分开，待蒋败后谋孙、唐联合，以开新局。同时，丁文江、张君劢及刘厚生等也悉数参与孙幕，运动其间(126)。因此，京津一带谣传，一会儿说梁启超到上海，一会儿又说梁启超在汉口(127)。就梁启超而言，尽管他不赞成学生辈的活动，且因此而受到一定牵连，但他并不抱怨，而是时刻准备着再起(128)。在梁启超看来，蒋百里或不会成功(129)。随着蒋、孙开战，梁启超的预测成为事实，梁启超系重返政治舞台的期望又一次落空(130)。由此，梁启超系完全成为国共两党的“敌人”。
最后，梁启超对国民党出面共产党主导的国民革命极不以为然，企图出而矫正之。尽管梁启超承认国共两党在“打倒军阀”上的功劳，但他却不看好“一党专制”(131)。第一，梁启超反对共产党打破传统四民社会的结构。在他看来，中国社会发展应由中坚阶级来主导(132)。但共产党却利用工人鼓动工潮，将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翻过来做政治上的支配者，结果使中产阶级不能自存，正当的工人全部失业，全国生产力有“涸竭到底”之虞(133)。第二，梁启超担心共产党受第三国际训练，组织力太强，将“无敌于天下”。尤其他担心军队将落入共产党之手。因为他观察到：“行军以外的一切事情，都被极坏的党人把持”“党军所至之地，弄得民不聊生。”(134)第三，梁启超对共产党“受第三国际的操纵而企图引爆世界革命”的行径十分不满。1927年3月26日，“南京事件”爆发。梁启超认为这一事件是由第三国际预先计划而由党军发命令干的。因此，他推断其时国内各种恐怖事件都是第三国际的领先计划而由共产党实施的，以引起帝国主义干涉中国(135)。故他非常反对共产党为促进世界革命的发展而充当第三国际的机械进而牺牲中国的做法。综上所述，可见梁启超觉得有责任出而矫正国民革命并非无因。否则，他感到不仅对不起国家，而且将无立锥之地(136)。因此，他不仅表于“言”，准备在清华讲堂发表他的全部政治主张；而且见诸“行”：一方面，支持同学们组织团体，讲学并作政治运动，另一方面，准备为多数人自由与党人一拼(137)。
既然准备再从事政治，梁启超就不得不与其他党派合作。但在梁启超看来，当时国内能与其合作的党派似只有曾琦所领导的国家主义派。尽管梁启超不赞成国家主义派有主张“一党专制”的倾向，但他认为只要他们“能稍折衷以归于中庸”，双方合作的空间还是较大的。况且，梁氏对国家主义派的发展前景颇为看好(138)。
虽然如此，但曾琦此时却根本不把梁启超放在认同之列。在1924年10月10日《新闻报·国庆增刊》上发表的《论中心思想与中心人物》一文中，曾琦提出了“中心思想”与“中心人物”两个概念。就“中心人物”而论，其条件有四：(1)有一定的主义。(2)有一定的主张。(3)有具体的计划。(4)有实行的手腕。然而，以此条件揆诸当时社会上所谓“知名之士”，则“其足以为全国重心作国民之表率转移风俗而影响政治者，殆亦渺无其人焉”(139)。毫无疑问，梁启超应算当时社会上的“知名之士”。据此，可知曾琦此时已不把梁启超放在“中心人物”之列了。
不独此也，在曾琦“革命”的透视镜之下，梁启超实具“反革命”的色彩。因为曾琦倡导“全民革命”，以期“彻底澄清”，不唯军阀官僚，凡他们认为是国贼，志在必除(140)。而在曾琦看来，梁启超等实不脱“国贼”的嫌疑。虽然，梁启超等曾经赞成“国家主义”而反对“革命手段”，但曾琦认为，其容忍军阀实是“姑息养奸”，其结果是有害于国家。故他不以梁启超等“口称爱国，遂予宽容”(141)。在此“革命”心理的支配下，曾琦根本认为，梁启超等主张“对国贼和衷共济，对强权开诚布公”，最终必导致“救国适以祸国”(142)。
甚且，曾琦不仅与梁启超等改良派观念歧异，而且在对具体事件的认识上也差异明显。1926年3月18日，“三一八”惨案发生，梁启超就此发表谈话，主张法律制裁(143)。但曾琦领衔的国家主义派在宣言中却表示不希望法律制裁，而希望“诉诸武力”(144)。不过，他们所诉诸的“武力”不是“军阀的武力”而是“民众的武力”，亦即“革命”(145)。
四、再议携手
然而，随着北伐的步步推进以及国民党“清党”的实行，曾琦所领导的国家主义派不得不到北方军阀的地盘内讨生活，梁启超因对这时的蒋介石国民党并不看好，也是跃跃欲试。因此，为了对付共同的对手，国家主义派与梁启超似乎存在合作的可能了。
本来，梁启超对党军北伐已相当悲观，随时准备“亡命”。但因为“南京事件”已经证明蒋介石非共产党(146)，所以随着“四一二”政变的爆发，南京国民政府建立，梁启超又改变主意，对蒋介石产生一点希望(147)。然而，由于蒋介石的无能所造成的灰暗情势使梁启超对局势发展相当失望。在他看来，蒋派虽然在军事上颇有利，但“他们党的内部，早已是共产党做了主人翁”，故“最后的胜利，只怕还是共党”。更为卑劣的是，“南方大多数人都天天盼望外国人来收拾”(148)。
因此，梁启超有点跃跃欲试的冲动。再加上天天被人包围，梁启超显得进退两难。其时，国家主义派、国民党右派及实业界的人等“太息痛恨于共党，对于国党又绝望”，故希望梁启超能挺身而出，并在他的统率之下，成一种大同盟。同时，他们对于梁启超的朋友门生也是不遗余力地运动(149)。
就曾琦的情形来说，事实确实如此。1927年冬至，伍宪子致函梁启超，说：“慕韩约定十二月初到港，当为之稍布置也。”(150)1928年9月18日，张君劢致函梁启超，也说：“曾慕韩前年在申与定章、梁联合之计，一年来曾向此方进行。”(151)由此合观，可见曾琦确实运动过梁启超，但结果似不理想。据周传儒回忆，曾琦到北京拜见梁氏，欲组织第三党，推梁氏与章太炎为南北首领。但梁氏没有答应。其后，梁氏派学生周传儒与曾琦谈。结果两人话不投机(152)。周传儒要曾琦去找林宰平、丁文江、张君劢等人谈。然林、丁两人认为梁氏与曾琦等胡闹，将难以在北方立足，故反对梁启超从事政治活动(153)。后来，曾琦又到梁启勋家找过梁氏，梁启超推说丁文江等不同意，最后以赠曾琦三千元活动经费作结(154)。
