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与我国的国际战略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趋势论文,战略论文,我国论文,国际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后半期以来，整个国际社会发生了很多震撼性的变化。90年代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环境中的经济、政治、军事、安全、科技、文化、环境、信息等诸多构体的深刻而积极的变动，世界发展在整体上和深度上形成了很多新特点，在结构上和层次上呈现出很多新趋势。其变化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形式之多样、因素之复杂，均是少见的。面对世界发展的这些新趋势，我们要以对世界发展和国际环境的科学认识与把握作为关键依据，以迅速、前瞻、主动的反应，对我国的国际战略做出新的定位与选择。
一、当前世界发展的大趋势
1.两极格局瓦解后，世界格局即时转入一极多元状态。而多极化趋势在加速的同时，又呈现出长期性与不确定性。
多数人认为现在是新旧世界格局交替的转型时期，即从两极格局状态转变为另一种格局状态的过渡时期；有人认为后冷战时期新的世界格局已形成，即美国、欧洲联盟、中国、日本及俄罗斯“一超多强”并立的局面，有的人甚至直接确认为“一超四强”。笔者也认为新的格局已形成，苏联一解体，旧格局就立即转入新的格局状态，即“一极多元”的格局。一方面，苏联瓦解后，美国一超独秀，是实力强大的一极，其它各国或集团在综合实力上与美国均有一定差距，称为“元”比较合适，这样在概念上更明晰，反映现实也更准确；另一方面，多极化依然是大趋势，尽管美国积极调整战略，借国内稳定发展之机，采取了很多长远的政治、安全、经济和地缘方面的战略举措，并梦想过“单极时刻”，但美国自己似乎也已认识到建立单极世界的企图是不会实现的。在“多元”全方位政策调整、谋求自主、协调和互动的强势推动下，多极化已出现加速的势头。
“一极”和“多元”的磨合与较量将是多领域的、复杂的。近两年来大国之间首脑纷纷互访，建立“伙伴关系”热迅速升温，大国之间的互动频繁且出现较多良性关系，就是这种势头的突出表现。虽然多极化趋势自70年代出现以来，一直在发展，但多极化要想演进成真正的多极均势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估计要到下个世纪头15～20年甚至更长一点时间才能基本成型。把这么长的时期都称作过渡时期不合适。那么，对“过渡时期”怎么看？笔者认为有必要使用“后过渡”和“前过渡”的概念来加以界认。以前的历次格局转换都是以战争辅之其它因素来结束旧格局。旧格局结束后经过霸权分割和权力划切，以国际会议或国际条约为标志，形成新格局，因而出现约3～5年的过渡时期，我们可以称之为“后过渡”。这次的格局转换是即时实现的，但也并非没有过渡，而是一种与以往不同的“前过渡”。两极格局在崩溃前，它先遭遇多次打破旧格局的尝试（尽管其冲击方向不同），接着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受到一系列重大事件的撞击，直至苏联主动进行地缘收缩、自我调解国家规模、自毁一极，两极格局彻底崩塌。这种过渡是在旧格局终结之前，经过由普通量变的加速累积引发质变而实现的，因而可称之为“前过渡”。这是此次格局转换的一个深刻而又突出的特殊之处。另外，多极演进确实不稳定，也不确定，但不能据此否认“一极多元”的格局实态。任何一种格局都是相对稳定的，只是不稳定的程度差异而已。
2.世界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呈现出分散化的趋势。近两年来，世界主要矛盾明显出现向大国关系集中的苗头。
在冷战时期，世界面对的主要矛盾是东西矛盾，集中表现为美苏矛盾，当时美苏关系影响和左右着全局。80年代中期以来，主要矛盾就开始发生较大变化。
冷战结束后，世界各种矛盾的内容和地位更是急剧变化。东西矛盾不再是世界主要矛盾，西西矛盾和南北矛盾提升为主导国际社会的基本矛盾，发展中国家间的矛盾（南南矛盾）也在上升。从世界政治关系看，民族分离倾向再度突出，民族主义思想和势力的扩展导致许多国家分裂，这种现象甚至产生了示范效应和地缘上的连锁冲动。此外，还有其它一些矛盾也在上升中。可以看出，世界基本矛盾不但发生易位，而且有分散化的趋势。但是，上述矛盾都不能像当年的东西矛盾那样能够完全影响和左右全局。国际上各种重大问题和事件都直接或间接地以其为根源或背景，但它们无一能够突显为当今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
