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丧葬令》复原的再检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丧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令复原工作，在前辈日本学者仁井田陞《唐令拾遗》与池田温所编《唐令拾遗补》二书中已有充分展示①，《丧葬令》也是其中之一。池田温先生曾专就它的复原顺序问题进行了讨论②，关于《丧葬令》的整理研究也得到不少学者的注意。前不久笔者整理过的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丧葬令》共计38条，内“并因旧文，以新制参定”的宋令33条，“右令不行”的唐令5条，此外附“丧服年月”若干条；借助此令文并参考日本养老《丧葬令》，在前人成果之上共复原唐《丧葬令》37条，并比照《开元礼》，增加了代表唐朝服制内容的“服纪”部分③。虽然从构成情况看，可以认为《丧葬令》的大部分条目已经复原。但现在看来，还有不少问题需要斟酌，一些条目需要再作检讨和订正。以下先将须修改补充者说明如次（录文修正部分用斜体字显示）：
1.首先必须自我纠正的一个问题是对唐令中应避讳字有所疏忽。唐朝在玄宗以后的大部分时间中，均因避其名讳将“替”（或“期”）作“周”。笔者所作《丧葬令》复原中虽然已注意到这一点，但对一些直接引用《天圣令》的条文却疏漏未改。其中唐令“复原8”中“皇家诸亲丧赙物，皇帝本服朞”和“皇太后本服朞”、“皇后本服朞”之“朞”都应避讳作“周”；“复原34”：“诸三年及替丧不数闰”，此“朞丧”者，也当避讳改“周丧”。因此改过的条文应当是：
“复原8”（“唐1”）：
皇家诸亲丧赙物，皇帝本服周，准一品；本服大功，准二品；本服小功及皇太后本服周，准三品；皇帝本服缌麻、皇太后本服大功、皇后本服周、皇太子妃父母，准正四品；皇帝本服袒免、皇太后本服小功、皇后本服大功、皇太子妃本服周，准从四品；皇太后本服缌麻、皇后本服小功，准正五品；皇后本服缌麻，准从五品。若官爵高者，从高。无服之殇，并不给。其准一品给赙［物］者，并依职事品。
“复原34”：
诸三年及周丧不数闰，[,禫则数之]。大功以下数之。以闰月亡者，祥及忌日。皆以闰所附之月为正。
2.其次是唐令“复原6”官员丧事奏闻吊赠条。按与此条相对应的日养老《丧葬令》“京官三位”条曰：“凡京官三位以上，遭祖父母、父母及妻丧，四位遭父母丧，五位以上身丧，并奏闻。遣使吊。”其“并奏闻，遣使吊”下《令集解》注曰：“朱云：奏闻遣使吊者，官所为耳。承御命可吊者。”④ 但复原所依据的《唐六典》原文无此语⑤。笔者考虑《天圣令》“宋5”作“诸内外文武官遭祖父母、父母丧，及以理去官或［致仕？］身丧者，并奏”，且本条“将葬”之下已有吊祭内容，故仅增加“并奏闻”而没有“遣使吊”。但是这一复原是有欠缺的。《大唐开元礼·凶礼》三品以上丧、四品五品丧都有“赴阙”和“敕使吊”的仪目⑥，表明五品以上的官员身丧或遭丧，必须赴阙奏报丧事，之后即有朝廷“承御命”遣使吊丧的程序。石见清裕先生在讨论唐代官僚的丧葬礼仪程序时，也指出《令集解》“奏闻”、“遣使吊”之文字在《丧葬令》中存在是可能的⑦。初丧“遣使吊”，与下面将葬“又遣使赠于郭门之外”的吊赠不同，《开元礼》卷一三四有“会丧”（“遣百僚会王公以下丧”）和“会葬”（“遣百僚会王公以下葬”）的分别也说明这一点，因此“复原6”一条的“并奏闻”之下应增加“遣使吊”三字。此外“五品以上在［两？］京薨卒”原句末误多一“者”字，应刪除，这样本条应改为：
