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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22.3 文献标识码：A
进入20世纪，随着思想观念的变化和研究的不断深入，《楚辞》研究的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先说研究模式
研究模式是指研究的范式和类型，不同的研究模式适应着不同的研究对象和重点。与古代的研究相比，20世纪以来在研究模式上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古代（自汉至清）的《楚辞》研究，以注释型研究为主。所谓注释型，是以每篇作品为研究单位，以章句训释和解题为中心任务的研究模式，从王逸《楚辞章句》、朱熹《楚辞集注》到蒋骥《山带阁注楚辞》，研究的范围和重点尽管也有某些变化，但基本上都属于这种类型。这种研究模式目的在于解读，是了解字句、篇章和题旨所必须的，因此，属于最基础的部分，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但这种模式只能通其大意，至于其文化精神、思想内涵、历史价值以及艺术成就等诸多内在品质皆不能顾及，因而极大地限制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其局限性是很明显的。
进入20世纪以后，分析型研究开始兴起并逐渐成为一种主要的研究模式。分析型研究以每篇作品或某一类作品为研究单位，注重作品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而以分析和揭示作品的思想内容、社会意义以及艺术成就和形式特点为主要任务。分析型研究是在解读作品的基础上对作品的分析，分析是中心。从本世纪前几十年的研究实践看，这种分析一般严格地限制在“文学”的范围内，而不轻易涉及其他学科领域。一般说来，包括思想分析和艺术分析两个方面。思想分析主要是密切结合社会历史背景，特别是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具体形势，揭示作品与现实的联系和所表达的思想感情，重点在分析其人民性和历史进步性以及对于后代的思想影响。艺术分析主要是结合作品内容对于艺术形象和艺术形式（如结构、语言）的分析，重点在于总结作品的艺术成就和如何做到形式与内在的完美统一。这种研究模式在70年代以前，特别是40年代至60年代相当流行，如郭沫若《屈原研究》、詹安泰《屈原》以及为数众多的论文。它对于揭示作品的政治倾向、思想性质以及外在形式颇为得力，有助于把握作品。但由于这种模式过于看重作品的思想倾向和现实性，而忽略其文化意义，特别是作品思想感情、文化内涵的复杂性和作品的审美特征，因而常流于简单化、概念化，甚至庸俗社会学的倾向。
综合型研究是以把握作品的文化内涵和特征及其与各种意识形态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根源为中心任务的研究。一般说来，综合型研究把作品放置在十分广阔的大文化背景下加以审视，既考虑政治历史环境，也考虑宗教、民俗背景以及其他各种传统的和现实的文化因素，而不是像分析型研究那样仅仅局限于背景和作品中的政治思想因素。这就是说，综合型研究是从文学与各种意识形态的复杂网络关系中来把握它，因而必然是多层面、多角度的立体交叉研究，必然涉及到多学科，如历史、哲学、宗教、民俗、美学等等。它可以提出很多以前难于想象的新课题，从而极大地推动楚辞研究的发展。
综合型研究由于切入的视角和涉及的学科不同，而各有其发展的历史过程。
综合型研究是近年来才流行开来的一种研究模式，但它的出现却很早，甚至可以一直追溯到本世纪初。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是我国第一篇运用近代思维方式研究屈原及其作品的文章，同时也是现代综合型研究的滥觞。他在这篇文章中说：“……大诗歌之出，必须俟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之想象合而为一，即必通南北之驿骑而后可。斯即屈子其人也。”显然，这是从地域民俗与传统文化精神的角度审视屈子的结果。他还用“欧穆亚”（即幽默）来分析屈原的创作心理，认为幽默的背后隐藏着“深邃的严肃”。这说明他研究屈子，除了地域民俗与文化的视角，还引进了西方刚刚兴起的美学和心理学理论，从而使他的研究具备了综合研究的特征。
另一位涉足综合型研究较深的是梁启超，他运用矛盾对立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心理学观点具体分析屈原内心世界、情感历程和人格精神的形成过程，指出屈原既有高尚的理想，又有热烈的感情；既达观，又悲悯，对立的理想和感情在内心常常形成激烈的冲突，并最终导致他的自杀。此外，梁氏还从神话学的角度对屈赋的丰富想象力进行了探讨，并认为《天问》是可与世界文学相媲美的神话文学。
王氏和梁氏对楚辞的综合研究还属起始阶段，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显得准备不够充分，因而极大地限制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但是作为探索者的一种大胆尝试，其方法论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具体结论的价值。真正自觉全面地开展综合研究的是苏雪林和闻一多，特别是闻一多。
闻一多对《楚辞》的综合研究深受苏雪林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苏氏的“人神恋爱”之说更成为闻氏把握《九歌》内容的指导观点之一。闻氏在《什么是九歌》和《楚辞校补》等论著中，根据宗教学、民俗学和神话学理论，从大文化背景出发，对楚辞特别是《九歌》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考察，提出了很多新颖而富于创造性的见解，极大地拓宽了楚辞研究领域和思维空间，充分显示出综合研究的巨大优越性。