那么，是不是说世界主要矛盾出现了空白或断层了呢？不是。这是因为世界主要矛盾在表现和作用形式上发生了转变，也呈分散状态。当前对于不同的行为主体而言，世界主要矛盾各不相同。有的国家面对的主要矛盾是西西矛盾，有的是南北矛盾或南南矛盾，而有的则是民族分离主义问题，更多的国家面对不止一个矛盾。这些矛盾都是影响国际社会的重大矛盾，但都不能单独成为主宰世界事务的主要矛盾。
总之，世界主要矛盾的分散化状况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将来哪一种矛盾会突出上升为主宰世界事务的主要矛盾呢？据对形势发展的观察，笔者认为，当前矛盾有向大国关系领域集结的趋向。目前各大国都在跃跃欲试，积极谋划，围绕多极和大国地位的竞争趋向激烈。经过一段时间发展以后，世界主要矛盾就将由此而生发。大国矛盾关联面广、影响大、作用深，会重新成为世界主要矛盾。当然，这次矛盾集中的表现和以往有所不同，这从相互协调和大国伙伴关系热成为亮丽风景便可知一二。其表现和作用形式同以往相比，也会有很大不同。
3.大国力量趋于均衡化，大国关系的多边多角互动在深化和加强。
冷战终结本身是二战以后大国关系最重大的一次调整。目前一极多元的现状和多极化趋势表明世界大国力量日趋均衡化。美国仍为具有多方优势的“霸主”并千方百计维持其超级大国地位，中国、欧洲、日本、俄国等力量的上升或恢复会更快一些，国际影响力都在增强，特别是日本和统一后的德国，都在抓住有利时机增强其国际地位，扩大影响力，拓展利益区，两国都要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付诸相应行动。有的大国暂时遭遇了一些困难，国际竞争力受到影响，但是没有迹象表明它们将长远受困。不过应该注意的是均衡化亦是一种处在增强中的发展趋势，大国力量趋于均衡化虽是走向多极均势的基础，但多极化要真正变成多极均势尚待时日。
大国关系在国际关系中向来举足轻重。在冷战后的世界重大事务中，大国所起的关键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当前的大国关系在调整、磨合、妥协中，正向深度层面发生着变化。大国之间既相互合作、接近、协调，又彼此竞争、疏离、牵制，在整体上影响着世界形势的变化发展，在深度上决定着国际格局的演进状态。眼下大国伙伴关系热不断升温，成了一道迷人的风景，这既是国际关系的一些大趋势使然，更根本的还是大国实现国家利益的需要，今后的焦点将集中在围绕多极地位的争夺上。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一极多元”之下构成的三边或曰三角关系甚至更多边、更多角关系，它们都是以经济利益、政治安全、地缘较量为关键支点，各自独立发挥作用，同时又相互交错缠结，彼此互动制衡。若从政治军事安全角度看，目前美、欧、俄三边关系或美、欧、俄三边关系或美、欧、德、俄四角关系在欧洲，美、中、日三边关系或美、中、日、俄四角关系在亚太起着决定性作用。多个多边多角关系交叉纠结在一起，对整个世界的影响也是错综复杂的。
4.国际秩序在重新整合中出现了一些积极因素，但长期化、复杂化的趋势未变。
随着两极格局的瓦解，许多国家都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问题，各方同时又都赋予了自己的理解和主张，且差异甚大。开始时关于国际新秩序的主张均比较笼统。近年来大国间对国际新秩序内涵的理解有趋于一致的地方，主要表现为各大战略力量建立全球化、多极化和相互依存、相互协调国际秩序的积极努力和频繁互动。
新秩序的建立实质上是实力的较量和利益的争夺，加上国际关系中的某些无序状态，新秩序建立的过程必将充满困难、矛盾与冲突，尤其是实现一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希望的理想新秩序将会既复杂又漫长。有人断言新秩序已基本定型，还为时过早，依据尚嫌不足。此外，历史上出现过的国际秩序建立时间都较短，因为它们都是在战争结束后由战胜国提出并建立的，体现战胜国的利益，反映了当时的实力对比，秩序重组和转换期都不长。这次旧格局瓦解和转换是在和平条件下，以“前过渡”和即时态的形式进行的，没有什么战胜国与战败国之分，任何一个国际主要战略力量都不可能完全依据自己的利益和愿望来构建新秩序，这也使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必是一个长期、曲折的磨合过程。需要注意的是，这次的国际秩序应该在以国家为支点的多极化、以区域为支点的一体化、以全球为支点的国际化、以经济政治化和政治经济化为支点的综合化多个层次上重新整合。不同层次的秩序重组不会同步。尤其是在可以预见的近期内，地区新秩序的建立将会超前于全球新秩序实现，先行一步的是前面提到的欧盟、东盟，它们已把自己关于地区新秩序的构想付诸实践并取得一定进展。
5.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多元化两种趋势都在发展，欧洲、亚太的地位和作用趋向均衡化。