虽然，梁启超又一次婉拒了曾琦，但这并不代表他的本意。实际上，他这时很矛盾。一方面，他已讨厌政党生活(155)。另一方面，他又无法回避现实政治的考虑。考虑的结果是先进行“党前运动”，成立一个“虚总部”，职责是“不直接活动而专任各团体之联络”(156)。至于其成立的理由则在于：理论上，梁启超已确信代议制和政党政治断不适用，非打破不可。同时，他也不相信团体组织能够救中国，故绝对不加入(157)。实践上，梁启超认为许多非国民党的团体要求拥戴领袖做大结合的时机未到，故不能答应。但又不能听他们散漫无纪，故成立“虚总部”，做极稀松的结合，将来各团事业发展后，随时增加其结合的程度(158)。
但是，“虚总部”成立以后，进行得并不顺利。一方面，各方接洽无果而终。1927年冬至，伍宪子致函梁启超，报告与张坚白接洽组织团体之令人沮丧的结果。另一方面，虚总部的组织原则遭朋辈质疑。张君劢认为：“总部非集权不可，若各团分头活动，其活动之结果，必不能打成一片，等于各个分立，而总部徒拥虚名，指挥必不灵动。”因此，他请梁启超草定宣言总纲及组织法，断然行之，不必征求各方面意见。俟宣言总纲组织法草定后，各方面愿意来者即加入，不愿意者不勉强(159)。鉴于“虚总部”即得不到各方面的赞助，又得不到朋友的支持，梁启超最终也只有不了了之。
在此，张君劢质疑“虚总部”一事颇富提示意义，值得进一步探讨。1928年9月18日，张君劢致函梁启超说：“盖今后造新党之机，非深通欧战后严守纪律接近民众之心理不可。”一语道出了其质疑“虚总部”的要因。联系到前述梁启超批评国家主义派有主张“一党专制”的倾向，可知国家主义派与张君劢在政治主张上都分享着欧战后“严守纪律接近民众”的思想资源，故与梁启超主张“自由”，又偏爱“中坚阶级”的观念颇有距离。两相比较，曾琦等国家主义派与张君劢和梁启超那两代人之间的区分相当明显。或许这也是梁启超婉拒与曾琦合作的原因之一罢。然而，事不止此。张君劢在信中又说：“先生既病矣，［中略］吾人之政治生活，不知何日始能复兴。凡同志过沪，森辄询以先生病状，均谓不轻。森望先生安心静养，勿再以俗事萦心。国事纷如乱丝，听吾侪在万难之中奋斗可也。森常望于先生者，将先生对于世界、对于吾国、对于旧友之希望，以简单之言择要纪录，俾同人有以继续先生之志愿而已。”(160)在这里，张君劢强调两点：其一，政治的事业在于“吾侪”；其二，梁启超只具理论指导的地位。梁启超看了此信之后，如果回想当年自己劝老师康有为让位息影的情形，将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事实上，确如张君劢信中所言，身体的每况愈下迫使梁启超不得不考虑退出，政治的事业只得俟诸后生。据霍俪白回忆，国民党推行“一党专政”之后，张东荪与张君劢欲组织在野党以相对峙，乃推他赴北京请梁启超出任党魁。梁启超方在协和施行手术之后，再三告诉他：“余自少抱改革政治决心，力与愿违，愧无成就，请为我寄语东荪、君劢两公曰：‘余决不消极，唯不愿用重以所短以自缚耳’。”(161)1928年7月初，李璜奉曾琦之命，北赴天津谒见梁启超，再表拥戴其出而领导新党之意。梁启超逊谢不皇，立言久已无意过问政治，也感慨地说：“我半生努力于救国工作，少年时，其冒险犯难的精神，并不下于诸位；［中略］故今既衰老，不愿再干预政治之事，有负诸位雅意。”(162)梁启超这有尽的话语，无疑难以表达他那无言的意味。斯人病矣，但政治的事业不能中辍。此后，梁派大将张君劢与张东荪等人创立国社党，与曾琦领衔的中国青年党互为奥援折冲于国、共两党之间，主导着民国政治史上“第三势力”的浮沉，谱写出一段段悲欢离合的历史篇章。
注释：
①(75)(83)(90)(132)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第230－253、237、237、153－184、17－18页，［台北］食货出版社1978年版。
②沈云龙：《两位反共的先驱——梁任公与曾慕韩》，载氏著：《民国史事与人物论丛》第167－180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③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第59－63、257－312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1)，1982年版；王德昭：《黄遵宪与梁启超》，载氏著：《从改革到革命》第2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第277－295页，［台北］食货出版社1978年版。
④李璜：《我所经历的五四时代的人文演变》，周阳山编：《五四与中国》第656页，［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79年版。
⑤⑩(11)(14)(21)曾琦：《愚公自订年谱》，载陈正茂、黄欣周、梅渐农主编：《曾琦先生文集》(下册)第1544、1547、1548、1548、1550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16)，1993年。
⑥瘦山道人(蒋维乔)：《鹪居日记》第1册，1902年8月11－12日，上海图书馆藏。转引自陈匡时：《略论梁启超的〈新民说〉》，载蔡尚时等：《论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第80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⑦曾琦：《愚公自订年谱》，载陈正茂、黄欣周、梅渐农主编：《曾琦先生文集》(下册)第1545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16)，1993年；曾琦：《一个奇怪的学生生活》，1922年2月6日，载陈正茂，黄欣周、梅渐农主编：《曾琦先生文集》(上册)第570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16)，1993年。