闻氏进行综合研究有其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是在认识到旧方法的巨大局限并进行了批判之后的自觉选择。他说：“我走的不是那些名流学者、国学权威的路子，他们死咬定一个字、一个词大做文章。”（注：见陈凝《闻一多传》第3页。 ）他的综合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把古书放在古人的生活范围里去研究，站在民俗学的立场，用历史神话去解释古籍”（注：见陈凝《闻一多传》第3页。）。 这就要求不但要揭示作品的真实的历史文化背景，而且要把作品“放活”，在与背景的统一中去把握其真实的面貌。
游国恩的研究实际上也属综合研究。他除了从音乐、地理、民俗、宗教的角度研究楚辞之外，还特别注意建立起楚辞发展的历史观念，即认为楚辞曾受北方文学特别是《诗经》的影响，是我国上古文学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他从哲学的角度观照楚辞，分析了其哲学本质，这些是一般注释型研究和分析型研究所不能胜任的，而对综合研究来说则显得游刃有余。
姜亮夫在他六十年的楚辞研究生涯中也十分重视综合研究，早在20年代，他就针对只就某一个方面孤单深入的片面性，提出了“个别分析，综合理解”的方法论，要求在现代科学文化的基础上以史和语言为主，运用十几个学科的知识和角度，对楚辞进行全方位的考察，以便从总体上把握它。这些学科包括有民俗学、社会学、史学、哲学、宗教学、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地理学、考古学，等等。从早年的《屈原赋校注》到晚年的《楚辞通故》，姜亮夫先生一直沿用这种方法。
此外，在八、九十年代的学者中，萧兵、龚维英、林河、李炳银等人的研究也都属于综合型研究。
以上三种研究模式即注释型研究、分析型研究和综合型研究在时间上经历了从古代到近代，从近代到现当代的漫长时间，形成了纵向上历时性的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这个发展变化过程与科学思想发展的历程大体相当。盛行于与自汉代到清代的注释研究以古代朴素的科学观为基础，盛行于本世纪70年代之前的分析型研究则与以分科研究的近代科学思想相适应，而综合型研究则与现代科学的综合发展趋势相一致。
科学思想的变革和深化楚辞研究的时代要求，决定着楚辞研究发展的方向。近年来兴盛起来的对楚辞的综合研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它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先进性。
（二）再说研究方法
这里，我们重点介绍与综合研究模式相关的具体研究方法。在这方面除了社会科学研究中经常运用的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以及历史发展与逻辑相统一等一般方法之外，主要还有：
1.宏观考察与微观剖析密切结合
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各有自己的对象、特点和优长，从一门学科的整体看，只有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能促使其发展，忽略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会显得不完整，同时也影响另一个方面。宏观考察用以把握整体和全面，微观研究用以剖析局部和细节。只有把二者结合宏观考察才不致流于空疏，不致大而不当，微观研究也才不致于无所归依，迷失方向。这样既能从动态上把握其发展，又能把握各阶段的具体环节，既有历史的跨度，又有认识的深度。
比如，现当代很多学者都不是把《楚辞》作为一种孤立的现象，而是作为文化长期发展的结果。因此，在很多论著中，除了考察它与当时的经济、政治、哲学、宗教、艺术的横向联系外，还特别注意它与楚文化发展的纵向联系以及与上古各民族文化、历史、诸子百家的复杂关系，力求在历史发展和与各种文化的复杂联系中去把握它，从而揭示它的本来面貌和源流变化。这样的宏观历史概括不是通过简单的理论推演，也不是通过空洞的抽象说明，而是通过对微细事项的缜密分析，深入底里，广泛联系，发现规律来达到宏观历史的概括。例如，前边所说的，有的学者通过祭祀、丧葬、灵魂归宿等具体现象来看齐楚文化的关系，并以此考察屈原作品特别是《九歌》文化性质的复杂性，使许多难以解释的问题得出新的答案。其中不少具有重要意义的宏观概括正是从文化基因的微观层次上推证出来。
宏观考察和微观剖析的结合还表现在具体文化事项分析与大文化背景的结合上。在这方面，对《天问》的研究表现尤为突出。有关《天问》内容和价值的很多问题都是通过这种方法解决的。
2.多学科交叉，多种手段并用
文学作为以形象方式反映人的生活、感情、精神和思想的特殊文化形态，其本身在内容上就有一定的综合性。而楚辞由于受到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化系属的影响（除楚文化之外，楚辞还受到齐文化、吴越文化的影响），跨越了不同的社会历史形态（楚辞反映的生活除屈原所生活的春秋战国时代之外，还有原始氏族社会），反映了不同的社会现实生活（如楚国的社会状况、文化状况、政治和战争形态以及人的感情、心志和精神），涉及到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如哲学、宗教、政治、历史、科学、美学等），因而这种综合性也就显得更加突出和强烈，楚辞的这一特点使多学科交叉、多种手段并用的研究方法不仅有了可能，而且也成为必要。
萧兵的楚辞及其宗教民俗背景研究就普遍地采用了这种方法。例如，为了解释《天问》“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他首先从音韵学方面证明顾、雇、古、鼓古通，从训诂学证明“雇，九雇……扈民不淫者也”，因而顾、雇、扈古通，而扈音古同蛤、虾，又通过考古学的新发现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画加以核证，并从句式上从《天问》本身找出大量的根据，从宗教学和历史学方面证明“顾菟在腹”的图腾崇拜的宗教背景和氏族社会意识的本质，最后得出了如下的结论：月亮里养着能吃月亮的蟾蜍和兔子，对它有什么好处？