在冷战结束、市场经济席卷全球、信息化和知识化速度加快、世界发展和变革深层化的大背景下，经济一体化和区域集团化的进程明显加快，各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相互合作和相互渗透的趋势还将继续加深，商品、劳务、信息和资金的国际流通将大大超过国内市场的扩展。世界贸易组织已启动和加速运作，并达成开放全球金融服务市场多边协议；新大西洋共同体已经初步付诸实施；欧盟和拉美国家已开始对话并寻求合作；亚欧首脑会议也已成功举行两届。这些都表明世界经济一体化已进入新阶段。区域集团化的进展也相当快速，特别在欧洲、亚太、北美、南美和南部非洲等地更为明显。比较来看，发展最成功的是欧洲联盟（即原欧洲共同体），自50年代成立欧洲煤钢联盟到90年代建成统一大市场，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为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一体化组织。而在二战后成立的许多其它地区合作组织大多都不成功。即使被认为比较成功的东盟，其经济功能在90年代才开始增强，仅几年后，即遭受金融危机的重大打击。欧盟的成功联合和一体化发展推动了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和区域集团化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域集团化是一体化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从另一个侧面来看，区域集团化体现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多元化特征。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和区域集团化不是一个固定化的、模式化的、整齐划一的体系，而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的、多样的体系。具体表现为利益多元、体制多元、模式多元、发展多元，这应该看作世界经济发展的本质特征之一。多元化趋势的突出表现是经济增长中心的多元化和进一步多元化。
近几年来，有关“亚太世纪”、“亚太时代”的议论日益兴盛。亚太区域经济的崛起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在整个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亚太尤其是东亚国家经济保持了多年的快速增长。无论是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增长上，还是在带动世界经济增长方面，亚太都很突出，超过其他地区，亚太已成为世界贸易、投资、产品和技术流动的重点。亚太国家也在大力推进合作和一体化发展，亚太的地位和作用都在提高之中。但是，去年一场不期而至的金融风暴打击了东亚经济，引得人们对东亚模式和东亚未来议论纷纷。亚太要想整体上赶超欧洲，是要克服一些困难的，许多方面不宜过早下结论。在这方面需要更多的理智化的认识和实事求是的分析，而不是感情用事和狭隘的价值判断。但是对东亚和亚太我们不能失掉信心。在世界历史上，几乎没有一种成功发展的模式是不经受重大考验而实现的。由于中国等负责和大度的做法，东亚各国的加快改革与调整和国际社会的援手与合作，东亚经济已获得某种低限的稳定，在经济这场考验之后，会恢复过来并重新走向繁荣。亚太在21世纪的发展中毫无疑问还要起重要的主导作用，形成欧亚并重或两洋并重的局面。亚太与欧洲的地位与作用正在趋向均衡是毫无疑问的。
6.国际安全的战略权和主动权争夺激烈，安全均衡化趋势日渐明显。
冷战后的世界是全球性关系与地域性关系相互交错的时代，以往的冷战结构产生了某种相对稳定的秩序，那么现在在一极多元的状态下，依靠地区性关系能否产生新的稳定结构和安全机制，这对世界各国都是共同的难题和考验。在国际安全新结构、新机制建立的过程中，由于它密切关系国家利益，所以对国际安全主动权的争夺很激烈。目前，国际安全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特点，如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趋向均衡化，地缘经济的作用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超过地缘政治；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的关联和互动加深并趋向均衡化，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和平条件下，对国家的威胁更多地来自国内；经济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环境安全等前兆易于识别的长过程安全和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等具有突发性、过程较短的短过程安全趋向均衡化，传统的手段作用下降，各国都更加重视经济、科技、文化、环境的发展，把长过程安全置于国家安全的首位；一国安全与它国安全也趋向均衡化，在安全实力和战略、策略的运用上，各国普遍追求深层关联和良性互动，如果本国与它国安全失衡，它国不安全，本国也不安全。