诸京官职事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遭祖父母、父母丧；京官四品，遭父母丧；都督刺史并内外职事、若散官、以理去官，五品以上在［两？］京薨卒，及五品之官身死王事者，并奏闻。[,在京从本司奏，在外及无本司者，从所属州府奏。]遣使吊⑧。将葬，皆祭以少牢，司仪率斋郎、执俎豆以往。三品以上赠以束帛，一品加乘马。既引，又遣使赠于郭门之外，皆以束帛，一品加璧。
意思就是：五品以上官员（或父母祖父母）死后先要奏报，然后朝廷遣使吊祭，到葬时再次吊祭赠送。这样比较合乎逻辑，也比较完整，这是笔者的一个纠正和补充。当然从史料所见将葬的祭赠多是用于皇帝下诏葬事的诏葬者，因此实际上已经逐渐成为诏葬者的专利。
本条正文基本上是在卷一八《鸿胪寺》司仪署令条下，惟“京官四品，遭父母丧”一语原无，注文亦未见。其全部内容在《天圣令》中，是分在“宋5”的前半部分、“宋10”、“宋11”三条，笔者是参考日本《令集解》的“京官三位”条复原并合为一条的。将宋令的三条合为一条的情况在《天圣令》的其他部分非常少见，大津透先生在最近发表《北宋天圣令的刊布及其意义》一文的“若干问题点和课题”部分对此种做法提出了质疑⑨。问题在于，模仿唐制的日本律令毕竟与唐令不一，虽然日本令中将以上内容集中于“京官三位”条，但是唐令是否就可以照此复原，并认为是被宋令一分为三是值得怀疑的。然而笔者的复原除了参考《令集解》，更多地还是从令文内部的联系和令自身的排序特点予以考虑的。虽然按照逻辑，是可以将此条按宋令那样自然分为三部分（即前、后正文和注文），或者可以是三条，但是，三部分的内容是相互关联的。第一部分在“宋5”，原文简化为“诸内外文武官遭祖父母、父母丧，及以理去官或［致仕？］身丧者，并奏”，“宋10”、“宋11”即等于复原唐令的注文和注文以下，也即二、三部分。宋5的下半部还有百官在职会哀吊祭的内容，所以笔者认为，它是因将唐令的本条内容与另一唐令条合在一起，才发生了脱节的情况。就宋令的排序看，“宋5”和“宋10”之间是赙赠及其颁给的内容，与丧事奏闻和吊祭无关。原来的唐令似乎不大可能将相互关联的内容分在两处，那么宋令为何如此？只能认为是宋令修改后将同条相关的内容又甩到了后面，否则可以顺理成章地按序排列，不必将诸多无关的赙赠内容插入在两者之间。此条究竟应该如何考虑，确实值得斟酌。
3.明器也是《丧葬令》中存在的一个疑问。《天圣令》无论宋令、唐令都没有明器，但是仁井田陞曾经将明器复原为《丧葬令》第15条。《唐六典》卷四礼部郎中员外郎条“凡百官葬礼皆有轜车、引、披、铎、翣、明器、方相、魌头之制，皆载于鸿胪之职焉”，说明鸿胪所掌有明器。《唐会要》载太极元年（712）六月右司郎中唐绍上疏亦曰：“臣闻王公以下，送终明器等物，具标格令，品秩高下，各有节文……望请王公以下送葬明器，皆依令式，并陈于墓所，不得衢路舁行。”⑩ 则令、式及格中俱有明器，这项内容在后来的令中被取消的可能性不大，今复原唐令其余条都有而明器独无是不应当的。司马光《书仪》所引天圣“《丧葬令》：五品六品，明器许用三十事；非升朝官者，许用十五事，并用器椀楪瓶盂之类，通数之”一条也有明器(11)，说明唐、宋令都应有“明器”条。故笔者认为可能是钞本遗落，已依据《唐六典》卷二三将作监甄官令条文并参《通典》卷八十六《丧制》四《荐车马明器及饰棺》“其百官之制”予以复原（“复原23”）(12)。
但是，《唐六典》该条在“凡丧葬则供其明器之属”下有注：“别敕葬者供，余并私备。”《通典》也略同《六典》。此注文笔者因结合《开元礼》及参考仁井田陞《唐令拾遗》，未予复原，现在考虑有可能也是令文而被遗落，应当增改为：
诸明器，[,别敕葬者供，余并私备。]三品以上九十事，五品以上六十事，九品以上四十事。当圹、当野、祖明、地轴、