近年来的研究实践表明，多学科交叉、多种手段并用经常涉及的学科主要有训诂学、音韵学、文字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历史学、文艺学、美学等等。由于多学科互补，多种手段并用，所以，在论证的力度上较之一种方法和手段的孤军深入，有极大的增强和提高，其结论也更加可靠和可信。
上述诸多学科和方法，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逻辑推理的方法，如常见的几种逻辑论证方法；一是非逻辑方法，也可称之为考据法，如印证、阐释、说明等等。二者结合起来，既有逻辑推理方法的严谨，又有考据法的细密；既有推理，又有说明；既有前提，又有旁证；既吸取传统方法论的精华，又包括新方法论的先进成果，充分体现其先进性和当代性。
3.交叉文化分析方法
交叉文化分析方法又叫比较分析方法，是文化人类学研究中经常运用的一种基本方法。作为人类学分支之一的文化人类学是一门特殊的社会科学，它有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人类行为和人类思维的各个方面。“描述不同的风俗习惯、礼仪以及世界各个不同群体的生活方式是一般人类学中这一分支学科的一项基本任务”（注：尤金·N ·科恩《文化人类学基础》第2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文化人类学的性质特征和基本任务决定了它必须要采用通过野外调查取得资料进行文化比较研究的方法。当然，除了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之外，文化人类学还有一种基本研究方法即背景分析法（详后）。由于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的相似以及人类心理和思维的趋同性，使得不同民族的文化中具有相同的文化因子，而这正是对不同民族文化展开比较研究的前提条件。缺少这个前提条件，异质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无从谈起。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比较研究离不开背景研究，因为只有背景相同的文化之间才有可比性，其比较的结论也才有科学性。可惜在《离骚》研究中，这一点常常被忽略，从而影响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近年来，运用交叉文化分析方法取得比较突出成绩的学者主要有萧兵、龚维英、林河等人。他们的研究充分地发挥了文化人类学研究学术视野开阔、比较效应强烈的优势，不但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课题，而且对于一些原有课题也提出了全新的看法，从而拓宽和加深了《楚辞》研究领域。林河遵循文化人类学的比较研究原则，充分注意研究对象的可比性和背景的一致性。为此，他没有“唯书”，也没有“唯远”（即到遥远的海外去捕捉比较对象），而是把重点放在自己脚下的土地上。因为对于产生于南郢沅湘间的文学作品，应当到该地区去寻找民俗依据。同样，《国殇》是古代的军事文学作品，因此，为了切实参照，也应当看看该地区民族文学的这类作品。他认为沅湘间的少数民族，至今犹未脱离“敢死轻生”原始质朴的古风，其民间艺术中，也还保存着许多年代久远的军事题材的古代歌舞。其中有些作品，与《国殇》有着惊人的相似。通过《国殇》与巴人《自卫抗战》、侗族《出征歌》以及苗族、瑶族类似的祭祀歌舞的比较研究，证明了沅湘地区诸民族的猛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和尚武风习纵贯古今一脉相承，因而得出《国殇》表现的不是悲观失败的感伤，而是顽强进取的民族气质，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和忠诚不渝的民族性格，是“楚民族文化基因中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所铸就的伟大诗篇”（注：林河《国魂颂——论〈九歌·国殇〉的民族文化基因兼评前人研究〈国殇〉的失误》，刊于《文化研究》1990年3月。）。
萧兵运用文化交叉分析方法与林河有所不同，它的比较和参照重点不只是国内，更是远在异国他乡，在原始民族和原始风俗习惯尚存的非洲大地和广阔的环太平洋地区，把研究视野扩展到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化，把《楚辞》研究自由地融入到世界文化的大时空。由于视野的开阔和参照比较范围的扩大，他所涉及的学术领域也相应增多。十分明显，这种方法具有多学科交叉的综合型研究的优势，使他能够发前人所未发，提出很多富于启发意义的新见解。
文化人类学普遍运用的比较分析方法在方法分类上属于类比法。类比法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基本方法之一，广泛地运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特别是在社会科学的某些领域有其独特的优势。它的推理是由个别到个别，带有偶然性，因而可靠性较小，但是正是由于可以不受已知的一般原理和事物数量的限制，因而可能使认识产生创造性的飞跃。在科学方法论发展史上，比较法的出现促进了新学科的诞生，加速了科学发展的速度。比较的观念和方法展示了人类文化在空间上横向的类通性和渗透性，有利于加强人们的世界观念，而这对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对于进一步探索人类及其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是很有意义的。十九世纪初期出现的比较解剖学、比较文学、比较神话学、比较民俗学、比较人类学、比较语言学以及比较文化史，都促进了各有关学科的发展。同样，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也必将促进楚辞研究的深入发展。
收稿日期：1999—0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