所有这些都表明安全均衡化的发展趋向。安全均衡化趋势要求各国调整安全战略，即由传统的、静态的、固化的绝对观念和模式（其核心是领土主权完整和免遭侵略），跨入现代的、动态的、多元的相对思想与框架之中（其核心是均衡安全）。这样就避免了被动地依靠某一国际力量（国际组织或联盟）或单纯依靠武力去实现国家安全，而会通过积极的努力，不断创造对己有利的环境和态势，并利用这种环境和态势扩大影响和谋取最有利的国际地位。当然，当前的安全均衡化与历史上以集体安全为核心的均势安全不同。它应是新形势下的复合式、综合式、互动式的均衡安全，笔者主张以利益均衡为支柱，辅之以实力的多边关联和平衡。这和完全依靠力量均势的传统集体安全有很大差异。
二、我国的国际战略选择
世纪之交世界发展的一系列新趋势，使我国面临着崭新的国际环境和外部条件。我国需要主动调整总体战略，不断做出积极的、适时的基本战略评估、判断和选择，以确保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笔者认为，我国的国际战略选择的关键和重点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世界相互依赖性的增强、国际秩序的重组、多级化的加快和我国长久的国家利益的需要，要求我国建立一整套全球性的对外政策体系，不断完善我国的全球战略。这对于中国的对外开放走向全球至关重要。对外开放是总体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总体战略的布局和步调如何，将影响和制约对外开放的布局和步调。中国正处在由一个国际性国家成为全球性国家，由一个不完全的、地区性的大国成为完全的、世界性的大国的艰苦而又较长期的过程，所以，应该采取一种灵活而非僵持的、主动而非消极的、均衡而非偏倾的全球外交政策，全力使我国的对外关系始终处于尽可能的“最佳点”上，具有较强的政策弹性和对外适应力；应该多多采取利益均衡互补、相互理解信任的措施，使我国与其它国家的关系能最大限度地良性互动而不是消极抵触，使我国对外部世界始终处于一种不断修正的、积极的、动态的思想与行动状态；应根据地缘、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等综合的利益与价值判断，针对不同的利益区采取紧密关联而又层次分明的政策，确保我国的国际战略利益的看守、获取和拓展。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灵活和主动地位。
第二，我国要进一步溶入国际社会同时更好地利用国际机制的决策，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决定了中国的发展在整体上已离不开对外开放。中国要加速本国发展，在国际舞台上逐步发挥更大的作用，寻求本国动态系统与全球动态系统的最佳衔接点，最大限度地获取对外开放的实际效益，必须在总体上调整对外开放的现状，实施均衡式的全面开放战略。目前中国现有的对外开放格局，虽带有一种整体性的特征，但在结构上依然是倾斜式格局，处于一种失衡状态。这种倾斜式的对外开放，对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今后要想继续深入地全面发展，就要重新进行必要的“方位调整”，实行一种更加均衡的“全方位”战略。中国的对外开放只是部分地形成了“全方位”。在形式、内容、结构、手段、地域等很多方面都有相当差距。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方面的任务是很艰巨的。具体地来看，对国内对外开放的布局、对外开放的方式方法、国内软硬环境、外资的投资结构等等都要进行调整，在整体上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和质量。
第三，采用多样化、综合化的手段，推进世界政治力量的多边多角均衡。各方力量目前在秩序重组和多极走向中，表现出了较多的多边性、互动性、关联性和灵活性，大国力量日益趋向均衡，它们各自实际的经济、政治、安全、地缘利益也更深度地形成了彼此制衡。面对这种形势，我国应该采取更为多样、综合的手段谋求新的国际均衡，世界发展也为我国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和条件。这样才能使我国要处理的国际事务尽可能处于可知、可控、可调状态，才能在大国关系的多边互动和与其它系统的相互关联中占据有利位置。