马、偶人，其高各一尺；其余音声队与僮仆之属，威仪服玩，各视生之品秩所有，以瓦木为之，其长率七寸。
另外，这里还有“别敕葬者供余并私备”究应如何断句的问题，也因此涉及官员明器是否完全由官家制作发给。笔者的断句是参考了中华书局陈仲夫点校本《唐六典》和点校本《通典》，意思是只有诏葬或称“别敕葬”的明器才由官府供给，余则自备。近阅齐东方教授文，认为从已发掘的苏定方、李重润、李仙蕙、李贤、郑仁泰等墓葬情况看，明器的数量远远超过了“九十事”的限制，说明在官府规定之外本家还有增加。这些人物是皇子皇女或亲贵大臣，身份都比较特殊，有可能是出自皇帝特许。因此他将《唐六典》此句断句为：“别敕葬者，供余并私备。”文意就变成了九品以上官员明器都应由甄官署按照品级供给，获得特殊待遇的“别敕葬者”(13)，随葬品可以超越数量规定，所超过部分却要由其家自备。根据史料对苏定方等人身份、级别及葬事的一些记载，其人应当属于“诏葬”或云“别敕葬”的范围，齐教授的解释似乎不无道理。然则有疑问的是《新唐书·百官志》竟将此句直改为“敕葬则供明器”(14)，意思与笔者理解的相同。宋朝称诏葬为敕葬，难道欧阳修是根据宋朝敕葬的情况来解释唐朝？又据《唐会要》卷三八《葬》元和六年（811）十二月“条流文武官及庶人丧葬”说明：“伏以丧葬条件明示所司，如五作及工匠之徒捉搦之后，自合准前后勅文科绳，所司不得更之。”已说到丧葬用物与“五作及工匠之徒”有关。会昌元年（841）十一月御史台“奏请条流京城文武百僚及庶人丧葬事”，末有“伏乞圣恩，宣下京兆府，令准此条流，宣示一切供作行人，散榜城市及诸城门，令知所守。如有违犯，先罪供造行人贾售之罪，庶其明器并用瓦木，永无僭差”的要求，更明确了明器是由供作行人制造和“贾售”。“作”是官府经营的手工业，“五作”不知是否隶属于将作监。奏文是针对京城一切官民丧事在内，对明器数量、质地的限制既包括官员也包括庶民，“贾售”的说法，似乎更倾向于明器都是来自于买卖也即自备。尽管如此，令关于官员明器的内容含义尚不能十分肯定。目前，虽暂按点校本《唐六典》和《新唐书》的解释来断句，但仍须对制度本身作出进一步探讨以确认其合理性。
4.纛的问题。天圣“宋19”：“诸纛，五品以上，其竿长九尺；以下，五尺以上。”此条笔者依据《大唐开元礼·序例》三《杂制》和《通典》卷一○八《开元礼纂类》三复原（“复原22”）为：“诸纛，五品以上，竿长九尺；六品以上长五尺。”其中“六品以上”，《唐令拾遗》据《唐六典》卷一八《鸿胪寺》司仪令条作“六品已（以）下”。笔者之所以作“上”，是因为参考《通典》卷一三九及卷一四○《开元礼纂类·进引》“执纛者入，当西阶南，北面立”下注文：“六品以下无纛，下皆准此。”但是现在看来，令文也可能与礼不完全一致（这种情况颇多），而且如果“六品以上”只是六品，就没有“以上”二字的必要。从令文上下前后的对应，以及《天圣令》文，都是作“下”更为通顺合理。《五代会要》卷八所载唐元和六年（811）奏敕，也规定九品以上都可以用纛。只是三品以上才可以用九尺，五品以上“减一尺，使八尺”，九品以上“减一尺，使七尺”，与令文五品以上皆用九尺亦不合。当然唐后期的制度也可能改变，不能断定(15)。因此笔者目前倾向将“六品以上”仍同《唐令拾遗》作“六品以下”。故应改为：
诸纛，五品以上，竿长九尺；六品以下长五尺。其下帐，五品以上用素缯，六品以下用练，妇人用彩。
5.“复原20”一条“挽歌白练帻、白练耩衣，皆执铎、綍”之“挽歌”下，误脱“者”字，铎、綍二字应断开。改后应该是：
诸引、披、铎、翣、挽歌，三品以上四引、四披、六铎、六翣，挽歌六行三十六人，有挽歌者，铎依歌人数，以下准此。五品以上二引、二披、四铎、四翣，挽歌四行十六人；九品以上［二引、二披、］（？）二铎、二翣。其执引、披者，皆布帻、布深衣，挽歌者白练帻、白练