⑧曾琦：《一个奇怪的学生生活》，1922年2月6日，载陈正茂、黄欣周、梅渐农主编：《曾琦先生文集》(上册)第570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16)，1993年。
⑨(19)陈正茂编著：《曾琦先生年谱》第20－31、34页，［台北］区泽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
(12)曾琦：《巴黎与妹书》，载陈正茂、黄欣周、梅渐农主编：《曾琦先生文集》(中册)第670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16)，1993年。
(13)曾琦：《个人的病与社会的病》，1921年7月23日，载陈正茂、黄欣周、梅渐农主编：《曾琦先生文集》(上册)第544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16)，1993年。
(15)(28)李璜：《共祸日彰，思君尤切——曾募韩兄逝世三十周年感言》，载陈正茂、黄欣周、梅渐农主编：《曾琦先生文集》(下册)第1682、1682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16)，1993年。
(16)沈云龙：《两位反共的先驱——梁任公与曾琦》，氏著：《民国史事与人物论丛》第171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据《戊午日记》载，1918年7月5日，曾琦在天津拜晤梁启超，有“十年景仰之怀，至今始遂”之语。参陈正茂、黄欣周、梅渐农主编：《曾琦先生文集》(下册)第1341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16)，1993年。
(17)(31)(67)张梦九：《我所知道的慕韩》，载陈正茂、黄欣周、梅渐农主编：《曾琦先生文集》(下册)第1669、1669、1669－1670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16)，1993年。
(18)左舜生：《怀念慕韩(1892－1951)》，载陈正茂、黄欣周、梅渐农主编：《曾琦先生文集》(下册)第1605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16)，1993年。
(20)沈云龙：《曾琦先生传》，载陈正茂、黄欣周、梅渐农主编：《曾琦先生文集》(下册)第1581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16)，1993年。
(22)《曾琦致梁启超》，载陈正茂、黄欣周、梅渐农主编：《曾琦先生文集》(中册)第643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16)，1993年。陈正茂先生在编辑《曾琦先生文集》中册时，把梁启超覆曾琦万言书之函放在此函之后，误。参见沈云龙：《两位反共的先驱——梁任公与曾慕韩》，载氏著：《民国史事与人物论丛》第168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3)(26)曾琦：《追悼蔡公松坡》，载陈正茂、黄欣周、梅渐农主编：《曾琦先生文集》(上册)第509、510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16)，1993年。
(24)石醉六，湖南人，蔡锷的参谋长，与蔡锷友情甚笃，且随蔡锷转战川南，屡立奇功，于蔡锷的性行，最为谂知。参见曾琦：《追悼蔡公松坡》，载陈正茂、黄欣周、梅渐农主编：《曾琦先生文集》(上册)第510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16)，1993年。
(25)曾琦：《戊午日记》，载陈正茂、黄欣周、梅渐农主编：《曾琦先生文集》(下册)第1326－1328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16)，1993年。后文凡引《戊午日记》，前面有日期的引文，将不再注明出处，以日期为准覆按。
(27)(50)(68)(69)(70)(77)(78)(79)(80)(81)(82)(84)(85)(86)(87)(89)(92)(93)(94)(95)(122)(123)(124)(125)(126)(127)(128)(129)(130)(131)(133)(134)(135)(136)(137)(138)(146)(147)(148)(149)(150)(151)(153)(155)(156)(157)(158)(159)(160)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98、868、871、874、900、914、915－916、918、920、914、921、957、957，958、958、904、898、1010、1012、1013、1032、1042、1048、1055、1111、1111、1093、1063、1111、1055、1064、1093、1101、1107、1110、1107、1110、1112、1114、1125－1126、1127、1112、1114、1107、1118、1112、1122、1123、1125、1128－1129、1129、1159、1192、1129－1130、1130、1158、1130、1158、1159、1192－119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9)李玉：《湖南时务学堂学生人数考》，载《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
(30)沈云龙：《汤化龙其人其事》，载［台北］《传记文学》第28卷第2期，1976年2月。