第四，贯彻策略思想，掌握处理周边事务的主动权。我国周边国家与地区情况复杂多样，多种政治经济力量之间存在着复杂微妙的关系。我国在与周边国家关系进一步修好、建立信任措施和对其开放的过程中，应有目的地加大外交动作，实施更加切合实际的经济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和其它方面政策。一方面，切忌超前或急功近利地显示力量，积极推进多中心、小区域的地区性合作，使周边关系向积极互利、良性互动、深层关联的机制发展。另一方面，在必要时要策略地、巧妙地、适当显示实力和运用“威慑战略”，以实现周边的稳定与安全。
第五，强化国际意识，不断丰富和改善国际形象。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地区性强国，但从国家长远利益考虑，中国要树立争做一流强国的雄心，要有世界大国的主观追求和“大国意识”，要制订一个科学完备整体可行的国际战略总目标，对重大的国际事务、特别是亚太事务，要享有不可替代的发言权。我国应该以多领域、多层次的手段来丰富和改善国际形象，国际形象对于对外开放非常重要，对外开放中的国家形象如何，应该给以高度重视。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细致的东西需要运作。在某些国家的“攻势”面前，不能无原则地、一味低调地避让、“示弱”，该斗争的一定要斗争。恰当地传递实力信息，有利于良好国际形象的树立和维护。但要切忌情绪化、民族化，讲究国际斗争策略。在建立国际新秩序问题上，仅仅强调和平是不够的，更要强调发展，以发展作为新秩序的基础，符合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和愿望。中国主张和致力于这样一种新秩序的建立，会大大提升国际形象。
第六，增强国际安全新观念，实施均衡安全战略。安全形势的新变化以及中国所处背负大陆、面向海洋的地缘构造，要求中国在安全战略调整中，实施均衡安全战略。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信息安全、环境安全和军事安全的总体上实现均衡和稳定。为此，要积极向民众灌输“均衡安全”意识，增加社会的凝聚力和应变力。此外，未来国家领土和主权争夺的焦点可能会由陆地逐渐转向海洋，“海权”的争夺将会再度突出，未来的国家安全将更依赖于国土外空间的稳固和从全球环境出发进行安全规划的能力。由此可以看出传统国家安全概念的缺陷和局限。当今时代即使一些国家可以远离战争，也未必能避免国运衰败。因此，建立和维护一种有利于本国的有序的均衡的战略格局，就构成了维护本国根本安全利益的基本条件。
第七，随着信息化、知识化的迅速发展，世界迎来知识经济时代。在这个崭新的时代，具有知识的人才是基础、是关键、是核心。在进入知识经济的竞争中，我国尚缺乏大批的知识型人才。在我国既要发展工业经济又要发展知识经济的双重挑战面前，我国必须高度重视拥有、培养和造就我国发展急需的既有专门业务知识和技能，又有较丰富的国际问题知识和宏阔视野的知识型人才，以紧紧跟上全球性知识经济化与信息化的发展趋势。当务之急是培育六类人：知识型劳动者；有国际视野的各级政治领导人才；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国际意识的企业家；兼具国内、国际理论素质的政策设计人才；了解国际体制的经济外交官；信息咨询服务专门人才。人才缺乏对于对外开放的牵制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在新的时代要求面前这一任务更显艰巨。
第八，把改革进一步向深层推进，寻求整体突破。改革对于对外开放的走向和态势是极端重要的，今后要真正把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到位，把国民经济发展的这根支柱扶正、扶直、扶好。搞好了国有企业改革，其它方面的经济改革才能向前推进。而其它方面的改革如政治体制改革等，也要突破禁区，不能只喊不做，更不能停止，还要防止避实就虚，绕开利益中心区和体制困境的做法。这样改革才能全面地步步推进。此外，改革的重点必须放在扩大开放中。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其它方面的改革不应也不能只囿于国内，在放眼世界，使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的过程中，寻求改革的推进和突破。再者，中国的经济改革要注意那些与周边国家改革的相通、相似之处，注意与周边地区国家的经济改革接轨。尤其是去年7月以来的东亚经济危机至今没有结束， 对我国经济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和冲击。