衣，皆执铎、綍。
6.某些原来为正文的内容，误抄为注文。如“方相魌头”条内“方相四目”以下，天圣“宋18”原作注文，但误作正文；而“复原21”亦应参照改作注文，比较合理。此外“宋18”中“深清（青）衣”亦误按唐令抄作“玄衣”。以此改正如下：
“宋18”：诸四品以上用方相，七品以上用魌头。[,方相四目，魌头两目，并深青衣朱裳，执戈扬盾，载于车。]
“复原21”：诸四品以上用方相，七品以上用魌头。[,方相四目，魌头两目，并玄衣朱裳，执戈扬盾，载于车。]
7.标点符号应加未加。“宋15”和“复原18”中“皆书（或书云）某官封姓名之柩”之“某官封姓名之柩”，“宋22”及“复原26”中“无爵者称子”之“子”，“亦奏锡（或赐谥）曰先生”之“先生”，均应补加引号。另外“复原26”的“赠官同职事”原考虑与“无爵者称子”为并列关系故作正文，现对照《唐六典》卷一四太常博士条和《通典》卷一○四《单复谥议》，在言“无爵称子”同时，皆不言赠官，是二者并非并列关系。现仍参考宋令改作注文，改后的条目如下：
“宋15”：诸铭旌，三品以上长九尺，五品以上长八尺，六品以下长七尺，皆书“某官封姓名之柩”。
“复原18”：诸铭旌，三品以上长九尺，五品以上长八尺，六品以下长七尺，皆书云“某官封姓名之柩”。
“宋22”：诸谥，王公及职事官三品以上，录行状申省，考功勘校，下太常礼院拟讫，申省议定奏文（闻）。赠官亦准此。无爵者称“子”。若蕴德丘园、声实明著，虽无官爵，亦奏锡谥曰“先生”。
“复原26”：诸谥，王公及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身亡者，其佐史录行状申考功，考功责历任勘校，下太常寺拟谥讫，覆申考功，于都堂集省内官议定，然后奏闻。赠官同职事。无爵者称“子”。若蕴德丘园，声实明著，虽无官爵，亦奏赐谥曰“先生”。
8.《丧葬令》复原清本中，“复原4”“皇帝、皇太后、皇后、皇太子为本服五服之内亲举哀，本服周者”云云，两“本服”重复，前一“本服”为误抄，当删。
此外，还有一些内容值得商榷：
一是在复原文章已经谈到的外官殡殓调度问题。按照宋令，外官不仅有“诸在任官身丧听于公廨内棺敛，不得在厅事”的规定；而且享受“其尸柩家属并给公人送还的待遇”。而唐朝前期史料虽然见到一些“还京之日，为造灵舆，给传递发遣”、“灵柩还京所须官给”的记载(16)，令中却无明确规定，且有此待遇者常常是诏葬或有所谓“恩敕”。《唐律疏议》卷二六《杂律》上“诸从征及从行、公使于所在身死，依令应送还本乡”条也是从征从行外只提到公使(17)，其下又有：“即卒官，家无手力不能胜致者，仰部送还乡，违而不送者，亦杖一百。”《疏议》对此解释曰：“官人在任，以理身死，家道既贫，先无手力，不能自相运致以还故乡者，卒官之所，部送还乡。称‘部送’者，差人部领，递送还乡。依令去官家口累弱，尚得送还，况乃身亡，明须准给手力部送（下略）。”内仅以去官即官员卸任的家日送还作解释，却没有提到《丧葬令》，而且规定部送还乡的也只是“家无手力不能胜至者”，而不是有一定之规。其中称令语《唐令拾遗》复原为《杂令》第三十条（但此条天圣《杂令》未见），因此笔者在复原文章中推测唐《丧葬令》关于外官殡殓调度只是比附使人而进行，没有单独或另行的条款(18)。但《唐律疏议》的制作在高宗时，后来的令文中是否对此加以补充不得而知，并且《令集解》对于“外官所以殡敛给者，以去家悬远，故加给耳”列在同条而有明确解说，因此关于唐令外官殡敛调度是否有明文，尚待进一步研究和证明。