(32)曾琦后来把“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之句视为其终身服赝的信条。参见曾琦：《丁亥日记》，载陈正茂、黄欣周、梅渐农主编：《曾琦先生文集》(下册)第1464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16)，1993年。
(33)据周若南女士回忆，抗战时期，曾琦流落到上海，因原配宋静芳女士在家乡病故，自己体弱多病，有意续弦，陪伴终身。周善培便把自己的侄女周若南许配给他。参见周若南：《曾慕韩先生与我》，载陈正茂、黄欣周、梅渐农主编：《曾琦先生文集》(下册)第1734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16)，1993年。
(34)周善培：《谈梁任公》，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第149－162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
(35)周修曾：《曾琦二三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45辑)第66－68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
(36)(41)(45)(51)(107)(108)曾琦：《戊午日记》，载陈正茂、黄欣周、梅渐农主编：《曾琦先生文集》(下册)第1340－1341、1336、1331、1341、1327－1328、1337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16)，1993年。
(37)(38)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44、44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39)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2册)第430－431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40)(47)黄福庆：《五四前夕留日学生的排日运动》，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期(1972年7月)。
(42)(48)曾琦：《悼王希天君并勖留日学生救国团同志》，载陈正茂、黄欣周、梅渐农主编：《曾琦先生文集》(上册)第576、576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16)，1993年。
(43)(46)(52)李璜：《五四运动与少年中国学会》，载［台北］《传记文学》第16卷第4期，1970年4月。
(44)(103)曾琦：《悼陈愚生君并勖少年中国学会同志》，1923年12月20日，载陈正茂、黄欣周、梅渐农主编：《曾琦先生文集》(上册)第574、575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16)，1993年。
(49)曾琦：《戊午日记》，1918年7月5日，载陈正茂、黄欣周、梅渐农主编：《曾琦先生文集》(下册)第1341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16)，1993年；《愚公自订年谱》，载陈正茂、黄欣周、梅渐农主编：《曾琦先生文集》(下册)第1550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16)，1993年。
(53)曾琦：《戊午日记》，1918年7月28日，载陈正茂、黄欣周、梅渐农主编：《曾琦先生文集》(下册)第1343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16)，1993年。按：后来周无在巴黎给曾琦的信中强调应注“(七)切不要与政派生新关系”恐怕主要也是指曾琦与梁启超的这段交往。参见《周无致曾琦》，1919年4月24日，载《少年中国》第1卷第1期，1919年7月15日。
(54)曾琦：《国体与青年》，陈正茂、黄欣周、梅渐农主编：《曾琦先生文集》(上册)第48－51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16)，1993年。
(55)(56)曾琦：《五四运动与国家主义》，1926年5月4日，载陈正茂、黄欣周、梅渐农主编：《曾琦先生文集》(上册)第394、394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16)，1993年。
(57)《周无致曾琦》，1919年4月24日，载《少年中国》第1卷第1期，1919年7月15日。
(58)曾琦：《五四运动与国家主义》，1926年5月4日，载陈正茂、黄欣周、梅渐农主编：《曾琦先生文集》(上册)第394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16)，1993年；《曾琦致罗家伦》1934年，载陈正茂、黄欣周、梅渐农主编：《曾琦先生文集》(中册)第718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16)，1993年。
(59)章士钊：《〈李大钊先生传〉序》，载《章士钊全集》(第8册)第83－84页，［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