二是唐令“复原16”：“诸百官以理去职而薨卒者，听敛以本官之服。无官者，介帻、单衣。妇人有官品者，亦以其服敛。应珮者，皆用蜡代玉。”按此条基本依据《天圣令》及《唐六典》复原，但仅有以理去官无在职。《隋书》卷八载隋令有：“官人在职丧，听敛以朝服；有封者，敛以冕服；未有官者，白帢单衣；妇人有官品者亦以其服敛。”则唐令在“诸百官以理去职”一句之前，是否也有“官人在职丧，听敛以朝服；有封者，敛以冕服”的内容，存疑。
三是卤簿。宋令涉及卤簿内容有两条，内“宋10”云：
诸一品二品丧，勅备本品卤簿送殡者，以少牢赠祭于都城外，加璧，束帛深青三、纁二。“宋20”曰：
诸内外命妇应得卤簿者，葬亦给之。[,官无卤簿者，及庶人容车，并以犊车为之]。
此两条涵盖了宋代丧葬应给卤簿和不给卤簿的两种情况，实际也说明了应给卤簿的范围。《文献通考》关于“皇太子皇子公卿以下车辇卤簿”述宋制曰：“王公以下凡大驾六引，用本品卤簿，奉册充使及诏葬皆给之。”(19) 诏葬是皇帝下诏大臣葬事，是给官员的特殊待遇，此问题笔者已另文讨论。但所谓“诏葬皆给之”，结合“宋10”，实即“诸一品二品丧，敕备本品卤簿送殡者”。一品二品官员与品级相当的内外命妇“应得卤簿者，葬亦给之”，而其余的官员就没有卤簿而只能有犊车充用的轜车或容车了。
但是唐《丧葬令》在卤簿的问题上却丝毫不明确。与上两条对应的是上述“复原6”以及“复原24”，后者是：
诸五品以上薨卒及葬，应合吊祭者，所须布深衣、帻、素三梁六柱舆，皆官借之。其内外命妇应得卤簿者，亦准此。
两条其实与卤簿毫不相干。前条仅言丧事的奏闻和吊祭，与修改后的“宋10”在出发点上有很大的不同。后条实际是送葬与吊祭官借衣帽和车舆，是说命妇有卤簿的也可以借，但不是说卤簿。宋令删去了其他内容而转用了命妇卤簿。“复原24”是《天圣令》中的“唐3”，文字与《唐六典》卷一八鸿胪寺司仪令条及《通典》卷八六《葬仪》引《丧葬令》基本一致，应不致有内容遗漏。按唐制官员卤簿见于《开元礼》卷二《序例》中“王公以下卤簿”，已被仁井田陧复原为《卤簿令》第3乙条，其丧葬卤簿的内容也已归在其中：
右应给卤簿者，职事四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爵郡王已上，及二王后依品给；国公准三品给；官爵两应给者，从高给。若京官职事五品身婚葬并尚公主、娶县主，及职事官三品已上有公爵者嫡子婚；并准四品给。凡自王公已下在京拜官初上、正冬朝会及婚葬则给之。
因此应认为原来的唐《丧葬令》中没有关于卤簿的规定，此点是与宋令不同的。《通典》卷一三九《开元礼纂类·三品以上丧中》“器行序”关于“鼓吹振作而行”仅注明：“六品以下无鼓吹。”《新唐书·仪卫志》也载五品以上卤簿(20)。但是《唐会要》卷三八《葬》称宝应元年（762）建卯月三日定：“婚葬卤簿，据散官封至一品，事职官正员三品，并驸马都尉，许随事量给，余一切权停。”是给卤簿的官员等级提高，不再包含四品。贞元十三年（797）五月，“宗正卿、嗣义王
奏：‘简王府咨议参军嗣宁王子
葬，请卤簿。’宰臣等议，以子官卑，不合特给。诏令给”。其年七月勅又令“自今以后，嗣王薨葬日，宜令所司并供卤簿，仍永为常式”。唐代亲王正一品，郡王从一品。嗣王是接续原来的封爵，其爵品虽高，但初任官职却例有减降。《旧唐书》卷八六《高宗中宗诸子传》称：“唐法，嗣郡王但加四品阶，亲王子例著绯。”按此指选叙时的品阶，《唐六典》卷二吏部郎中条“凡叙阶之法，有以封爵”下注曰：“谓嗣王、郡王初出身，从四品下叙；亲王诸子封郡王者，从五品上。”即此谓也，故嗣王官职较低。不过嗣王的朝班站位仍较一般官员为高。开元中定嗣王“与开府仪同三司等致仕官，各居本司之上”，而据贞元二年九月敕定“文武百官朝谒班序”，嗣王、郡王是和三太、三公太子三太及开府仪同三司、开国公列在一品班之内，同年十月九日敕又定庆贺上表“其嗣王合随宗正，若有班立，位合依三品”(21)，因此嗣王、郡王等位、卤簿其实是按爵品对待的，所以也算是在三品之内，这与宋代已相对接近了。
四是赠官问题。《天圣令》“宋8”有曰：
诸赠官者，赙物（原作‘诸赠官物者，赙’）及供葬所须，并依赠官品给。若赙后得赠者，不合更给。
笔者直接将此条复原为唐令，虽然以白居易《唐故湖州长城县令赠户部侍郎博陵崔府君神道碑铭序》“按国典，官五品以上，墓庙得立碑。又按《丧葬令》，凡诸赠官，得同正官之制”和《金石萃编》载李宗闵撰《苻磷碑》“按国典，官至三品墓得立碑，又按《丧葬令》，诸追赠官品得同正”为依据(22)，但缺少相同或类似的文字证明，且墓碑所谓“凡诸赠官，得同正官之制”的来源很可能与“唐26”条“诸谥”中的“赠官同职事”有关，所以“宋8”是否可以直接复原为唐令，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根据墓志，唐时贝冒赙的确是按赠官给（除非赠官品低于正官），《文苑英华》卷九○二裴耀卿撰《太子宾客赠太子太师窦希球神道碑》：“天子辍朝变礼，事优恒数，乃下制曰：……可赠太子太师，赙物二百段、米粟二百石。”(23) 据碑，窦希球原官银青光禄大夫、太子宾客都是三品，但太子太师是从一品，故赙赠是按一品给赠（标准参见“复原9”），说明“宋8”的内容唐制实有之。而所谓“供葬所须”，在唐《丧葬令》即包括送葬车舆用品和陪葬的明器、葬墓田与碑碣的规格、官借葬具和手力营墓夫等，事实上也是按照官品，并且大多都是五品以上官才有，这些对于赠官也适用。前揭白居易和李宗闵撰两碑就是立碑按赠官的两例。因此笔者至今仍倾向于“宋8”来源于唐令，内容是唐令或唐令的部分。
最后，还有一处需补充说明。天圣“宋3”内容如下：
皇帝、皇太后、［皇后］、［皇］太子为五服之内皇亲举哀，本服期者，三朝哭而止；大功者，其日朝脯（晡）哭而止；小功以下及皇帝为内命妇二品以上、百官职事二品以上丧，官一品丧，皇太后、［皇后］为内命妇二品以上丧，皇太子为三师、三少及官（宫）臣三品以上丧，并一举哀而止。[,其举哀皆素服。皇帝举哀日，内教防（坊）及太常并停音乐。]
与之对应的唐令“复原4”如下：
皇帝、皇太后、皇后、皇太子为五服之内亲举哀，本服周者，三朝哭而止；大功者，其日朝晡哭而止；小功以下及皇帝为内命妇二品以上、百官职事二品以上及散官一品丧，皇太后、皇后为内命妇二品以上丧，皇太子为三师、三少及宫臣三品以上丧，并一举哀而止。[,其举哀皆素服。皇帝举哀日，内教坊及太常并停音乐。]
注文“其举哀皆素服”，《唐令拾遗》根据《三代实录》复原多一“者”字，“内教”下脱一“坊”字，“停”下无“音”字。笔者的复原是参照宋令而改。《唐会要》卷三一《舆服上》记载：显庆元年（656）九月十九日
（长孙）无忌等又奏曰：“皇帝为诸臣及五服亲举哀，依礼著素服，今令乃云白帢，礼令乖舛，须归一塗（途）。且白帢出自近代，事非稽古，虽著令文，不可行用。请改从素服，以合礼文。”制从之。
按此条也见于《通典》卷六一《君臣服章制度》、《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册府元龟》卷五八五《掌礼部·奏议》。其中所云“今令”按时间推定应为《永徽令》，《唐令拾遗》根据《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并结合上述记载，将“白帢，临大臣丧则服之”复原为《衣服令》第十三条，并注明是武德和永徽令。白帢乃白色的便帽，素服依《礼记·郊特牲》为送终的衣服(24)，论者指出此为“依礼，特别是古礼来修改令文的恰当的例子”(25)，但礼的原则显然也为《贞观礼》、《显庆礼》和《开元礼》基本承袭。仁井田陞提出，由于《三代实录》中避讳与“基”同音的“期（朞）”而改周，故所引用的唐令是开元以后的令(26)。史睿也指出从日本《三代实录》所引唐令来看，此条确实由白恰改为素服(27)。《天圣令》与《三代实录》注文的一致，进一步证明开元令文中应当有“其举哀皆素服”的规定。