(60)朱志敏：《李大钊传》第311－343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61)张梦九：《忆少年中国学会》，［台北］《传记文学》第35卷第2期。按：张梦九的这段回忆或许有误。据周无回忆，北大的这批学生多由李大钊介绍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参周太玄：《关于参加发起少年中国学会的回忆》，载张允侯等：《五四时期的社团》(第一册)第54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
(62)周太玄：《关于参加发起少年中国学会的回忆》，载张允侯等：《五四时期的社团》(第一册)第537－54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
(63)曾琦：《戊午日记》，陈正茂、黄欣周、梅渐农主编：《曾琦先生文集》(下册)第1342、1345、1346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16)，1993年；《雷宝菁君略传》，载陈正茂、黄欣周、梅渐农主编：《曾琦先生文集》(上册)第515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16)，1993年。
(64)《为了民主与科学——许德珩回忆录》第32、34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周太玄：《关于参加发起少年中国学会的回忆》，载张允侯等：《五四时期的社团》(第一册)第54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
(65)李金强：《中国青年党人与五四爱国运动关系之探讨(1918－1919)》，［台北］《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二十三期(1991年7月)。
(66)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第230－233页，［台北］食货出版社1978年版；崔志海：《梁启超与五四运动》，《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1期；张德胜：《重评五四运动中的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载郝斌、欧阳哲生主编：《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第1142－115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欧阳军喜：《林长民与五四运动——一兼论五四运动的起源》，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71)缪凤林：《悼梁卓如先生》，载夏晓江编：《追忆梁启超》第116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
(72)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载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第16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73)梁启超：《民国初年之币制改革》，载《饮冰室合集·文集》(四十三)第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
(74)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1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第236－237页，［台北］食货出版社1978年版。
(76)梁启超：《主张国民动议制宪之理由》，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三十五)第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
(88)梁启超“协同”政治还有另一表现，就是积极参与其时的“联省自治运动”。参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第239－247页，［台北］食货出版社1978年版。
(91)罗志田：《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自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96)曾琦到达法国的时间是1919年10月初(陈正茂：《曾琦先生年谱》第56页，［台北］区泽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梁启超这时刚好游意大利后回巴黎居住了两个月，于12月10日游德(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9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也就是说曾琦和梁启超有近两个月的时间同处在巴黎附近，但目前没有任何材料显示他们之间有联系。
(97)《曾琦致孙倬章》，1924年1月10日，载陈正茂、黄欣周、梅渐农主编：《曾琦先生文集》(中册)第676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16)，1993年。
(98)周太玄：《王光祈先生与少年中国学会》，载左舜生等：《王光祈先生纪念册》第22页，［台北］文海出版社，无出版时间。
(99)《本会通告》，载《少年中国》第1卷第1期(1919年7月)。
(100)1919年夏间，曾琦在北京西山避暑时，曾“与北京大学诸同志习为附近农民讲演”。参见《曾琦致周无》，载陈正茂、黄欣周、梅渐农主编：《曾琦先生文集》(中册)第648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16)，1993年。
(101)《曾琦致周太玄、李璜》，1919年7月1日，载《少年中国》第1卷第1期，1919年7月15日。
(102)曾琦：《复辟消息与文化运动》，1920年7月9日，载陈正茂、黄欣周、梅渐农主编：《曾琦先生文集》(上册)第541－542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16)，1993年。
(104)《南京大会纪略》，载《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1921年9月)。
(105)曾琦：《政治运动之前车与社会活动之先导》，1922年3月1日，载陈正茂、黄欣周、梅渐农主编：《曾琦先生文集》(上册)第61、67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16)，1993年。
(106)(115)《中国青年党建党宣言》，1923年12月2日，方庆秋主编：《中国青年党》第3、3－4页，［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
(109)(110)(111)(112)(113)(116)(117)(119)曾琦：《旅欧日记》，载陈正茂、黄欣周、梅渐农主编：《曾琦先生文集》(下册)第1353、1399、1392、1404、1352、1395、1403、1403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16)，1993年。
(114)曾琦：《学会问题杂谈》，1922年3月1日，载陈正茂、黄欣周、梅渐农主编：《曾琦先生文集》(上册)第563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16)，1993年。
(118)段慎修：《中国青年党的真相》，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44期)第72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
(120)毛泽东：《外力、军阀与革命》，1923年4月10日，载《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21)毛泽东：《〈政治周报〉发刊理由》，1925年12月5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39)曾琦：《论中心思想与中心人物》，载陈正茂、黄欣周、梅渐农主编：《曾琦先生文集》(上册)第78－81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16)，1993年。
(140)曾琦：《本报过去一年之工作与今后之使命》，1925年10月10日，载陈正茂、黄欣周、梅渐农主编：《曾琦先生文集》(上册)第126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16)，1993年。
(141)曾琦：《军阀构乱与全民革命》，1925年10月24日，载陈正茂、黄欣周、梅渐农主编：《曾琦先生文集》(上册)第322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16)，1993年。
(142)曾琦：《新命党之精神及其党员应有之修养》，1927年10月30日，载陈正茂、黄欣周、梅渐农主编：《曾琦先生文集》(上册)第416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16)，1993年。
(143)《梁任公对惨案的谈话》，1926年3月31日，载《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221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
(144)《国家主义青年团北京部对惨案宣言》，1926年3月25日，载《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210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
(145)曾琦：《国人对于北京惨杀案应取之态度及办法》，1926年4月3日，载陈正茂、黄欣周、梅渐农主编：《曾琦先生文集》(上册)第344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16)，1993年。
(152)(154)周传儒：《回忆梁启超先生》，载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第376、375－376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
(161)霍俪白：《梁任公印象记》，载夏晓红编：《追忆梁启超》第165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
(162)李璜：《内争不已 外乱方殷》，［台北］《传记文学》第22卷第3期，1973年3月。
标签：梁启超论文; 曾琦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少年中国说论文; 新民丛报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李大钊论文; 清议报论文; 中国魂论文; 北大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