以上是在去年完成《天圣令》的校勘工作后，又发现的一些问题，现提出修改补充及商榷，并提出自己的一些新认识，希望能获得与研究者的广泛交流。
注释：
① 《唐令拾遗》，东京：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1933年；《唐令拾遗补》，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7年。
② 池田温：《唐·日喪葬令の一考察——條文排列の相異爲中心として——》，《法制史研究》45，1995年，第39－71页。此外关于《丧葬令》的研究并参见稻田奈津子《丧葬令と礼の受容》，收入池田温编《日中律令制の诸相》，东方书店，2002年，第283－309页；《日本古代丧葬仪礼の特质——丧葬令からみた天皇と氏》，《史学杂志》第109编第9号，2000年，第1－34页；《丧葬令皇都条の再检讨》，《延喜式研究》22号，2006年，第80－94页。石见清裕：《唐代凶礼の构造——《大唐开元礼》官僚丧葬仪礼老中心に——》，福井文雅博士古稀纪念论集《アジア文化の思想へ仪礼》，春秋社，2005年；《唐代官僚の丧葬仪礼につぃて》，发表于日本东方学会第51回国际东方学者会议：《古代东アジアにゎける王权和丧葬仪礼》，2006年5月。
③ 为了方便起见，本文关于《丧葬令》中的条目，仍采取校勘和复原时的序号，其中，《天圣令》中“右并因旧文，以新制参定”的宋令部分，写作“宋1”、“宋2”等；《天圣令》中列作“右令不行”的唐令部分，写作“唐1”、“唐2”等；经笔者复原后的唐令，写作“复原1”、“复原2”等。其引文、排序及校勘复原情况，并参照《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丧葬令》部分。
④ 《令集解》卷四十《丧葬令》，东京：吉川弘文馆，1985年，第958页。
⑤ 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一八《鸿胪寺》司仪令之职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507页。
⑥ 《大唐开元礼》卷一三八《三品以上丧之一》、卷一四二《四品五品丧之一》，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656、679－680页。
⑦ 石见清裕：《唐代官僚の丧葬仪礼につぃて》，发表于2006年5月东方学会举办第51回国际东方学者《古代东アジアにゎける王权和丧葬仪礼》专题会议；第30页。
⑧ 笔者在《唐朝的丧葬令与唐五代丧葬法式》一文（《文史》2007年第3辑，总80辑）将注文误置于“遣使吊”后，特此说明。
⑨ 大津透：《北宋天圣令の公刊へその意义——日唐律令比较研究の新阶段》，《东方学》第114辑，2007年7月，第12页。
⑩ 王溥：《唐会要》卷三十八《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10页。
(11) 司马光：《书仪》卷七《丧仪》三《明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42册，第504页。
(12) 《通典》卷八十六《丧制》四《荐车马明器及饰棺》，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标点本，第2328页。
(13) 齐东方：《略论西安地区发现的唐代双室砖墓》，《考古》1990年第9期，第859页。
(14) 《新唐书》卷四十八《百官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1274页。
(15) 王溥：《五代会要》卷八《丧葬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6－137页。
(16)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垂拱○○三《大唐故中书令赠光禄大夫秦州都督薛公（震）墓志铭》，同书神龙○○二《大唐故沙州刺史李府君墓志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80、407页。
(17) 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卷二十六《杂律》，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90－491页。
(18) 《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唐丧葬令复原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685－686页，并参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卷二十六《杂律》，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90－491页。
(19) 《文献通考》卷一一九《王礼考》一四《皇太子皇子公卿以下车辇卤簿》，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076页。
(20) 《新唐书》卷二十三下《仪卫志》，第506页。
(21) 以上见《唐会要》卷二十五《亲王及朝臣行立位》、《文武百官朝谒班序》，第558－560页；并参《通典》卷七十五《天子朝位》，第2039页。
(22) 《白居易集》卷六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460页；《金石萃编》卷一一三，北京：中国书店影印扫叶山房本，1985年。
(23) 《文苑英华》卷九○二，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4747页。
(24) 《礼记正义》卷二十六《郊特牲》：“素服以送终也。”注云：“送终丧杀，所谓老物也。素服，衣裳皆素。”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454页。
(25) 李玉生：《唐令与礼关系析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26) 《唐令拾遗·丧葬令第三十二》，第808页。
(27) 史睿：《〈显庆礼〉所见唐代礼典与法典的关系》，收入《唐代宗教文化与制度》，东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7年，第115－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